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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合同法》对终止制度的相关规定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区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而是用解除制度涵盖了合同终止的相关规定。正是我国《合同法》对解除权和终止权的区分不清、混乱使用，导致法律条文面对继续性合同，难以适用、无从下手。本文试阐述《合同法》
在以下几个方面忽略了合同解除和合同终止制度的区别，并进一步探讨终止制度在继续性合同中的适用。
第一、终止发生原因的范围要宽于解除。《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了合同法定解除的原因，分为不可抗力、债务不履行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终止事由则更加广泛，其发生原因为“履行、解除、抵消、提存、免除、混同，以及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各种情形，并且不以合同目的的实现与否作为衡量标准。”同时，在终止制度中还存在着随时终止的应用，在继续性合同中，当事人可以随时行使终止权，但应给对方当事人合理的、必要的准备时间。这一点在合同法分则中有所体现，但遗憾的是，立法者没有用“终止”一词，而是用“解除”一词涵盖了“终止”的含义，如《合同法》第 232 条不定期租赁的解除、第 233 条承租人的解除、第 376 条保管物的随时领取、第 391 条仓储物的随时提取等。
第二，从适用对象上看，解除并不是只适用于一时性合同，终止也并不是只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这一点造成了解除权和终止权使用上的混乱。例如在具有明显继续性合同特色的租赁合同中，其解除也与一时性合同的解除混为一谈。但是，继续性合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侧重于物的使用收益，如租赁，或者因相互信赖而提供劳务，如保管、雇佣，或是长期的供水、电、气合同，这些在客观上都是无法恢复原状的。如果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其解除适用于第 97 条有溯及效力的后果，这一点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与当事人的意志不符。终止的可能性，乃继续性债之关系的标志特征。对于继续性合同，其提供的劳务或使用收益是无法返还的，为了使过去的给付保持效力，应使其向将来消灭，即终止将来的合同。
第三、从溯及力上看，《合同法》第 97 条没有明确规定是否适用继续性合同，如果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将其解释为适用，那么本条恢复原状显然不适用继续性合同，关键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到底是何意？这便给合同的适用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显然立法不够精确，而只能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做出合乎逻辑、合乎体系的解释。
二、对继续性终止制度的完善
本文赞同德国法的立法模式，应将解除和终止看成是一对并列的概念，在《合同法》中分别成立解除制度和终止制度，理由如下：
第一，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的法律效果截然不同。合同解除在于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在非违约方已经履行了其义务的情况下，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恢复原状显然在数量上可以保证其获得全部返还，即使是违约方获得的给付己经减少或者全部丧失，也不能免除其返还义务。而合同终止在于保持过去给付的效力，避免溯及力的使用使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化，以便纠纷的解决。确立合同终止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不可能恢复原状，而在于恢复原状缺乏合理性，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与当事人的意志相违背。
第二，我国《合同法》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合并使用，造成了法律概念不严谨、法律体系不严密、制度不清晰的现象。尤其是第 97 条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的适用，违反了法律的严谨性，使这一条在继续性合同的适用上成为单纯的文字游戏式的语词之争，毫无意义。
第三，在我国《合同法》的章节构造中，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章实际上是两部分内容杂糅在一起，即将本属于债法总则中的“债务的消灭”以及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这两部分内容进行了汇集。现行《合同法》超越自己的范围去规定本属于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规则、代理规则和本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则，是因为我国没有民法典，《民法通则》的规定又较为简单，《合同法》为了避免因没有债法总论而带来的体系上的缺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第四，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很好的借鉴，这一立法模式也证明了将解除与终止做区分的做法是合理的、有效的。
三、对此，我国《合同法》应采取区分原则，将解除与终止给予明确规范，笔者建议如下：
第一，《合同法》应确定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两种不同的合同类型，并分别设立解除权和终止权，用统一法律规范的形式将二者的行使作为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解除权和终止权的界定不清、混乱使用现象而导致继续性合同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与不协调。
第二，对于继续性合同，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用一般规范和具体规范相结合的方式确立其类型。在《合同法》总则中确立终止权的适用条件以及一般性条款，做出概括性内容；在分则中，对每一种有名的继续性合同做出具体性规定。对于终止权，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314 条第1款，划分为法定终止权和约定终止权：基于重大事由而行使终止权的，为法定终止权；基于当事人的约定而行使终止权的，为约定终止权。
第三，明确解除权和终止权两种权利的法律效果。解除权的后果使合同溯及既往地消灭，未履行的不再履行，但是已履行部分发生返还的效力。而终止权的后果为合同不溯及既往地消灭，不发生返还的义务，只是未履行的停止履行。另外，二者的行使均不影响受害的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第四，通常情况下，继续性合同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发生行使终止权的场合中，不应该具有溯及力，使合同仅向将来消灭，并对过去已经履行的合同关系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解除尚未履行的继续性合同以及在继续性供给合同中，如各个给付存在一体关系，期次的不履行可导致继续性供给合同有溯及力地解除。
（作者单位：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区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而是用解除制度涵盖了合同终止的相关规定。正是我国《合同法》对解除权和终止权的区分不清、混乱使用，导致法律条文面对继续性合同，难以适用、无从下手。本文试阐述《合同法》
在以下几个方面忽略了合同解除和合同终止制度的区别，并进一步探讨终止制度在继续性合同中的适用。
第一、终止发生原因的范围要宽于解除。《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了合同法定解除的原因，分为不可抗力、债务不履行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终止事由则更加广泛，其发生原因为“履行、解除、抵消、提存、免除、混同，以及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各种情形，并且不以合同目的的实现与否作为衡量标准。”同时，在终止制度中还存在着随时终止的应用，在继续性合同中，当事人可以随时行使终止权，但应给对方当事人合理的、必要的准备时间。这一点在合同法分则中有所体现，但遗憾的是，立法者没有用“终止”一词，而是用“解除”一词涵盖了“终止”的含义，如《合同法》第 232 条不定期租赁的解除、第 233 条承租人的解除、第 376 条保管物的随时领取、第 391 条仓储物的随时提取等。
第二，从适用对象上看，解除并不是只适用于一时性合同，终止也并不是只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这一点造成了解除权和终止权使用上的混乱。例如在具有明显继续性合同特色的租赁合同中，其解除也与一时性合同的解除混为一谈。但是，继续性合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侧重于物的使用收益，如租赁，或者因相互信赖而提供劳务，如保管、雇佣，或是长期的供水、电、气合同，这些在客观上都是无法恢复原状的。如果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其解除适用于第 97 条有溯及效力的后果，这一点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与当事人的意志不符。终止的可能性，乃继续性债之关系的标志特征。对于继续性合同，其提供的劳务或使用收益是无法返还的，为了使过去的给付保持效力，应使其向将来消灭，即终止将来的合同。
第三、从溯及力上看，《合同法》第 97 条没有明确规定是否适用继续性合同，如果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将其解释为适用，那么本条恢复原状显然不适用继续性合同，关键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到底是何意？这便给合同的适用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显然立法不够精确，而只能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做出合乎逻辑、合乎体系的解释。
二、对继续性终止制度的完善
本文赞同德国法的立法模式，应将解除和终止看成是一对并列的概念，在《合同法》中分别成立解除制度和终止制度，理由如下：
第一，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的法律效果截然不同。合同解除在于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在非违约方已经履行了其义务的情况下，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恢复原状显然在数量上可以保证其获得全部返还，即使是违约方获得的给付己经减少或者全部丧失，也不能免除其返还义务。而合同终止在于保持过去给付的效力，避免溯及力的使用使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化，以便纠纷的解决。确立合同终止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不可能恢复原状，而在于恢复原状缺乏合理性，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与当事人的意志相违背。
第二，我国《合同法》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合并使用，造成了法律概念不严谨、法律体系不严密、制度不清晰的现象。尤其是第 97 条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的适用，违反了法律的严谨性，使这一条在继续性合同的适用上成为单纯的文字游戏式的语词之争，毫无意义。
第三，在我国《合同法》的章节构造中，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章实际上是两部分内容杂糅在一起，即将本属于债法总则中的“债务的消灭”以及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这两部分内容进行了汇集。现行《合同法》超越自己的范围去规定本属于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规则、代理规则和本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则，是因为我国没有民法典，《民法通则》的规定又较为简单，《合同法》为了避免因没有债法总论而带来的体系上的缺陷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第四，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很好的借鉴，这一立法模式也证明了将解除与终止做区分的做法是合理的、有效的。
三、对此，我国《合同法》应采取区分原则，将解除与终止给予明确规范，笔者建议如下：
第一，《合同法》应确定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两种不同的合同类型，并分别设立解除权和终止权，用统一法律规范的形式将二者的行使作为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解除权和终止权的界定不清、混乱使用现象而导致继续性合同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与不协调。
第二，对于继续性合同，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用一般规范和具体规范相结合的方式确立其类型。在《合同法》总则中确立终止权的适用条件以及一般性条款，做出概括性内容；在分则中，对每一种有名的继续性合同做出具体性规定。对于终止权，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314 条第1款，划分为法定终止权和约定终止权：基于重大事由而行使终止权的，为法定终止权；基于当事人的约定而行使终止权的，为约定终止权。
第三，明确解除权和终止权两种权利的法律效果。解除权的后果使合同溯及既往地消灭，未履行的不再履行，但是已履行部分发生返还的效力。而终止权的后果为合同不溯及既往地消灭，不发生返还的义务，只是未履行的停止履行。另外，二者的行使均不影响受害的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第四，通常情况下，继续性合同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发生行使终止权的场合中，不应该具有溯及力，使合同仅向将来消灭，并对过去已经履行的合同关系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解除尚未履行的继续性合同以及在继续性供给合同中，如各个给付存在一体关系，期次的不履行可导致继续性供给合同有溯及力地解除。
（作者单位：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