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在一所中学里，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略显忧郁的男孩孤独地漫步在校园里。思考一些哲学问题。
　　美国是一个讲究“实用主义”的国家，在学校里面也是这样，抽象的哲学问题被认为“没有用”，这完全就是“只有神经病才干的事情”。这个男孩很自然地被别人视为“有怪癖”，没有多少人理他，他也不合群。这男孩经常遭到一些浅薄之徒的嘲笑。曾经有人这样讥讽他： “大哲学家，把一个哲学问题想清楚了，你能够得多少钱?”他回答道：“你做题目运用的逻辑方法都是哲学家弄出来的，你说值多少钱?”
　　除了“神经质地拿哲学当成他的生活”外，这个男孩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敢于挑战当时美国的主流观念。那时候，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要死。没有多少人觉得有问题。主流的意见是：富了，说明这人运气好或有本事；穷了，则只能说明你没本事或倒霉，能怪谁呢?但他置疑道： “两个人一起赛跑，如果一个人强壮，另一个人瘦弱，能说比赛结果是公平的吗?”
　　这个男孩在以后成为世界一流的思想大师。他就是美国政治哲学家、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有一个“哲人王”理论，意思是哲学家是这个世界上能够看得见真理的人，而“俗货们”只是看到了意见，意见当然没有真理玩得转，所以一个国家应该让哲学家们来统治。交给那些“俗货们”统治，只会把这个国家搞烂。
　　现在看来，柏拉图的这种主张有些搞笑。但也没有错得离谱，现在就很流行“专家治国”，这基本上就是“哲人王”的缩水版。而如果看得远一些，那么还真得承认，就是哲人们在统治这个世界。用英国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的话就是，这些哲学家实际上是这个世界的“立法者”。德沃金就是这样的人。
　　这里所说的“法”当然不等同我们一般所讲的法律，而是解释和规范世界的方法、标准、原则和价值。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什么，应该怎样，完全就是“立法者”们给它“立法”的结果。比如，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生男生女都一样”，就是两种(看)“法”较量的结果，(看)“法”一改变，世界就改变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同样如此。
　　而即使只从“法律”的角度上理解“法”，最终的“立法者”也是哲学家。之所蹦要禁止偷盗，最终的理由不是因为法律条文上这么写着，也不是因为这么做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而是因为这么傲否定了人的“自我所有权”——老天给了人这种权利。没有别人同意，你找不到理由可以拿去。
　　虽然德沃金终生实际都是一个哲学家，而且在中学时就立志以后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但他更多以法理学家的身份出现。原因是，在大学里面拿到了第二个学位后，他突然对法学产生了兴趣。走上了法理学研究之路。但是，德沃金的法理学研究和别人大异其趣。喜欢把哲学、政治、法律、道德一锅煮。他的著作，像《认真对等权利》、《至上的美德》、《法律帝国》都是这种混煮的味道。
　　也许因为哲学的关系，德沃金很有道德激情，并不像其他法理学家那么“冷峻。生活中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具有一颗宽容心，可是在和“论敌”论战时，文风却颇为偏激。
　　比如。他在和英国的“法学贵族”哈特论战时，就用了“愚蠢”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对方，弄得哈特对他一直不爽。而有意思的是，当哈特1968年辞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这一世界法理学上最牛的职位时，接替这一职位的恰恰是德沃金。
　　更有甚者，当德沃金和美国的一位法律界波斯纳发生一场“世纪论战”时，竟然不可抑制地说“实用主义从哲学的角度上说，不过是狗吃的晚餐”。他从小就没给美国主流思想实用主义好脸色，而现在干脆给它一记耳光。实用主义是波斯纳的思想背景，那么狗又是指谁呢?波斯纳很不高兴，几次三番地纠缠于德沃金这句话。就差问“你到底骂谁是狗”了。最后，德沃金被纠缠得也烦了，只得写一篇文章应付，说明“我并没有对你进行暗示性的人身攻击”。
　　一个有良知和智慧的大师是令人尊敬的。德沃金的道德激情，一直像中学时那样。如今，他还在美国，一手拿“自由”，一手拿“平等”，写满“权利”二字，继续着他的“立法”工作。
　　
　　编辑　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