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养过的那些家畜里，我觉得，猪的待遇是最高的。它们不用像狗那样，辛苦地看家护院，也不用像猫那样，不遗余力地捕捉老鼠，甚至比鸡还要清闲。而猪，似乎什么事情也不用做，只知道“哼哧哼哧”地甩脑袋，饿了就大叫，吃饱了，倒头便睡。
　　何况，它们还有属于自己的圈舍。
　　父母在紧挨着三间瓦房的自留地里，特意辟了一块地方，应该有十几平米吧，用红砖和青瓦，整整齐齐地码成猪圈。它比我家盖的厕所都要大，远远望去，就像一间小而漂亮的客房。圈里分为两个部分，靠里的那块地方相当于卧室，青瓦封顶、遮风避雨，能够让猪舒舒服服地躺着睡觉；靠外的那块地方，是露天的，专门供猪活动，它们可以在那儿打滚、胡闹、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
　　我不太喜欢猪，因为它们只会呆呆地朝我望，不能像狗和猫那样，陪我蹦蹦跳跳地玩。除此外，还因为父母分配给我一个任务，每天放学后，要割猪草。这实在是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活计，虽然很多年前的乡下，野花、野草、野菜遍地都是，割猪草不是件难事，但却占用了我和小伙伴们尽情玩耍的时间。而且，每到夏天，父母还会让我下河去采摘蒲棒，晚上点燃了，给猪熏蚊子。父母喜欢猪，把它们当宝贝。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我很不理解。我曾经向父亲建议过，不要再养猪了。父亲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不养猪，你还想不想吃肉？不养猪，家里盖房子的钱从哪儿来？你看看，庄子里哪户人家没养猪？”
　　的确是这样，不仅我家，庄子里的其他人家也都养猪。少则一两头，多的三五头，甚至有养上十几二十头的专业户。在我留存的村庄记忆里，这些猪，无一例外都有着黑亮的毛发。我甚至未见过任何一头白猪或是花猪，因为我的父辈们认为，只有黑猪的肉最紧实，吃着香，也才能卖个好价钱。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几乎没费什么劲，就考上了县城的高中。读高中后，住校，便再也不用为割猪草之类的事淘神了。
　　高三上学期，有一次，我回家拿生活费。吃过晚饭后，母亲像往常一样忙着刷锅碗，父亲坐到门槛上抽起了纸烟。记得那天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有些湿漉，父亲抽了两根烟后，忽然把烟屁股狠狠地掐到地上，问我：“能有把握考上大学吗？”
　　我愣住了，不知道父亲为何问这话，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但是，仿佛有一种本能的力量，让我倔强地点了点头。
　　等到放寒假时，回到家中，我忽然发现猪圈里的猪多了起来。数一数，一共五头，肥肥嘟嘟的小猪崽，脑袋挨着脑袋，正挤在一起取暖。
　　就在那瞬间，我好像明白了，父亲为何要问我能不能考上大学。
　　假期过后，当我再次坐在县中宽亮的教室里，手捧书本，眼前便常浮现出父母黝黑的脸庞和那几头憨厚的小猪抢食的样子。这些景象令我丝毫不敢懈怠，常常晨曦即起苦读。
　　临近高考时，我回家拿报名费。走时，母亲煮了几个鸡蛋让我路上吃，我们那地方男人出门做大事前都要吃熟鸡蛋，是希望“圆满”。父母一直把我送到公路边，直到看着我上了搭客的三轮卡。那一年的夏天，我带着全家人的期望进了考场，又把对他们的满腔挚爱写在了考卷上。当我考完最后一门学科，透过窗玻璃向外望时，意外地发现父亲正坐在操场西南角的泥地上抽着烟，眼睛不时地向考场这边探望。平时让人觉得有些严肃的父亲居然赶了上百里路来接我回家了，歹毒的日头正晒着他，也晒得我鼻子发酸。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93年的8月底，我收到了朝思暮想的挂号信。那是北方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把通知书上的字一连读了两遍给全家听，父亲抽烟的手抖了许久才接过通知书小心翼翼地看了，又极仔细地折好放进信封，然后压进木箱底层。晚上，父母把村里有身份的人请到我家喝酒，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嘴里不停地說：“娃考中了，是国家的人了。”我却有些担心学费和路费，母亲说：“操什么心，家里养的五头猪都是为你准备的，明早就赶集，把它们都卖了。”
　　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似乎总有办法，依靠土地生存。
　　十八岁的那年九月，我第一次看见并且坐上了火车，是去远方读大学。母亲把学费和伙食费缝在我贴身的裤头里，叫我上厕所时也要小心。车轮压着铁轨前行，在“哐啷哐啷”的声响里，熟悉的故乡越来越远。我的眼前，浮现出了父母黝黑的脸庞和那几头毛发乌黑锃亮的猪的身影……
　　我的眼泪，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慢慢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