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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实力更多地体现为企业的实力时，美国财经杂志《财富》每年“全球500强企业”评选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今年8月2日公布的《财富》500强评选结果表明了中国经济实力的进展，中国企业今年有6家上榜，比去年多出两家，它们分别是中石化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化公司、中粮公司、怡和有限公司。
当世界500强企业向我们走近的时候，相形之下，我们又有了一次思考的机会：我们的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到底有何差距？
规模：被分割的产业
与世界500强相比，中国企业的规模显得普遍偏小，尤其是工业企业，实力与世界500强的标准差距遥远。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乏“巨无霸”，像冶金部，既是政府部门，又是一个大托拉斯，全国的钢铁企业通过行业分工、原料供给等产业链条维系一体，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产钢大国来说，这样的大“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是毫无疑问的。但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产业链条被割断了，原来在部门统一领导下的企业都独立出去，分为零零碎碎的许多企业，各自为生存与发展奋斗。
我们并非留恋于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垄断性的“巨无霸”，但不可否认，产业链条的割裂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由于整个产业被“分割”掉了，各归其主，成了地区、部门的附属物，因此，当许多企业想做大时，却受到行政干预，无法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进行整合，而是采取自我发展的方式，另铺摊子。于是各地流行“小而全”的企业，重复建设泛滥，资源极度浪费，价格战打得你死我活，结果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半死不活。我们那种缺乏合作精神的“鸡头文化”作风此时暴露无遗。谁都不想被兼并收购，因此想兼并收购者也找不到合作伙伴。
中国企业评价专家方宇认为：我国应该有更多的企业本可以进入世界500强，比如大庆，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约70亿美元，而世界500家的最后一名是90亿美元，表面上是规模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中有一种人为的痕迹，即大庆仍是一个以“上游”为主的企业。西方石油企业集勘探、采炼、深加工于一体，而我国原石油部则分割为天然气公司、石化公司，把上、中、下游的产业链条人为地割断了。我国企业在规模上达不到，原因之一就是产业链条被人为地肢解了。中国企业投资主要是国家，因此肢解、组合也由国家来完成，属于财政管理，而不是按照产业规律办事。
我国要产生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需要重新衔接产业链条进行整合，这不仅是为了做大企业，更重要的是增强生存和竞争能力。
制度：影响最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达程度虽然还不能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相提并论，但近20年来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我们一路快跑，追赶世界潮流，这充分显示了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在追赶世界500强企业的跑道上，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也是制度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认为：技术、资金、人才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但制度是不能跨越的。美国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它的经济制度，它吸引了全世界的技术、资金和人才，美国经济是棵扎根于世界的大树。中国近20年来成为世界最大的资金输入国之一，就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制度环境，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资金繁衍地。“筑巢”能够“引凤”，招引来世界各地的企业来中国投资；也能“孵蛋”，孵化中国本土的世界500强企业。
目前中国的市场机制还有许多缺陷，有许多不利于公平竞争、抑制经营者积极性、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从而造成中国企业营养不良、长不大、命不长的现象。
对于国企来说，缺乏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的年薪仅为2.4万元，他认为：“在现存体制下，经营者只对他拿的那份工资负责，经营者有3年或5年的任期，他只对任期内的行为负责，因此企业仍存在着长期行为少短期行为多、过分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发展的现象。对于一个承包者，也许从长远眼光看兼并一个亏损企业对企业发展有利，但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当年的经营业绩，他本人的收入就会减少，所以他就不愿意。”
一位美国华尔街银行家曾对周厚健说：“当我听说中国企业家收入这么低时，我真为中国担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国企经营者收益问题确实并非几个钱那么简单，它关系到国有企业的前途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另外，中国还缺乏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国内投资基金大部分带有官方色彩，背后操持着一只行政的手，民间的投资基金处于孵化阶段，而国际风险基金则徘徊不前，只作小量的试探；由于缺乏技术成果转化体制，中国许多专利技术只留在论文集和实验室里，转化不成生产力；再如人才环境、信息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制度，都制约着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壮大。
管理：要有跑长跑的准备
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国大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企业规模一大，就显示出臃肿笨拙的“大企业病”。近年来高速成长的一些新兴企业英雄命短，昙花一现，均与“管理跟不上规模”有关。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宋新宇认为，中国企业在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企业是否拥有以及是否重视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是否重视技术及创新能力、对企业的领导和控制能力。
中国企业对关乎长远的企业战略管理一向重视不足。宋新宇认为，企业战略包括集团战略和业务竞争战略，集团战略指企业应该进入哪些、保持哪些和退出哪些业务领域，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走多元化道路还是专业化道路；企业竞争战略是指在各个业务领域，如何在彻底了解市场、竞争对手和自身情况下制定切实有效的长远方案，通过制定和实施竞争战略，企业可以达到削弱竞争对手和加强自己竞争能力的目的。
为了角逐世界500强，我国也选定了自己的种子选手，如方正、长虹、海尔、华北制药等。宋新宇说：如果以海尔为例，目前海尔的营业收入不及排名《财富》500强末位的美国诺思罗普公司（NorthropGrumman）的1/4，诺思罗普公司去年的营业额为89．02亿美元，即使海尔继续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每两年多规模就翻一番，也要用四五年的时间才能进入世界500强，而且前提是进入世界500强的门坎不会升高，货币换算关系不会改变。实际上世界500强的最低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可能要做好长跑的心理准备，在长距离竞争中，管理更为重要，不然，我们将只能遗憾地看着我们的种子选手中途退出赛场。
技术差距比规模差距更可怕
保持世界500强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年《财富》500强排行榜上企业更替频繁，轮流坐庄，技术创新成为主宰企业沉浮的重要因素。七八十年代可以称是日本的年代，世界前20家几乎都是日本公司，日本人甚至抛出“日本收购美国”的豪言壮语。如今，数字革命对于产业和生活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而日本人对此反应迟钝，丧失了一次领导世界潮流的机会。
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成长最快、利润最高的便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信息科技与生化医疗行业。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以31％的利润率位居500强企业利润率榜首，它每销出100美元的产品便可净赚31美元的利润。“芯片之王”英特尔以23.1％位居第二。排名列三四位的两家制药公司，依次为英国的葛兰素—惠康和推出“伟哥”的美国辉瑞药业，它们的利润分别高达23％与22.8％。韩国的传统产业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只是拼命将企业做大，结果是成本很高，不能赢利，加上各种体制问题，导致亏损、欠债，纷纷从500强排行榜上掉了下来。
没有独占性技术的企业在市场上很难生存，在许多领域真正带来高利润的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欧美国家的手里。技术上的差距比规模上的差距更可怕，如果技术上无法赶上世界水平，中国企业即使进入世界500强，也会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观念：打破“国情论”，与国际接轨
’99《财富》全球论坛必将带来中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的浪潮，首先应该学习什么?“行成于思”，观念思维的学习应该是最根本的。
长期以来我国管理界流行着一种“国情论”，即中国企业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应照搬西方管理。所谓“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结果产生了许多“假洋鬼子”。事实上，管理无国界，现代化的管理原则是谁都要遵循的。全球最大的专业软件公司美国CA公司董事长王嘉廉认为：中国企业要跻身世界500强，最重要的是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
王嘉廉不久前到成都参加“变革中的企业经营管理——世界500强系列讲座”时说：中国企业家如果再用落后思维来运作企业，将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时间和机会的丧失，他们必将落后于世界潮流。王嘉廉给中国企业提出了以下忠告：赶超技术不如用好技术。王嘉廉认为，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不要再做纯粹为技术而技术的事，不要躲在实验室里“一心赶超世界”，应该考虑现有技术能为企业和业务带来什么样的附加价值。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西方人学习了，他们在四大发明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反而成了他们打败中国的技术；中国人同样应该学习和应用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为自己创造价值，在这种学习和应用基础上才有可能创新出超越世界的技术。
以饥饿感催促自己前进。中国企业往往“小富即安”，歌功颂德，我们缺少目光高远的企业家。王嘉廉认为，企业家应该永远不要相信别人对你说“你有多么的成功”，必须永远保持一种饥饿感和危机感，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现在竞争是速度的竞争，企业必须快速反应，要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决定和决策。企业做大以后，更容不下差错，如果发现有失误之处，必须马上更正过来。企业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朝什么方向走，走什么样的道路通向成功，如果只盯着眼前，会很快走入死胡同。
官僚主义是蚕食活力的病毒。到了21世纪的门槛，人治的思想和等级观念还在我们的企业泛滥，在许多企业，我们总能看到“家长”的身影，高谈阔论的企业文化实际上依然是一种“家文化”。官僚行为盛行，危害性很大，它是人际沟通的一大障碍，是使企业丧失活力的病毒。王嘉廉认为：如果以为公司大了就会产生官僚作风，那么官僚作风肯定会滋生。在CA公司，管理层构并非层层向下的金字塔式结构，而是扁平式结构，如果发现有官僚作风，他们就会坚决与之作斗争。
竞争力比规模重要。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都不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建立起来的，而是靠国家力量、靠计划抚养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世界500强是按规模排定的，但如果我们企业徒有规模，缺乏竞争力，很快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扫地出门的。世界500强并不是垒积木游戏，一推就倒将毫无意义。因此，进军世界500强，不要依赖政府的保护、各种优惠政策，而要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拼出来，做一个烈火金刚。
《财富》杂志提出一个口号：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本次全球论坛年会选择在中国召开，表明下个世纪对中国企业而言，家门口的竞争更为风大浪高。向世界500强出航，看来还得先学好游泳本领。□
当世界500强企业向我们走近的时候，相形之下，我们又有了一次思考的机会：我们的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到底有何差距？
规模：被分割的产业
与世界500强相比，中国企业的规模显得普遍偏小，尤其是工业企业，实力与世界500强的标准差距遥远。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乏“巨无霸”，像冶金部，既是政府部门，又是一个大托拉斯，全国的钢铁企业通过行业分工、原料供给等产业链条维系一体，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产钢大国来说，这样的大“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是毫无疑问的。但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产业链条被割断了，原来在部门统一领导下的企业都独立出去，分为零零碎碎的许多企业，各自为生存与发展奋斗。
我们并非留恋于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垄断性的“巨无霸”，但不可否认，产业链条的割裂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由于整个产业被“分割”掉了，各归其主，成了地区、部门的附属物，因此，当许多企业想做大时，却受到行政干预，无法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进行整合，而是采取自我发展的方式，另铺摊子。于是各地流行“小而全”的企业，重复建设泛滥，资源极度浪费，价格战打得你死我活，结果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半死不活。我们那种缺乏合作精神的“鸡头文化”作风此时暴露无遗。谁都不想被兼并收购，因此想兼并收购者也找不到合作伙伴。
中国企业评价专家方宇认为：我国应该有更多的企业本可以进入世界500强，比如大庆，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约70亿美元，而世界500家的最后一名是90亿美元，表面上是规模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中有一种人为的痕迹，即大庆仍是一个以“上游”为主的企业。西方石油企业集勘探、采炼、深加工于一体，而我国原石油部则分割为天然气公司、石化公司，把上、中、下游的产业链条人为地割断了。我国企业在规模上达不到，原因之一就是产业链条被人为地肢解了。中国企业投资主要是国家，因此肢解、组合也由国家来完成，属于财政管理，而不是按照产业规律办事。
我国要产生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需要重新衔接产业链条进行整合，这不仅是为了做大企业，更重要的是增强生存和竞争能力。
制度：影响最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达程度虽然还不能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相提并论，但近20年来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我们一路快跑，追赶世界潮流，这充分显示了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在追赶世界500强企业的跑道上，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也是制度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认为：技术、资金、人才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但制度是不能跨越的。美国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它的经济制度，它吸引了全世界的技术、资金和人才，美国经济是棵扎根于世界的大树。中国近20年来成为世界最大的资金输入国之一，就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制度环境，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资金繁衍地。“筑巢”能够“引凤”，招引来世界各地的企业来中国投资；也能“孵蛋”，孵化中国本土的世界500强企业。
目前中国的市场机制还有许多缺陷，有许多不利于公平竞争、抑制经营者积极性、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从而造成中国企业营养不良、长不大、命不长的现象。
对于国企来说，缺乏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的年薪仅为2.4万元，他认为：“在现存体制下，经营者只对他拿的那份工资负责，经营者有3年或5年的任期，他只对任期内的行为负责，因此企业仍存在着长期行为少短期行为多、过分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发展的现象。对于一个承包者，也许从长远眼光看兼并一个亏损企业对企业发展有利，但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当年的经营业绩，他本人的收入就会减少，所以他就不愿意。”
一位美国华尔街银行家曾对周厚健说：“当我听说中国企业家收入这么低时，我真为中国担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国企经营者收益问题确实并非几个钱那么简单，它关系到国有企业的前途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另外，中国还缺乏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国内投资基金大部分带有官方色彩，背后操持着一只行政的手，民间的投资基金处于孵化阶段，而国际风险基金则徘徊不前，只作小量的试探；由于缺乏技术成果转化体制，中国许多专利技术只留在论文集和实验室里，转化不成生产力；再如人才环境、信息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制度，都制约着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壮大。
管理：要有跑长跑的准备
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国大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企业规模一大，就显示出臃肿笨拙的“大企业病”。近年来高速成长的一些新兴企业英雄命短，昙花一现，均与“管理跟不上规模”有关。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宋新宇认为，中国企业在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企业是否拥有以及是否重视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是否重视技术及创新能力、对企业的领导和控制能力。
中国企业对关乎长远的企业战略管理一向重视不足。宋新宇认为，企业战略包括集团战略和业务竞争战略，集团战略指企业应该进入哪些、保持哪些和退出哪些业务领域，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走多元化道路还是专业化道路；企业竞争战略是指在各个业务领域，如何在彻底了解市场、竞争对手和自身情况下制定切实有效的长远方案，通过制定和实施竞争战略，企业可以达到削弱竞争对手和加强自己竞争能力的目的。
为了角逐世界500强，我国也选定了自己的种子选手，如方正、长虹、海尔、华北制药等。宋新宇说：如果以海尔为例，目前海尔的营业收入不及排名《财富》500强末位的美国诺思罗普公司（NorthropGrumman）的1/4，诺思罗普公司去年的营业额为89．02亿美元，即使海尔继续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每两年多规模就翻一番，也要用四五年的时间才能进入世界500强，而且前提是进入世界500强的门坎不会升高，货币换算关系不会改变。实际上世界500强的最低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可能要做好长跑的心理准备，在长距离竞争中，管理更为重要，不然，我们将只能遗憾地看着我们的种子选手中途退出赛场。
技术差距比规模差距更可怕
保持世界500强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年《财富》500强排行榜上企业更替频繁，轮流坐庄，技术创新成为主宰企业沉浮的重要因素。七八十年代可以称是日本的年代，世界前20家几乎都是日本公司，日本人甚至抛出“日本收购美国”的豪言壮语。如今，数字革命对于产业和生活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而日本人对此反应迟钝，丧失了一次领导世界潮流的机会。
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成长最快、利润最高的便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信息科技与生化医疗行业。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以31％的利润率位居500强企业利润率榜首，它每销出100美元的产品便可净赚31美元的利润。“芯片之王”英特尔以23.1％位居第二。排名列三四位的两家制药公司，依次为英国的葛兰素—惠康和推出“伟哥”的美国辉瑞药业，它们的利润分别高达23％与22.8％。韩国的传统产业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只是拼命将企业做大，结果是成本很高，不能赢利，加上各种体制问题，导致亏损、欠债，纷纷从500强排行榜上掉了下来。
没有独占性技术的企业在市场上很难生存，在许多领域真正带来高利润的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欧美国家的手里。技术上的差距比规模上的差距更可怕，如果技术上无法赶上世界水平，中国企业即使进入世界500强，也会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观念：打破“国情论”，与国际接轨
’99《财富》全球论坛必将带来中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的浪潮，首先应该学习什么?“行成于思”，观念思维的学习应该是最根本的。
长期以来我国管理界流行着一种“国情论”，即中国企业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应照搬西方管理。所谓“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结果产生了许多“假洋鬼子”。事实上，管理无国界，现代化的管理原则是谁都要遵循的。全球最大的专业软件公司美国CA公司董事长王嘉廉认为：中国企业要跻身世界500强，最重要的是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
王嘉廉不久前到成都参加“变革中的企业经营管理——世界500强系列讲座”时说：中国企业家如果再用落后思维来运作企业，将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时间和机会的丧失，他们必将落后于世界潮流。王嘉廉给中国企业提出了以下忠告：赶超技术不如用好技术。王嘉廉认为，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不要再做纯粹为技术而技术的事，不要躲在实验室里“一心赶超世界”，应该考虑现有技术能为企业和业务带来什么样的附加价值。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西方人学习了，他们在四大发明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反而成了他们打败中国的技术；中国人同样应该学习和应用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为自己创造价值，在这种学习和应用基础上才有可能创新出超越世界的技术。
以饥饿感催促自己前进。中国企业往往“小富即安”，歌功颂德，我们缺少目光高远的企业家。王嘉廉认为，企业家应该永远不要相信别人对你说“你有多么的成功”，必须永远保持一种饥饿感和危机感，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现在竞争是速度的竞争，企业必须快速反应，要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决定和决策。企业做大以后，更容不下差错，如果发现有失误之处，必须马上更正过来。企业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朝什么方向走，走什么样的道路通向成功，如果只盯着眼前，会很快走入死胡同。
官僚主义是蚕食活力的病毒。到了21世纪的门槛，人治的思想和等级观念还在我们的企业泛滥，在许多企业，我们总能看到“家长”的身影，高谈阔论的企业文化实际上依然是一种“家文化”。官僚行为盛行，危害性很大，它是人际沟通的一大障碍，是使企业丧失活力的病毒。王嘉廉认为：如果以为公司大了就会产生官僚作风，那么官僚作风肯定会滋生。在CA公司，管理层构并非层层向下的金字塔式结构，而是扁平式结构，如果发现有官僚作风，他们就会坚决与之作斗争。
竞争力比规模重要。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都不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建立起来的，而是靠国家力量、靠计划抚养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世界500强是按规模排定的，但如果我们企业徒有规模，缺乏竞争力，很快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扫地出门的。世界500强并不是垒积木游戏，一推就倒将毫无意义。因此，进军世界500强，不要依赖政府的保护、各种优惠政策，而要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拼出来，做一个烈火金刚。
《财富》杂志提出一个口号：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本次全球论坛年会选择在中国召开，表明下个世纪对中国企业而言，家门口的竞争更为风大浪高。向世界500强出航，看来还得先学好游泳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