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弦认为，“诗人在写作中要做个凶悍的挖掘者。”在诗歌《讲古的人》的创作谈中他也指出，“有些老掉牙的故事，如果仔细听的话，其中箴言的力量就会显现。”即使那被讲述的一切，人人皆知，但其中也可能藏有一些闭合的部分，有时连讲述者也难以觉察。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对胡弦为什么比较热衷于在诗歌中“讲故事”产生一些感性的认识。
　　一直以来，在文学中讲故事仿佛都是小说或长篇叙事诗的专利，但是胡弦诗歌中“故事体”的高频率出现让人觉得短诗似乎也具备这种功能。《开封赏画，忆柳三变》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片段性叙述，但是透过诗人对画中女子原形的想象以及最后对某人内心孤独晃动的交叉叙事，分明让人感觉到柳永的爱情故事就在那里耸动着，并且若隐若现，挥之不去。如果说这一故事还具有相当大的隐形勾勒的成分，那么《老屋》中的叙事则真正让人感觉到了故事的存在，并且让人察觉到故事的“宏大性”。诗歌以对小莲迷眼的追忆，带出木匠、传义哥、祖母、祖父等故事人物，并且以旧窗户、北风、裂纹、苦李子、雪、棺木等意象所昭示出来的故事背景也在其中隐约地闪现着。尽管我们无法推断这是一种“同故事”叙述还是“异故事”叙述，但是作为一类叙事话语，它却是诗歌表现出来的。同样的叙事手法也见于作者很多其他的诗篇，此处所选的《仲夏》，以及《啜泣》的结尾也有类似的影子。这是胡弦诗歌所带来的异样感受。
　　其实，如果追溯“故事”更原始的意义，并且将其焦点放置在“原始人以自身为依据来对天地万物的想象”上，则任何一首诗无不是一个深刻的“故事”。如果从这一层面来考察，那么《马戏团》和《在南京》的意义就会比较特殊。尤其是《在南京》，这首诗在叙述上似乎更具有抒情的特质，然而根据于连·沃尔夫莱“从根本上说，叙述就是讲故事”的观点，它仍然可以归结为一个独特的叙事。不过，相对而言《马戏团》的另类似乎要更加突出。如果读完此诗我们没有感觉到一个隐喻重叠物的存在，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的阅读还只停留在它的表层。当然，从传统观点来看，以诗歌讲故事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从诗的传统而言，诗歌叙事的潜在机制却比小说中“冰山原则”的存在更深潜，更具备有效性，因为这种含蓄的“余韵”乃是中国诗歌传统的一种精要。而胡弦对这种精要的把握相当熟稔，并且已将这种技能游刃有余地游牧在诗歌创作的任何“曲线”中。《啜泣》一诗整体是以“一直”的叙述连续入笔的，然而在最后对主题的照应上却别出心裁：“一直有人在唱戏，在雪地上踩下凌乱的脚印……他老了，/他在教弟子怎样甩袖、念白，和低低地啜泣。”这种巨大的“留白”，尤其是结尾“啜泣”的“余韵”真正使诗歌具有了一种无限的有限性。从结构上看，《开封赏画，忆柳三变》和《仲夏》尤其是后者的艺术更类似于此。然而《马戏团》却并不如此，从表层结构看，它与《啜泣》相仿佛，但却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更加宽广的开放性。诗歌最妙的建构就是通篇都以“排除法”为捕捉隐意的手段，然而一直到最后仍不告知“故事”的结局（“一开始可能是什么”）。应该说，这是诗人故意设置的一个巨大“悬念”，它让明确、稳定的隐意成为了一种虚设。当然，如果从真正故事的视角来进行审视，《老屋》也许更符合大家的胃口。尽管它顯现故事的方式有点正统，但是它只取故事一个极小的局部来进行闪耀，而留待百分之九十的结构让读者去补充和完成的处理技巧，却让读者与文本的想象性互动达到了最高峰，甚至让读者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这不能不说是诗之“余韵”所产生的功效。
　　“故事其实是情感。”胡弦对故事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任何一首诗尤其是以“故事”叙述的方式来建构的诗歌作品必然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情感结构。但是，由于“在启示、觉悟的不断推动下，它们会向无限延展，不管怎样诠释，里面总包含着太多的未知。”因此，这种潜在的情感结构似乎也是不稳定的，是变动不居的。尤其是在“余韵”无比强大的情况下，诗歌“留白”的存在会进一步加剧情感结构的模糊性。好在对于诗歌而言，这种结构愈不稳定，就愈能体现它对传统僵局的打破。胡弦的这一组诗，应该说在情感结构上都具有一种解构的力量。
　　赵目珍，文学博士。青年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发表论文和评论文章数十篇，出版著作两部。曾任《特区文学》"读诗"专栏评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