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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不仅是我军文化工作的基本理念，也是长征途中戏剧组织——红军剧社文艺宣传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对极其艰苦的战争和自然环境，红军剧社宣传员们开展的戏剧、歌曲、舞蹈、标语、口号、漫画等宣传文化活动，在激励官兵斗志、提高官兵文化水平、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影响以及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红军剧社；文化活动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15-03
戏剧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自古以来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同样也受部队官兵的喜爱。长征途中，红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红军各部队成立的戏剧运动组织——剧社的突出贡献分不开。
红军剧社最早起源于部队内部类似于俱乐部的一种业余娱乐组织，通常由一些爱好文娱活动的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组成，在战斗空隙搞些文娱活动。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各支队都成立了宣传队。演话剧是宣传队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之一。1931年宁都起义后，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学校成立了“八一”剧团，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剧团。1932年中央苏区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下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蓝衫剧团（注：剧团演员每人备有一身蓝衫、三角形的上襟，里红外白，演员登台时，不用多化装，翻出红的代表革命人物，白的代表反动人物，表演内容简单明确），第一任社长为张欣。1934年瞿秋白就任中央苏维埃教育部部长兼艺术局局长后，亲自指导工农剧社的工作，并领导起草了《工农剧社简章》。伴随着工农剧社的诞生，苏区戏剧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各县、各省分别成立了支社、分社，红军各军团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或剧团。各主力红军长征后，工农剧社部分同志随队长征，留下来的同志在瞿秋白领导下分成三个剧团：火星剧团、红旗剧团和战号剧团，分赴不同区域巡回演出和帮助群众开展戏剧活动。
长征时期，红军专业文艺团队较多，以战士剧社最为有名。战士剧社成立于1933年的江西苏区，隶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是军团宣传队的艺名。剧社的社员除了专职的宣传员外，多数是机关干部、战士，罗瑞卿任名誉社长，亲自领导剧社的活动。1935年11月一军团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与三军团合编，又从各军团抽调了一批有文艺专长的干部战士到剧社，成立了专业化的战士剧社。
战斗剧社成立于1936年，隶属于红二方面军。其前身是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宣传队，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李伯钊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工农剧社，从人力物力上给二方面军宣传队以大力支持，使这个宣传队成为歌舞剧全面的文艺演出团体，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亲自将剧社命名为“战斗剧社”。剧社总负责人刘文泉，政治指导员罗洪标。
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剧团成立于1935年，其前身是1933年川陕根据地成立的“蓝衫剧团”，群众称它为“新剧团”。1933年9月，蓝衫剧团与苏维埃政府社会教育科剧团全编为“川陕苏维埃工农剧团”。1934年9月工农剧团扩编为三个团，各团按班排军事编制，李伯钊为总团长，副团长为易维钧。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整编为一个团，改称为“前进剧团”。
陕北红军的人民抗日剧社，其前身为陕甘红军1935年在延川成立的“列宁剧团”，迁入瓦窑堡后改称为“西北工农剧社”，1935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改称为“人民抗日剧社”，受党中央领导。1937年抗战爆发后，改称为“抗战剧团”。人民抗日剧社成立后，延安先后成立了中央剧团、平凡剧团、战号剧团和青年剧团以及锄头剧团、西北剧团等。
同时，长征途中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红十五军团的火星剧社以及红七十三师的“火光”、七十五师的“火花”、七十八师的“火焰”剧社等，也都担负着部队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的主要角色，如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口头宣传等。
诞生于艰苦战争环境中的红军剧社，作为一支活跃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轻骑队，既有专业文艺团队的风格，又带有明显的师、团业余宣传队的烙印，是集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于一体，富有人民军队成长特色的文艺宣传队伍。
（一）在人员构成上，坚持领导带头参与，充分体现了专业性与群众性。很多剧社，参加演出的上至军团长，下至勤务员，特别是担任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指导员、宣传员，都把演剧作为政治任务来积极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八一剧团”，黄火青、霍步青、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等同志都是剧团委员会的成员。罗瑞卿、刘伯承、胡底、姜启贤等领导出演过《杀上庐山》的大剧。黄镇、钱壮飞演过蒋介石，李卓然演过德国顾问。在1929至1935年战士剧社的名单中还有梁必业、罗荣桓、肖华、李卓然、朱瑞、刘亚楼、肖克、杨尚昆等领导人的名字。军政治部各部长以及各师的宣传科长、俱乐部主任，既是长征途中戏剧运动的推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又是最得力的编导和主要演员，每打下一个城镇或有一天歇脚时间，这些同志不约自来。
（二）在活动方式上，因陋就简，充分体现了灵活性和多样性。长征途中，剧社不可能有大量成套的服装道具供演出使用，宣传队员把打土豪缴获的礼帽、长袍、马褂、烟袋等收集起来作为服装道具。表演的人物通常有一定的模式，如资本家往往穿一身西装、填个大肚子，地主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子。演员一上台，群众就看懂了是什么人物。演出的舞台，绝大部分是用门板和竹竿搭的野台子，舞台照明也是从山上砍些松油柴，点燃松明子、松干火，前台架两堆，旁边挂两堆。
作为文艺宣传队，各剧社除了出演各种戏剧之外，还广泛开展歌咏、舞蹈和美术活动。歌曲形式多半是采取民间流行的歌曲填新词，有的是歌剧插曲，有的是花鼓戏调。舞蹈主要有留苏同志带来、国统区传来的和自己创作的，如《乌克兰舞》、《叮铃舞》、《红军舞》等。美术活动主要有标语口号、壁画、漫画等，部队行军打仗开辟新区，宣传员进村就地取材，用锅底的黑灰、白石灰等原料，书写大标语、画大幅壁画、漫画。 除了较为专业的宣传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文艺表演外，剧社还发动基层官兵参与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行军途中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编打油诗、快板诗，或编民歌小调，现编现凑，少则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多则半天，作品就能同“观众”见面。
（三）在宣传内容上，紧密结合形势和任务，充分体现思想性和政治性。作为红军政治工作队伍，各剧社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要任务进行创作宣传，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如红四方面军总政剧社编写的带有鼓舞性和配合战斗任务的《红军南下歌》、《雪山歌》、《草地行军歌》、《二、四方面军会合歌》。战士剧社创作的瓦解敌军歌曲《欢迎白军兄弟歌》、《亡国恨歌》，以及红军开进村庄时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行军疲劳时高唱的《渡金沙江》歌等。李克农编写的揭露敌人反动统治的《秘书长万岁》、李伯钊编写的歌剧《扩大红军》，反映军民关系的《送军鞋》、《优待红军家属》，对部队进行教育的《反对开小差》、《拖尾巴》等，都在宣传教育官兵和群众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四）在担负任务上，不只是演戏作宣传，还积极参加部队各项政治工作。长征途中，剧社宣传队既要负责宣传鼓动和发动群众，又要负责演出化装宣传，编排节目，还要负责写标语，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同时还做群众工作、救护伤员、押解和教育俘虏、动员担架、检查纪律等。由于宣传队员大都有点文化、有一技之长，行军的时候，宣传员利用空隙时间教战士学文化，战斗的时候，设立鼓动棚和鼓动点，进行战场动员，有时冒着弹雨向敌人喊话。休整的时候，宣传员帮助连队建立俱乐部，布置列宁室，搞文化娱乐活动，如教歌、办墙报，搞体育活动。有时宣传员还要发动战士做扩大红军的工作，做红军家属工作，到后方医院做慰问伤员的工作。正如红军老战士高励在回忆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时所说的，“宣传队——剧社不只演戏，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部队的政治工作，也经常参加战斗，也是一支战斗队”[1]。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2]长征途中，红军剧社不仅是一个文艺演出队和政治宣传队，也是一个工作队和培养干部的训练队，对于红军将士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紧密结合部队任务，激励官兵斗志。剧社设立宣传鼓动棚，即在部队经过的路边搭起棚子，插上一面红旗，宣传员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呼口号，鼓舞部队前进。如红一军团过雪山时，宣传员找个避风雪的地方设个鼓动点，动员部队不要休息，大声疾呼：“同志们在山上不能停留，山上空气稀薄，坐下来休息就起不来了，不活动就会冻僵的，同志们加油呀！翻过山就是胜利呀！”[3]有的还在山头上说快板：“翻山顶，看本领，比比那个是英雄……”[4]据一些同志回忆，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设立大的宣传鼓动棚至少有4次：第一次在湘江边上，第2次在乌江畔，第3次在金沙江边，第4次在过雪山时。红一军团过金沙江时，大家唱着由陆定一填词的《过金沙江》的民歌小调，斗志昂扬，战胜了疲劳和困难，后来到了陕北渡黄河，同样也唱这首歌。
（二）充分调动群众创作热情，活跃官兵文化生活。长征途中，为了使官兵对革命充满胜利信心，克服行军作战的紧张苦闷情绪，红军剧社和宣传队努力使官兵生活音乐化。行军途中，经常在疲劳的时候，能听到剧团和宣传队的锣鼓声，宣传员的歌声和口号声；在战场上，经常听到剧团和宣传队响亮的喊话声。这些熟悉亲切的声音，从川北到川西，从雪山到草地，一路上都伴随着部队前进。遇到大的节日，如五一节、八一节和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等情况，各剧社还集中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演出活动。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学习识字活动，提高官兵文化水平。红军战士大都来自于农村，文化程度较低。各部队高度重视红军战士的文化教育，红军剧社的宣传员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行军途中，宣传员把一块木板挂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写上几个字，行一次军就能认几个字。许多战士口袋里装着一支小木棍，在行军休息和战斗间隙，取出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学文化。有的部队行军中在前一战斗员的枪上挂上字条，使后面的人可以边走边认。[5]这种因陋就简的业余学习方式，使许多战士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文化程度。
（四）深入村镇宣传党的主张，扩大红军影响。长征途中，宣传党的主张，扩大红军影响，争取群众支持，成为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来到四川剑阁后，迅速组织“钻花队”、宣传队，写标语、贴布告、演话剧、唱歌曲，宣传动员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使群众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很快起到安民慑敌、扶正驱邪的作用。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时，在二十多天时间里，扩大红军五千多人，相当于整个二、六军团长征开始时总数的四分之一，之所以能出现“扩红”奇迹，戏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宣传队演出的四幕话剧《我当红军去》特别受群众欢迎，连不懂汉话的少数民族看了，都拍手称赞，于是出现了“送郎参军”、“送子当红军”的景象。斯诺记录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6]
（五）注重“火线”文艺宣传鼓动，瓦解敌军意志。1935年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面对东北军围追发起了直罗镇战役，在战役的最后阶段，红二十五军为追剿固守在一个村寨负隅顽抗的残敌，火星剧社组织了一支五六十人的宣传队拉到与敌人山寨对峙的山头上，唱起《瓦解敌军歌》，这是根据敌人士兵的苦难生活编成的歌曲，再配上《孟姜女哭长城》的调子，唱起来如泣如诉。合唱队把战场当舞台，把敌人当观众，把歌子唱一遍又一遍，最后寨墙上终于打出了白旗，扔出了枪支，敌人宣布投降了。剧社没费一枪一弹，用歌声攻下了敌人坚固的寨子，为直罗镇战役全面胜利添上光彩的一笔，[7]也为赢得长征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3][4]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201.197.197.
[2][6][7]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535.536.457.
[5]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633.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不仅是我军文化工作的基本理念，也是长征途中戏剧组织——红军剧社文艺宣传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对极其艰苦的战争和自然环境，红军剧社宣传员们开展的戏剧、歌曲、舞蹈、标语、口号、漫画等宣传文化活动，在激励官兵斗志、提高官兵文化水平、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影响以及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红军剧社；文化活动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15-03
戏剧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自古以来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同样也受部队官兵的喜爱。长征途中，红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红军各部队成立的戏剧运动组织——剧社的突出贡献分不开。
红军剧社最早起源于部队内部类似于俱乐部的一种业余娱乐组织，通常由一些爱好文娱活动的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组成，在战斗空隙搞些文娱活动。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各支队都成立了宣传队。演话剧是宣传队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之一。1931年宁都起义后，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学校成立了“八一”剧团，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剧团。1932年中央苏区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下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蓝衫剧团（注：剧团演员每人备有一身蓝衫、三角形的上襟，里红外白，演员登台时，不用多化装，翻出红的代表革命人物，白的代表反动人物，表演内容简单明确），第一任社长为张欣。1934年瞿秋白就任中央苏维埃教育部部长兼艺术局局长后，亲自指导工农剧社的工作，并领导起草了《工农剧社简章》。伴随着工农剧社的诞生，苏区戏剧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各县、各省分别成立了支社、分社，红军各军团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或剧团。各主力红军长征后，工农剧社部分同志随队长征，留下来的同志在瞿秋白领导下分成三个剧团：火星剧团、红旗剧团和战号剧团，分赴不同区域巡回演出和帮助群众开展戏剧活动。
长征时期，红军专业文艺团队较多，以战士剧社最为有名。战士剧社成立于1933年的江西苏区，隶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是军团宣传队的艺名。剧社的社员除了专职的宣传员外，多数是机关干部、战士，罗瑞卿任名誉社长，亲自领导剧社的活动。1935年11月一军团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与三军团合编，又从各军团抽调了一批有文艺专长的干部战士到剧社，成立了专业化的战士剧社。
战斗剧社成立于1936年，隶属于红二方面军。其前身是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宣传队，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李伯钊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工农剧社，从人力物力上给二方面军宣传队以大力支持，使这个宣传队成为歌舞剧全面的文艺演出团体，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亲自将剧社命名为“战斗剧社”。剧社总负责人刘文泉，政治指导员罗洪标。
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剧团成立于1935年，其前身是1933年川陕根据地成立的“蓝衫剧团”，群众称它为“新剧团”。1933年9月，蓝衫剧团与苏维埃政府社会教育科剧团全编为“川陕苏维埃工农剧团”。1934年9月工农剧团扩编为三个团，各团按班排军事编制，李伯钊为总团长，副团长为易维钧。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整编为一个团，改称为“前进剧团”。
陕北红军的人民抗日剧社，其前身为陕甘红军1935年在延川成立的“列宁剧团”，迁入瓦窑堡后改称为“西北工农剧社”，1935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改称为“人民抗日剧社”，受党中央领导。1937年抗战爆发后，改称为“抗战剧团”。人民抗日剧社成立后，延安先后成立了中央剧团、平凡剧团、战号剧团和青年剧团以及锄头剧团、西北剧团等。
同时，长征途中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红十五军团的火星剧社以及红七十三师的“火光”、七十五师的“火花”、七十八师的“火焰”剧社等，也都担负着部队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的主要角色，如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口头宣传等。
诞生于艰苦战争环境中的红军剧社，作为一支活跃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轻骑队，既有专业文艺团队的风格，又带有明显的师、团业余宣传队的烙印，是集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于一体，富有人民军队成长特色的文艺宣传队伍。
（一）在人员构成上，坚持领导带头参与，充分体现了专业性与群众性。很多剧社，参加演出的上至军团长，下至勤务员，特别是担任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指导员、宣传员，都把演剧作为政治任务来积极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八一剧团”，黄火青、霍步青、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等同志都是剧团委员会的成员。罗瑞卿、刘伯承、胡底、姜启贤等领导出演过《杀上庐山》的大剧。黄镇、钱壮飞演过蒋介石，李卓然演过德国顾问。在1929至1935年战士剧社的名单中还有梁必业、罗荣桓、肖华、李卓然、朱瑞、刘亚楼、肖克、杨尚昆等领导人的名字。军政治部各部长以及各师的宣传科长、俱乐部主任，既是长征途中戏剧运动的推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又是最得力的编导和主要演员，每打下一个城镇或有一天歇脚时间，这些同志不约自来。
（二）在活动方式上，因陋就简，充分体现了灵活性和多样性。长征途中，剧社不可能有大量成套的服装道具供演出使用，宣传队员把打土豪缴获的礼帽、长袍、马褂、烟袋等收集起来作为服装道具。表演的人物通常有一定的模式，如资本家往往穿一身西装、填个大肚子，地主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子。演员一上台，群众就看懂了是什么人物。演出的舞台，绝大部分是用门板和竹竿搭的野台子，舞台照明也是从山上砍些松油柴，点燃松明子、松干火，前台架两堆，旁边挂两堆。
作为文艺宣传队，各剧社除了出演各种戏剧之外，还广泛开展歌咏、舞蹈和美术活动。歌曲形式多半是采取民间流行的歌曲填新词，有的是歌剧插曲，有的是花鼓戏调。舞蹈主要有留苏同志带来、国统区传来的和自己创作的，如《乌克兰舞》、《叮铃舞》、《红军舞》等。美术活动主要有标语口号、壁画、漫画等，部队行军打仗开辟新区，宣传员进村就地取材，用锅底的黑灰、白石灰等原料，书写大标语、画大幅壁画、漫画。 除了较为专业的宣传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文艺表演外，剧社还发动基层官兵参与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行军途中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编打油诗、快板诗，或编民歌小调，现编现凑，少则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多则半天，作品就能同“观众”见面。
（三）在宣传内容上，紧密结合形势和任务，充分体现思想性和政治性。作为红军政治工作队伍，各剧社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要任务进行创作宣传，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如红四方面军总政剧社编写的带有鼓舞性和配合战斗任务的《红军南下歌》、《雪山歌》、《草地行军歌》、《二、四方面军会合歌》。战士剧社创作的瓦解敌军歌曲《欢迎白军兄弟歌》、《亡国恨歌》，以及红军开进村庄时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行军疲劳时高唱的《渡金沙江》歌等。李克农编写的揭露敌人反动统治的《秘书长万岁》、李伯钊编写的歌剧《扩大红军》，反映军民关系的《送军鞋》、《优待红军家属》，对部队进行教育的《反对开小差》、《拖尾巴》等，都在宣传教育官兵和群众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四）在担负任务上，不只是演戏作宣传，还积极参加部队各项政治工作。长征途中，剧社宣传队既要负责宣传鼓动和发动群众，又要负责演出化装宣传，编排节目，还要负责写标语，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同时还做群众工作、救护伤员、押解和教育俘虏、动员担架、检查纪律等。由于宣传队员大都有点文化、有一技之长，行军的时候，宣传员利用空隙时间教战士学文化，战斗的时候，设立鼓动棚和鼓动点，进行战场动员，有时冒着弹雨向敌人喊话。休整的时候，宣传员帮助连队建立俱乐部，布置列宁室，搞文化娱乐活动，如教歌、办墙报，搞体育活动。有时宣传员还要发动战士做扩大红军的工作，做红军家属工作，到后方医院做慰问伤员的工作。正如红军老战士高励在回忆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时所说的，“宣传队——剧社不只演戏，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部队的政治工作，也经常参加战斗，也是一支战斗队”[1]。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2]长征途中，红军剧社不仅是一个文艺演出队和政治宣传队，也是一个工作队和培养干部的训练队，对于红军将士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紧密结合部队任务，激励官兵斗志。剧社设立宣传鼓动棚，即在部队经过的路边搭起棚子，插上一面红旗，宣传员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呼口号，鼓舞部队前进。如红一军团过雪山时，宣传员找个避风雪的地方设个鼓动点，动员部队不要休息，大声疾呼：“同志们在山上不能停留，山上空气稀薄，坐下来休息就起不来了，不活动就会冻僵的，同志们加油呀！翻过山就是胜利呀！”[3]有的还在山头上说快板：“翻山顶，看本领，比比那个是英雄……”[4]据一些同志回忆，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设立大的宣传鼓动棚至少有4次：第一次在湘江边上，第2次在乌江畔，第3次在金沙江边，第4次在过雪山时。红一军团过金沙江时，大家唱着由陆定一填词的《过金沙江》的民歌小调，斗志昂扬，战胜了疲劳和困难，后来到了陕北渡黄河，同样也唱这首歌。
（二）充分调动群众创作热情，活跃官兵文化生活。长征途中，为了使官兵对革命充满胜利信心，克服行军作战的紧张苦闷情绪，红军剧社和宣传队努力使官兵生活音乐化。行军途中，经常在疲劳的时候，能听到剧团和宣传队的锣鼓声，宣传员的歌声和口号声；在战场上，经常听到剧团和宣传队响亮的喊话声。这些熟悉亲切的声音，从川北到川西，从雪山到草地，一路上都伴随着部队前进。遇到大的节日，如五一节、八一节和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等情况，各剧社还集中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演出活动。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学习识字活动，提高官兵文化水平。红军战士大都来自于农村，文化程度较低。各部队高度重视红军战士的文化教育，红军剧社的宣传员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行军途中，宣传员把一块木板挂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写上几个字，行一次军就能认几个字。许多战士口袋里装着一支小木棍，在行军休息和战斗间隙，取出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学文化。有的部队行军中在前一战斗员的枪上挂上字条，使后面的人可以边走边认。[5]这种因陋就简的业余学习方式，使许多战士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文化程度。
（四）深入村镇宣传党的主张，扩大红军影响。长征途中，宣传党的主张，扩大红军影响，争取群众支持，成为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来到四川剑阁后，迅速组织“钻花队”、宣传队，写标语、贴布告、演话剧、唱歌曲，宣传动员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使群众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很快起到安民慑敌、扶正驱邪的作用。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时，在二十多天时间里，扩大红军五千多人，相当于整个二、六军团长征开始时总数的四分之一，之所以能出现“扩红”奇迹，戏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宣传队演出的四幕话剧《我当红军去》特别受群众欢迎，连不懂汉话的少数民族看了，都拍手称赞，于是出现了“送郎参军”、“送子当红军”的景象。斯诺记录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6]
（五）注重“火线”文艺宣传鼓动，瓦解敌军意志。1935年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面对东北军围追发起了直罗镇战役，在战役的最后阶段，红二十五军为追剿固守在一个村寨负隅顽抗的残敌，火星剧社组织了一支五六十人的宣传队拉到与敌人山寨对峙的山头上，唱起《瓦解敌军歌》，这是根据敌人士兵的苦难生活编成的歌曲，再配上《孟姜女哭长城》的调子，唱起来如泣如诉。合唱队把战场当舞台，把敌人当观众，把歌子唱一遍又一遍，最后寨墙上终于打出了白旗，扔出了枪支，敌人宣布投降了。剧社没费一枪一弹，用歌声攻下了敌人坚固的寨子，为直罗镇战役全面胜利添上光彩的一笔，[7]也为赢得长征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3][4]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201.197.197.
[2][6][7]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535.536.457.
[5]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633.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