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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列宁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从何着手？》、《怎么办》、《我们的纲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研究列宁关于俄国党报的理论和工作原则，进而从修辞学视角中的“修辞情境”，考察不同时期列宁关于党报的思想。
【关键词】列宁 党报思想 修辞情境 报刊
一、修辞学与修辞情境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是一门“显学”。演讲和雄辩是当时精英政治和城邦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言善辩是古典大师必须具备的一项才能。但与古典时期以研究演讲为核心的修辞学相距甚远，20世纪前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在文字作品上。就文学作品来说，狭义的修辞可以指作品运用的各种技巧，广义的修辞则可以指对作品的艺术特征研究，相当于诗学。就非文学作品来说，修辞学的目的就是如何将文章写好。
1968年，劳埃德·比彻尔（Lloyd Bitzer）发表了旨在突破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传统、实质上是拯救了这一传统的“修辞情境”（The Rhetorical Situation）。比彻尔在考察许多历史重要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演讲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修辞性话语的产生依赖于修辞性的情境或环境，即突变的环境往往给修辞性的话语带来契机①。
比彻尔给情境这样下的定义：“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的组合造成了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事变状态，而这一状态可以被全部或部分地消除掉，如果言语被运用到这一情景中以后可以制约人的决定或行为以使这一状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话。”比彻尔认为构成修辞情境有三个因素：事变状态（exigence），积极参与的观众（audience）和种种制约因素（constraints）②。
比彻尔的演讲环境论中的环境是有限的政治环境，是以政治家的演讲为背景的。而这种观点在后来为新修辞学所摒弃。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正是从这一点上进行反驳的，他是当代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被认为可能是西方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修辞学家。
博克的新修辞学思想是与他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在《对历史的态度》中，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作出反映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博克进一步认为，对人来说，修辞环境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将情境扩大到人类一个共有的大环境中③。博克在1973年发表的《修辞情境》（The Rhetorical Situation）一文，比较简洁地归纳了他早期的这一思想，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比彻尔把修辞活动限制在有限的历史场合的做法。博克将情境扩大到人类共有的大环境中。
二、传播学与修辞学
传播效果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使传者传递的信息能获得受众的认同。而修辞学就是一门通过语言操作去劝说听（读）者以获得其认同的学问。良好的修辞能够影响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并使其自然化。然而，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环境，因此语境对表达效果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表达效果也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实现。语境是话语者限定话语所体现常规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受话人理解的主要“标记”④。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此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此，只有了解这些条件的人，才可能理解其所体现的常规关系，从而解读出该话语所表达的实际含义。
三、列宁著作与党报思想
修辞言语是作为对情境的反映而产生的。当我们理解列宁关于党报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任务、作用等许多论述时，需要考虑与之相关的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周围的环境。同时，列宁从事许多琐碎的党务工作和党报编辑，这使得他的许多论述带有较明显的实用特征，理解他的作品必须更多地与俄国当时的实际环境相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他的党报思想。
1.俄国革命时期列宁的党报思想
1898年3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确定基辅的《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但这次大会并没有真正把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列宁认识到报纸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一直想致力于通过创办一份能密切联系各个地方小组的党的机关报，尽快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和思想统一的全俄共产主义政党，从而改变工人运动的分散割裂的状态。
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通过他们的机关刊物——《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竭力赞扬手工业方式，力图使运动停留在低级阶段，否认建立一个能领导和组织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使思想上分离和组织上涣散的状况加剧，“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在此情况下，改变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涣散状况，建立一个能领导和组织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党就成了当务之急。
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创办全俄政治报的途径，为党的统一和重建创建条件，认为在俄国建立和巩固党的机关报，就是建立和巩固党本身。
然而，在列宁设想的这个机关报《火星报》创刊和有关创办全俄政治性机关报的几篇论述发表之后，“经济派”仍然鼓吹恐怖手段而力图缩小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工作的作用。为此，列宁专门撰写了《从何着手？》一文发表在《火星报》上，以进一步强调建立战斗的党组织和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的意义，以及创办全俄政治性机关报的具体设想和它对重建党的决定性作用。在列宁新闻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最具创造性发展的观点就是创立这样一份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更明确地说就是通过办报来建党的思想。
但是，由于1905年的革命仍然是反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着政党和党报的合法化，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其阶级本性，用民主和自由等口号来宣扬超阶级、超党派的无党性思想，机会主义者也乘机涌入了党内。所有的情况都表明出版物的党性或非党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列宁在1905年11月13日出版的《新生活报》第12号上发表了重要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此文中，他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党报思想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产阶级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政治上，伴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风起云涌，俄国无产者首次在世界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管理俄国的任务从此提上日程；经济上，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无产者挣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无产阶级生产力已基本得到解放，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基础上来。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写于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列宁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维埃政权工作的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工具的报刊，应尽快实现其性质和功能上的转变，同时依据时代的特点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全面创新。他认为，报刊的任务同党的任务是一致的，在团结和动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斗争中起到自己的作用，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在初稿中，列宁针对报刊宣传鼓动中所存在的缺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在设立“黑榜”的同时，他更强调运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俄国无产者和人们群众建设新生活的热情。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写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9月，此时的俄国开始在全世界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把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摆在俄国人民的面前。不同的历史情境让列宁在为苏维埃国家拟定建设纲领时，充分估计了报刊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报刊应该作根本性的改变，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按新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⑤□
参考文献
①②③[美]肯尼斯·博克 著，常春富 等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④周树军，《隐喻语用学研究》[N].《商丘师专学报》，2000（1）
⑤《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1-93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列宁 党报思想 修辞情境 报刊
一、修辞学与修辞情境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是一门“显学”。演讲和雄辩是当时精英政治和城邦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言善辩是古典大师必须具备的一项才能。但与古典时期以研究演讲为核心的修辞学相距甚远，20世纪前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在文字作品上。就文学作品来说，狭义的修辞可以指作品运用的各种技巧，广义的修辞则可以指对作品的艺术特征研究，相当于诗学。就非文学作品来说，修辞学的目的就是如何将文章写好。
1968年，劳埃德·比彻尔（Lloyd Bitzer）发表了旨在突破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传统、实质上是拯救了这一传统的“修辞情境”（The Rhetorical Situation）。比彻尔在考察许多历史重要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演讲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修辞性话语的产生依赖于修辞性的情境或环境，即突变的环境往往给修辞性的话语带来契机①。
比彻尔给情境这样下的定义：“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的组合造成了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事变状态，而这一状态可以被全部或部分地消除掉，如果言语被运用到这一情景中以后可以制约人的决定或行为以使这一状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话。”比彻尔认为构成修辞情境有三个因素：事变状态（exigence），积极参与的观众（audience）和种种制约因素（constraints）②。
比彻尔的演讲环境论中的环境是有限的政治环境，是以政治家的演讲为背景的。而这种观点在后来为新修辞学所摒弃。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正是从这一点上进行反驳的，他是当代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被认为可能是西方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修辞学家。
博克的新修辞学思想是与他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在《对历史的态度》中，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作出反映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博克进一步认为，对人来说，修辞环境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将情境扩大到人类一个共有的大环境中③。博克在1973年发表的《修辞情境》（The Rhetorical Situation）一文，比较简洁地归纳了他早期的这一思想，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比彻尔把修辞活动限制在有限的历史场合的做法。博克将情境扩大到人类共有的大环境中。
二、传播学与修辞学
传播效果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使传者传递的信息能获得受众的认同。而修辞学就是一门通过语言操作去劝说听（读）者以获得其认同的学问。良好的修辞能够影响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并使其自然化。然而，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环境，因此语境对表达效果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表达效果也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实现。语境是话语者限定话语所体现常规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受话人理解的主要“标记”④。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此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此，只有了解这些条件的人，才可能理解其所体现的常规关系，从而解读出该话语所表达的实际含义。
三、列宁著作与党报思想
修辞言语是作为对情境的反映而产生的。当我们理解列宁关于党报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任务、作用等许多论述时，需要考虑与之相关的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周围的环境。同时，列宁从事许多琐碎的党务工作和党报编辑，这使得他的许多论述带有较明显的实用特征，理解他的作品必须更多地与俄国当时的实际环境相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他的党报思想。
1.俄国革命时期列宁的党报思想
1898年3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确定基辅的《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但这次大会并没有真正把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列宁认识到报纸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一直想致力于通过创办一份能密切联系各个地方小组的党的机关报，尽快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和思想统一的全俄共产主义政党，从而改变工人运动的分散割裂的状态。
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通过他们的机关刊物——《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竭力赞扬手工业方式，力图使运动停留在低级阶段，否认建立一个能领导和组织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使思想上分离和组织上涣散的状况加剧，“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在此情况下，改变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涣散状况，建立一个能领导和组织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党就成了当务之急。
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创办全俄政治报的途径，为党的统一和重建创建条件，认为在俄国建立和巩固党的机关报，就是建立和巩固党本身。
然而，在列宁设想的这个机关报《火星报》创刊和有关创办全俄政治性机关报的几篇论述发表之后，“经济派”仍然鼓吹恐怖手段而力图缩小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工作的作用。为此，列宁专门撰写了《从何着手？》一文发表在《火星报》上，以进一步强调建立战斗的党组织和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的意义，以及创办全俄政治性机关报的具体设想和它对重建党的决定性作用。在列宁新闻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最具创造性发展的观点就是创立这样一份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更明确地说就是通过办报来建党的思想。
但是，由于1905年的革命仍然是反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着政党和党报的合法化，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其阶级本性，用民主和自由等口号来宣扬超阶级、超党派的无党性思想，机会主义者也乘机涌入了党内。所有的情况都表明出版物的党性或非党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列宁在1905年11月13日出版的《新生活报》第12号上发表了重要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此文中，他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党报思想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产阶级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政治上，伴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风起云涌，俄国无产者首次在世界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管理俄国的任务从此提上日程；经济上，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无产者挣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无产阶级生产力已基本得到解放，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基础上来。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写于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列宁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维埃政权工作的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工具的报刊，应尽快实现其性质和功能上的转变，同时依据时代的特点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全面创新。他认为，报刊的任务同党的任务是一致的，在团结和动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斗争中起到自己的作用，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在初稿中，列宁针对报刊宣传鼓动中所存在的缺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在设立“黑榜”的同时，他更强调运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俄国无产者和人们群众建设新生活的热情。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写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9月，此时的俄国开始在全世界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把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摆在俄国人民的面前。不同的历史情境让列宁在为苏维埃国家拟定建设纲领时，充分估计了报刊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报刊应该作根本性的改变，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按新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⑤□
参考文献
①②③[美]肯尼斯·博克 著，常春富 等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④周树军，《隐喻语用学研究》[N].《商丘师专学报》，2000（1）
⑤《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1-93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