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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一位三十出头的不孕不育患者，最近三年她都在辅助生殖中心门诊就诊，接受不孕不育治疗。从去年开始，她被检查出有高血压，开始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让小麦纳闷的是，她家族中没有高血压遗传，而她也只是在辅助生殖中心监测时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在心血管科监测及在家中自测血压都是正常的。
经过仔细了解，小麦在求孕路上走得比较艰辛漫长，她曾经有过一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以失败告终，现在是第二次做试管婴儿。她看着自己一年年老去，卵巢功能出现早衰迹象，心情急切，期盼着尽快受孕成功。为了实现为人父母的心愿，工作上她专门请了一次长假来调养身体，配合治疗。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第一次移植失败后她感到了明显的挫败、失落，心情犹如“过山车”降到了低谷，一度丧失对治疗的信心，之后还出现了失眠、多梦、易醒，常梦见被追赶，醒后头痛疲倦。现在她面对第二次的治疗，精神上感到压力陡增，心理上莫名地紧张、担忧、害怕。每次一到辅助生殖中心，她就感到不适，她第一次量出高血压就是在这里，以至于后来每次见到那个量出她血压高的护士，听到她喊“取卵的患者过来量血压”时，她都会感到害怕，精神紧张，继而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手脚冰凉、肌肉紧绷，血压量一次高一次。即使那天她不用取卵，听到护士喊话也会紧张害怕。她认为血压高已经给自己一次打击了，担心被告知不好的结果再次受到打击，影响后续治疗，担忧前面的努力会白费。她心中总有这个量血压的阴影，料想自己在即将面临的取卵和移植手术中肯定会紧张，她苦恼于不知道如何放松，想学会紧张时的自我调节。
案例中小麦的心理状况很有代表性。不孕症是指女性无避孕性生活至少12个月而未孕。育龄夫妇中，每十对就有一对以上发生不孕症。不孕不育病因复杂，既有生理方面因素，又有精神心理方面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被发现有不孕症的患者，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
古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夫妇认为生儿育女是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孩子成为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不能正常生育的女性，对婚姻安全感降低，容易出现猜疑，对配偶失去信任，导致夫妻关系破裂。与能正常生育的女性相比，不孕女性可能会认为自己剥夺了另一半为人父的机会而心有所愧，背上心理包袱，沮丧失落，否认自我，出现自卑。更有久婚不孕时，父母及周围的亲朋好友常来关切问询与各种支招，使人徒增烦恼；长辈急切的心情往往将精神压力转嫁到不孕夫妇身上，使他们四处奔波治疗，身心疲惫。不孕症患者中，绝大部分不轻易与人谈论自己不孕的经历，也较少跟配偶交流，担心给对方增加压力，长期无处倾诉，逐渐变得封闭孤独，回避退缩，对生活失去乐趣，情绪不稳定，时有哭泣流泪或者暴躁易怒，出现严重焦虑抑郁。他们在冗长的助孕治疗过程中，常常满怀期望，却反复经受挫折失败，丧失对治疗的信心，备感痛苦内疚，心情徘徊在希望和失望之间。
● 不孕不育是一种心身疾病，长期的精神过度紧张、焦虑，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的改变而影响生殖能力和性功能，在男性则干扰精子的生成，在女性則影响排卵导致不排卵或闭经，影响体内受精卵的结合和胚胎着床。不孕症的治疗是一个期望与失望并存的过程，患者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治疗的顺利进行。心理干预在助孕治疗中很有必要，拥有良好的心态能为成功受孕保驾护航。
严重焦虑的不孕患者常常表现为精神恍惚，游离于周遭环境，停在自己的问题中转不出来，无暇顾及他人感受，反复进出诊所询问医生寻求保证，害怕专业人士给出自己不能接受的结论，也听不进旁人的建议，极想寻求帮助却总是警惕防备。因此，对不孕人群做心理干预时，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共情和信任可以拉近距离，轻松的氛围可以卸下防备，温暖的语言能够融化坚冰，美好的暗示能够树立信心，通俗的解释可以减轻担忧。
其次，给予心理评估，了解患者焦虑严重程度，熟悉其病史、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及存在的认知偏差等，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方案，其中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对焦虑有明显效果。此外，心理干预不仅聚焦于当事人，更可以尝试针对其配偶、家人做家庭治疗，不孕夫妻双方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却需要共同经历和面对。有家人的陪伴与支持，不孕女性更能保持身心愉悦，用成熟的应对方式承受助孕持久战，翻过焦虑的大山，最终享受苦尽甘来的幸福。
● 不孕不育做为一种慢性应激，给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相比男性，不孕症对女性心理的破坏尤其严重。不孕症女性经历更多的负性情绪，焦虑、抑郁、自卑、内疚、孤独无助、恐惧、否认等心理问题，还可能并发乏力、失眠、心悸等一系列躯体症状。案例中小麦的表现是一种焦虑反应。当她第一次被量出高血压，被告知要待血压稳定后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治疗时，她感到希望落空，内心遭受挫折与打击，不知道如何去告知家人，她开始变得紧张不安，担忧害怕。此时，她血液中的肾上腺素水平也会升高，引起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手脚冰凉、肌肉紧绷等一系列自主神经反应。有过这次经历后，当她再次进入医院辅助生殖中心时，量血压的情景和护士就成了她恐惧的对象，条件反射性地使她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之后她在每次就诊前，就会预期焦虑，担心自己会紧张导致血压高，她也知道没必要如此害怕，可是意志控制不住。由于要坚持助孕，她无法回避这个场景，只能带着畏惧去忍受。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她的紧张可以减轻，当她一离开这个场景，她的生活仍然可以如常。
经过仔细了解，小麦在求孕路上走得比较艰辛漫长，她曾经有过一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以失败告终，现在是第二次做试管婴儿。她看着自己一年年老去，卵巢功能出现早衰迹象，心情急切，期盼着尽快受孕成功。为了实现为人父母的心愿，工作上她专门请了一次长假来调养身体，配合治疗。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第一次移植失败后她感到了明显的挫败、失落，心情犹如“过山车”降到了低谷，一度丧失对治疗的信心，之后还出现了失眠、多梦、易醒，常梦见被追赶，醒后头痛疲倦。现在她面对第二次的治疗，精神上感到压力陡增，心理上莫名地紧张、担忧、害怕。每次一到辅助生殖中心，她就感到不适，她第一次量出高血压就是在这里，以至于后来每次见到那个量出她血压高的护士，听到她喊“取卵的患者过来量血压”时，她都会感到害怕，精神紧张，继而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手脚冰凉、肌肉紧绷，血压量一次高一次。即使那天她不用取卵，听到护士喊话也会紧张害怕。她认为血压高已经给自己一次打击了，担心被告知不好的结果再次受到打击，影响后续治疗，担忧前面的努力会白费。她心中总有这个量血压的阴影，料想自己在即将面临的取卵和移植手术中肯定会紧张，她苦恼于不知道如何放松，想学会紧张时的自我调节。
案例中小麦的心理状况很有代表性。不孕症是指女性无避孕性生活至少12个月而未孕。育龄夫妇中，每十对就有一对以上发生不孕症。不孕不育病因复杂，既有生理方面因素，又有精神心理方面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被发现有不孕症的患者，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
古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夫妇认为生儿育女是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孩子成为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不能正常生育的女性，对婚姻安全感降低，容易出现猜疑，对配偶失去信任，导致夫妻关系破裂。与能正常生育的女性相比，不孕女性可能会认为自己剥夺了另一半为人父的机会而心有所愧，背上心理包袱，沮丧失落，否认自我，出现自卑。更有久婚不孕时，父母及周围的亲朋好友常来关切问询与各种支招，使人徒增烦恼；长辈急切的心情往往将精神压力转嫁到不孕夫妇身上，使他们四处奔波治疗，身心疲惫。不孕症患者中，绝大部分不轻易与人谈论自己不孕的经历，也较少跟配偶交流，担心给对方增加压力，长期无处倾诉，逐渐变得封闭孤独，回避退缩，对生活失去乐趣，情绪不稳定，时有哭泣流泪或者暴躁易怒，出现严重焦虑抑郁。他们在冗长的助孕治疗过程中，常常满怀期望，却反复经受挫折失败，丧失对治疗的信心，备感痛苦内疚，心情徘徊在希望和失望之间。
● 不孕不育是一种心身疾病，长期的精神过度紧张、焦虑，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的改变而影响生殖能力和性功能，在男性则干扰精子的生成，在女性則影响排卵导致不排卵或闭经，影响体内受精卵的结合和胚胎着床。不孕症的治疗是一个期望与失望并存的过程，患者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治疗的顺利进行。心理干预在助孕治疗中很有必要，拥有良好的心态能为成功受孕保驾护航。
严重焦虑的不孕患者常常表现为精神恍惚，游离于周遭环境，停在自己的问题中转不出来，无暇顾及他人感受，反复进出诊所询问医生寻求保证，害怕专业人士给出自己不能接受的结论，也听不进旁人的建议，极想寻求帮助却总是警惕防备。因此，对不孕人群做心理干预时，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共情和信任可以拉近距离，轻松的氛围可以卸下防备，温暖的语言能够融化坚冰，美好的暗示能够树立信心，通俗的解释可以减轻担忧。
其次，给予心理评估，了解患者焦虑严重程度，熟悉其病史、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及存在的认知偏差等，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方案，其中生物反馈放松训练对焦虑有明显效果。此外，心理干预不仅聚焦于当事人，更可以尝试针对其配偶、家人做家庭治疗，不孕夫妻双方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却需要共同经历和面对。有家人的陪伴与支持，不孕女性更能保持身心愉悦，用成熟的应对方式承受助孕持久战，翻过焦虑的大山，最终享受苦尽甘来的幸福。
● 不孕不育做为一种慢性应激，给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相比男性，不孕症对女性心理的破坏尤其严重。不孕症女性经历更多的负性情绪，焦虑、抑郁、自卑、内疚、孤独无助、恐惧、否认等心理问题，还可能并发乏力、失眠、心悸等一系列躯体症状。案例中小麦的表现是一种焦虑反应。当她第一次被量出高血压，被告知要待血压稳定后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治疗时，她感到希望落空，内心遭受挫折与打击，不知道如何去告知家人，她开始变得紧张不安，担忧害怕。此时，她血液中的肾上腺素水平也会升高，引起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手脚冰凉、肌肉紧绷等一系列自主神经反应。有过这次经历后，当她再次进入医院辅助生殖中心时，量血压的情景和护士就成了她恐惧的对象，条件反射性地使她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之后她在每次就诊前，就会预期焦虑，担心自己会紧张导致血压高，她也知道没必要如此害怕，可是意志控制不住。由于要坚持助孕，她无法回避这个场景，只能带着畏惧去忍受。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她的紧张可以减轻，当她一离开这个场景，她的生活仍然可以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