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尽管大家都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在具体如何推进上仍然存在一些困惑,面对具有较为复杂地缘特点的沿线国家,如何把控大额、长期、相对低回报率的项目风险,成为媒体、企业、金融机构等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甚至于一些人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只是一种口号与政治考量,对于实际项目运作而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周期很长,短期内很难看到效果。
其实,我认为只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宏观战略趋势,就不难对“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核心要把握一点,就是始终坚持要寻找切入能使得商业利益、国家利益、合作国利益三者整体均衡最大化的项目,就能有效防控风险,推进战略实施。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
不难发现,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相对艰难的复苏阶段,尽管美国经济逐步向好,但缺乏一个具有稳定趋势的全球合作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制于相对较差的基础设施条件,难以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逐步迈向中等收入国家,为了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自身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也将进行重大调整,在融入全球化、多极化浪潮中将通过坚定改革道路,进一步打开市场,面向全球构建符合自身战略需要的国际经贸投资合作网络,这将加快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产生巨大的发展合作需求和机遇。这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跨境、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双方、多边的经济距离,充分利用中国自身新型城镇化的内生性需求,促进形成进一步高经济密度的经贸投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通过市场开放来打破传统国际经贸壁垒中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形成符合世界多极化发展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商业利益基础,确保大风险观下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如何看待中美合作与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有人说,这是一场两个大国之间史无前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彼此竞争与合作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构建符合国际发展潮流要求的国家战略博弈时期,相比历史而言,主要的区别在于并非历史上战争前期的零和博弈,而是基于世界观、价值观相互交融的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竞争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良性合作,不必讳言,如果没有竞争,单纯讲合作,只会重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反,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利于促进形成更为多元稳态的大国战略博弈均衡,基于合作博弈的最终目标,双边、多边的跨区域合作议程与新型国际地缘合作关系将重新定义和梳理,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多边国际开发性金融组织,将成为促进地区一体化合作与跨境共同市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转化为平等的国家利益互换,实现合作博弈效果,降低潜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此,这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利益基础,确保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得到平等对待,实现博弈互换与利益共赢。
第三,如何看待南南合作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今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言表示:“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该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让不同发展道路交汇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
不难看出,南南合作的现实需求就是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利益共享,避免出现恶性竞争、彼此冲突的不利局面,尤其是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等方面要形成符合双方、多边利益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加快实现南南合作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思想的关键前提就是要充分尊重和优先考虑合作国的利益,将沿线国家最关心的战略利益项目、最符合沿线合作国老百姓自身切实利益的项目纳入首要推动的重大项目,不是单纯考虑项目投资规模及其自身商业价值,而是要激发合作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有效防控潜在的项目风险。
换言之,这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合作国利益前提,没有这一条,无论哪个项目,都可能面临潜在的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反,具备了这一条,就无形中降低了风险,进而确保了稳定的收益预期,体现了“利他主义”思想内涵。
最后,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共赢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表示:“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在欧洲发生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利。”同样,“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共赢基础就是要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为此,需要推动建立合作国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建设,加强跨区域金融合作协调,增强对合作国信用体系的建设,让中国企业更好了解沿线国家的经济、法律、政治、地缘、文化等情况,将中国市场巨大潜在需求转化为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动力和风险缓释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共赢格局。
其实,我认为只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宏观战略趋势,就不难对“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核心要把握一点,就是始终坚持要寻找切入能使得商业利益、国家利益、合作国利益三者整体均衡最大化的项目,就能有效防控风险,推进战略实施。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
不难发现,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相对艰难的复苏阶段,尽管美国经济逐步向好,但缺乏一个具有稳定趋势的全球合作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制于相对较差的基础设施条件,难以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逐步迈向中等收入国家,为了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自身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也将进行重大调整,在融入全球化、多极化浪潮中将通过坚定改革道路,进一步打开市场,面向全球构建符合自身战略需要的国际经贸投资合作网络,这将加快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产生巨大的发展合作需求和机遇。这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跨境、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双方、多边的经济距离,充分利用中国自身新型城镇化的内生性需求,促进形成进一步高经济密度的经贸投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通过市场开放来打破传统国际经贸壁垒中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形成符合世界多极化发展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商业利益基础,确保大风险观下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如何看待中美合作与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有人说,这是一场两个大国之间史无前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彼此竞争与合作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构建符合国际发展潮流要求的国家战略博弈时期,相比历史而言,主要的区别在于并非历史上战争前期的零和博弈,而是基于世界观、价值观相互交融的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竞争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良性合作,不必讳言,如果没有竞争,单纯讲合作,只会重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反,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利于促进形成更为多元稳态的大国战略博弈均衡,基于合作博弈的最终目标,双边、多边的跨区域合作议程与新型国际地缘合作关系将重新定义和梳理,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多边国际开发性金融组织,将成为促进地区一体化合作与跨境共同市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转化为平等的国家利益互换,实现合作博弈效果,降低潜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此,这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利益基础,确保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得到平等对待,实现博弈互换与利益共赢。
第三,如何看待南南合作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今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言表示:“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该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让不同发展道路交汇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
不难看出,南南合作的现实需求就是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利益共享,避免出现恶性竞争、彼此冲突的不利局面,尤其是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等方面要形成符合双方、多边利益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加快实现南南合作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思想的关键前提就是要充分尊重和优先考虑合作国的利益,将沿线国家最关心的战略利益项目、最符合沿线合作国老百姓自身切实利益的项目纳入首要推动的重大项目,不是单纯考虑项目投资规模及其自身商业价值,而是要激发合作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有效防控潜在的项目风险。
换言之,这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合作国利益前提,没有这一条,无论哪个项目,都可能面临潜在的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反,具备了这一条,就无形中降低了风险,进而确保了稳定的收益预期,体现了“利他主义”思想内涵。
最后,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共赢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表示:“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在欧洲发生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利。”同样,“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共赢基础就是要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为此,需要推动建立合作国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建设,加强跨区域金融合作协调,增强对合作国信用体系的建设,让中国企业更好了解沿线国家的经济、法律、政治、地缘、文化等情况,将中国市场巨大潜在需求转化为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动力和风险缓释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共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