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我国食品安全管制的制度变迁呈现以下规律和走向：管制重心从经济性管制走向社会性管制;管制理念从食品卫生走向食品安全;管制法规从以《食品卫生法》等为代表的部门主导型法规体系走向以《食品安全法》为标志的基本法法规体系;管制机构从分散管制走向综合管制和集中管制,现阶段正处于从分散管制模式向综合管制模式转变的进程中。
【基金项目】
：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地方政府“四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管制体系研究》（11JCZH0387）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食品安全管制的制度变迁呈现以下规律和走向：管制重心从经济性管制走向社会性管制;管制理念从食品卫生走向食品安全;管制法规从以《食品卫生法》等为代表的部门主导型法规体系走向以《食品安全法》为标志的基本法法规体系;管制机构从分散管制走向综合管制和集中管制,现阶段正处于从分散管制模式向综合管制模式转变的进程中。
其他文献
韩愈《原性》一篇,是其为申述儒家性情论以对抗佛教心性论而作。韩愈持性三品说,该文先谈及人性的由来、情的产生、性情的关系、五性说、七情说等问题,进而批判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和扬雄性善恶混论,最后批判杂佛老而言性者。我们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语境的解读,认为《原性》不仅吸收和部分改造了旧有的＂性三品说＂,而且集中古人性论之大成。以往不少论者认为韩愈以＂仁义礼智信＂为性,并把它作为韩愈人性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这种看法是对《原性》的误读,事实上韩愈并未以＂仁义礼智信＂为性。
利用1988年到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化、农地保护以及城市用地效率等指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近年来农地占用的放缓主要是由耕地管理和土地出让制度变迁的短期作用所致,而不是由城市化带来的用地效率的提高所推动的。中国的农地保护应该重视＂城市化—用地效率提高—农地保护＂的作用机制;应根据城市用地效率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农地保护政策,以激励城市化的集约用地;在机制设计上,可以在土地的中央宏观管理中引入城市用地效率指标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战略性服务外包项目中,发包商和各服务提供商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蕴含着各种关系风险。懈怠风险是关系风险中一种重要的风险。本文通过采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得出在战略性服务外包项目中,懈怠风险的大小受到行为主体的收益份额、监管分工程度、信号传递广度与声誉机制的作用时间和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要有效地控制战略服务外包项目中的懈怠风险,必须建立有效的契约机制,包括设置合理的行为主体收益份额,设置合理的监督管理职能,建立全面、畅通的信号传递渠道以及建立强而有效的声誉机制几个方面。
本文提出了建设＂两型＂河流的概念,探讨了＂两型＂社会建设对流域管理的基本原则。系统分析了流域发展和流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系统性原因,给出了两型河流的功能分析和建设目标体系构建方法。以湘江流域为例,建立了基于流域水环境和水资源承载力建设目标体系,提出了湘江流域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全流域综合理念创新、流域城乡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制创新和全方位保障机制创新的路径,找到了＂两型＂湘江建设的水资源需求管理、污水资源化、流域管理立法、设立流域管理机构和实行资源保护补偿机制作用五大切入点,对＂两型＂社会建设和流域管理具有借鉴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纯生物学角度解决了人类起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学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性思辨的理论指向。历经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传统社会,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中国。而后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指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索着前进。新时期新形势下,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断努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展现。然而,放眼当下社会,现实社会面临诸如社会道德价值偏失、公
在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市场是单一、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教育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激进学派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假设条件下,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作用。本文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学派的观点都过于片面,本文不承认劳动力市场是单一、完全竞争的假设,但认为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假设条件下,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间接作用。
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基因,并且由于它的抽象性而获得了更稳定持久的承传。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有很多种表现,但其根本特征是＂一元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形成了有你无我、非此即彼的思维倾向,一方面又与群体主义、经验主义等文化心理相结合,形成了＂一边倒＂＂一窝蜂＂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至今犹在,不容忽视。
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表现为社会影响力,即传播内容到达后的效果及其再释放的能力和结果。本文把收视率、收视对象和社会影响力三个指标放在一个平台上来考察比较中外电视调查性报道的传播效果。
民权作为近代中国宪政史上一个核心元素,其不仅肩负改造专制政治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民族救亡的责任。经济结构之变革是近代民权思想产生的经济因素;民族危亡之大势是催生民权的政治动因;西方权利文化的输入是民权产生的思想来源。民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开始由传统君主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的重大体制转型。
礼乐源于巫术,其本质乃关乎人的主体建设。先秦时代＂礼崩乐坏＂,整个社会的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精英,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应对,一方面,竭力维护礼乐文化的整合性,坚持礼乐的政治性规定,反对文质分离。另方面,又从新的时代精神对礼乐进行新的解释,以重建礼乐文化对人、对社会、对自然的整体规定性。对其加以阐释和思考,对于我们重建当代和谐社会、提升国家凝聚力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