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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一直处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统治地位。由于传统研究方式的自身局限性,以及无法从方法论内部找到可以超越自身的切入点等缘故,在20世纪末就面临了“新音乐学”的强烈挑战。科尔曼所倡导的审美批评性音乐学研究,可以说开启了新世纪音乐学研究的新篇章。我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领域有意识地注入了导向人文观照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主体审美的科尔曼式批评,并以独特的人文与批评视角审视音乐事象的新生代研究力量在不断壮大。这无疑体现了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学者从“受动性”研究向“能动性”研究的逐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