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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研究专著，开中国小说专门史之创作先河。在书中，鲁迅除提出较为科学的小说体系、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外，还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以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小说体系、阐释小说观念。而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对后世古代小说乃至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中国小说史略》；研究方法；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5-02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全书以时间为线索，系统论述了古代各类小说的流变过程，内容丰富，材料详实，被胡适誉为“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在书中，鲁迅融中西方研究方法为一体，使其更具学术价值，成为后世相关领域研究的典范。
一、传统治学方法的运用
鲁迅旧学功底深厚，《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其运用传统治学之法研究学术的一个代表。
（一）目录学。
章学诚认为目录学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鲁迅即利用其“著录”的功能构建小说框架，同时以朝代为轴，梳理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过程。
在论述文言小说时，鲁迅先分别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家著录的文言小说及其分类进行了罗列及简析，并据此构建全书文言小说的框架。书中对文言小说的论述集中在第三到第十一篇：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五至七篇根据《隋书·经籍志》并参考两唐志写六朝小说，第八至第十一篇述唐宋传奇。
而对于白话小说，鲁迅首先提出：“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由此，鲁迅对其也按小说类型进行了整理：第十二、十三篇分写宋话本和宋元拟话本，第十四篇后分写讲史、神魔、人情、讽刺、才学、狭邪、侠义公案、谴责小说，在其中还插入明之拟宋市人，清之拟晋唐小说（第二十一、二十二篇）。这样就与文言小说一起，构成了全书的大致体系。
此外，鲁迅也运用目录学探究古代小说观念的流变过程。他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末附的十五家小说认为当时小说“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指出在汉代，小说与子部、史部密不可分。到唐代，《隋书·经籍志》将小说归为子部，体现出小说地位的提高；到宋代，《新唐志》将《列异传》等志怪作品“退为小说”，小说的虚构性得到承认。而至明清，鲁迅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收录传奇，但小说范围“乃稍整洁”，小说志怪类杂入《山海经》等含传说之书等。另外鲁迅还提到平话、演义等不被史家所录，并得出“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界者也”的结论。总之，通过对比各时期文献对小说的著录情况，客观上可以看出古代主流小说观念的变化。
（二）校勘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无论是写作前的大量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还是对材料的辨伪考据，都对校勘这一方法有着大量的应用。
1.大量搜集与整理文献材料。
由于小说自古不被重视，在流传中散佚现象较严重，因此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对于写作小说史尤为重要。而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前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1910年前后开始整理古代小说，编写成有《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材料基础。
据统计《中国小说史略》全书12万6千字，直接引用小说原文118 处，约5 万余字，占全书近40%。[1]这体现出材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重要作用。而书中材料多是鲁迅辑佚古小说时所得，如第12篇到第28篇依据的主要材料即为《小说旧闻钞》。
2.辨偽、考证工作的开展。
鲁迅对待材料极为严谨，不仅讲求使用一手资料，还在书中对许多材料进行了考辨，还对部分小说的作者、成书年代等进行了考证。
鲁迅在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开篇即提到：“现存之小说，盖无一真出自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随后，他通过对文献的辨伪对此观点予以证明。如《神异经》一书，号称东方朔所撰，鲁迅对此不以为然。他通过此书仿《山海经》，而“《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得出此书应作于晋后，故为伪托东方朔所作。诸如此类对材料的辨伪考证在书中还有很多。
鲁迅创作《中国小说史略》前后历经十几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同时保持怀疑精神，不轻信一家之说。以往学者大多为考据而考据，而鲁迅则将其当成一种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对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值得我们学习。
二、西方现代研究方法
蔡元培曾评价鲁迅的治学方法为“用清儒家法”却又“不为清儒所囿”。“用清儒家法”即包括上文谈到的以朴学之法治学，而“不为清儒所囿”则是说鲁迅不但运用我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这从《中国小说史略》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中就可以看出。
（一）比较的研究法。
1.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鲁迅学贯中西，虽写中国小说史，却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书中，鲁迅多次提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流传及传播。如《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提到魏晋时，印度“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气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续齐谐记》所记“阳羡鹅笼”之事，本事来自印度《譬喻经》所载“梵志吐壶”，而在《续齐谐记》中吴均将其本土化了。
2.本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在书中，鲁迅还通过对本国小说的互相对比，分析其自身特点。如将《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这种方法可以让人更清楚一类小说的发展变化，使人更清晰地了解作品。 另外，鲁迅也注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某类小说的自身嬗变。如将唐传奇与宋传奇进行对比：“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到宋朝，虽然也有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在对比分析中，加深人们对该类小说的认识。
总之，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可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使人们对小说的发展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二）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进行研究。
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因此，鲁迅在书中考察评判小说时注重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追根溯源，探究其成书原因。如论述《金瓶梅》因其色情描写较多为后人诟病时，鲁迅从其成书时代的社会风气上分析了原因：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鲁迅并未简单地批判《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而从该书的成书背景分析其描写原因：即当时受上层社会影响，小说中流行记叙床第之事。孟子时即讲究“知人论世”，这种分析方法有利于客观理解作品，避免因不了解其背景而误解其意。
三、结语
《中国小说史略》不但打破了中国自古无专门小说史的局面，还为后世小说研究者树立了典范。其中，鲁迅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科学的分类体系，后世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也多沿用此体系，并对其加以发展。此外，鲁迅还在书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小说名词，如“志人小说”、“黑幕小说”等，使这些小说得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一些小说也因该书得以被重新认识，如《金瓶梅》等。
虽受时代、环境等限制，《中国小说史略》还有不足之处，鲁迅对某些小说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时刻存疑的学术精神，融汇中西的研究方法等仍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所启发，值得我们去学习。
参考文献
[1]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頁.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顾农.《中国小说史略》导读[J]. 鲁迅研究月刊， 2002， （11）
[4]杨明贵.论《中国小说史略》对传统文献学方法的借鉴和运用[J].安康学院学报， 2013， 25（5）
[5]蔡元培. 鲁迅先生全集序[A]. 鲁迅全集[C].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关键词：《中国小说史略》；研究方法；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5-02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全书以时间为线索，系统论述了古代各类小说的流变过程，内容丰富，材料详实，被胡适誉为“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在书中，鲁迅融中西方研究方法为一体，使其更具学术价值，成为后世相关领域研究的典范。
一、传统治学方法的运用
鲁迅旧学功底深厚，《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其运用传统治学之法研究学术的一个代表。
（一）目录学。
章学诚认为目录学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鲁迅即利用其“著录”的功能构建小说框架，同时以朝代为轴，梳理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过程。
在论述文言小说时，鲁迅先分别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家著录的文言小说及其分类进行了罗列及简析，并据此构建全书文言小说的框架。书中对文言小说的论述集中在第三到第十一篇：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五至七篇根据《隋书·经籍志》并参考两唐志写六朝小说，第八至第十一篇述唐宋传奇。
而对于白话小说，鲁迅首先提出：“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由此，鲁迅对其也按小说类型进行了整理：第十二、十三篇分写宋话本和宋元拟话本，第十四篇后分写讲史、神魔、人情、讽刺、才学、狭邪、侠义公案、谴责小说，在其中还插入明之拟宋市人，清之拟晋唐小说（第二十一、二十二篇）。这样就与文言小说一起，构成了全书的大致体系。
此外，鲁迅也运用目录学探究古代小说观念的流变过程。他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末附的十五家小说认为当时小说“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指出在汉代，小说与子部、史部密不可分。到唐代，《隋书·经籍志》将小说归为子部，体现出小说地位的提高；到宋代，《新唐志》将《列异传》等志怪作品“退为小说”，小说的虚构性得到承认。而至明清，鲁迅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收录传奇，但小说范围“乃稍整洁”，小说志怪类杂入《山海经》等含传说之书等。另外鲁迅还提到平话、演义等不被史家所录，并得出“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界者也”的结论。总之，通过对比各时期文献对小说的著录情况，客观上可以看出古代主流小说观念的变化。
（二）校勘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无论是写作前的大量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还是对材料的辨伪考据，都对校勘这一方法有着大量的应用。
1.大量搜集与整理文献材料。
由于小说自古不被重视，在流传中散佚现象较严重，因此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对于写作小说史尤为重要。而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前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1910年前后开始整理古代小说，编写成有《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材料基础。
据统计《中国小说史略》全书12万6千字，直接引用小说原文118 处，约5 万余字，占全书近40%。[1]这体现出材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重要作用。而书中材料多是鲁迅辑佚古小说时所得，如第12篇到第28篇依据的主要材料即为《小说旧闻钞》。
2.辨偽、考证工作的开展。
鲁迅对待材料极为严谨，不仅讲求使用一手资料，还在书中对许多材料进行了考辨，还对部分小说的作者、成书年代等进行了考证。
鲁迅在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开篇即提到：“现存之小说，盖无一真出自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随后，他通过对文献的辨伪对此观点予以证明。如《神异经》一书，号称东方朔所撰，鲁迅对此不以为然。他通过此书仿《山海经》，而“《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得出此书应作于晋后，故为伪托东方朔所作。诸如此类对材料的辨伪考证在书中还有很多。
鲁迅创作《中国小说史略》前后历经十几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同时保持怀疑精神，不轻信一家之说。以往学者大多为考据而考据，而鲁迅则将其当成一种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对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值得我们学习。
二、西方现代研究方法
蔡元培曾评价鲁迅的治学方法为“用清儒家法”却又“不为清儒所囿”。“用清儒家法”即包括上文谈到的以朴学之法治学，而“不为清儒所囿”则是说鲁迅不但运用我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这从《中国小说史略》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中就可以看出。
（一）比较的研究法。
1.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鲁迅学贯中西，虽写中国小说史，却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书中，鲁迅多次提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流传及传播。如《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提到魏晋时，印度“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气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续齐谐记》所记“阳羡鹅笼”之事，本事来自印度《譬喻经》所载“梵志吐壶”，而在《续齐谐记》中吴均将其本土化了。
2.本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在书中，鲁迅还通过对本国小说的互相对比，分析其自身特点。如将《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这种方法可以让人更清楚一类小说的发展变化，使人更清晰地了解作品。 另外，鲁迅也注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某类小说的自身嬗变。如将唐传奇与宋传奇进行对比：“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到宋朝，虽然也有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在对比分析中，加深人们对该类小说的认识。
总之，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可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使人们对小说的发展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二）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进行研究。
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因此，鲁迅在书中考察评判小说时注重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追根溯源，探究其成书原因。如论述《金瓶梅》因其色情描写较多为后人诟病时，鲁迅从其成书时代的社会风气上分析了原因：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鲁迅并未简单地批判《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而从该书的成书背景分析其描写原因：即当时受上层社会影响，小说中流行记叙床第之事。孟子时即讲究“知人论世”，这种分析方法有利于客观理解作品，避免因不了解其背景而误解其意。
三、结语
《中国小说史略》不但打破了中国自古无专门小说史的局面，还为后世小说研究者树立了典范。其中，鲁迅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科学的分类体系，后世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也多沿用此体系，并对其加以发展。此外，鲁迅还在书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小说名词，如“志人小说”、“黑幕小说”等，使这些小说得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一些小说也因该书得以被重新认识，如《金瓶梅》等。
虽受时代、环境等限制，《中国小说史略》还有不足之处，鲁迅对某些小说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时刻存疑的学术精神，融汇中西的研究方法等仍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所启发，值得我们去学习。
参考文献
[1]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頁.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顾农.《中国小说史略》导读[J]. 鲁迅研究月刊， 2002， （11）
[4]杨明贵.论《中国小说史略》对传统文献学方法的借鉴和运用[J].安康学院学报， 2013， 25（5）
[5]蔡元培. 鲁迅先生全集序[A]. 鲁迅全集[C].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