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与报刊结下难解之缘。早在五四运动时，他就与友人编辑《新社会》。后又为《晨报》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并缘此而走上职业报人之路。回国后，他为中国共产党编辑了许多报刊。这些报刊凝聚着他青春的精力和智慧，是他绚丽灿烂人生的鲜活纪录。
创办《新社会》和《人道》
瞿秋白和郑振铎是意趣相同的朋友。那一代知识青年最爱读俄罗斯小说，而在北京要想读到俄罗斯小说，只有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郑振铎有此便利，因为他有个姓孔的朋友是青年会的学习干事。瞿秋白通过郑振铎认识姓孔的，由此而经常到青年会阅读俄罗斯小说。此时，青年会有意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周刊，希望郑振铎、瞿秋白等人成为这本周刊的编辑。1919年11月1日，青年会主办的《新社会》正式面世，它的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那年，瞿秋白只有21岁，且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作为《新社会》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他的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仍令几十年后的郑振铎难以忘怀：
“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去，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地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用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地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吗？’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
他在《新社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自杀》《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社会与罪恶》等等。这些文章切中旧中国的种种弊端及其要害，鼓励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他的文章宣传“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这些文章多直面社会实际问题，如青年自杀、妇女解放、婚姻制度等，呼吁青年：“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他在探索和思考，而理论的指导又是驳杂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曾给他的思想留下过颇有影响的印记。多年后，他回忆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连续编辑《新社会》17、18、19号，即《劳动专号》，才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憧憬，他的《谁的利益》《劳动的福音》《伯伯尔（即倍倍尔——作者注）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的谬误”，较为鲜明地宣传马克思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明确指出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
《新社会》以全新的气息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传播面可达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同时，也越来越为旧的势力所忌恨。1920年5月，仅出版19期的《新社会》便被迫停刊。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
《新社会》虽然被迫停刊，但是，它的改造社会的使命并没有中断。８月５日，《新社会》的原班人马又创办起《人道》月刊。他是不大赞成《人道》这个刊名的，不希望以所谓人道主义作为《人道》的办刊宗旨。在鬼蜮成灾、恶魔横行的旧中国，几个浪漫青年的人道主义的呼唤，未免太弱小，太不自量力，反动势力仍视《人道》为异端。因此，《人道》的创刊也便成了它的终刊。他在《人道》只有一篇散文诗《心的声音远》。这首诗抒发了他悲愤悒郁的心情，表示出对劳苦大众的殷殷关切之情，和对强暴的统治者的憎恨情绪。
应聘担任《晨报》特派记者
瞿秋白曾十分自信地说：“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当北京《晨报》发出招聘特派记者，前往俄罗斯“担任调查通讯事宜”的启事时，他胸有成竹地前往应聘，并很快被聘为《晨报》特派记者。
当时苏俄百废待兴，经济生活极端艰难。萧劲光将军当年就在苏俄留学，对于新生苏俄的经济窘境，他是那么的记忆深刻。他在晚年回忆：“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歉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像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去路迢迢，前景堪忧。亲友们纷纷劝阻，他对他们的好意充分理解，但又不甘生活在“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中，一种生命的本能驱使他去找寻彼岸的光明。俄罗斯革命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诚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1920年10月16日，他踏上前往“新国家”之路。他在途中愉快地写道：“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在旅途的颠簸辛劳中，他仍抓紧时间采访、调查，仅1920年10月至1921年１月，便编写出20余篇通讯稿，分别寄给《晨报》和《时事新报》。1921年1月25日，他到达莫斯科。之后，在《真理报》的帮助下，参观了很多地方，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莫斯科大剧院、克里姆林宫、托尔斯泰故居陈列馆和幼儿院、劳动学校等，会见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孙女苏菲亚。而最令他难忘的是，在苏俄期间，曾有幸见过列宁，并与列宁有过当面交谈。时隔数年，他在与羊牧之谈话时，还不无兴奋地忆及此事。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说：
“有一次晚上去看他，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照片，很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我一看是快镜摄的秋白与列宁合摄的半身像。列宁立在中间，秋白紧靠着站在右边，……我说：‘你见过列宁几次？’他说：‘两次，他和我谈过多时话哩。’”
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有幸以新闻记者身份进行采访，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便是对苏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热情报道，由于文章长达3万字，《晨报》在刊用时，竟连载了27次。他全面、热情地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外交诸方面的状况，认为“实行共产主义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究竟怎样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写道：“俄国革命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苏俄的共产主义已“人间化”，并向全世界辐射，必然影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
两年的时间，他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上自苏俄领袖，下自平民百姓，去过工厂、乡村，调查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信（其中遗失10多篇），《晨报》以“莫斯科通信”专栏发表了40多篇，共有16万字，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通信，较为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
除担任《晨报》特派记者外，他还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员和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他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国共产党，次年2月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向年轻的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是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他借助《俄华辞典》，翻译、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也由此而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他在苏俄的卓越工作，通过《晨报》的“莫斯科通信”专栏，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共中央也密切地关注他的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５日，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对瞿秋白在会议期间的工作很满意。会议结束前，陈独秀便要求他回国工作。年底，他便踏上归国的旅程。
主编《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
回国后，党对他寄予厚望，决定让他担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主编，并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随陈独秀入北大，吹奏起五四运动的号角。接着又随陈独秀再进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来因故休刊。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复刊改为季刊。瞿秋白将其编成“共产国际”专号，亲自设计封面、题写刊名。他还撰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文章。
时隔半个月，《前锋》创刊，他又撰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他的更多的政论性文章则在《向导》上发表。《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也常有他的文章发表。
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共撰写200篇文章，共有100多万字。郭沫若曾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回忆，“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注重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新青年》和《前锋》深受党内读者喜爱，当党内同志称赞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他则认真地回答：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他的文章提出很多崭新的政治问题。他说：“务使最易组织最具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重视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当各种错误思想流派，如“东方文化优越论”“生命主义论”“自然主义人生观”和“实验主义”等，如潮水般涌来时，他立即撰文予以批驳，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维护全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而在全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为他几年后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他任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不久，上海兴起“二月罢工”，他连续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肯定工人的历史地位，鼓励工人要在“中国民族的总斗争中”，“自然奋起而领导他”。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在《向导》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的革命伟绩，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五四运动六周年来临之际，他又在《向导》发表文章，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此时兴起并活跃于广东的农民运动，对他的思想很有启迪。他看到“南方的农民”“已经开始做有组织的斗争，而且赞助民族革命”，所以认为，只要工农团结起来，便可以“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商务印书馆为表示爱国热忱，拿出1万元的资金给职工办《公理日报》。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面前，这份报纸以温良、中庸的态度，欲向强盗讨回公理，显得极其天真和软弱。他极不满意这份报纸，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理啊！我们办个《热血日报》吧！”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调来，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主编，负责撰写社论，其他栏目的文章由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去编写。
《热血日报》于6月4日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他题写报头，并请陈独秀撰写发刊词：“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热血日报》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这些社论、短评和专论，对于五卅运动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热血日报》很有读者群，销售量竟达3万份，以至山东、江西的读者也投书寄稿。6月27日，《热血日报》出至24期后，便被封禁了。他本想从《热血日报》中选出20篇社论出一单行本。郑超麟曾见他在选出的社论上写道：“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每篇悉仍原题，下以小号字注明年月日。”后来由于特殊的形势，出单行本的计划一直没有实现。
创办最后两份机关报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郑超麟的建议，决定创办《布尔塞维克》，以代替已经停刊的《向导》，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每周都要来编辑部，代表中央指导编辑工作。
大革命失败的晦暗时期，蒋介石、汪精卫一面屠杀工农，一面又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继续以他背叛和篡改了的“三民主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布尔塞维克》的任务就是揭穿他们伪三民主义的本质。瞿秋白在发刊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已经“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他还发表《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历史地、科学地评析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但是，“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三民主义被篡改了，“变成反革命的工具”。此时的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
当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布尔塞维克》都予以肯定和讴歌。广州起义爆发时，《布尔塞维克》连出三期专刊，对广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撰写《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和《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等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豪绅及资产阶级，中国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之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是，《布尔塞维克》又几乎与他的左倾盲动错误相始相终，左倾盲动的错误主张，大多由此而传播、扩散开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布尔塞维克》的遗憾。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不得不接受王明等强加的各种罪名。此时，他已疲惫不堪，且又复发肺病。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在上海养病。在上海时，他读到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认为《红色中华》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些细节和技术上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于是，他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1933年8月7日《斗争》上，他提议《红色中华》应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而“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他特别建议组织工农兵通讯活动，让工农群众和士兵撰写通讯，办一份“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
半年后，他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他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进《红色中华》。但是，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嚣尘上，他没有发言权，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在巩固中央苏区、加强红军建设和第五次反“围剿”中，《红色中华》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同时，它又宣传了左倾路线和策略，给革命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他对《红色中华》最显明的贡献，是培养了将近千人的工农通讯员，这些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各条战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被留守在江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曾是他的部下的庄东晓回忆道：“主力北上了。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秋白同志更是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红色中华》照样按期出版”，“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行前，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稿。’”
瞿秋白是位知识型政治领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走过一条曲折坎坷的生命之旅，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但是，他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感，他所努力去做的文化事业，他所编辑的众多报刊，无疑地具有典型的历史意义和卓著的功勋价值。
（责编 兴柱）
创办《新社会》和《人道》
瞿秋白和郑振铎是意趣相同的朋友。那一代知识青年最爱读俄罗斯小说，而在北京要想读到俄罗斯小说，只有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郑振铎有此便利，因为他有个姓孔的朋友是青年会的学习干事。瞿秋白通过郑振铎认识姓孔的，由此而经常到青年会阅读俄罗斯小说。此时，青年会有意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周刊，希望郑振铎、瞿秋白等人成为这本周刊的编辑。1919年11月1日，青年会主办的《新社会》正式面世，它的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那年，瞿秋白只有21岁，且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作为《新社会》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他的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仍令几十年后的郑振铎难以忘怀：
“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去，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地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用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地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吗？’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
他在《新社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自杀》《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社会与罪恶》等等。这些文章切中旧中国的种种弊端及其要害，鼓励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他的文章宣传“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这些文章多直面社会实际问题，如青年自杀、妇女解放、婚姻制度等，呼吁青年：“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他在探索和思考，而理论的指导又是驳杂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曾给他的思想留下过颇有影响的印记。多年后，他回忆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连续编辑《新社会》17、18、19号，即《劳动专号》，才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憧憬，他的《谁的利益》《劳动的福音》《伯伯尔（即倍倍尔——作者注）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的谬误”，较为鲜明地宣传马克思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明确指出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
《新社会》以全新的气息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传播面可达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同时，也越来越为旧的势力所忌恨。1920年5月，仅出版19期的《新社会》便被迫停刊。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
《新社会》虽然被迫停刊，但是，它的改造社会的使命并没有中断。８月５日，《新社会》的原班人马又创办起《人道》月刊。他是不大赞成《人道》这个刊名的，不希望以所谓人道主义作为《人道》的办刊宗旨。在鬼蜮成灾、恶魔横行的旧中国，几个浪漫青年的人道主义的呼唤，未免太弱小，太不自量力，反动势力仍视《人道》为异端。因此，《人道》的创刊也便成了它的终刊。他在《人道》只有一篇散文诗《心的声音远》。这首诗抒发了他悲愤悒郁的心情，表示出对劳苦大众的殷殷关切之情，和对强暴的统治者的憎恨情绪。
应聘担任《晨报》特派记者
瞿秋白曾十分自信地说：“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当北京《晨报》发出招聘特派记者，前往俄罗斯“担任调查通讯事宜”的启事时，他胸有成竹地前往应聘，并很快被聘为《晨报》特派记者。
当时苏俄百废待兴，经济生活极端艰难。萧劲光将军当年就在苏俄留学，对于新生苏俄的经济窘境，他是那么的记忆深刻。他在晚年回忆：“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歉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像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去路迢迢，前景堪忧。亲友们纷纷劝阻，他对他们的好意充分理解，但又不甘生活在“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中，一种生命的本能驱使他去找寻彼岸的光明。俄罗斯革命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诚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1920年10月16日，他踏上前往“新国家”之路。他在途中愉快地写道：“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在旅途的颠簸辛劳中，他仍抓紧时间采访、调查，仅1920年10月至1921年１月，便编写出20余篇通讯稿，分别寄给《晨报》和《时事新报》。1921年1月25日，他到达莫斯科。之后，在《真理报》的帮助下，参观了很多地方，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莫斯科大剧院、克里姆林宫、托尔斯泰故居陈列馆和幼儿院、劳动学校等，会见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孙女苏菲亚。而最令他难忘的是，在苏俄期间，曾有幸见过列宁，并与列宁有过当面交谈。时隔数年，他在与羊牧之谈话时，还不无兴奋地忆及此事。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说：
“有一次晚上去看他，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照片，很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我一看是快镜摄的秋白与列宁合摄的半身像。列宁立在中间，秋白紧靠着站在右边，……我说：‘你见过列宁几次？’他说：‘两次，他和我谈过多时话哩。’”
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有幸以新闻记者身份进行采访，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便是对苏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热情报道，由于文章长达3万字，《晨报》在刊用时，竟连载了27次。他全面、热情地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外交诸方面的状况，认为“实行共产主义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究竟怎样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写道：“俄国革命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苏俄的共产主义已“人间化”，并向全世界辐射，必然影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
两年的时间，他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上自苏俄领袖，下自平民百姓，去过工厂、乡村，调查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信（其中遗失10多篇），《晨报》以“莫斯科通信”专栏发表了40多篇，共有16万字，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通信，较为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
除担任《晨报》特派记者外，他还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员和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他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国共产党，次年2月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向年轻的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是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他借助《俄华辞典》，翻译、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也由此而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他在苏俄的卓越工作，通过《晨报》的“莫斯科通信”专栏，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共中央也密切地关注他的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５日，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对瞿秋白在会议期间的工作很满意。会议结束前，陈独秀便要求他回国工作。年底，他便踏上归国的旅程。
主编《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
回国后，党对他寄予厚望，决定让他担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主编，并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随陈独秀入北大，吹奏起五四运动的号角。接着又随陈独秀再进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来因故休刊。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复刊改为季刊。瞿秋白将其编成“共产国际”专号，亲自设计封面、题写刊名。他还撰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文章。
时隔半个月，《前锋》创刊，他又撰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他的更多的政论性文章则在《向导》上发表。《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也常有他的文章发表。
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共撰写200篇文章，共有100多万字。郭沫若曾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回忆，“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注重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新青年》和《前锋》深受党内读者喜爱，当党内同志称赞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他则认真地回答：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他的文章提出很多崭新的政治问题。他说：“务使最易组织最具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重视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当各种错误思想流派，如“东方文化优越论”“生命主义论”“自然主义人生观”和“实验主义”等，如潮水般涌来时，他立即撰文予以批驳，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维护全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而在全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为他几年后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他任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不久，上海兴起“二月罢工”，他连续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肯定工人的历史地位，鼓励工人要在“中国民族的总斗争中”，“自然奋起而领导他”。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在《向导》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的革命伟绩，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五四运动六周年来临之际，他又在《向导》发表文章，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此时兴起并活跃于广东的农民运动，对他的思想很有启迪。他看到“南方的农民”“已经开始做有组织的斗争，而且赞助民族革命”，所以认为，只要工农团结起来，便可以“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商务印书馆为表示爱国热忱，拿出1万元的资金给职工办《公理日报》。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面前，这份报纸以温良、中庸的态度，欲向强盗讨回公理，显得极其天真和软弱。他极不满意这份报纸，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理啊！我们办个《热血日报》吧！”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调来，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主编，负责撰写社论，其他栏目的文章由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去编写。
《热血日报》于6月4日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他题写报头，并请陈独秀撰写发刊词：“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热血日报》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这些社论、短评和专论，对于五卅运动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热血日报》很有读者群，销售量竟达3万份，以至山东、江西的读者也投书寄稿。6月27日，《热血日报》出至24期后，便被封禁了。他本想从《热血日报》中选出20篇社论出一单行本。郑超麟曾见他在选出的社论上写道：“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每篇悉仍原题，下以小号字注明年月日。”后来由于特殊的形势，出单行本的计划一直没有实现。
创办最后两份机关报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郑超麟的建议，决定创办《布尔塞维克》，以代替已经停刊的《向导》，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每周都要来编辑部，代表中央指导编辑工作。
大革命失败的晦暗时期，蒋介石、汪精卫一面屠杀工农，一面又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继续以他背叛和篡改了的“三民主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布尔塞维克》的任务就是揭穿他们伪三民主义的本质。瞿秋白在发刊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已经“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他还发表《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历史地、科学地评析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但是，“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三民主义被篡改了，“变成反革命的工具”。此时的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
当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布尔塞维克》都予以肯定和讴歌。广州起义爆发时，《布尔塞维克》连出三期专刊，对广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撰写《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和《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等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豪绅及资产阶级，中国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之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是，《布尔塞维克》又几乎与他的左倾盲动错误相始相终，左倾盲动的错误主张，大多由此而传播、扩散开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布尔塞维克》的遗憾。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不得不接受王明等强加的各种罪名。此时，他已疲惫不堪，且又复发肺病。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在上海养病。在上海时，他读到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认为《红色中华》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些细节和技术上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于是，他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1933年8月7日《斗争》上，他提议《红色中华》应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而“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他特别建议组织工农兵通讯活动，让工农群众和士兵撰写通讯，办一份“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
半年后，他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他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进《红色中华》。但是，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嚣尘上，他没有发言权，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在巩固中央苏区、加强红军建设和第五次反“围剿”中，《红色中华》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同时，它又宣传了左倾路线和策略，给革命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他对《红色中华》最显明的贡献，是培养了将近千人的工农通讯员，这些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各条战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被留守在江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曾是他的部下的庄东晓回忆道：“主力北上了。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秋白同志更是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红色中华》照样按期出版”，“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行前，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稿。’”
瞿秋白是位知识型政治领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走过一条曲折坎坷的生命之旅，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但是，他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感，他所努力去做的文化事业，他所编辑的众多报刊，无疑地具有典型的历史意义和卓著的功勋价值。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