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有不同于其他历史文明的特点，一是其连续性。古代历史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莫不如此。但中国的王朝更替却仅仅意味着坐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十几年、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文明为什么会产生周期性的振荡？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
　　一
　　人们从中国历史上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即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而大量流民的出现则成了中国改朝换代的根源。
　　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儒家所倡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鼓励早婚早育、多育，以及中国社会传统的宗族观念，都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乎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王朝末期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结果是最终将帝国拖跨拖死。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经济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二
　　那么腐败、土地兼并与王朝的衰败有没有关系呢？关系不但有而且还很大，只不过不能被称为根本原因而已。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一个皇朝的前几个皇帝一般也有一个阶段会对豪族进行抑制，有时甚至不惜进行血腥屠杀。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对这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豪族与帝国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呢？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纳税、不为国家服役，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减少了国家税收、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职责。这势必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往往富者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原因何在？因为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所以，对豪强的抑制只有在开国不久的强势帝王领导下才能成功，而且也是由于当时豪强并非当权派的缘故。
　　当人口的自然增殖在不能抑制的情形下，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终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政权被地主阶层垄断的情形下，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最终也必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正也是旧王朝在大规模战乱后的灭亡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历史上鼎革之际的大规模战乱往往使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这暂时打断了人口与土地之际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大规模战乱也扫荡了绝大多数豪强，从而也暂时打断了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被打断的情形下，新王朝可以在相对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展开。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呈现王朝循环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