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作家赵瑜的作品一向都是贴近现实、题材重大的厚重之作。然而他的新著《寻找巴金的黛莉》却非如此。这本书并不长，仅19万字，在赵瑜的作品里算是小玩意儿。但是，我却被这本书所深深震撼。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从太原古董商处购得七封旧信，这是1936年至1937年间，巴金写给山西太原一位名叫“赵黛莉”的女读者的，收信人地址是“太原坡子街20号”。70年了!赵黛莉是谁?坡子街20号在哪里?于是——“寻找”，寻找这位巴金小说的忠实读者。这个题材可不能说“贴近现实”，七封信也算不得“题材重大”。但是这本书异常地吸引人，使得我在阅读时累得眼痛。慢点读不行吗?不行。因为这个寻找过程就像破案一样。我似乎回到了读福尔摩斯探案的青年时代，急于知道结果——这位赵黛莉现在何处?她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她还活着吗?还好吗?事也凑巧，在寻找过程中真有一位刑警参与其中，好像福尔摩斯一般。不过这并不是赵黛莉惊动了警方，而是那位古董商在卖出信后不久，被人杀害于铺子里。古董商被杀当然是大案，这位刑警。自然参与——这是他的工作。而赵瑜这个结交广泛的人，同古董商是好友，同那位刑警也是好友；所以他在和刑警谈论杀人案的同时，还请他帮助“寻找黛莉”。不能不提的是，古董商以一万元之价售出七封信时，曾有诺言：他能帮忙查出“坡子街20号”当年的主人。然而古董商死了，线索也就断了。为此，刑警专家翻查旧档案，找出新线索。但就在即将“破案”之时，大家发现不对头。这条新线索又断了。此后靠着赵瑜个人的关系网，从太原找到宁武，从宁武找到西安；这不光是跑腿的苦差事，也是查阅旧户口档案和各种资料的繁琐事。这个过程说明，作家的才能也需要勤奋来支持。
　　上面是从“寻找者”的角度说的，只是全书的三个方面之一。另外还有写信者的一方，即巴金。对这七封信进行逐一分析，也就是对当年巴金的行踪、创作和思想进行考证。这既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工作，也是一个文学史的研究。赵瑜在这一方面下了大功夫。第一封信写于1936年4月20日，当时用的信纸、信封以及信封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说明巴金的所在。可供参考的还有几部巴金传记，但是，这些还不够，因为那是一个多事的年代。比如，第二封写于1936年5月25日的信，用的信纸不再是第一封印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而是《译文》社的信纸。此为何故?作者认为：“从信中‘我给你订了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一语推断，此信只能写于1936年。有史料表明，巴金和靳以是在1936年6月将《文季月刊》创刊号推出的。……这封信使用了《译文》社信纸，亦有出处。《译文》是由黄源先生主持的一份‘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巴金致黛莉此信前二十余天，即那年的5月3日，黄源在上海聚会为《译文》复刊请客。当天鲁迅日记中记载：‘译文社邀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巴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当时，巴金与《译文》黄源先生过从甚密，时有翻译作品问世。他使用了《译文》信纸，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样的考证尚属小事小节。有时，作者还从细节中揭示出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脉络。如在讨论这第二封信是为黛莉订阅《文季月刊》时，作者写道：“《文季月刊》还与《译文》、《作家》等刊物一道，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又是上海两大革命文艺阵营发生裂痕的继续……”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口号之争”了。第三封信所署日期为“8月31日”，那是哪一年呢?经作者考证：只能是1936年，不可能是1937年。“1937年8月31日，巴金先生正在愤激地写作和紧张地编撰全国第一册抗战期刊。”这指的是当年9月5日出刊的《烽火》。作者分析，如果是在那个时期，巴金信里就不会有“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这样的“闲话”和“雅兴”。因为那时，日寇的轰炸机“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冲”!我在这细小的考证里，看到了一个大时代的轮廓。在这本书中，类似的考证还有不少，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巴金所处的时代，以及巴金当年的生活。 　在写上海的巴金时，赵瑜做出许多联想，或者说是关于现代文学史现象的评说。我以为，这些评说也很重要，既是当代作家对前辈们的评说，也是表达对自己一代的某种失望。它们既显示了作家的投入，也表达了后辈人在70年后的感触，当然更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巴金、发掘巴金。其中比较敏感的话题有：“萧珊(巴金先生的夫人)以上海中学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见，与山西女生赵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们相见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个月里。”“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巴金独身而热情。这个话题且不深论，因为也没太大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赵瑜继续写道：“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我们很烦躁，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我赞赏他这样的检讨。赵瑜直接触及到文学史上的问题，他说很多研究者们“从来不去研究巴金曾经站在其他‘主义’立场上，呕心沥血，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的早期开拓，作了哪些贡献”。赵瑜所说的其他“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巴金从1923年起，曾写了很多这种类型的作品。我以为这是有意义的“开掘”。作者指出：“只因其立场观点与后来的主流评判存在种种差异而被整个研究界忽略。”我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情况是否确实如此，但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这样的吧?还有，巴金的第六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体验生活”这种表达，巴金在1936年就开始使用了，也许当时还不只他一个人有过这种表达。赵瑜说，他以前只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专项”使用的表达方式。据我所知，赵瑜并不是研究巴金的专家，他行文至此，不得不言，这表现出一种诚恳。还需一提的是，赵瑜这个山西汉子，对阎锡山非常熟悉，而且文章写到那个时代，也不能不涉及阎氏。他发现巴金当年写信很小心，信中不用“抗日”的字眼儿。赵瑜说：“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中共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又说道：“说实话，毛泽东在陕北，蒋介石在重庆，八年安全，运筹帷幄，持久指挥，实与阎锡山坚守黄河，御敌克难，息息相关……”这又从七封信说到当年的政治军事形势了(所谓“克难”指的是当时阎锡山在黄河边的驻地“克难坡”)。
　　这书的第三个方面是赵黛莉的情况。赵黛莉无疑是这本书的主线，但在前面大部分，她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或者说是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但是查考到最后，她的 经历也同当代一般知识分子一样，辛苦、屈辱而屡经危难。她原是太原坡子街20号大院主人赵廷雅的亲侄女，父名赵廷英，她名赵梅生。因为与同学交游，大家各以“黛”排出一个新名字，她就叫“赵黛莉”，并以此名与巴金通信。赵廷雅、赵廷英兄弟二人(弟兄共九人)都是知识分子，曾在日寇占领太原时任伪职。但这位赵梅生即赵黛莉，在日寇入城之日就远走西安，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后来为了生活，她曾去兰州，并在那里结婚育女，又随夫去上海。但她不愿做“二房”，乃离异，独自带着女儿生活。解放后她又去西安，先后在银行系统和西安交大工作。但是，她却不断受歧视、遭审查，在“文革”中还被抄家、被斗争。不过可以安慰的是，她晚年同女儿一起生活，身体好，精神好，对往事的记忆也清楚。问到她七封信的事情时，她还记得信是藏在坡子街20号房里的顶棚上。对!那古董商也是这么说的。
　　当年上海解放时，她也在上海。作者写到这一点时，文字极富想象力和诗意：“5月27日早晨，在漾潆细雨中，黛莉和银行同事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共产党军队开进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黛莉最热爱的巴金先生，也身处欢迎‘共军’的人群中……”后来，她所在的“四明银行”裁员六十多人。那时，“黛莉照着巴金著作，模仿着写出一份《告全体雇员书》，带领大家坚持上下班，向资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带头领导雇员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但当时，政府不能多管私营银行内务。市政府答复道：“可以介绍你到一家新单位去上班。”这在当时已算难得，但赵黛莉以“岂能只顾个人”的考虑，没有接受。她便带着年幼的女儿，去西安找姐姐，再找工作。赵黛莉的行为，不是真有点巴金小说中人物的风格吗?要说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这就是。而受巴金作品影响的，在现代中国，远不止赵黛莉一个。作者论断：读巴金“可以使人向往革命”，但是“不会更向前走”，“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成不了丁玲，成不了林道静，所以要“洗脑”、“洗脑”、再“洗脑”，一场又一场斗争，直到“自相残杀起来”。这一个话题虽然“有些扯远了”，但我却以为颇重要，值得玩味。
　　1950年的时候，“坡子街20号大院，匆匆转让给山西兵工厂”。那个古董商原先曾在这个厂里当工人，所以他曾向赵瑜说，他可以帮忙寻找赵黛莉。然而古董商被杀案。迄未侦破。而这厂子到如今连遗址也没有了。
　　作者单位：山西作家协会
　　(本文编辑　王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