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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7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张淳映离开上海前往纽约。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发现朋友圈已被各家媒体关于自己的报道刷屏了，无数道喜的信息奔涌而来。
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采访别人，现在成了采访对象，有些不适，也难免窃喜。她在纽约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窄窗通向消防楼梯，楼梯紧挨着另外一幢高楼，这里既不通风，也缺乏光亮，只能靠着5盏灯对抗着幽暗。
每天鼓足勇气对抗幽暗现实的同时，另一个巨大的惊喜却在悄悄酝酿中。12月6日下午4点，罗德奖学金中国组委会打来电话，问她是否愿意接受罗德奖学金。
“Sure（当然了）。”她回答，她回忆说那就像电影中被求婚时说的那句台词。
由此，张淳映成为首批获得罗德奖学金的4位中国幸运儿之一。2016年10月，在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硕士课程之后，她将前往牛津大学深造。
2015年8月，张淳映初到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落日让她一见钟情，但很快魔鬼式的教学课程打垮了她的自信。这位拥有浙江大学经济学与英文双学位、托福考试117分（满分120分）的“学霸”，成为了班上那20%英文最差的学生。教授几乎在每节课上都批评她的稿件，让她倍受打击。第一周，她瘦了5斤;第二周，作业常常不及格;第三周，18人的班级有3个国际生退学了;第四、五周，因为人越来越瘦，小时候带上的手镯竟然自动滑落了下来。
“每天教授点评后，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觉得自己可以写一本《如何做一个糟糕的记者》;而对于每天要做采访，她就当是出门打怪兽。
在收到哥大的通知书后，她在浙大的导师周生春建议她去申请罗德奖学金。几经犹豫，又发现报名截止期延迟到了10月9日，她就赶在最后时刻提交了自荐信。
英国罗德奖学金已有113年的悠久历史，它是依照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罗德的遗嘱而设立的国际性奖学金，旨在通过教育来黏合世界，寻找卓越、勇敢、仁爱以及拥有领袖气质的世界青年精英，资助他们前往牛津大学深造，为世界培养未来之领袖，从而减少国家间的冲突，达成和平、共赢的目标。因此选拔的目标不仅是智力卓绝，还兼具出色的性格、领导力和奉献精神的年轻人。
一直以来，罗德奖学金被称为史上最难申请的奖学金，每年申请者超过1.2万名，但最终只有83人能够脱颖而出，录取率仅有0.7%，使得罗德奖学金被称为“本科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每年可获得5万英镑（约合487450元人民币）的资助，用来支付得主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食宿、保险、旅行补贴和领导力培训计划等开支。一百多年以来，奖学金培养了约8500名学生，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青霉素的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宇宙观测学家埃德温·哈勃等。
罗德基金会中国理事长汤玫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初，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政策制定、疫苗和救援，这三个最重要、最危险的领导者都是由罗德学者来担当。基金会的口号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为世界的斗争而斗争，为世界上最值得战斗的事情战斗，这体现了罗德学者的世界情怀。”
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是罗德学者，也是罗德全球董事会中董事之一，他在麦肯锡的职业履历中最重要的一站是在上海的5年，其间他广泛参与了中国内地的慈善事业，并渐渐萌发“中国情结”。
尽管中国举足轻重，罗德基金会也不会为一个国家而改变原则。它从建立之初就与英国的保守主义文化一脉相承：不论世事变迁，坚持次序与传统。每年，罗德基金会有两个正式的董事会投票，以及三到四个小范围董事会投票，所有动议必须要求全体董事亲到牛津开会。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罗德基金会依然保持着低调和神秘。
显然，这种无处不在的保守传统下，很难迅速产生罗德奖学金登陆中国的方案。
在罗德基金会董事会和麦肯锡智库的帮助下，汤玫捷和其他3名志愿者组成的4人小组开始了相关调研，有的负责融资，有的完成政府流程，有的走访中国最重要的几所大学，对他们的奖学金和交流学生的计划进行深入了解。
首批获得罗德奖学金的4名中国学生：（上起）巩辰卓、张婉愉、张淳映、任娜瑛。供图/罗德奖学金中国组委会
开始时，在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上，罗德中国项目小组还有些担心，但教育部和外交部的积极反馈打消了这个担心——重点学校重点宣传起步，全国开放选拔，并包括所有中国护照的持有者。
2014年初，一个由普林斯顿、哈佛、牛津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罗德方案10人组”成立了。他们将校长推荐与地区选委会制合并的模式提上议程，即在截止日期之前，先由校长把关，学校先行初试，并提供若干学校的推荐信，此后再由终审评委会进行4轮选拔。评委中既有罗德基金会成员，往届罗德学者，也有公信度高的各行业精英。
10多年来，罗德奖学金始终以罗德先生的遗嘱作为最高指示，因此10人小组还要花很长时间论证，罗德奖学金进入中国，不违背罗德先生的遗嘱。 罗德先生在遗嘱第一句话就写道，“罗德基金会的建立是要使战争在世界三个主要大国之间变为不可能，以教育在世界大国中建立最紧密的纽带。”于是，在长达100多页的罗德中国方案中，第一部分就是论证在新的世界秩序里，中国就是大国;罗德必须进入中国，否则就是没有遵嘱行事。
2014年3月，在郁金香包围着的罗德公馆内，罗德全球董事会全票通过了草案。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表现出了极大的创新创业势头。因此，中国就成了我们拓展这一项目的首选国家。”罗德基金会主席、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罗德学者的选拔标准和准则，首先是优异的语言和学术能力;其次是他需要有教学大纲之外的才艺，比如体育、音乐、舞蹈和辩论等方面的专长;再次是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探索精神、职业态度，心地善良、无私奉献、同情保护弱者和富有沟通合作能力;最后就是他要有人格魅力、潜在领袖气质、与协作互助的精神。”罗德基金会主席、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欣喜地发现，角逐罗德奖学金的中国学子具备以上所有特质，且远不局限于此。中国学生服务奉献他人的精神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2015年10月9日至12月5日近2个月时间里，报名者一共经历了四轮选拔。首轮是根据申报者的申请材料、成绩和推荐信进行筛选，有600人进入了初审和二审面试环节;从他们当中又筛选了16名候选人进入到12月5日的终审环节。
这16个人中，8男8女。有12名文科生，其中4人为经济专业，3人国际关系专业，2人英语专业，2人法律专业，1人哲政专业;4名理科生分属电子、化工、热能、物理4个专业。16人中，清华4人，北大3人，复旦2人，南开2人，浙大、人大、深圳大学各1人;余下3人是来自美国的里士满大学、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威斯敏斯特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从这16人的履历看，颇有些相似点。首先，他们必须是“学霸”，罗德奖学金要求专业必须在年级前5%，比如北大的张婉愉连续拿到了全国大学生奖学金，该奖学金的获取率仅为0.2%;清华的刘昊男获得了里士满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人民大学的贡雯琬，在国际政治经济专业排名第一，并副修了经济学。
汤玫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先，这16个人本身就满足牛津的录取资格。而作为罗德学者，则更看重的是那些‘奢侈’的部分。”
所谓“奢侈”部分，指向多个维度延伸的社会公益实践，这既与罗德学者的多样性契合，也与他们的家国情怀一致。比如北大的张婉愉为那些硅肺病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清华的任娜瑛是中国青年同伴网络的联合创始人，致力于中国的性别平权运动;南开的黄孟迪在印度支教六周;北大的谭炜杰在柬埔寨进行过公益服务;复旦的巩辰卓此时还在坦桑尼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这是他第二次前往该国。
而最“奢侈”的部分，则是“初心”。汤玫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才结构里面最奢侈的东西在于他是否不忘初心，这也是所有评委预先统一的价值观，也是重点甄别的内容所在。”
12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面试晚宴，10人终审委员会在此完成最后的遴选。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包括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盖茨基金会的中国掌门人李一诺，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中国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投资执行官童恺，体育明星姚明，《经济学人》亚洲经济编辑西蒙·拉宾诺维奇，以及美国总统讲稿撰写人詹姆斯·费洛世等。
晚宴分为两桌，候选人座位固定，评委则根据自己的兴趣点不停更换位置，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的学生将获得加分。当晚，8位女生的表现都让汤玫捷印象深刻，“跟你聊时事生活时，她们都温文尔雅，而一旦涉及她们关切的社会议题，就好像变成了一只公牛，斗志昂扬。”而晚宴上处处是尖锐深刻的问题，“只有激起评委斗志的人，往往才有希望。”
来自清华的任娜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当时被问到致力于性别平权的动机，评委要求她就学术、法律、东西方的历史进程等等宏大议题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还要点评当下中国的性别研究学术状况。物理学硕士刘昊男则被要求在嘈杂的餐桌上完成三个牛津的物理试题。
汤玫捷曾担任哈佛大学的中国面试官，她也承认，“罗德的面试和哈佛的面试相比，简直就是残酷的。”
最后，10位评委们要进行投票，投票后还可以再互相游说、辩论，最终要实现一致通过。晚宴大大超出预定时间，姚明是最早离开的评委，这场晚宴也花了他14个小时的时间。
最终，北大的张婉愉、复旦的巩辰卓、浙大的张淳映、清华的任娜瑛成为最后的幸运儿。他们将获得每年约5万英镑的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深造。
“中国申请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来看，都令人惊叹。我们的16名最终候选人，在罗德奖学金覆盖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中，都是质量最高的。”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终选出的中国罗德学者在每一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学术成就、奉献精神、课外活动，还是领袖气质。”
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朝鲜族女孩任娜瑛。她告诉记者，在11岁之前，从边城延吉到沈阳，再到广州，她已经在中国三座城市生活过。她意识到朝鲜族大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与小家庭的民主自由之间的反差;外祖母为争取上大学离家出走对她影响至深，她也体会到身为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差异。
在英国做交换生的时候，国家间的差异也进入她的思考维度，渐渐形成了自己多元的价值观。她成为了曼彻斯特同志中心的志愿者。回国后，她和另外15人建立了中国青年同伴网络（China LGBT Youth Network），带领团队开展性别教育和学术研究。任娜瑛坦言，目前自己还在学术研究初期，对中国当下的性别学术研究状况知之不多，但她相信这张白纸上有无限的可能性。
在清华学习的同时，任娜瑛除了在北京同志中心担任志愿者，还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支教英语。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些学校的活动中，她感觉到背后的“功利性”，“我始终都在警惕着自己是否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另一名获奖者张淳映，曾在路透社和《纽约时报》上海站以及新华社实习，一直关注劳动争议和反腐等议题。到纽约上学后，她开始关注于主流叙事之外的个体命运，在纽约的中国知青、叙利亚难民、美甲业华人群体，以及百老汇的配角演员都是她的采访对象。“看戏的时候，我往往会游离出追光灯下的主人公，更关心那个递道具的人，或者桌上的茶壶。”
身材娇小的张淳映在浙大的时候，是竺可桢学院辩论队的攻辩，以绵里藏针而闻名。但在哥大的初期常被教授痛批，让这位“学霸”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她也哭过，但“绝不会退学”。
大半年过后，张淳映已经慢慢“熬过来了”，那个无数次批评她的教授即将带着她前往墨西哥和古巴，这是他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张淳映对此充满期待。古巴也是切·格瓦拉的故乡，张淳映喜欢他的那句名言：“面对现实，忠于理想。”
“理想”，是评委李一诺和汤玫捷都提到的字眼。她们不约而同地如此描述这次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中国学生：“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次胜利！”
2016年，张淳映将进入牛津攻读硕士，但她还没有确认好专业。她希望申请双学位，而她已经确定的一个愿望是：立足牛津，用2年时间做一个厚重扎实的新闻选题。
她对牛津的学习和生活充满向往。罗德学者西蒙·拉宾诺维奇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说，“牛津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不同专业的学者往往一起进餐，广泛的学术交流使得学生突破其专业的局限;还有每周不基于分数为目的课题讨论;由学生主导课题论文，导师成为发问者，两者还能平等辩论。在这里，更强调的是获取知识本身，而不是得到某个成功的标志。”
至于这些年青人更长远的未来，西蒙·拉宾诺维奇如此期许：“在生活中，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条你想走的道路。但最终是希望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所建树，这是罗德学者如何定义自身的上限，而最基本的一点，是你需要有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想法。”
（实习生郭应喆对此文亦有贡献）
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采访别人，现在成了采访对象，有些不适，也难免窃喜。她在纽约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窄窗通向消防楼梯，楼梯紧挨着另外一幢高楼，这里既不通风，也缺乏光亮，只能靠着5盏灯对抗着幽暗。
每天鼓足勇气对抗幽暗现实的同时，另一个巨大的惊喜却在悄悄酝酿中。12月6日下午4点，罗德奖学金中国组委会打来电话，问她是否愿意接受罗德奖学金。
“Sure（当然了）。”她回答，她回忆说那就像电影中被求婚时说的那句台词。
由此，张淳映成为首批获得罗德奖学金的4位中国幸运儿之一。2016年10月，在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硕士课程之后，她将前往牛津大学深造。
“本科生的诺贝尔奖”
2015年8月，张淳映初到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落日让她一见钟情，但很快魔鬼式的教学课程打垮了她的自信。这位拥有浙江大学经济学与英文双学位、托福考试117分（满分120分）的“学霸”，成为了班上那20%英文最差的学生。教授几乎在每节课上都批评她的稿件，让她倍受打击。第一周，她瘦了5斤;第二周，作业常常不及格;第三周，18人的班级有3个国际生退学了;第四、五周，因为人越来越瘦，小时候带上的手镯竟然自动滑落了下来。
“每天教授点评后，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觉得自己可以写一本《如何做一个糟糕的记者》;而对于每天要做采访，她就当是出门打怪兽。
在收到哥大的通知书后，她在浙大的导师周生春建议她去申请罗德奖学金。几经犹豫，又发现报名截止期延迟到了10月9日，她就赶在最后时刻提交了自荐信。
英国罗德奖学金已有113年的悠久历史，它是依照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罗德的遗嘱而设立的国际性奖学金，旨在通过教育来黏合世界，寻找卓越、勇敢、仁爱以及拥有领袖气质的世界青年精英，资助他们前往牛津大学深造，为世界培养未来之领袖，从而减少国家间的冲突，达成和平、共赢的目标。因此选拔的目标不仅是智力卓绝，还兼具出色的性格、领导力和奉献精神的年轻人。
一直以来，罗德奖学金被称为史上最难申请的奖学金，每年申请者超过1.2万名，但最终只有83人能够脱颖而出，录取率仅有0.7%，使得罗德奖学金被称为“本科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每年可获得5万英镑（约合487450元人民币）的资助，用来支付得主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的学费、食宿、保险、旅行补贴和领导力培训计划等开支。一百多年以来，奖学金培养了约8500名学生，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青霉素的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宇宙观测学家埃德温·哈勃等。
罗德基金会中国理事长汤玫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初，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政策制定、疫苗和救援，这三个最重要、最危险的领导者都是由罗德学者来担当。基金会的口号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为世界的斗争而斗争，为世界上最值得战斗的事情战斗，这体现了罗德学者的世界情怀。”
罗德奖学金试水中国
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是罗德学者，也是罗德全球董事会中董事之一，他在麦肯锡的职业履历中最重要的一站是在上海的5年，其间他广泛参与了中国内地的慈善事业，并渐渐萌发“中国情结”。
尽管中国举足轻重，罗德基金会也不会为一个国家而改变原则。它从建立之初就与英国的保守主义文化一脉相承：不论世事变迁，坚持次序与传统。每年，罗德基金会有两个正式的董事会投票，以及三到四个小范围董事会投票，所有动议必须要求全体董事亲到牛津开会。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罗德基金会依然保持着低调和神秘。
显然，这种无处不在的保守传统下，很难迅速产生罗德奖学金登陆中国的方案。
在罗德基金会董事会和麦肯锡智库的帮助下，汤玫捷和其他3名志愿者组成的4人小组开始了相关调研，有的负责融资，有的完成政府流程，有的走访中国最重要的几所大学，对他们的奖学金和交流学生的计划进行深入了解。
开始时，在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上，罗德中国项目小组还有些担心，但教育部和外交部的积极反馈打消了这个担心——重点学校重点宣传起步，全国开放选拔，并包括所有中国护照的持有者。
2014年初，一个由普林斯顿、哈佛、牛津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罗德方案10人组”成立了。他们将校长推荐与地区选委会制合并的模式提上议程，即在截止日期之前，先由校长把关，学校先行初试，并提供若干学校的推荐信，此后再由终审评委会进行4轮选拔。评委中既有罗德基金会成员，往届罗德学者，也有公信度高的各行业精英。
10多年来，罗德奖学金始终以罗德先生的遗嘱作为最高指示，因此10人小组还要花很长时间论证，罗德奖学金进入中国，不违背罗德先生的遗嘱。 罗德先生在遗嘱第一句话就写道，“罗德基金会的建立是要使战争在世界三个主要大国之间变为不可能，以教育在世界大国中建立最紧密的纽带。”于是，在长达100多页的罗德中国方案中，第一部分就是论证在新的世界秩序里，中国就是大国;罗德必须进入中国，否则就是没有遵嘱行事。
2014年3月，在郁金香包围着的罗德公馆内，罗德全球董事会全票通过了草案。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表现出了极大的创新创业势头。因此，中国就成了我们拓展这一项目的首选国家。”罗德基金会主席、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更“奢侈”的部分
“罗德学者的选拔标准和准则，首先是优异的语言和学术能力;其次是他需要有教学大纲之外的才艺，比如体育、音乐、舞蹈和辩论等方面的专长;再次是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探索精神、职业态度，心地善良、无私奉献、同情保护弱者和富有沟通合作能力;最后就是他要有人格魅力、潜在领袖气质、与协作互助的精神。”罗德基金会主席、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欣喜地发现，角逐罗德奖学金的中国学子具备以上所有特质，且远不局限于此。中国学生服务奉献他人的精神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2015年10月9日至12月5日近2个月时间里，报名者一共经历了四轮选拔。首轮是根据申报者的申请材料、成绩和推荐信进行筛选，有600人进入了初审和二审面试环节;从他们当中又筛选了16名候选人进入到12月5日的终审环节。
这16个人中，8男8女。有12名文科生，其中4人为经济专业，3人国际关系专业，2人英语专业，2人法律专业，1人哲政专业;4名理科生分属电子、化工、热能、物理4个专业。16人中，清华4人，北大3人，复旦2人，南开2人，浙大、人大、深圳大学各1人;余下3人是来自美国的里士满大学、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威斯敏斯特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从这16人的履历看，颇有些相似点。首先，他们必须是“学霸”，罗德奖学金要求专业必须在年级前5%，比如北大的张婉愉连续拿到了全国大学生奖学金，该奖学金的获取率仅为0.2%;清华的刘昊男获得了里士满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人民大学的贡雯琬，在国际政治经济专业排名第一，并副修了经济学。
汤玫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先，这16个人本身就满足牛津的录取资格。而作为罗德学者，则更看重的是那些‘奢侈’的部分。”
所谓“奢侈”部分，指向多个维度延伸的社会公益实践，这既与罗德学者的多样性契合，也与他们的家国情怀一致。比如北大的张婉愉为那些硅肺病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清华的任娜瑛是中国青年同伴网络的联合创始人，致力于中国的性别平权运动;南开的黄孟迪在印度支教六周;北大的谭炜杰在柬埔寨进行过公益服务;复旦的巩辰卓此时还在坦桑尼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这是他第二次前往该国。
而最“奢侈”的部分，则是“初心”。汤玫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才结构里面最奢侈的东西在于他是否不忘初心，这也是所有评委预先统一的价值观，也是重点甄别的内容所在。”
12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面试晚宴，10人终审委员会在此完成最后的遴选。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包括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盖茨基金会的中国掌门人李一诺，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中国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投资执行官童恺，体育明星姚明，《经济学人》亚洲经济编辑西蒙·拉宾诺维奇，以及美国总统讲稿撰写人詹姆斯·费洛世等。
晚宴分为两桌，候选人座位固定，评委则根据自己的兴趣点不停更换位置，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的学生将获得加分。当晚，8位女生的表现都让汤玫捷印象深刻，“跟你聊时事生活时，她们都温文尔雅，而一旦涉及她们关切的社会议题，就好像变成了一只公牛，斗志昂扬。”而晚宴上处处是尖锐深刻的问题，“只有激起评委斗志的人，往往才有希望。”
来自清华的任娜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当时被问到致力于性别平权的动机，评委要求她就学术、法律、东西方的历史进程等等宏大议题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还要点评当下中国的性别研究学术状况。物理学硕士刘昊男则被要求在嘈杂的餐桌上完成三个牛津的物理试题。
汤玫捷曾担任哈佛大学的中国面试官，她也承认，“罗德的面试和哈佛的面试相比，简直就是残酷的。”
最后，10位评委们要进行投票，投票后还可以再互相游说、辩论，最终要实现一致通过。晚宴大大超出预定时间，姚明是最早离开的评委，这场晚宴也花了他14个小时的时间。
最终，北大的张婉愉、复旦的巩辰卓、浙大的张淳映、清华的任娜瑛成为最后的幸运儿。他们将获得每年约5万英镑的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深造。
“中国申请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来看，都令人惊叹。我们的16名最终候选人，在罗德奖学金覆盖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中，都是质量最高的。”罗德学院院长查尔斯·康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终选出的中国罗德学者在每一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学术成就、奉献精神、课外活动，还是领袖气质。”
理想主义者的胜利
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朝鲜族女孩任娜瑛。她告诉记者，在11岁之前，从边城延吉到沈阳，再到广州，她已经在中国三座城市生活过。她意识到朝鲜族大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与小家庭的民主自由之间的反差;外祖母为争取上大学离家出走对她影响至深，她也体会到身为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差异。
在英国做交换生的时候，国家间的差异也进入她的思考维度，渐渐形成了自己多元的价值观。她成为了曼彻斯特同志中心的志愿者。回国后，她和另外15人建立了中国青年同伴网络（China LGBT Youth Network），带领团队开展性别教育和学术研究。任娜瑛坦言，目前自己还在学术研究初期，对中国当下的性别学术研究状况知之不多，但她相信这张白纸上有无限的可能性。
在清华学习的同时，任娜瑛除了在北京同志中心担任志愿者，还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支教英语。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些学校的活动中，她感觉到背后的“功利性”，“我始终都在警惕着自己是否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另一名获奖者张淳映，曾在路透社和《纽约时报》上海站以及新华社实习，一直关注劳动争议和反腐等议题。到纽约上学后，她开始关注于主流叙事之外的个体命运，在纽约的中国知青、叙利亚难民、美甲业华人群体，以及百老汇的配角演员都是她的采访对象。“看戏的时候，我往往会游离出追光灯下的主人公，更关心那个递道具的人，或者桌上的茶壶。”
身材娇小的张淳映在浙大的时候，是竺可桢学院辩论队的攻辩，以绵里藏针而闻名。但在哥大的初期常被教授痛批，让这位“学霸”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她也哭过，但“绝不会退学”。
大半年过后，张淳映已经慢慢“熬过来了”，那个无数次批评她的教授即将带着她前往墨西哥和古巴，这是他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张淳映对此充满期待。古巴也是切·格瓦拉的故乡，张淳映喜欢他的那句名言：“面对现实，忠于理想。”
“理想”，是评委李一诺和汤玫捷都提到的字眼。她们不约而同地如此描述这次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中国学生：“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次胜利！”
2016年，张淳映将进入牛津攻读硕士，但她还没有确认好专业。她希望申请双学位，而她已经确定的一个愿望是：立足牛津，用2年时间做一个厚重扎实的新闻选题。
她对牛津的学习和生活充满向往。罗德学者西蒙·拉宾诺维奇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说，“牛津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不同专业的学者往往一起进餐，广泛的学术交流使得学生突破其专业的局限;还有每周不基于分数为目的课题讨论;由学生主导课题论文，导师成为发问者，两者还能平等辩论。在这里，更强调的是获取知识本身，而不是得到某个成功的标志。”
至于这些年青人更长远的未来，西蒙·拉宾诺维奇如此期许：“在生活中，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条你想走的道路。但最终是希望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所建树，这是罗德学者如何定义自身的上限，而最基本的一点，是你需要有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想法。”
（实习生郭应喆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