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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帷幕落下后一年多来,我常常翻阅桌上数百张“北京奥运剪报”。一篇篇佳作、一幅幅美图,把我又带回到那两个火红的夏日:2001年7月13日22时10分——奥林匹克把古邦之都北京永远定格在这一瞬间;2008年8月8日晚8时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于1896年在顾拜旦的带领下起跑,经过了112年,终于跑到了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饮水思源,“主源头”应该是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为百年追梦所付出的艰辛,当然,两个北京申奥团队,特别是其领军人物李岚清副总理也功不可没。
“北京首次申奥虽败犹荣!”
1993年9月23日,摩纳哥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 “超级袖珍国”,牵动着世界上许许多多人的心。千禧(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究竟鹿死谁手,当晚就会在该国以博彩业闻名于世的蒙特卡洛作出决断。
“中国奥运元老”何振梁先生曾说过,北京申奥之旅始自1990年。为了“趋雅”,我把一个刺激赌瘾的名句略微改动了一下:要想大赢就到蒙特卡洛,那里如愿以偿的机会多。北京宣布申奥两三年之后,全球的华人都在热切企盼,希望命运之神这一次会对北京这座古都情有独钟,“蒙特卡洛·1993”能够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福。
从当天下午2时起,我与亿万同胞一道,守候在电视机旁,眼睛紧紧地盯着蒙特卡洛路易二世体育馆。3时许,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刚满半年的李岚清同志,笑容可掬地走向讲台。他以中国改革开放新一代领导人的崭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代表中国政府用清晰的英语进行北京申奥陈述:
自从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繁荣,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过着美好的生活。他们所梦寐以求的稳定、繁荣与和谐,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
最后,李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一、为确保未来奥运会的圆满成功,中国政府保证在财政上给以全力支持。
二、确保奥运会所有参加者的绝对安全。
三、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将来可以自由进出中国,记者们可以自由进入各奥运场所进行采访。
李岚清副总理讲话的内容、语句和风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使这次申奥陈述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作出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努力。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记得我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同志,有一次在大使学习班上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北京第一次申奥陈述的头一天晚上,李副总理在下榻的旅馆,突然敲开蔡大使房间的门,要一片催眠效果最佳的安眠药吃。他解释道:“为了有充沛的精力做好明天的申奥陈述报告,今晚一定得睡个好觉。”第二天早餐时,他兴奋地告诉蔡大使:“昨晚你给我的那片瑞士安眠药真灵,催眠的速度快,深度睡眠的时间长,一夜睡得很香。今天,我可以精力充沛地做好北京申奥的陈述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重温1993年蒙特卡洛的申奥角逐。我与亿万同胞一道,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电视画面:伊斯坦布尔、柏林、曼彻斯特,一个个被“刷”了下去,自己当时的兴奋之情一阵阵涌上心头。最后,“决战”在北京和悉尼之间展开。我与亿万同胞一道,不断轻声为北京祈福。
晚8时一过,我与亿万同胞一道,焦急地等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京悉角逐”的结果。8时27分,当萨马兰奇先生慢吞吞地从上衣口袋里掏东西时,我突然发现,他那只举着的右手在微微发抖。萨翁对中国一向情深谊重,而他的这个也许是下意识的动作,却令我在内心深处猛然产生一种不祥之感。过了一会儿,那几个所有中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英文词“The winner is Sydney”(“悉尼胜出”)淡淡地被说了出来……
曾长期协助贺龙元帅掌管国家体委的荣高棠老人,在这一瞬间那失神的电视画面,永久刻在我的脑海中。
澳大利亚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个别国家蓄谋用某种政治诉求来干预奥林匹克运动,玷污了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的一位希腊委员说得好:“北京首次申奥虽败犹荣!”
第二次申奥前夕畅谈申奥
2001年4月11日至12日,李岚清副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友好访问。当时,我在该国出任大使。事前,我与李副总理通过几次电话,除汇报来访接待的准备工作外,还谈及他1984年夏天作为天津市副市长对苏联的访问。那时,我任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全程陪同他访问。李副总理和夫人在电话中一再问我和夫人要带点什么,可我们又怎能麻烦这位日理万机的副总理呢!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然给我们带来了小米、挂面和酱菜,送来了对驻外人员的一片温暖和深情。
访问期间,用餐时以及餐后,李副总理总是跟我聊天,天南地北地聊,不过,北京申奥是主要话题。12日用早餐时,李副总理说:“在中央,我分管北京申奥工作。三个月过后,我就要在莫斯科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作北京申奥陈述。这是继1993年蒙特卡洛北京申奥之后,全党、全国人民交给我的又一份重托!我会尽力的,这次一定要不辱使命。”
我问李副总理:“申奥决战已迫在眉睫,您为何选择此时出访多国?”他说:“如果从蒙特卡洛那一次算起,我们已经准备了十多年时间。应该说,够充分的了,该做的事大体上都已做了。这次出来走走,也许是大战前夕需要一种内心的安宁吧。”我知道,李副总理以沉稳著称,险恶之时亦波澜不惊。
我又问,对三个月后的表决结果,国内有何预期,担不担心莫斯科会再次成为“蒙特卡洛”?他说:“中央这次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个人的信心还相当足。蒙特卡洛之后,将近八年时间过去了,我们有意放弃了一届(第28届),集中力量打好第29届这一仗。外交部的同志们,在前方和后方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当天上午参观完塔什干飞机制造厂后,李副总理在下榻的饭店继续与我聊北京申奥。谈到北京首次申奥失利时,我说:“蒙特卡洛那一次,似已胜券在握,但最后却让悉尼给拿去了。当时,我在北京看电视实况转播,那是多么悲怆的一幕啊!何振梁先生在现场一听到萨马兰奇先生说出‘悉尼’二字时,似乎一下子就苍老了好多,给人一种‘白发三千丈’的感觉。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子,第一个走上前向澳大利亚委员道贺。何先生这是强忍着多大的悲痛啊!他,所有的中国人,那一刻心里都在翻江倒海:输得真是太冤啦!听说何先生的女儿当晚从北京打电话到蒙特卡洛,父女俩天各一方,手执话筒,‘相对’无语,痛哭了好久。”接着,我问李副总理八年前在现场那一瞬间的心绪。他答道:“‘翻江倒海’——大使这个词用得好啊!百年期盼,却失之交臂。不过,两三秒钟过后,我的内心就恢复了平静。”
我又问李副总理,那次离开北京前往摩纳哥之前,对北京申奥的结果有何预期。他说:“当然盼望北京能胜出。不过,我也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当时那种国际大气候,乐观不得。”
李副总理反问我当时有何预期。我说:“在1993年那种恶劣的国际政治生态中,北京能过三关斩三‘将’,最后杀入了决赛,而且仅以43∶45两票之差让悉尼险胜,这实属不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随后,李副总理对我说:“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后,同胞们一直在喊冤。不过,这个冤是有头可寻的。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或者是少数几个国家搞的鬼。”“大使是搞外交的,外交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国际问题变数很多。北京那次申奥失利,说到底,是国与国的根本利益碰撞的结果。不过,请大使相信,机会一定还会有的。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发祥地,历史老人是不会忘记她的。”
与李副总理交谈时,对于我国官员三个月后在莫斯科用英语陈述,我表示了自己的关切:“7月13日表决之前,您和我国另外七名申奥官员将要用英语作最后陈述。我与使馆的同志们有两点担心:一是陈述词能否摆脱我们一直惯用,但不易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接受的逻辑思维、语式架构、遣词造句;二是除您、何振梁先生和杨澜女士外,另外五位陈述人的英语会不会因为讲得不够到位,陈述因而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北京首次申奥虽败犹荣!”
1993年9月23日,摩纳哥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 “超级袖珍国”,牵动着世界上许许多多人的心。千禧(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究竟鹿死谁手,当晚就会在该国以博彩业闻名于世的蒙特卡洛作出决断。
“中国奥运元老”何振梁先生曾说过,北京申奥之旅始自1990年。为了“趋雅”,我把一个刺激赌瘾的名句略微改动了一下:要想大赢就到蒙特卡洛,那里如愿以偿的机会多。北京宣布申奥两三年之后,全球的华人都在热切企盼,希望命运之神这一次会对北京这座古都情有独钟,“蒙特卡洛·1993”能够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福。
从当天下午2时起,我与亿万同胞一道,守候在电视机旁,眼睛紧紧地盯着蒙特卡洛路易二世体育馆。3时许,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刚满半年的李岚清同志,笑容可掬地走向讲台。他以中国改革开放新一代领导人的崭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代表中国政府用清晰的英语进行北京申奥陈述:
自从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繁荣,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过着美好的生活。他们所梦寐以求的稳定、繁荣与和谐,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
最后,李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一、为确保未来奥运会的圆满成功,中国政府保证在财政上给以全力支持。
二、确保奥运会所有参加者的绝对安全。
三、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将来可以自由进出中国,记者们可以自由进入各奥运场所进行采访。
李岚清副总理讲话的内容、语句和风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使这次申奥陈述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作出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努力。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记得我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同志,有一次在大使学习班上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北京第一次申奥陈述的头一天晚上,李副总理在下榻的旅馆,突然敲开蔡大使房间的门,要一片催眠效果最佳的安眠药吃。他解释道:“为了有充沛的精力做好明天的申奥陈述报告,今晚一定得睡个好觉。”第二天早餐时,他兴奋地告诉蔡大使:“昨晚你给我的那片瑞士安眠药真灵,催眠的速度快,深度睡眠的时间长,一夜睡得很香。今天,我可以精力充沛地做好北京申奥的陈述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重温1993年蒙特卡洛的申奥角逐。我与亿万同胞一道,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电视画面:伊斯坦布尔、柏林、曼彻斯特,一个个被“刷”了下去,自己当时的兴奋之情一阵阵涌上心头。最后,“决战”在北京和悉尼之间展开。我与亿万同胞一道,不断轻声为北京祈福。
晚8时一过,我与亿万同胞一道,焦急地等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京悉角逐”的结果。8时27分,当萨马兰奇先生慢吞吞地从上衣口袋里掏东西时,我突然发现,他那只举着的右手在微微发抖。萨翁对中国一向情深谊重,而他的这个也许是下意识的动作,却令我在内心深处猛然产生一种不祥之感。过了一会儿,那几个所有中国人最不愿意听到的英文词“The winner is Sydney”(“悉尼胜出”)淡淡地被说了出来……
曾长期协助贺龙元帅掌管国家体委的荣高棠老人,在这一瞬间那失神的电视画面,永久刻在我的脑海中。
澳大利亚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个别国家蓄谋用某种政治诉求来干预奥林匹克运动,玷污了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的一位希腊委员说得好:“北京首次申奥虽败犹荣!”
第二次申奥前夕畅谈申奥
2001年4月11日至12日,李岚清副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友好访问。当时,我在该国出任大使。事前,我与李副总理通过几次电话,除汇报来访接待的准备工作外,还谈及他1984年夏天作为天津市副市长对苏联的访问。那时,我任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全程陪同他访问。李副总理和夫人在电话中一再问我和夫人要带点什么,可我们又怎能麻烦这位日理万机的副总理呢!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然给我们带来了小米、挂面和酱菜,送来了对驻外人员的一片温暖和深情。
访问期间,用餐时以及餐后,李副总理总是跟我聊天,天南地北地聊,不过,北京申奥是主要话题。12日用早餐时,李副总理说:“在中央,我分管北京申奥工作。三个月过后,我就要在莫斯科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作北京申奥陈述。这是继1993年蒙特卡洛北京申奥之后,全党、全国人民交给我的又一份重托!我会尽力的,这次一定要不辱使命。”
我问李副总理:“申奥决战已迫在眉睫,您为何选择此时出访多国?”他说:“如果从蒙特卡洛那一次算起,我们已经准备了十多年时间。应该说,够充分的了,该做的事大体上都已做了。这次出来走走,也许是大战前夕需要一种内心的安宁吧。”我知道,李副总理以沉稳著称,险恶之时亦波澜不惊。
我又问,对三个月后的表决结果,国内有何预期,担不担心莫斯科会再次成为“蒙特卡洛”?他说:“中央这次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个人的信心还相当足。蒙特卡洛之后,将近八年时间过去了,我们有意放弃了一届(第28届),集中力量打好第29届这一仗。外交部的同志们,在前方和后方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当天上午参观完塔什干飞机制造厂后,李副总理在下榻的饭店继续与我聊北京申奥。谈到北京首次申奥失利时,我说:“蒙特卡洛那一次,似已胜券在握,但最后却让悉尼给拿去了。当时,我在北京看电视实况转播,那是多么悲怆的一幕啊!何振梁先生在现场一听到萨马兰奇先生说出‘悉尼’二字时,似乎一下子就苍老了好多,给人一种‘白发三千丈’的感觉。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子,第一个走上前向澳大利亚委员道贺。何先生这是强忍着多大的悲痛啊!他,所有的中国人,那一刻心里都在翻江倒海:输得真是太冤啦!听说何先生的女儿当晚从北京打电话到蒙特卡洛,父女俩天各一方,手执话筒,‘相对’无语,痛哭了好久。”接着,我问李副总理八年前在现场那一瞬间的心绪。他答道:“‘翻江倒海’——大使这个词用得好啊!百年期盼,却失之交臂。不过,两三秒钟过后,我的内心就恢复了平静。”
我又问李副总理,那次离开北京前往摩纳哥之前,对北京申奥的结果有何预期。他说:“当然盼望北京能胜出。不过,我也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当时那种国际大气候,乐观不得。”
李副总理反问我当时有何预期。我说:“在1993年那种恶劣的国际政治生态中,北京能过三关斩三‘将’,最后杀入了决赛,而且仅以43∶45两票之差让悉尼险胜,这实属不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随后,李副总理对我说:“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后,同胞们一直在喊冤。不过,这个冤是有头可寻的。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或者是少数几个国家搞的鬼。”“大使是搞外交的,外交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国际问题变数很多。北京那次申奥失利,说到底,是国与国的根本利益碰撞的结果。不过,请大使相信,机会一定还会有的。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发祥地,历史老人是不会忘记她的。”
与李副总理交谈时,对于我国官员三个月后在莫斯科用英语陈述,我表示了自己的关切:“7月13日表决之前,您和我国另外七名申奥官员将要用英语作最后陈述。我与使馆的同志们有两点担心:一是陈述词能否摆脱我们一直惯用,但不易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接受的逻辑思维、语式架构、遣词造句;二是除您、何振梁先生和杨澜女士外,另外五位陈述人的英语会不会因为讲得不够到位,陈述因而得不到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