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大弟带父母到处看房，想选一套环境、面积、楼层都合意的房子，说父母渐老，准备着将来住一起给他们养老。终于相中一套，可近六十万元的价格让父亲几天都睡不着觉。见父亲这样，母亲说，想当年我们只一缸麦子、一箱大米，不也盖了六间房吗？现在难，还能难过那些年吗？之后，母亲就张罗着借钱凑房款，不几天，还真就凑齐了。而这些借款，依照母亲的计划，不出俩月都能周转还清。在这一家庭重大事件面前，母亲又以她的魄力和勇气助我们闯过一关。
　　在母亲的人生词典里，路遇坎坷，退缩是没用的，你必须要坚强去面对。就像当初嫁给父亲，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她没有怨言，而是俯下身子，辛苦劳作，生子育女，起房盖屋，让这个屋檐下的人时刻感受着家庭的温暖。写字台抽屉里一本保存了近四十年，封面印有“奋勇前进”的硬皮笔记本，记录着我们家的变迁，也记录着母亲的功绩，我把它称为家庭账本。
　　本子是1967年6月30日，一个叫淑霞的女同志送给父亲作留念的，那时他们已参加工作。扉页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宣传语。第一页是这样一行娟秀的字：任学梅同志生于一九四二年，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逝世（旧历四月二十九），在世二十七年。在我的记忆中，之前有一张任学梅的两寸照片。每看到这行字及这张照片，都会引起我无限的好奇心，我问任何人，谁都不告诉我她是谁？我只能从其他的信息中去一点点捕捉。每年冥阴节，母亲总会和奶奶神神秘秘地抱一身新缝的棉衣到收罄完庄稼的旷野里去烧，我悄悄跟在后面，在熊熊火苗及翻卷如蝶的灰里，我听到冷风中断断续续的声音：“学梅，穿衣裳了，穿了……就不冷了……”“学梅姐，来，穿衣裳喽……”后来，在我的一再逼问下，姨妈不得不告诉我说，任学梅是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常年有病，药罐子不离手，一日到门前渠里洗藥壶，失足落水溺亡。母亲到这个家后，每年都自觉自愿地去给她送寒衣。后来我也理解了父亲为什么那么讨厌我玩水，一日面对我的顽皮，将脱得只剩小肚兜的我扔进门前的渠里，任我哭得撕心裂肺。从此，我便远离着水。
　　第二页记录的是1971年5月2日，那时我快一岁了，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欣喜之后，如何表达这难掩的快乐呢？母亲说，我们盖房吧！父亲说，好，是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于是有了：借刘升仁50元、刘升连21元、刘美兰5元……孙占发小麦2斗、孙占银小麦1斗、孙占成小麦5升白米1.5斗……合计借小麦175斤乘3毛钱为52.5元，白米225斤乘4毛5分钱为101.25元共153.75元长长的账单。后面还有借李秀珍麦草7个、孙占发16个……合计64个，借孙占成板面子60个、孙占银70个……似乎一切都是在借，借来的全在账本上。借不来的，就靠父母的苦力，每周父亲下班后，就和母亲到河滩上去捡石头，不管狂风暴雨还是天寒地冻，一车又一车，终于捡够六间房的地基石。并到几十里外的厂矿去拉砖块、煤炭，披星戴月，房子终于盖起来了，父母虽累脱了一层皮，但却举着我在散发着泥土、麦草香味的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第三页是单独一行字：1977年4月27日，共计欠父亲35元。据母亲说，除了父亲欠爷爷的这笔账外，盖房时的账单基本都还清了。接下来一页，是1983年、1984年、1985年，父母渐渐有了些积蓄，在中卫的各银行有了400元、600元、700元不等的存款，利息有6.6厘、5.7厘、7.8厘的。这时，我们家的孩子也多起来，5个，房子显然不够住了，怎么办？母亲说，再扩建新屋吧！父亲说，好。于是，1988年9月29日，又有了两笔新的借款，借孙占发200元、刘美兰200元，但后面紧跟着的是两个龙飞凤舞、轻松愉悦的“还”字。这一年，我上高二，新起的两间西厢房是我的闺房，内有写字台、梳妆台，穿衣镜嵌在1.8米高的大衣柜里，床头雕龙画凤，明亮的玻璃大窗上挂南国椰树林的窗帘，风一起，海浪涌起跌下，陪我做了许多旖旎的梦！
　　再一页，是父亲记的母亲各银行的账号，内有7000元、3000元不等的金额，最后合计居然是2.4万元，到此时，这可能是我们家最大的一笔存款了。可过了几年，大弟要成婚了，婚房是转手房，于是1997年12月26日交周天红现金9000元，1998年交周天红现金1.8万元这样的数字豁然入目。没了钱，房子站在那里，自此，大弟和我的父辈一样，在属于自己的窝巢里，生儿育女、安居乐业。
　　本的最后一页，是我们姊妹五个的出生年月日，包括阳历、阴历，被父亲工工整整地记下来，每年这天都被亲人记起，祝福萦绕耳畔，让你时时感受着人世的温度。此时，我手中的本虽胶开皮松，但只要有中间那根线牵着，它就是这个家的根脉，得以永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