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些日子回家,见院子里只有忙碌的母亲,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一问才知,原来父亲到邻村拉水去了。几天前,村里的水塔坏了,平时不用操心到点就来的自来水,这下“自来”不了了。人还好说,少洗把脸,少洗几件衣服,少做些汤汤水水的饭食,凑合几天也就过去了,可是那些带嘴儿的牲畜,猪呀,驴呀,狗呀,鸡呀,可是一天都不能凑合。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井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方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眼井。井是普通的压水井。就是把一根长长的手腕粗细的铁管,打到地底下,一直打到地下很深的水里面,地上只露一小截。露出地面的一截铁管,上面再焊接上一个两扎长大腿根粗的铁管,即为井筒。井筒的侧面开一个口,斜下里伸出一个簸箕形的水槽。井筒里有一块儿紧贴井壁圆形的胶皮,铆在一根细铁棍上,我们这儿叫它“花篮”。花篮儿钩在井把上,井把的顶端弯成月牙形,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伸进井筒里。压水时,随着井把的一起一落,地下的水被“压”上来,顺着水槽“哗哗”地流进水桶里。
我家的压水井在房前,下了台阶,向右一拐,抬腿就到了。把井打在那里,自然是为了使水方便。一个庄户人家,一天都离不开水。就拿我家来说,我家每年都要养两头猪,开春买进,年底卖出,差不多要养一年,细算下来,根本赚不了钱,无非是把平时毛毛分分的零钱,换成年底“可观”的整钱,捎带还落下一圈臭烘烘的好粪,肥沃自家的田地。为此,母亲每天在给我们做完饭后,还要做三顿猪食。所谓的猪食,其实就是泔水。看上去满满当当的一桶,里面的饲料并不多。猪吃起来,猪槽里净冒水泡泡,还“嗞嗞”直响。喝这样的泔水,猪自然长不快。我家还养了一头小毛驴。小毛驴那可不是养来卖的,更不是养着玩的。小毛驴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力,家里的十几亩地,春种秋收全都指仗着它。所以,对于小毛驴,父亲照顾得特别仔细。闲时要喂饱,忙时要吃好。喂饱吃好后,还要饮一桶刚压上来的清凉凉的井水。小毛驴喝水时,把头埋进水桶里,脖子一伸一缩一上一下,不一会儿,水桶就见底了。小毛驴并不是每次都很听话,有时候,对面前的清水视而不见,而是直愣愣地看着你,和你玩哑谜。不过,父亲自有办法。父亲会吹口哨。只要父亲一吹口哨,小毛驴就像听到了喝水的命令,遂又把头重新埋进水桶里。我看见了好几回,自己也试过,真的很管用。心里便想,这口哨的作用还挺神奇,不仅能哄小孩儿听话地尿尿,还能哄小毛驴顺从地喝水。
压水不是轻巧活,要有把子力气,所以,家中压水的活儿一般都由父亲承担。每天,父亲起得都很早。作为一个农民,父亲深深知道,勤劳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早起后,父亲先要到地里转上一圈,看看自家的庄稼。庄稼是父亲另一群孩子,在他眼里,有时甚至比亲生儿女还重要。回来后,父亲还要把院子收拾干净,院子是一个家的脸面,如果连脸面都不干净,那干什么都没有成色。全都收拾停当,父亲开始压水。那时,父亲正当盛年,有的是力气,冰冷坚硬的井把握在父亲手里,就像握着一根毫不起眼的小木棍,倏地抬起,飕地落下,抬起落下,呼呼挂风。由于用力过猛,压上来的井水常常翻滚着白色的水花,飞溅到井筒外,井筒边上的地面常常洇湿一大片。
那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家。父母到田里干活去了,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我没有玩具,只好独自一个人站在空阔寂静的院子里,发愣,发呆,发傻。当有一天,我的目光聚焦到压水井时,我知道,我有的玩了。压水井的井把正高高地扬着,像高高抬起的一只手臂,似乎在召唤我。我跑过去,双手紧握井把,想把它拉下来。但是,井把在我手里却无动于衷。井筒里的胶皮像是突然来了脾气,胶性大发,紧紧地粘在井壁上。于是,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屈膝弯腿,双脚离地,把整个人吊在了井把上,而井把也只不过像蜗牛似的微微动了动,井筒里却一滴水珠也没有滴下来。正在我玩得起劲的时候,被回来的母亲撞见了,母亲慌忙地喝止住了我:“还不快下来,我的小祖宗,那是你玩的吗?小心叫井把打了你的嘴。”我赶紧松了手。母亲接着呵斥:“你没听说村北的小刚子,就是没人的时候自己玩井把,结果一把没攥住,被蹦起的井把打了下巴。”小刚子是我的同学,果真有好几天没去上学了,原来他被井把打了。听着母亲的呵斥,我仿佛看到小刚子痛苦的样子:双手捂着高高肿起的下巴,嘴角淌着鲜红的血,疼得哇哇大叫,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父亲压满一桶水,便把水倒进水缸里。我家的水缸立在正屋门与里屋門之间的旮旯处。那里的空间大小适宜,好像是专门为水缸预备的。如无特殊原因,我家的水缸总是满满的。水缸紧挨着窗户。天气晴朗,明媚的阳光便会穿过窗户纸照在水缸里,就像照在一个微型的湖面上。忽然有一天,我无意间瞥见屋里的墙上有一个亮闪闪的白色光圈,还不住地微微晃动。我感到好奇,寻了半天,方才找到它的源头。原来,射在水缸里的阳光,又被水缸里的水反射到了墙上。由于这个亮闪闪的光圈,原本光线暗淡的小屋忽然变得光鲜亮丽,蓬荜生辉。阴天的时候,水缸也失去了它干爽的外表,渗出了一圈潮乎乎的水印,水缸里的水在哪里,水印的边边就在哪里。所以,你不用走近,一看水印,就知道水缸里还有多少水。有时,水缸的外壁上还挂着一滴一滴的水珠,就像一个光着臂膀的人,在暴戾的阳光下干活,通身是汗。每每这时,年迈的爷爷就会说:“要下雨了。”我听了,将信将疑。果然,傍晚时分,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地上就水流成河。我不无佩服地说:“爷爷,您猜得真准。”爷爷笑着说:“不光这个,像什么小燕低飞,长虫过道,还有我这老寒腿一发病,都是要下雨了。”对于爷爷的话,我懵懵懂懂。但我知道,那都是经验之谈,而那些经验,就像爷爷脸上深深浅浅纵横交错的皱纹,都是岁月的沉淀。
四季之中,我偏爱夏天。春天温吞吞,赚人瞌睡,秋天忙碌,太累了,冬天又冷得邪乎,冻死个人。夏天虽然也有毒辣的日头,讨厌的蚊虫,聒噪不停的知了,但这些似乎都与我无关。我关心的是夏天有又甜又沙的西瓜吃,只这一点,就足以冠盖其他三季。小时候,西瓜是除了村里土生土长的梨之外,离我最近的水果了。每年夏天,瓜农都会来,赶着小驴车,车上装满了滚圆滚圆的大西瓜,停在我家门前。因为我家门前有棵大槐树,那里有村里最凉快的树阴。停下后,瓜农开始扯开嗓子吆喝。听到吆喝,父亲便从里屋拿出小半袋麦子,那当然不是好麦子,好麦子母亲是舍不得的。那是扬完场后,母亲从麦场的边边角角收回的土麦子,里面还有许多捡不净的小石子和土坷垃。父亲背着麦子,我兴奋地跟在后头。瓜车旁已经围了许多人,正对着满车的西瓜品头论足。我挤到瓜车旁,用手指头敲敲这个,弹弹那个,俨然是一个鉴瓜的行家里手。经过讨价还价,父亲拎回来两个大西瓜,放下西瓜,父亲端起一个大洗衣盆,来到压水井前。压满一盆水后,倒掉。原来,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井上面的水已经快被晒开了。父亲又压满一盆,端到阴凉下,把两个西瓜放进去。我蹲在旁边,守着西瓜,就像守着两个宝贝,生怕它们跑了。绿皮黑纹的西瓜浸在清凌凌的水里,愈发分明,绿处愈绿,黑处愈黑。我不住地翻滚着西瓜,想让井水的清凉气尽快地渗进瓜里面。午后,父亲拿出菜刀,咔嚓,咔嚓,把西瓜切成若干瓣。我急不可耐地抄起一瓣,狼吞虎咽起来。西瓜经过井水的浸泡,清凉可口,沙甜似蜜,一直甜到心里面。那个夏天,因为有井水泡的西瓜吃,便觉得格外凉爽怡人。 压水井的旁边,经年放置着两样物件,一是水桶,一是扁担。就像牲口棚旁,经年放着犁和牲口套,随时拿来使。那时候,我经常会在大街上看見挑水的乡亲,迈着轻快的碎步,从我眼前倏然而过。他们或是去菜地给蔬菜浇水,或是去果园给梨树打药,抑或就是自家的压水井坏了。我喜欢看他们走路,他们好像不是在走,而是在舞。他们平时可不是这样,但只要把一根扁担压在肩上,他们就能踩出那样好看的步点儿。那真是乡村街道上一帧移动且漂亮的风景。说它漂亮,一点不为过。你看,挑水的汉子,从远处走来,他腰板笔直,双肩挺拔,两腿有力,步履稳健,担在肩上的扁担,忽上忽下,颤颤悠悠,而水桶里却没有一滴水洒出来。有时,他们把一只手搭在扁担上,而另一只手则随着身体有节奏地摆动着。有时,他们干脆把两只手都垂下来,像玩杂耍似的,任由扁担自己担在肩上,而扁担却还如先前那样,服服帖帖,稳稳当当,像粘在了肩膀上,前不翘,后不沉。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我钦羡不已。我觉得,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男人。只有这样的男人,他们宽阔的肩膀才能担起岁月的无情风雨,他们坚实的双脚才能踏平生活无尽的坎坷。
我没有挑过水,因为那时,我还不到挑水的年龄。我只推过几次水。就是在独轮车上绑上一两根木棍,木棍的两头各挂上一只水桶。记得第一次推水,是跟着父亲去给梨树打药。去的时候,是父亲推的,父亲在车上绑了两根木棍,准备推四桶水。我想帮父亲扶着车,父亲却示意我不用。原来,平时挑惯水的父亲,此时推起水来,更是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只见他双手握把,胳膊弯曲,身体微向前倾,脚步扎实有力。乡间土路不平坦,有坡有坎,父亲遇坡上坡,逢坎过坎,四只水桶随着上坡过坎,很协调的或向后拽或向前冲,而水桶里却很少有水洒出来。轮到我推水了,父亲只让我推两桶水,没想到,两桶水却也把我弄得狼狈不堪。我的手死死地攥着车把,车把还是不听使唤地上下摇摆;胳膊僵硬的如同木头,不一会儿就又酸又痛;屁股扭来扭去,仿佛潘长江在《举起手来》演的那个罗圈腿日本兵,脚在地上画着圆圈,好像喝醉酒似的,两只水桶不住地磕碰着独轮车,里面的水不停地飞溅出来,身后留下了两条淋淋漓漓的水印。到了地里,两桶水只能凑够一桶了。我羞愧地看了看父亲,低下了头。我觉得,我真不像他的儿子。
我终究没有亲自尝试过一次挑水。等到我到了挑水的年龄,我也该到外地求学去了。偶尔回一次家,父母也不让我干这又脏又累的活。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挑过水的原因,我的身体一向很单薄,双肩下塌,两腿无力。行走在人生路上,每迈出一步,我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真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而每次渡过难关,我又像大病初愈,疲惫不堪。有时候,我真想回到老家,担上两桶水,磨砺一下柔弱的双肩,锻打一下绵软的两腿,让自己坚强起来。然而,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压水井和扁担,那些老物件,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永远地湮没在了岁月的长河里。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井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方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眼井。井是普通的压水井。就是把一根长长的手腕粗细的铁管,打到地底下,一直打到地下很深的水里面,地上只露一小截。露出地面的一截铁管,上面再焊接上一个两扎长大腿根粗的铁管,即为井筒。井筒的侧面开一个口,斜下里伸出一个簸箕形的水槽。井筒里有一块儿紧贴井壁圆形的胶皮,铆在一根细铁棍上,我们这儿叫它“花篮”。花篮儿钩在井把上,井把的顶端弯成月牙形,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伸进井筒里。压水时,随着井把的一起一落,地下的水被“压”上来,顺着水槽“哗哗”地流进水桶里。
我家的压水井在房前,下了台阶,向右一拐,抬腿就到了。把井打在那里,自然是为了使水方便。一个庄户人家,一天都离不开水。就拿我家来说,我家每年都要养两头猪,开春买进,年底卖出,差不多要养一年,细算下来,根本赚不了钱,无非是把平时毛毛分分的零钱,换成年底“可观”的整钱,捎带还落下一圈臭烘烘的好粪,肥沃自家的田地。为此,母亲每天在给我们做完饭后,还要做三顿猪食。所谓的猪食,其实就是泔水。看上去满满当当的一桶,里面的饲料并不多。猪吃起来,猪槽里净冒水泡泡,还“嗞嗞”直响。喝这样的泔水,猪自然长不快。我家还养了一头小毛驴。小毛驴那可不是养来卖的,更不是养着玩的。小毛驴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力,家里的十几亩地,春种秋收全都指仗着它。所以,对于小毛驴,父亲照顾得特别仔细。闲时要喂饱,忙时要吃好。喂饱吃好后,还要饮一桶刚压上来的清凉凉的井水。小毛驴喝水时,把头埋进水桶里,脖子一伸一缩一上一下,不一会儿,水桶就见底了。小毛驴并不是每次都很听话,有时候,对面前的清水视而不见,而是直愣愣地看着你,和你玩哑谜。不过,父亲自有办法。父亲会吹口哨。只要父亲一吹口哨,小毛驴就像听到了喝水的命令,遂又把头重新埋进水桶里。我看见了好几回,自己也试过,真的很管用。心里便想,这口哨的作用还挺神奇,不仅能哄小孩儿听话地尿尿,还能哄小毛驴顺从地喝水。
压水不是轻巧活,要有把子力气,所以,家中压水的活儿一般都由父亲承担。每天,父亲起得都很早。作为一个农民,父亲深深知道,勤劳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早起后,父亲先要到地里转上一圈,看看自家的庄稼。庄稼是父亲另一群孩子,在他眼里,有时甚至比亲生儿女还重要。回来后,父亲还要把院子收拾干净,院子是一个家的脸面,如果连脸面都不干净,那干什么都没有成色。全都收拾停当,父亲开始压水。那时,父亲正当盛年,有的是力气,冰冷坚硬的井把握在父亲手里,就像握着一根毫不起眼的小木棍,倏地抬起,飕地落下,抬起落下,呼呼挂风。由于用力过猛,压上来的井水常常翻滚着白色的水花,飞溅到井筒外,井筒边上的地面常常洇湿一大片。
那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家。父母到田里干活去了,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我没有玩具,只好独自一个人站在空阔寂静的院子里,发愣,发呆,发傻。当有一天,我的目光聚焦到压水井时,我知道,我有的玩了。压水井的井把正高高地扬着,像高高抬起的一只手臂,似乎在召唤我。我跑过去,双手紧握井把,想把它拉下来。但是,井把在我手里却无动于衷。井筒里的胶皮像是突然来了脾气,胶性大发,紧紧地粘在井壁上。于是,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屈膝弯腿,双脚离地,把整个人吊在了井把上,而井把也只不过像蜗牛似的微微动了动,井筒里却一滴水珠也没有滴下来。正在我玩得起劲的时候,被回来的母亲撞见了,母亲慌忙地喝止住了我:“还不快下来,我的小祖宗,那是你玩的吗?小心叫井把打了你的嘴。”我赶紧松了手。母亲接着呵斥:“你没听说村北的小刚子,就是没人的时候自己玩井把,结果一把没攥住,被蹦起的井把打了下巴。”小刚子是我的同学,果真有好几天没去上学了,原来他被井把打了。听着母亲的呵斥,我仿佛看到小刚子痛苦的样子:双手捂着高高肿起的下巴,嘴角淌着鲜红的血,疼得哇哇大叫,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父亲压满一桶水,便把水倒进水缸里。我家的水缸立在正屋门与里屋門之间的旮旯处。那里的空间大小适宜,好像是专门为水缸预备的。如无特殊原因,我家的水缸总是满满的。水缸紧挨着窗户。天气晴朗,明媚的阳光便会穿过窗户纸照在水缸里,就像照在一个微型的湖面上。忽然有一天,我无意间瞥见屋里的墙上有一个亮闪闪的白色光圈,还不住地微微晃动。我感到好奇,寻了半天,方才找到它的源头。原来,射在水缸里的阳光,又被水缸里的水反射到了墙上。由于这个亮闪闪的光圈,原本光线暗淡的小屋忽然变得光鲜亮丽,蓬荜生辉。阴天的时候,水缸也失去了它干爽的外表,渗出了一圈潮乎乎的水印,水缸里的水在哪里,水印的边边就在哪里。所以,你不用走近,一看水印,就知道水缸里还有多少水。有时,水缸的外壁上还挂着一滴一滴的水珠,就像一个光着臂膀的人,在暴戾的阳光下干活,通身是汗。每每这时,年迈的爷爷就会说:“要下雨了。”我听了,将信将疑。果然,傍晚时分,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地上就水流成河。我不无佩服地说:“爷爷,您猜得真准。”爷爷笑着说:“不光这个,像什么小燕低飞,长虫过道,还有我这老寒腿一发病,都是要下雨了。”对于爷爷的话,我懵懵懂懂。但我知道,那都是经验之谈,而那些经验,就像爷爷脸上深深浅浅纵横交错的皱纹,都是岁月的沉淀。
四季之中,我偏爱夏天。春天温吞吞,赚人瞌睡,秋天忙碌,太累了,冬天又冷得邪乎,冻死个人。夏天虽然也有毒辣的日头,讨厌的蚊虫,聒噪不停的知了,但这些似乎都与我无关。我关心的是夏天有又甜又沙的西瓜吃,只这一点,就足以冠盖其他三季。小时候,西瓜是除了村里土生土长的梨之外,离我最近的水果了。每年夏天,瓜农都会来,赶着小驴车,车上装满了滚圆滚圆的大西瓜,停在我家门前。因为我家门前有棵大槐树,那里有村里最凉快的树阴。停下后,瓜农开始扯开嗓子吆喝。听到吆喝,父亲便从里屋拿出小半袋麦子,那当然不是好麦子,好麦子母亲是舍不得的。那是扬完场后,母亲从麦场的边边角角收回的土麦子,里面还有许多捡不净的小石子和土坷垃。父亲背着麦子,我兴奋地跟在后头。瓜车旁已经围了许多人,正对着满车的西瓜品头论足。我挤到瓜车旁,用手指头敲敲这个,弹弹那个,俨然是一个鉴瓜的行家里手。经过讨价还价,父亲拎回来两个大西瓜,放下西瓜,父亲端起一个大洗衣盆,来到压水井前。压满一盆水后,倒掉。原来,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井上面的水已经快被晒开了。父亲又压满一盆,端到阴凉下,把两个西瓜放进去。我蹲在旁边,守着西瓜,就像守着两个宝贝,生怕它们跑了。绿皮黑纹的西瓜浸在清凌凌的水里,愈发分明,绿处愈绿,黑处愈黑。我不住地翻滚着西瓜,想让井水的清凉气尽快地渗进瓜里面。午后,父亲拿出菜刀,咔嚓,咔嚓,把西瓜切成若干瓣。我急不可耐地抄起一瓣,狼吞虎咽起来。西瓜经过井水的浸泡,清凉可口,沙甜似蜜,一直甜到心里面。那个夏天,因为有井水泡的西瓜吃,便觉得格外凉爽怡人。 压水井的旁边,经年放置着两样物件,一是水桶,一是扁担。就像牲口棚旁,经年放着犁和牲口套,随时拿来使。那时候,我经常会在大街上看見挑水的乡亲,迈着轻快的碎步,从我眼前倏然而过。他们或是去菜地给蔬菜浇水,或是去果园给梨树打药,抑或就是自家的压水井坏了。我喜欢看他们走路,他们好像不是在走,而是在舞。他们平时可不是这样,但只要把一根扁担压在肩上,他们就能踩出那样好看的步点儿。那真是乡村街道上一帧移动且漂亮的风景。说它漂亮,一点不为过。你看,挑水的汉子,从远处走来,他腰板笔直,双肩挺拔,两腿有力,步履稳健,担在肩上的扁担,忽上忽下,颤颤悠悠,而水桶里却没有一滴水洒出来。有时,他们把一只手搭在扁担上,而另一只手则随着身体有节奏地摆动着。有时,他们干脆把两只手都垂下来,像玩杂耍似的,任由扁担自己担在肩上,而扁担却还如先前那样,服服帖帖,稳稳当当,像粘在了肩膀上,前不翘,后不沉。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我钦羡不已。我觉得,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男人。只有这样的男人,他们宽阔的肩膀才能担起岁月的无情风雨,他们坚实的双脚才能踏平生活无尽的坎坷。
我没有挑过水,因为那时,我还不到挑水的年龄。我只推过几次水。就是在独轮车上绑上一两根木棍,木棍的两头各挂上一只水桶。记得第一次推水,是跟着父亲去给梨树打药。去的时候,是父亲推的,父亲在车上绑了两根木棍,准备推四桶水。我想帮父亲扶着车,父亲却示意我不用。原来,平时挑惯水的父亲,此时推起水来,更是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只见他双手握把,胳膊弯曲,身体微向前倾,脚步扎实有力。乡间土路不平坦,有坡有坎,父亲遇坡上坡,逢坎过坎,四只水桶随着上坡过坎,很协调的或向后拽或向前冲,而水桶里却很少有水洒出来。轮到我推水了,父亲只让我推两桶水,没想到,两桶水却也把我弄得狼狈不堪。我的手死死地攥着车把,车把还是不听使唤地上下摇摆;胳膊僵硬的如同木头,不一会儿就又酸又痛;屁股扭来扭去,仿佛潘长江在《举起手来》演的那个罗圈腿日本兵,脚在地上画着圆圈,好像喝醉酒似的,两只水桶不住地磕碰着独轮车,里面的水不停地飞溅出来,身后留下了两条淋淋漓漓的水印。到了地里,两桶水只能凑够一桶了。我羞愧地看了看父亲,低下了头。我觉得,我真不像他的儿子。
我终究没有亲自尝试过一次挑水。等到我到了挑水的年龄,我也该到外地求学去了。偶尔回一次家,父母也不让我干这又脏又累的活。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挑过水的原因,我的身体一向很单薄,双肩下塌,两腿无力。行走在人生路上,每迈出一步,我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真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而每次渡过难关,我又像大病初愈,疲惫不堪。有时候,我真想回到老家,担上两桶水,磨砺一下柔弱的双肩,锻打一下绵软的两腿,让自己坚强起来。然而,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压水井和扁担,那些老物件,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永远地湮没在了岁月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