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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共享发展”这个主题，我觉得定得非常好，我也很感兴趣。
“经济不发达，人才留不住”是全国592个贫困县的共同特点。因此，要解决这么多贫困县的问题，就必须在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方面下力气，否则暂时脱了贫，还是要返贫的。下面我就贫困地区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谈以下观点。
贫困地区必须优先发展非农产业
全国的贫困县有这么几个相同点。一是发展农业，特别是发展大农业，资源条件不是很好，多数都是山区县，而且发展农业周期性也比较长。二是交通不是很便利，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人口在不断地增加，原来的基本养活原来少的人口下的资源条件越来越不充足，所以许多人外出打工。三是缺乏人才，而且引不进来，自己培养的人又留不住。由于这么三个特点，贫困地区不仅是百姓穷，政府也很穷。因为它没有工业，没有基本的税收收入。
因此，贫困地区首先要想办法发展非农产业。目的就是要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要让农村大多数人能够得到实惠，特别是让适应的劳动力基本上在家门口就业，不要离乡背井到外地太多，我一直不大赞成这种方式的。
貧困地区发展非农产业一定要从本地的基本条件出发，不要贪大求洋，好高骛远，以小型的民营为主，招商引资应该为辅。我们一直很重视招商引资，我并不反对，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贫困地区要敢于出台地方性的政策，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是一年来，我没有发现有的地方真的做了，这句话就是“允许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出一些符合自己实际的政策”，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出台，这些政策要使得非农产业发展尽量减负、减税，要放水养鱼。如果说我们在税制上没有差别，我认为就没有政策，全国一刀切这样的税率不能使我们贫困地区很好地发展。
着重发展家庭式集约化现代农业
大家在讨论现代农业的问题时，总是认为公司化的、农场化的农业才是现代农业，当然这是现代农业，但是更多的是家庭式的、集约化的家庭农业，这种现代农业应该说在发达国家也是为主的。所以在贫困地区，我认为发展大农业的条件、公司化的农业条件是不太具备的，应该着重发展家庭式、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发展家庭式、集约化农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完善现代农业的服务体系，二是要培养相关人才，同时还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土地的自由流转。我所主张，土地不解决不但会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且制约城市化。
我们过去实行责任承包，一家十几亩地，这样一种小农经济的方式是不能解决农村的富裕问题的，必须要发展现代的农业。那么就要有规模，要有规模，农业的土地必须自由流转。
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认为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物权法》没有赋予农民处分权，农民承包土地必须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没有办法真正流转起来。
当前新农村建设过分形式化
县域经济问题我们提出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有一些地方的县域经济应该说也发展得不错，但是从全国来讲，县域经济还是很弱的。
发展县域经济，第一要坚持“三化”统一抓，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不能单打一，三者相辅相成。工业化需要有工人，工人需要依靠农业现代化，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走向工业。所以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所谓新型城市化一定是小型城市化，这个城市一定要像习总书记所说的，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情。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是一味地搞大城市化带来的弊端很多，也解决不了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结果。
所以，要把“三化”同时推进，农业城市化在小型城市化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必须把城市建设、小城镇的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过分的形式化，不像日本，日本的新农村建设一开始就是决定要500户以上的农村才扶植建设，这就是有了小城镇化的基本思想。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和小型城镇化结合起来，和非农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要研究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经验。
在财税、收入分配制度上下功夫
供给侧的改革是要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科学组合。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企业家、技术、信息，这些要素怎么能够让它合理地流动，流到需要发展经济的地方去，流到贫困地区去，那就要有特殊的一些政策，解决我前面说的，我们的税率要不同，需要发展的地方税应该低一点，资本和企业家才会到那个地方去。
工资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贫困地区的分配制度，特别是国家定的工资制度，应该适当高一些，我们的制度改革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供给侧的改革要在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上狠下功夫，要有差别化的政策。
工业反哺农业尚未落到实处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也提出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落到实处，因为这个在预算上，没有真正在思想上做到工业反哺农业。
中国工业走到今天，农村予以了很大的支持，有很大的贡献。今天工业发展了，城市的人民相对富裕了，我们就不能忘记农村，不能忘记贫困地区，必须进行反哺。这个要落到实处，要让财政支出的问题更多地倾斜于贫困地区、倾斜于农村。只有这样，我们的贫困才能真正地脱掉，而且不返贫。
（本刊记者郑旭根据录音整理）
“经济不发达，人才留不住”是全国592个贫困县的共同特点。因此，要解决这么多贫困县的问题，就必须在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方面下力气，否则暂时脱了贫，还是要返贫的。下面我就贫困地区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谈以下观点。
贫困地区必须优先发展非农产业
全国的贫困县有这么几个相同点。一是发展农业，特别是发展大农业，资源条件不是很好，多数都是山区县，而且发展农业周期性也比较长。二是交通不是很便利，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人口在不断地增加，原来的基本养活原来少的人口下的资源条件越来越不充足，所以许多人外出打工。三是缺乏人才，而且引不进来，自己培养的人又留不住。由于这么三个特点，贫困地区不仅是百姓穷，政府也很穷。因为它没有工业，没有基本的税收收入。
因此，贫困地区首先要想办法发展非农产业。目的就是要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要让农村大多数人能够得到实惠，特别是让适应的劳动力基本上在家门口就业，不要离乡背井到外地太多，我一直不大赞成这种方式的。
貧困地区发展非农产业一定要从本地的基本条件出发，不要贪大求洋，好高骛远，以小型的民营为主，招商引资应该为辅。我们一直很重视招商引资，我并不反对，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贫困地区要敢于出台地方性的政策，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是一年来，我没有发现有的地方真的做了，这句话就是“允许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出一些符合自己实际的政策”，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出台，这些政策要使得非农产业发展尽量减负、减税，要放水养鱼。如果说我们在税制上没有差别，我认为就没有政策，全国一刀切这样的税率不能使我们贫困地区很好地发展。
着重发展家庭式集约化现代农业
大家在讨论现代农业的问题时，总是认为公司化的、农场化的农业才是现代农业，当然这是现代农业，但是更多的是家庭式的、集约化的家庭农业，这种现代农业应该说在发达国家也是为主的。所以在贫困地区，我认为发展大农业的条件、公司化的农业条件是不太具备的，应该着重发展家庭式、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发展家庭式、集约化农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完善现代农业的服务体系，二是要培养相关人才，同时还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土地的自由流转。我所主张，土地不解决不但会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且制约城市化。
我们过去实行责任承包，一家十几亩地，这样一种小农经济的方式是不能解决农村的富裕问题的，必须要发展现代的农业。那么就要有规模，要有规模，农业的土地必须自由流转。
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认为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物权法》没有赋予农民处分权，农民承包土地必须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没有办法真正流转起来。
当前新农村建设过分形式化
县域经济问题我们提出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有一些地方的县域经济应该说也发展得不错，但是从全国来讲，县域经济还是很弱的。
发展县域经济，第一要坚持“三化”统一抓，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不能单打一，三者相辅相成。工业化需要有工人，工人需要依靠农业现代化，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走向工业。所以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所谓新型城市化一定是小型城市化，这个城市一定要像习总书记所说的，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情。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是一味地搞大城市化带来的弊端很多，也解决不了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结果。
所以，要把“三化”同时推进，农业城市化在小型城市化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必须把城市建设、小城镇的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过分的形式化，不像日本，日本的新农村建设一开始就是决定要500户以上的农村才扶植建设，这就是有了小城镇化的基本思想。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和小型城镇化结合起来，和非农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要研究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经验。
在财税、收入分配制度上下功夫
供给侧的改革是要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科学组合。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企业家、技术、信息，这些要素怎么能够让它合理地流动，流到需要发展经济的地方去，流到贫困地区去，那就要有特殊的一些政策，解决我前面说的，我们的税率要不同，需要发展的地方税应该低一点，资本和企业家才会到那个地方去。
工资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贫困地区的分配制度，特别是国家定的工资制度，应该适当高一些，我们的制度改革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供给侧的改革要在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上狠下功夫，要有差别化的政策。
工业反哺农业尚未落到实处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也提出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落到实处，因为这个在预算上，没有真正在思想上做到工业反哺农业。
中国工业走到今天，农村予以了很大的支持，有很大的贡献。今天工业发展了，城市的人民相对富裕了，我们就不能忘记农村，不能忘记贫困地区，必须进行反哺。这个要落到实处，要让财政支出的问题更多地倾斜于贫困地区、倾斜于农村。只有这样，我们的贫困才能真正地脱掉，而且不返贫。
（本刊记者郑旭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