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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紧货币政策下，次贷阴云来袭时，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剖析银行业下一步改革、如何走出去、农行改革定位等诸多热点问题
正当美欧银行业处于次贷危机的凄风苦雨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并非高枕无忧。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已整整一年。这一年里，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从零售业务到公司业务，从高端到中低端，从城市到村镇，外资银行的中国战略正在逐次展开，竞争之势隐然成形。2007年中国银行业传统的息差盈利登峰造极，也预示着挑战和转型的迫近。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层出不穷，对中国银行业在制度建设、风险防范、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近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结合中国银行业现状，就公司治理、经营模式转变、综合经营、“走出去”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等热点问题，剖解中国银行业改革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路。
上市不能包治百病
《财经》：去年以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走强，资产价格整体上涨很快，中资银行股也颇受市场青睐，这直接推动了中资大型上市银行的市值飙升。你如何看待银行上市的意义和作用？
蒋定之：“财务重组-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上市” 是银行改革三部曲。目前中国已有14家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发行上市。这些银行上市后，在经营理念、发展战略、服务内容和效率、内控管理和提高效益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资产回报、利润增长、资产质量等标志性财务指标得到了显著改观。
到2007年三季度末，中国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从2002年底的八家增加到100家，其中四家大型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3.11％，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使得上市银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按2007年底市值计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已经跻身于全球最大市值银行前三位，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前所未有。
但是现在看银行上市，也不能过于乐观，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认识。上市银行市值受市场气氛及经济周期影响甚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现实案例，众多国际大银行的股价受次贷损失、美国经济前景预期不佳等内外部因素拖累，市值大幅缩水。
中资银行在上市后还未经历经济周期的考验。随着2008年货币紧缩政策及信贷规模控制的严格到位，投资、出口乃至整个GDP增长将逐步降温，银行将面临利润增长、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资产率“双降”反弹等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必然对银行市值波动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在对中国上市银行保持信心的同时，也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要注重银行内在经营管理机制的真正提升与转变。
《财经》：作为银行监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之一，你认为监管部门应如何引导银行完成机制的转变？
蒋定之：上市不能解决银行的所有问题，不能包治百病，关键是要借市场的力量推进经营机制的科学转换。这也是中国商业银行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点。我认为，监管部门将从六个方面推动商业银行的机制转换：
一是建立科学发展机制。监管部门要通过有效监管，引导上市银行从发展模式、战略目标、市场定位、业务结构和考核评价等方面构建一套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应市场实际的运行规则和纠错机制。而本质是要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以保证长期可持续的稳健成长。
二要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监管部门要督促上市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透明度建设，同时上市银行要加强自律，主动接受市场约束和社会监督，树立良好的市场公信力。
三是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管部门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董事履职考评，进一步明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职责边界，使每一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都能切实履职，实现组织内部的权责明晰、制度健全、有效制衡、运转高效。同时强化战略投资者及其董事、高管的作用，按国际规则规范公司治理行为，形成良好的治理机制。
四要建立流程银行机制。上市银行要按照条线化、专业化的原则改造业务流程和管理架构，实现由“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职能部制”向“事业部制”的转变，形成前台营销服务职能完善、中台风险控制严密、后台保障支持有力的业务运行架构。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在容易着手进行的领域、创新性的业务领域如私人银行业务部门，进行流程银行试点。
五要完善综合经营的机制。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和海外发展的步伐加快。而美国次贷危机证明，全球金融体制中的巨大风险是不容忽视的。为此，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综合经营机制，提高并表管理能力，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覆盖全部经营、业务领域及全部业务环节，全过程地管理好银行的风险。银监会在鼓励商业银行投资入股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将继续加强与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的监管协调与合作，既避免监管重复，又避免出现监管真空。
六是明确社会责任机制。 银监会鼓励和支持上市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履行社会责任，明确社会责任目标，改进社会责任工作管理，建立适当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自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且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今后几年内，上市银行要在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环境保护、公共利益保护、服务公众、回报社会等方面有显著的进步。
《财经》：有很多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中资银行上市后透明度好了很多，但是和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也还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你对此有何评价？
蒋定之：相比较而言，上市银行在信息披露及时性和透明度等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银行财务基础较好，财务管理较规范，数据较可信，专业人员的素质较高，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可比性较好。
现在，我们能经常看到和听到来自银行董事会的不同意见和声音，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不是说董事会必须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而是要形成一种独立负责发表意见的氛围和制度环境，这是保障科学决策的前提。
应该说，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进步很大。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制度，风险管理制度。未来还要进一步发挥专业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在上市银行的作用。中国有自己的土壤，我们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背景都和西方不同，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我们的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管理层相对分工有侧重，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公司治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要进一步明晰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与董事会的关系。控股股东不能干预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要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各专业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增强其专业性和独立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董事的提名、产生机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另外，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一些制度、职责的安排也不够科学，影响监事会作用的发挥，需要改进。
开放还有空间
《财经》：你刚才提到美国次贷危机，你认为，这对中国银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蒋定之：美国次贷危机还没见底，许多东西还有待观察，其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不可低估。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新的危机，它突出的负面性在于因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而将其风险隐患转嫁到广大投资者，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了全球。
随着2007年年报的陆续公布，许多金融机构的财务损失远超出市场预期，表明危机的影响还在扩大。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风险增加了。
当前，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是信用风险。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以往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信贷风险将加快暴露，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也使“两高一剩”行业的不良信贷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会导致贷款违约风险上升；再加上一些国际国内经济、非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信用风险的压力是加大了。因此，银行业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防控信贷风险。
《财经》：我们注意到，近来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已获突破性进展。股本、收入、经营业务等的多元化趋势，表明中国银行业正向着综合经营的方向迈进，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日后可能发展成为银行控股的金融集团。这一发展趋势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你认为，在监管层面应如何应对综合经营的风险？
蒋定之：中国银行业已经全面开放，在全球具有综合经营经验的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在各金融子领域都有各自的中国战略。对中资银行来说，分业经营已使其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上处于相对劣势。中资银行对综合经营的追求是必然的。
长远来看，金融三业即银行、证券、保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市场环境下，资本回报率肯定不一样。而综合经营可以使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收益互补，从而实现资本回报的长期稳定。
各监管部门正在积极协作，为银、证、保综合经营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这里面有政策开放时机以及监管协调的问题，同时还要看商业银行本身是否具备可靠的条件。
其实，保险、证券向银行投资入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现在银行向保险投资入股也获试点。在银保资本层面合作方面，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是资本主导，商业银行以资本为纽带，投资进入保险公司；第二是市场资源主导。银行网点渠道资源丰富，可以和保险业发挥协同效应。但在经营上，我们仍然强调要专业化。现在人才已经市场化，商业银行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专业化人才来从事相关项目的运营。
在监管方面，银监会将于近期颁布实施《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这将为银行综合经营后的风险控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所谓并表监管，是指对一家银行或银行集团所面临的所有风险，无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都应在合并报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监管的一种方法——编者注）。
未来银行集团所包涵的机构不仅仅是银行，还有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混合业务公司甚至实体企业。《银行并表监管指引》的出台，将有利于对银行集团真实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财经》：除了在横向上的综合经营拓展，商业银行也有很强的纵向发展需求，比如积极开拓海外布局，实施国际化战略。请从监管者角度谈谈对“走出去”的要求。
蒋定之：“走出去”是银行上市后的一个积极变化。近年来，中国上市银行加快了海外发展步伐，积极通过并购、设立新机构等方式，寻求国际化发展。到2007年底，共有五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九家外资金融机构，有七家中资银行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达2674亿美元。
总体来看，中资银行在海外布局的起步是好的。但“走出去”的问题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话简单地评价。商业银行“走出去”是市场选择，而我们的原则是坚持审慎经营。商业银行首先是要“走得出”，其次要“走得稳”，第三要“站得住”，最后还要能“发展得好”。
“走出去”的问题，对银监会来说，要考虑十个方面的要求：一要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二要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有效的风控和防火墙安排；三要有充足的资本和财务能力；四要具备跨业、跨境并购及投资设立子公司所需要的专业经营管理团队；五要明显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六要符合反洗钱和反金融犯罪的要求；七要具有跨业和全球的并表管理能力；八要有良好的透明度；九要有利于市场竞争，防止垄断；十要有良好的监管评级。银监会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走出去”，抓住发展机遇，发展壮大自己，提升国际竞争力。
《财经》：应对你提到的这些风险，惟有深化改革，而开放往往是改革的一大动力。据说，银监会正在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情况进行评估性的调查研究。那么，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对外资银行的开放程度？
蒋定之：对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情况，我们正组织专门的队伍进行调查评估。总体来看，引进外资对中资银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促进股权多元化，二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三是提高市场品牌声誉。
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还带来了先进的理念、风险管控机制等。尤其外资董事的进入，对银行运营、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更有正面的作用。他们视野比较开阔，意见比较专业，往往也比较坦率。
总体而言，对外开放的空间还是有的，而且还比较大。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挥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市场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度，以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这里的开放的含义是双重的。我认为，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而相比对内开放而言，目前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成绩比较显著，所以未来也要进一步加强对内的市场开放。比如，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等，都欢迎民营资本的加入。
农村金融需要制度设计
《财经》：你刚刚提到农村金融领域的对内开放，作为主管农村金融的银监会领导，请介绍现在农村金融体系的架构及未来发展思路。
蒋定之：现在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全国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政策性银行，如农发行，重点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粮油收购等项目；第二类是商业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承担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骨干作用；第三类是直接在农村、承担组织性作用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他们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第四类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很好的网络优势，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第五类是新增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他们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补充，可以发挥其灵活、小型、机制较好的作用，在农村金融比较薄弱的地区，提高覆盖率，弥补农村金融的空白。
这五类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的28％，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农村金融业务，使60％的有条件获得贷款服务的农户得到了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支持。
《财经》：你将农行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之一。农行改革的定位及方向是否确定？现实中如何操作？
蒋定之：中央对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现状，决定了当前城市和农村经济和金融的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关键是根据城乡金融业务的收益水平差距，想办法将“三农”业务低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差额部分补齐填平，实现资金的平行流动，这样才能保障“三农”资金不外流、不进城，也才能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国外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政策导向，政府规定所有银行或者设在农村的银行，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到农村，用于支持农民和农村的发展需求；二是经济导向，对银行发放的“三农”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或其他风险补偿。
中国农村金融是目前金融服务最薄弱的领域，需要采取包括市场引导等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来有效地加以改善。这里，必须要有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否则难度可想而知。市场主体的行为要有正向激励机制，否则其行为自然是规避高风险和高成本。我在德国、法国考察，受到的启发很大。他们的框架制度安排是可以借鉴的，对农民的贷款都有政府财政进行利息补贴，这也是世界通行惯例。
总的来说，政策推动、市场运作、相互补充，应当是一种很好的改革方向。
《财经》：银监会为了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批准了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最新进展如何？
蒋定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已经由去年的六省市试点，拓展到今年的31个省份，目前发展势头很好。
当然，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仍是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我们重视其“鲶鱼效应”，希望以此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从目前改革试点和推广的实际效果看，各类资本都对进入农村很感兴趣，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资本也越来越多元化。一是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国际大银行已经获批开办村镇银行，渣打银行等也在考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二是境内中资银行表现积极，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和有实力的信用社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村镇银行的投资行列；三是国内大量的优质企业也十分踊跃，都纷纷提出申请投资设立村镇银行。
试点情况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有生命力的，在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新面孔，增加了金融资源，带来的竞争改善了农民的金融服务。当然，随着这项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特别是政策配套问题也需要有效解决。
正当美欧银行业处于次贷危机的凄风苦雨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并非高枕无忧。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已整整一年。这一年里，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从零售业务到公司业务，从高端到中低端，从城市到村镇，外资银行的中国战略正在逐次展开，竞争之势隐然成形。2007年中国银行业传统的息差盈利登峰造极，也预示着挑战和转型的迫近。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层出不穷，对中国银行业在制度建设、风险防范、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近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结合中国银行业现状，就公司治理、经营模式转变、综合经营、“走出去”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等热点问题，剖解中国银行业改革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路。
上市不能包治百病
《财经》：去年以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走强，资产价格整体上涨很快，中资银行股也颇受市场青睐，这直接推动了中资大型上市银行的市值飙升。你如何看待银行上市的意义和作用？
蒋定之：“财务重组-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上市” 是银行改革三部曲。目前中国已有14家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发行上市。这些银行上市后，在经营理念、发展战略、服务内容和效率、内控管理和提高效益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资产回报、利润增长、资产质量等标志性财务指标得到了显著改观。
到2007年三季度末，中国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从2002年底的八家增加到100家，其中四家大型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3.11％，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使得上市银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按2007年底市值计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已经跻身于全球最大市值银行前三位，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前所未有。
但是现在看银行上市，也不能过于乐观，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认识。上市银行市值受市场气氛及经济周期影响甚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现实案例，众多国际大银行的股价受次贷损失、美国经济前景预期不佳等内外部因素拖累，市值大幅缩水。
中资银行在上市后还未经历经济周期的考验。随着2008年货币紧缩政策及信贷规模控制的严格到位，投资、出口乃至整个GDP增长将逐步降温，银行将面临利润增长、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资产率“双降”反弹等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必然对银行市值波动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在对中国上市银行保持信心的同时，也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要注重银行内在经营管理机制的真正提升与转变。
《财经》：作为银行监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之一，你认为监管部门应如何引导银行完成机制的转变？
蒋定之：上市不能解决银行的所有问题，不能包治百病，关键是要借市场的力量推进经营机制的科学转换。这也是中国商业银行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点。我认为，监管部门将从六个方面推动商业银行的机制转换：
一是建立科学发展机制。监管部门要通过有效监管，引导上市银行从发展模式、战略目标、市场定位、业务结构和考核评价等方面构建一套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应市场实际的运行规则和纠错机制。而本质是要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以保证长期可持续的稳健成长。
二要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监管部门要督促上市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透明度建设，同时上市银行要加强自律，主动接受市场约束和社会监督，树立良好的市场公信力。
三是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管部门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董事履职考评，进一步明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职责边界，使每一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都能切实履职，实现组织内部的权责明晰、制度健全、有效制衡、运转高效。同时强化战略投资者及其董事、高管的作用，按国际规则规范公司治理行为，形成良好的治理机制。
四要建立流程银行机制。上市银行要按照条线化、专业化的原则改造业务流程和管理架构，实现由“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职能部制”向“事业部制”的转变，形成前台营销服务职能完善、中台风险控制严密、后台保障支持有力的业务运行架构。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在容易着手进行的领域、创新性的业务领域如私人银行业务部门，进行流程银行试点。
五要完善综合经营的机制。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和海外发展的步伐加快。而美国次贷危机证明，全球金融体制中的巨大风险是不容忽视的。为此，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综合经营机制，提高并表管理能力，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覆盖全部经营、业务领域及全部业务环节，全过程地管理好银行的风险。银监会在鼓励商业银行投资入股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将继续加强与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的监管协调与合作，既避免监管重复，又避免出现监管真空。
六是明确社会责任机制。 银监会鼓励和支持上市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履行社会责任，明确社会责任目标，改进社会责任工作管理，建立适当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自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且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今后几年内，上市银行要在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环境保护、公共利益保护、服务公众、回报社会等方面有显著的进步。
《财经》：有很多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中资银行上市后透明度好了很多，但是和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也还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你对此有何评价？
蒋定之：相比较而言，上市银行在信息披露及时性和透明度等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银行财务基础较好，财务管理较规范，数据较可信，专业人员的素质较高，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可比性较好。
现在，我们能经常看到和听到来自银行董事会的不同意见和声音，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不是说董事会必须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而是要形成一种独立负责发表意见的氛围和制度环境，这是保障科学决策的前提。
应该说，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进步很大。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制度，风险管理制度。未来还要进一步发挥专业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在上市银行的作用。中国有自己的土壤，我们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背景都和西方不同，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我们的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管理层相对分工有侧重，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公司治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要进一步明晰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与董事会的关系。控股股东不能干预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要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各专业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增强其专业性和独立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董事的提名、产生机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另外，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一些制度、职责的安排也不够科学，影响监事会作用的发挥，需要改进。
开放还有空间
《财经》：你刚才提到美国次贷危机，你认为，这对中国银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蒋定之：美国次贷危机还没见底，许多东西还有待观察，其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不可低估。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新的危机，它突出的负面性在于因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而将其风险隐患转嫁到广大投资者，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了全球。
随着2007年年报的陆续公布，许多金融机构的财务损失远超出市场预期，表明危机的影响还在扩大。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风险增加了。
当前，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是信用风险。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以往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信贷风险将加快暴露，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也使“两高一剩”行业的不良信贷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会导致贷款违约风险上升；再加上一些国际国内经济、非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信用风险的压力是加大了。因此，银行业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防控信贷风险。
《财经》：我们注意到，近来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已获突破性进展。股本、收入、经营业务等的多元化趋势，表明中国银行业正向着综合经营的方向迈进，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日后可能发展成为银行控股的金融集团。这一发展趋势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你认为，在监管层面应如何应对综合经营的风险？
蒋定之：中国银行业已经全面开放，在全球具有综合经营经验的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在各金融子领域都有各自的中国战略。对中资银行来说，分业经营已使其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上处于相对劣势。中资银行对综合经营的追求是必然的。
长远来看，金融三业即银行、证券、保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市场环境下，资本回报率肯定不一样。而综合经营可以使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收益互补，从而实现资本回报的长期稳定。
各监管部门正在积极协作，为银、证、保综合经营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这里面有政策开放时机以及监管协调的问题，同时还要看商业银行本身是否具备可靠的条件。
其实，保险、证券向银行投资入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现在银行向保险投资入股也获试点。在银保资本层面合作方面，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是资本主导，商业银行以资本为纽带，投资进入保险公司；第二是市场资源主导。银行网点渠道资源丰富，可以和保险业发挥协同效应。但在经营上，我们仍然强调要专业化。现在人才已经市场化，商业银行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专业化人才来从事相关项目的运营。
在监管方面，银监会将于近期颁布实施《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这将为银行综合经营后的风险控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所谓并表监管，是指对一家银行或银行集团所面临的所有风险，无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都应在合并报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监管的一种方法——编者注）。
未来银行集团所包涵的机构不仅仅是银行，还有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混合业务公司甚至实体企业。《银行并表监管指引》的出台，将有利于对银行集团真实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财经》：除了在横向上的综合经营拓展，商业银行也有很强的纵向发展需求，比如积极开拓海外布局，实施国际化战略。请从监管者角度谈谈对“走出去”的要求。
蒋定之：“走出去”是银行上市后的一个积极变化。近年来，中国上市银行加快了海外发展步伐，积极通过并购、设立新机构等方式，寻求国际化发展。到2007年底，共有五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九家外资金融机构，有七家中资银行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达2674亿美元。
总体来看，中资银行在海外布局的起步是好的。但“走出去”的问题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话简单地评价。商业银行“走出去”是市场选择，而我们的原则是坚持审慎经营。商业银行首先是要“走得出”，其次要“走得稳”，第三要“站得住”，最后还要能“发展得好”。
“走出去”的问题，对银监会来说，要考虑十个方面的要求：一要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二要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有效的风控和防火墙安排；三要有充足的资本和财务能力；四要具备跨业、跨境并购及投资设立子公司所需要的专业经营管理团队；五要明显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六要符合反洗钱和反金融犯罪的要求；七要具有跨业和全球的并表管理能力；八要有良好的透明度；九要有利于市场竞争，防止垄断；十要有良好的监管评级。银监会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走出去”，抓住发展机遇，发展壮大自己，提升国际竞争力。
《财经》：应对你提到的这些风险，惟有深化改革，而开放往往是改革的一大动力。据说，银监会正在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情况进行评估性的调查研究。那么，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对外资银行的开放程度？
蒋定之：对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情况，我们正组织专门的队伍进行调查评估。总体来看，引进外资对中资银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促进股权多元化，二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三是提高市场品牌声誉。
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还带来了先进的理念、风险管控机制等。尤其外资董事的进入，对银行运营、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更有正面的作用。他们视野比较开阔，意见比较专业，往往也比较坦率。
总体而言，对外开放的空间还是有的，而且还比较大。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挥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市场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度，以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这里的开放的含义是双重的。我认为，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而相比对内开放而言，目前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成绩比较显著，所以未来也要进一步加强对内的市场开放。比如，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等，都欢迎民营资本的加入。
农村金融需要制度设计
《财经》：你刚刚提到农村金融领域的对内开放，作为主管农村金融的银监会领导，请介绍现在农村金融体系的架构及未来发展思路。
蒋定之：现在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全国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政策性银行，如农发行，重点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粮油收购等项目；第二类是商业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承担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骨干作用；第三类是直接在农村、承担组织性作用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他们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第四类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很好的网络优势，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第五类是新增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他们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补充，可以发挥其灵活、小型、机制较好的作用，在农村金融比较薄弱的地区，提高覆盖率，弥补农村金融的空白。
这五类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的28％，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农村金融业务，使60％的有条件获得贷款服务的农户得到了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支持。
《财经》：你将农行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之一。农行改革的定位及方向是否确定？现实中如何操作？
蒋定之：中央对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现状，决定了当前城市和农村经济和金融的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关键是根据城乡金融业务的收益水平差距，想办法将“三农”业务低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差额部分补齐填平，实现资金的平行流动，这样才能保障“三农”资金不外流、不进城，也才能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国外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政策导向，政府规定所有银行或者设在农村的银行，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到农村，用于支持农民和农村的发展需求；二是经济导向，对银行发放的“三农”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或其他风险补偿。
中国农村金融是目前金融服务最薄弱的领域，需要采取包括市场引导等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来有效地加以改善。这里，必须要有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否则难度可想而知。市场主体的行为要有正向激励机制，否则其行为自然是规避高风险和高成本。我在德国、法国考察，受到的启发很大。他们的框架制度安排是可以借鉴的，对农民的贷款都有政府财政进行利息补贴，这也是世界通行惯例。
总的来说，政策推动、市场运作、相互补充，应当是一种很好的改革方向。
《财经》：银监会为了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批准了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最新进展如何？
蒋定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已经由去年的六省市试点，拓展到今年的31个省份，目前发展势头很好。
当然，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仍是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我们重视其“鲶鱼效应”，希望以此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从目前改革试点和推广的实际效果看，各类资本都对进入农村很感兴趣，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资本也越来越多元化。一是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国际大银行已经获批开办村镇银行，渣打银行等也在考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二是境内中资银行表现积极，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和有实力的信用社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村镇银行的投资行列；三是国内大量的优质企业也十分踊跃，都纷纷提出申请投资设立村镇银行。
试点情况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有生命力的，在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新面孔，增加了金融资源，带来的竞争改善了农民的金融服务。当然，随着这项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特别是政策配套问题也需要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