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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无疑有其肌理效果，并由此构成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视觉语言。
2011年6月的唐山，花儿开了，开的红火。姹紫嫣红的花朵装扮着城市的风景，绿意深深的叶子，掩映着初夏的风情，洁白的云为碧蓝的天空增添美的韵律。在这美好的季节，唐勇力老师携多年来的美术创作成果“艺”锦还乡，在家乡河北省唐山博物馆举办了大型个展“传统与现代——唐勇力中国画作品展”。能在家乡举办这样的个展，这也是唐勇力多年的心愿。展览共展出唐勇力150多幅作品，全面地展示了唐勇力的创作风格、艺术面貌和艺术历程。
在展览期间我很荣幸地参与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作为唐勇力老师工作室的一员，平时在课堂上我得到了唐老师的很多指导，这次展览可以说是唐老师又给我们上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课”，因为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加直观、全面地参观、研读、学习唐老师的作品，在此之前，我更多地是在画册上看到唐老师的画作。这次展览是唐老师不同时期的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的集中展示，从主题内容到表现语言，再到形式及技法的创造，三者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唐老师的艺术创造精神与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在这次展览中既有敦煌系列作品、线性素描，又有写意人物画及人物小品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代表性作品《新中国的诞生》。它与为此创作的大量线描稿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该幅作品的诞生也有着特殊的经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介绍说，该作品的主题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100多个选题中，唯一没有画家主动申报的创作主题，它不仅标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之前，类似题材的作品有董希文先生的经典名作《开国大典》，于是，这一重大而备受瞩目的课题就以任务的形式落在了唐勇力的肩上。创作前期，唐勇力做了大量与创作构图相关的历史资料的收集，观看历史纪录片，上网查阅相关的历史细节，在经过深入而繁复的图像文献资料的筹备工作之后，唐勇力决定充分尊重历史场景与史实，将立意的重心汇聚于“开国大典”中“开国”两字的深刻含义上，再现1949年开国大典当日的盛况。
作品呈现平行中心对称式构图，以横构图一字排开的形式，将所有人全部表现在画面上，这样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不局限于某一历史瞬间。背景为天安门城楼，以毛主席讲话情景为中心，呈左右对称分布。为了衬托出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以厚涂技法表现天安门城楼的土红色调，红柱子、红灯笼、红窗棂等，既符合与新中国诞生主题的总体心理色彩，又显得喜庆壮丽，营造出粗砺而厚重的背景质感，同时也更为有效地突显了前部人物群像的线性造型与平面性表达。6位副主席及56位委员分排两侧，既显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整的政府机构，又蕴含着“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寓意。
在处理背景与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唐勇力在画面线条与色彩上吸收了敦煌壁画的装饰性、意象性、平面性、单纯性，同时以新的技法语言，通过脱落法、虚染法、厚涂法等手段，智慧地控制着画面的整体进度与节奏，以高超的技法及深厚的理论与艺术修养践行着工笔画的写意性理论，拓展了相对固定的工笔画的程序性与工序，从创作实践上体现出对“工”与“写”的自觉与相融。
作品《新中国的诞生》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为题材，将西方的写实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语言相结合，这也是唐勇力历时三年创作完成的巨幅工笔重彩作品，成功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纪念碑式的集体群像。作品呈现出庄严厚重与绚丽辉煌的时代气息和当代性。作品的很多方面也展现了唐勇力独特的创作技巧与思想性，在高度尊重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又富有浪漫色彩。唐勇力在自述中说，“中国画《新中国的诞生》的创作过程，从开始接受任务、搜集资料到最后的全面调整，整整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期间画了数百张草图、肖像、头像等素描稿，光是与笔纸接触的时间就有三千多个小时。如果一天按照8个小时来计算的话，天天画也要用一年半的时间，因此这幅作品花费的巨大精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很多时候我都有体力透支的感觉，这幅画最终能完成全凭毅力的支撑。”
而和《新中国的诞生》同一展厅的其他作品则是唐勇力在创作过程中为其绘制的肖像线描。由于这幅《新中国的诞生》对人物的形象要求很高，因此唐勇力决定把画中的所有形象都进行一遍肖像式的素描。他说：“这一过程虽然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非常有意义，每一个肖像的刻画都加深了我对这些人物的理解。描画过程中如果形象不合适，我就会再寻找，再刻画，直到把素描肖像画到满意为止，因此几乎每个形象都反复了多次。”我们由此可见，唐勇力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认真执着的态度。线描稿上还有唐勇力在创作过程中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理解，以及与创作有关的题记，我在认真地反复研读后，受益匪浅。这让我明白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不仅仅是塑造人物的个性，还要刻画人物的心理、内在气质以及精神面貌。这些线性素描作品给我带来了很大启示，让我对线性素描所具有的写意性与表现性有了新的认识，只有真正地认识与理解线性素描的本质要点，巧妙地結合线与面，才能创造出具有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品。
从整个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勇力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并实践的两项中国画教学课题——“写意性工笔画”与“线性素描”的成果，也能体会到他从早期传统工笔画技法到虚染法，再到脱落法的技法探索过程。唐勇力说，“就其制作而言，工笔画还带有很强的书写性。工笔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无疑有其肌理效果，并由此构成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视觉语言。肌理是视觉艺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手段，能够营造一种气氛，或者说烘托出一种艺术语言的气氛，这其中必然会产生一种别样的书写性。”《敦煌之梦》系列作品正是其脱落法与虚染法的结合，现代意味的构成形式与意象色彩，营造出画面的历史感与沧桑感，让观者体味到传统的创新与延续所带来的强烈生命力与艺术魅力。
无论是《新中国的诞生》《敦煌之梦》系列，还是线性素描作品、水墨与小品，唐勇力老师都用他流畅的笔墨、精准的用色、独特的画面处理与意境营造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大课”。
2011年6月的唐山，花儿开了，开的红火。姹紫嫣红的花朵装扮着城市的风景，绿意深深的叶子，掩映着初夏的风情，洁白的云为碧蓝的天空增添美的韵律。在这美好的季节，唐勇力老师携多年来的美术创作成果“艺”锦还乡，在家乡河北省唐山博物馆举办了大型个展“传统与现代——唐勇力中国画作品展”。能在家乡举办这样的个展，这也是唐勇力多年的心愿。展览共展出唐勇力150多幅作品，全面地展示了唐勇力的创作风格、艺术面貌和艺术历程。
在展览期间我很荣幸地参与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作为唐勇力老师工作室的一员，平时在课堂上我得到了唐老师的很多指导，这次展览可以说是唐老师又给我们上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课”，因为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加直观、全面地参观、研读、学习唐老师的作品，在此之前，我更多地是在画册上看到唐老师的画作。这次展览是唐老师不同时期的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的集中展示，从主题内容到表现语言，再到形式及技法的创造，三者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唐老师的艺术创造精神与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在这次展览中既有敦煌系列作品、线性素描，又有写意人物画及人物小品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代表性作品《新中国的诞生》。它与为此创作的大量线描稿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该幅作品的诞生也有着特殊的经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介绍说，该作品的主题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100多个选题中，唯一没有画家主动申报的创作主题，它不仅标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之前，类似题材的作品有董希文先生的经典名作《开国大典》，于是，这一重大而备受瞩目的课题就以任务的形式落在了唐勇力的肩上。创作前期，唐勇力做了大量与创作构图相关的历史资料的收集，观看历史纪录片，上网查阅相关的历史细节，在经过深入而繁复的图像文献资料的筹备工作之后，唐勇力决定充分尊重历史场景与史实，将立意的重心汇聚于“开国大典”中“开国”两字的深刻含义上，再现1949年开国大典当日的盛况。
作品呈现平行中心对称式构图，以横构图一字排开的形式，将所有人全部表现在画面上，这样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不局限于某一历史瞬间。背景为天安门城楼，以毛主席讲话情景为中心，呈左右对称分布。为了衬托出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以厚涂技法表现天安门城楼的土红色调，红柱子、红灯笼、红窗棂等，既符合与新中国诞生主题的总体心理色彩，又显得喜庆壮丽，营造出粗砺而厚重的背景质感，同时也更为有效地突显了前部人物群像的线性造型与平面性表达。6位副主席及56位委员分排两侧，既显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整的政府机构，又蕴含着“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寓意。
在处理背景与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唐勇力在画面线条与色彩上吸收了敦煌壁画的装饰性、意象性、平面性、单纯性，同时以新的技法语言，通过脱落法、虚染法、厚涂法等手段，智慧地控制着画面的整体进度与节奏，以高超的技法及深厚的理论与艺术修养践行着工笔画的写意性理论，拓展了相对固定的工笔画的程序性与工序，从创作实践上体现出对“工”与“写”的自觉与相融。
作品《新中国的诞生》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为题材，将西方的写实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语言相结合，这也是唐勇力历时三年创作完成的巨幅工笔重彩作品，成功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纪念碑式的集体群像。作品呈现出庄严厚重与绚丽辉煌的时代气息和当代性。作品的很多方面也展现了唐勇力独特的创作技巧与思想性，在高度尊重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又富有浪漫色彩。唐勇力在自述中说，“中国画《新中国的诞生》的创作过程，从开始接受任务、搜集资料到最后的全面调整，整整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期间画了数百张草图、肖像、头像等素描稿，光是与笔纸接触的时间就有三千多个小时。如果一天按照8个小时来计算的话，天天画也要用一年半的时间，因此这幅作品花费的巨大精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很多时候我都有体力透支的感觉，这幅画最终能完成全凭毅力的支撑。”
而和《新中国的诞生》同一展厅的其他作品则是唐勇力在创作过程中为其绘制的肖像线描。由于这幅《新中国的诞生》对人物的形象要求很高，因此唐勇力决定把画中的所有形象都进行一遍肖像式的素描。他说：“这一过程虽然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非常有意义，每一个肖像的刻画都加深了我对这些人物的理解。描画过程中如果形象不合适，我就会再寻找，再刻画，直到把素描肖像画到满意为止，因此几乎每个形象都反复了多次。”我们由此可见，唐勇力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认真执着的态度。线描稿上还有唐勇力在创作过程中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理解，以及与创作有关的题记，我在认真地反复研读后，受益匪浅。这让我明白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不仅仅是塑造人物的个性，还要刻画人物的心理、内在气质以及精神面貌。这些线性素描作品给我带来了很大启示，让我对线性素描所具有的写意性与表现性有了新的认识，只有真正地认识与理解线性素描的本质要点，巧妙地結合线与面，才能创造出具有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品。
从整个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勇力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并实践的两项中国画教学课题——“写意性工笔画”与“线性素描”的成果，也能体会到他从早期传统工笔画技法到虚染法，再到脱落法的技法探索过程。唐勇力说，“就其制作而言，工笔画还带有很强的书写性。工笔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无疑有其肌理效果，并由此构成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视觉语言。肌理是视觉艺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手段，能够营造一种气氛，或者说烘托出一种艺术语言的气氛，这其中必然会产生一种别样的书写性。”《敦煌之梦》系列作品正是其脱落法与虚染法的结合，现代意味的构成形式与意象色彩，营造出画面的历史感与沧桑感，让观者体味到传统的创新与延续所带来的强烈生命力与艺术魅力。
无论是《新中国的诞生》《敦煌之梦》系列，还是线性素描作品、水墨与小品，唐勇力老师都用他流畅的笔墨、精准的用色、独特的画面处理与意境营造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大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