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
　　一切源于童年。
　　一切都是生活的恩赐。
　　我出生于河南农村，小时候我认为大周村是世界的中心。四季轮回，春种秋收，晨鸡夜狗，皆为世界真理，村庄里人情世故，以及亲人的一言一行，大如神明。
　　我算是最早的留守儿童吧。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留守儿童”这个词还没有诞生，两三岁时，母亲把我留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她到西安找我爸爸去。后来，我转学到西安上小学。童年生活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呢？我要说，几乎是全部。追溯起来，或许是童年造成这部《多湾》的萌芽。
　　今生最早的记忆，是一岁多，我扶着东屋去往厕所的那面山墙，蹒跚挪步，妈妈坐在离我几步远的东屋门口做针线活。我能听到她温柔的声音喊我名字，需要我回应她，好知道我是安全的。四十多年过去，妈妈已经去世，东屋早已倒塌，我常常闭上眼睛，想还原那时的场景。奇怪的是，每次想起，总是我抽身出来看到那个小女孩扶墙走路的样子，那么我是谁，她是谁？只知道从那一刻，开启洪蒙，有如电光射向一个大约十公斤的小小肉身，我有了记忆和感知，有了身体，有了作为人的概念，我在这世上的第一个内心体验是：温暖，幸福。我曾经千百次回味这种感觉，也想知道人的最早记忆是什么时候，问了女儿，她说，小学前所有事都不记得了。
　　在万寿路照相馆的那座红砖四层小楼。我平生第一张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三四岁的样子吧，戴着七十年代很流行的泥兜幅，眼睛本来就小，一笑就只有两道缝了。记得爸爸抱着我进去，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照相的叔叔躲在庞然大物的机器里，用黑布蒙着，然后他探出头，举起手里新疆人跳舞用的铃铛环，扔起来，哗啦一响，伸手接住，我咯咯咯笑起来，留下了童年最甜蜜最憨态的瞬间。我还记得在革命公园看老虎猴子，滑滑梯的画面，好像又大了幾岁，这说明我正式转来上学前，是不止一次到过西安的。
　　我努力搜寻童年在乡村的痕迹，很多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有一个深秋，特别冷，该穿棉袄了，不知道为什么，奶奶给我穿了件毛衣去学校。现在想来，肯定是件粗糙僵硬的腈纶毛衣，也不是谁专门给我织的，因为妈妈不会织毛衣，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是别人送给我的。总之那天我特别冷，一直收缩着肩膀，努力抵抗寒冷，像有很多细小的针刺扎在身上，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对冷的感知。还记得冬天穿的棉裤，好像是粗布里子，没有衬裤，风薅得皮肤皴裂，又扎又疼。
　　夏天，在堂屋门里，我光着上衣，让奶奶看我的胸口，是两个指头肚大的小鼓包，我告诉她，里面很痒。她用手指轻轻捏一捏，对我说是“奶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个词，再一次对身体有所认知。
　　有关奶奶的记忆，我拼命回忆，力争达到最早期，现在能想起来的，都如获至宝。当然，还有奶奶讲的那么多“瞎话儿”，是童年的重要精神收获，我的人格形成，皆源自奶奶的言传身教和那些“瞎话儿”。有一个没有写进小说里的是这样的：有一家，娶了个童养媳，不给吃饱饭，每天只是没完没了地干活。这天，一只小雀飞进她家厨房，家里人忙关了门，老少齐上阵一起扑捉，想改善一下生活。小雀从厨房窗棂钻出，飞走了，在挣扎逃命的时候，翅膀受伤，流了几滴血在窗棂上。家里人拆了窗户，洗刷下血迹，熬了一锅胡辣汤，没有给童养媳喝。童养媳一路哭着回娘家诉说，是我先看到小雀飞进来的，他们却不给我喝胡辣汤。她娘扑上来抱住说，闺女啊，你哪只眼先看到的，快让我舔一舔吧。这个故事，我也是缠着奶奶讲了好多遍，或许是奶奶没完没了的那些“瞎话儿”，为我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其余的，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基本忘记了。我只是惊异于爷爷奶奶，在他们明知等不到我们回报的情况下，还是悉心抚养我们，教导我们。这世上最吃亏的角色，可能就是爷爷和奶奶，可这并不影响他们付出全部的爱，这可能就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延续下来的力量。尤其我的爷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走路嗵嗵有声，长长的白胡子，长得很像马克思。传说中他的脾气暴躁，年轻时崇尚以武力解决问题，可他老年之后，性格变得特别温和，对我们几个堂兄妹，从来没有打过半下，甚至没有吵过一句。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他在堂屋八仙桌边坐着跟客人说话，而人来疯的我坐在他腿上，给他的白胡子编辫子，并且叽叽喳喳说话，笑闹，用手扳着他的脸，要让他配合我，不许乱动，他只好不停地绕开我的脑袋，拨开我的手，跟客人说话。
　　秋天的时候，包谷棒编成穗，绑在树上，我们坐在树下吃饭，没有绑好的一大串突然松动，掉在地上。两三岁的堂弟坐在树下，那一大串包谷几乎是擦着身体，轰然砸在他身边。回堂屋取东西的爷爷听到响声和我们的尖叫，突然大哭，从堂屋跳了出来。他以为砸到了孩子。爷爷大哭的场景在我眼前，仿佛天塌了一般。还有一次，堂弟淘气，将一颗包谷豆塞进了鼻子，取不出来，婶婶用架子车拉着他跑去医院，我在家里，小小的心里感到灾难降临般的恐惧。直到他们安全归来，心才放下。
　　刚到西安，家属没有户口，我们住的是防震棚，1976年唐山地震后，职工们在厂门口自行搭建的那种。爸爸妈妈想扩大下地盘，想出了不影响生活的好主意，只在墙外面垒好一堵墙，然后拆去里面的。记得半夜正睡觉，被声音吵醒，看到父母戴着口罩，在拆里面的墙，昏黄的灯光里，身影被尘土包围。他们白天要上班，只能用晚上做这些事情。我的父母，永远用自己的劳作为我们搭起平安温馨的生活。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只能干一辈子体力活，她直到生病倒下的前一刻，还在劳作。
　　那种没有户口的屈辱感和由此带来的自卑，成为我童年的深刻记忆。
　　随着人到中年，越发想追忆从前的光阴。闭上眼睛，还原乡村院落的样子，回家的过道，堂屋、东屋、灶火、压井、粪坑、碎柴火堆……在西安居住的防震棚区域，也早已经拆除，盖起了大楼。那些场景，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连同我的童年，永远不再回来。
　　每当黄昏来临，我都想起童年，如果一个人在家，不愿意开灯，仿佛是不想接受白天结束这一事实，用我灵敏的嗅觉，极力寻找黄昏的气味，回忆童年在家乡和奶奶在一起的生活，那时没有电灯，奶奶不舍得点灯，直到万不得已，才用一根麦秸，从灶堂里引着火，点起如豆灯光。我常常坐在几十年后的昏暗中，想时间到底是什么？黄昏可以重复，生命能不能呢？世界万物是怎样的呈现，我真的会老去，会死去？死了的人，再也不能用任何形式回到这世界吗？这世上有没有灵魂？能否有一个什么时光通道，与前人相见？这些思考与想念，在小说的下半部时常闪现。作家的写作，其实是想还原从前的时光，就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将失去的那个世界，在文学作品中得以重现。写作，就是对抗时间的一种方式，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或许你能够回到从前。 　　投入写作
　　《多湾》动笔于2007年。当然，构思已经在十多年前。或许每一个作家，都为着完成上帝赋予他的某种使命，之前的生活、成长，都是准备，那些蒙昧、迷惑、幸福、痛苦、追问、思考，在某个时机之下，以某种神秘的力量，排列组合，有所归属。
　　年轻时候读《百年孤独》，乌苏娜年老之后失去视力，还在摸索着做活，并且不让别人看出来她瞎了。我就想起我的奶奶，在我记忆里，她也是这样没有一天不劳作。右手手腕摔伤两次，骨头错位，带着夹板养伤的时候，用左手干活。类似的想法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也产生过，主人公受苦受难的母亲鲁意莎，也是永远在劳作，永远有苦难和屈辱降临在她头上，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承受。承受磨难，承受贫困，承受孤独。除此外，还能怎样呢？原来世界上的人不论生活何处，在哪个朝代，都是一样的，原来作家可以将一个平凡的人化为永恒的形象。那么我，应该用我的笔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述出来，对那永不再来的似水流年，进行描摹。起初最简单的愿望是要为奶奶立传，让一个平凡的人，成为一个艺术形象，在文学长廊有一席之地，让更多的人知道，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个人，她这样活过。动笔之后觉得，有关她周围的人，她的后代，她的亲戚，也都是可写的，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那两年，我不断地回到家乡，在各个村子里走来走去，漫无目的地寻找。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村子里的人说，这女的跟神经病一样，连着几天在这走来走去。
　　连一块砖瓦都没有的人，对别人说他想建一座大楼是可笑的，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写一部什么什么样的小说，我只能给那些问我的人说，转着玩。人家用奇怪的眼光看我，问，你旅游为啥不去大地方，这农村有啥看的？
　　我去了商桥火车站——在小说中，我无数次写到这个小站，是人们到外面世界去的一个重要之地。五十年代的一天，我的奶奶提着一篮子馍，从家里走到这个车站，误了火车，沿着铁轨一路向南，步行一天，走到漯河，给漯河高中上学的爸爸送馍。这件“壮举”，被奶奶讲了一辈子。
　　拉我去的那位“摩的”大叔也很奇怪，没有一个火车在那停了，就剩两间破房子。我告诉他，我就想去看看。我感觉他的车放慢了速度，可能心里也在猜度，这女人，到底要干啥？因为车站废弃，被围了起来，人不能接近，只能到对面去看它。过了铁路涵洞，他把我放在路口，说前面是土路，车走不了了。正是大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我沿着铁轨走向那个基本废弃的小站，心情非常激动，好像我就要看到当年的奶奶一样，想到《百年孤独》里的情节，雷贝卡在一座废弃的房子里，继续待了五十年，从窗口递出从前的货币。一列火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和火车一起向南走，在轰鸣声中，透过车厢的缝隙，看到对面小站淡黄色的房子。好像是接近奶奶创造辉煌的圣地，在列车的轰鸣中，我的眼泪哗哗流下。火车过后，大地归于寂静。火车全面提速，铁轨两边拦了铁丝网，人无法靠近，我也无法跨过铁轨到对面的小站去。我站在正午的太阳下，隔着几道铁轨，和那几间淡黄色平房默默对视。我再也无法找到奶奶的踪迹，可我要在我的文字里让她永生。京广线可能是中国最繁忙的铁路，不断有火车轰鸣而过，丝毫不知道一个女人站在路边，内心呼啸着不亚于它们的激情。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我相信有无数奶奶这样的人，娇小的身体在世上生长，绽放，衰败，内心坚定顽强，度过了艰辛而充实的一生，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努力让生命更加辉煌。还有我那些从未谋面的，甚至不知道名字的先人们，他们活过，爱过，内心燃过烈火，沉沦，挣扎，像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最终归于泥土。
　　父亲是我这部小说最有力的支持者，《多湾》出版后他开玩笑说，“作者名也应该写上我。”他讲述的诸多往事，也有在这部小说里没有用上的，但也值得在这里记下一笔。比如有一户人家，生了许多小孩，自己养不了，放出话去，想要送人。有人来家里领孩子，主人正在地里干活，赶忙回家，将自己的孩子都叫过来，对来人说，挑吧，看上哪个领哪个。来人一番打量后说，要最小的。当妈的解开怀，抱过最小的孩子说，来再吃几口。然后就将孩子交给来人带走。一切都平静而自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在时间的长河里，这种离别根本算不了什么。
　　假如后来的人，想知道中国人曾经怎样生活，从我这个小说里可以了解。我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写的，也没有什么提纲，由季瓷开始写起，她身边的人，遇着一个写一个，她的诸多磨难，一个接一个讲述，像夏季的豆角秧，越扯越多。
　　人类有寻根的欲望，想知道自己的来处，哪怕回到平凡而沉默的泥土中，打探从未谋面的人，挖掘已然盖棺的事件。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历练自我、剖析自身的历程，以己为牺牲，呈现人性，尤其写到自己家族的隐痛，显得尤为严峻和凝重，似乎书写成为一种仪式、缅怀或审视。不停地自问，我到底是一个写作者，还是一个追问者？是要为自己的先人树碑立传？还是将他们做为模本，投入人性的熔炉内冶炼、拷问和抚慰？那些生机盎然的先人，在土地上奔跑劳作找食，在河水边代代繁衍生存筑梦，可曾想到，后人口口相传他们的是非功过，他们对生活和未来做过多种设想，却不会想到，后代中有一个执拗而天真的闺女，抱着天大的决心，要写出他们平凡卑微而神圣庄严的故事，写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生死死。
　　那些故事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作为只言片语、绯闻逸事，不时来到耳边，一点点养育着我的好奇心和探知欲，连缀成脉络和画卷。现在想来，好像我来这世上就是为了写这些故事，而能够写这样一本书，也是我的荣幸。
　　小说中重要道具小钟表，完全为虚构，它是我对时间的思考，是似水流年、往日不再来的隐喻。长篇小说要解决和讲述的，是时间问题。而时光，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事物。現在，每次乘高铁路过家乡，我都趴在窗前眼睛不眨地看窗外，从离我家最近的那个在高铁旁边的村子，到漯河，十二分钟可达。当年我的奶奶，六十八里地，走了整整一天。母亲对儿子的爱，要这样完成，而现在我远在两千公里外上大学的女儿，需要钱时，我微信支付，一秒完成，每晚通话，随时交流，就是乘飞机去看她，也是半天就可实现。人世间，变的只是道具，不变的是感情和内心，变的是我们所要抵达的目的地，不变的是心中渴望见到的亲人。这就是文学要表达的东西。 　　2008年，是我生命中最最投入的一年，平均每天写四五千字，那些故事在身后推拥着我。最多的一天，写到一万字，傍晚时候，几近晕眩，电脑屏幕上的稿纸变成了平行四边形，各种情节在脑中喧哗躁动，窗外夕阳绯红，像是天边起了大火，而手下打字跟不上脑子的飞速运转，真怕天边大火引爆了我，或者像小时候见到修理收音机搭错线路，突然冒出一股黑烟，身体机器坏掉。强迫自己停下来，让各种情节暂时熄火。那种激情写作，是体力的拼博，也是情感的检阅。有时候写到深夜，掏空了自己，放在床上，睡死过去，再睁眼看到新一天的阳光，想想小说里那些死去的人，而我活着，能够体验生之乐趣，生之痛苦，真是幸运。
　　也曾经有几次过于投入。写到中原大旱，村里人卖闺女，十岁女孩绳要被人领走，家人借来布，给她做件新衣裳，告诉她要记住村庄名字，记住爷爷和爹的名字，但凡有机会，再找回来看看。那时我女儿刚好是十岁，我突然悲愤难抑，离开电脑进卫生间冲澡，在水花里嚎啕大哭。后半部女主人公与地球那边的人网恋，我曾在深夜站在窗前，望着茫茫夜空，似乎听到地球运转的轰鸣之声，我发出询问，世界到底有多大，肉体能够走多远，心灵会飞向何处。冥冥之中是否真有神明，生命真是一场不归路吗？到底有没有来世？这些问题，细沙般洗涤我，揉搓我，使我完成一次次自我净化和某种提升，心灵在激烈碰撞之后得到宁静。
　　女人写作，或许源于一种懵懂、执拗的力量，就是想写，就是要表达。她不可能先把文学史通读一遍，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概念和冠名，先拿一个叫作“流派”的帽子戴到头上，她也不会去请教专家，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她更不会想我写的这个东西是否符合家族小说的规定，是否应该有个范本或者套路……她只是强烈的要写的愿望而已。
　　童年，青春，梦想，爱情，奋斗，衰老，往日不再，逝者如斯，生命大河奔流，而我有幸记录了一段。单从这一点来说，我就是幸运儿。
　　出版不顺
　　《多湾》首稿电子版48万字，现在想来，这对于出版社是个大大的难题。2009年夏天我兴冲冲带着U盘到北京来，以为我就要一举成名，一颗文学新星从中国升起。不想投稿未遂，退而求其次，再找几家实力强名气大的省级文艺出版社，也无果。那时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告诉我：一个无名者，想出版这样的大部头，基本是痴心妄想。而我又不愿意随便出版了之，省里每年有资助项目，可申请到几万元钱，交到出版社作为出版资金。我从未申请过，我想，这个作品应该正常地到市场上，接受市场和读者的检验，她应该有足够的生命力，自己顽强生长，而不是靠资助、帮扶来到世上。我有足够的自信，我写出了普通人的奋斗之路，写的是人性中永恒的东西，它将永不过时。我相信会在有生之年看到她出版。
　　我抱着天真的想法，在五年内像高热状态一样，写出四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只想在文坛有一点小名气，好使出版社有可能考虑这部“不挣钱”的“长篇巨制”。
　　写中短篇的过程，经历退稿、发表、转载、认可，我对文字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个白天和深夜，面对电脑里《多湾》的稿子，一遍遍删改，不断审视她，审视自己，一次次问过自己，这样的写作，是否有意义，是否有价值。你真的写出了最真实的生活与感受吗？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审美角度吗？每年出版长篇小说三四千部，你靠什么不让你的作品如泡沫般转眼即逝？
　　当初出版社拒绝的另一个理由是，写法传统，陈旧老套，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这一点我也进行过反思与痛苦的抉择。我也曾想过，融入当下文坛流行的一些技巧，打断讲述的时间顺序。比如，从故事的中间讲起，或者从结束的地方开始；比如多个角度与讲述者；比如，将故事切成多块，就像把一根绳子剪成许多段，然后打乱拼接。可每当这样想时，立即心有不忍，像是要丢掉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我想到，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无不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那些当时最新流行手法的作品，现在又在哪里呢？我又想到，陕西文坛的前辈与大家们，无不是执著地坚守，一条道走到黑。路遥当年《平凡的世界》，也经历过这种挫折与不认可。陕西文坛，一直就是这样的传统：坚守自己，艰苦劳作，用一种最笨重的方式写作。
　　最终我还是保留之前的讲述方式，老老实实从头道来，这样可能会显得故事笨拙。因为在写作里，“太老实”是个致命弱点。但我认为，我要讲的故事波澜壮阔，她浩大，混沌，丰厚，多元，就像是大河奔流，只能是从源头而来，因为流经地段太多，地貌复杂，肯定会携带泥沙，粗犷奔腾，她不会停下来讲究技巧，也不可能要有一个统一的讲述方法。面对大地，面对历史，面对苦难，我应该突出的是真诚和真实，用真实故事和人物命运打动人心，加深对命运和社会的思考，对生命与哲理的探究，而不是技巧問题。而且，当一部作品，四十多万字的体量，跨越近百年的历史，那么技巧，是不是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以贯之的体力、心力，奔涌的热血、赤子的情怀。浩大苍茫的事物，自有其庄严与天成，似乎不能用所谓的技术、技巧去消解。
　　有意思的是，在河南作协召开的《多湾》研讨会上，乔叶说，假如她对这部作品还有不满意的话，就是不够轻盈、不够俏皮。而何弘老师说，这恰恰就是陕西作家的特征。这部小说虽然是河南人写的河南的故事，但是《多湾》这部小说是陕西作家的作品，因为它具有陕西长篇小说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厚重。厚重的另一个面，当然也就是笨重。大气、开阔，可能会少一些灵巧的东西。
　　当然，一部长篇作品，前人无数次攀登过的家族小说，必须要有过人之处，否则你在那些如密林般的丰碑面前，无立锥之地。全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几千部，而你怎样能脱颖而出？想来想去，还是下笨功夫，不断修改，将文字打磨到更加接近精准的地步。突出我的语言长项，展开大段落的语言攻势，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独到见解发言。我的长项是心理描写，大段落的密集语言。平时阅读就非常喜欢心理描写，因为所有优秀的作品都是写人的内心的。对我影响至深的两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威格，都是心理描写的高手，每每读得如醉如痴，喜欢他们那种大段落的语言，非常震撼。当然也挺啰嗦，有时候让人厌烦，我的小说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不为既定的，现有的历史观所左右，不迎合任何形势，只遵循人性法则，写出平民的历史，人的历史。在每一个历史关口，命运节点，在人物做抉择的时候，问问自己内心，这是真的吗？如果是你，会怎么决定？
　　面对如此大的体量，四十多万字数，近百个人物，纷繁复杂的故事，除了耐心等待，就是一遍一遍地删改。这世上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秘诀可循，我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愿意花费时间，下笨功夫，几年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将细节做到真实与准确，大到历史事件、年代的考证，小到母牛的孕期，或者一个八岁男孩的正常身高。
　　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和目标，让读者拿起书，从每一页打开都能读下去，欲罢不能。
　　有人问我，小说中哪个女人是你？我说，季瓷是我，桃花是我，胡爱莲是我，章西芳是我，里面所有女性，皆是我。我诚挚地写出女性的身体和心灵，讲述她们的欢乐和痛苦，描绘生命与爱情的绽放和衰败，我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写她们，我替她们每个人活过，爱过。我愿为这世界提供女性身心成长与枯萎的样本，我愿这只有一次的生命真切热烈地燃烧过。
　　书里所涉大部分长辈，都已经在泥土里安歇。我只有怀着恭敬之情，跪下叩拜，一为表达感激，是你们，赐予我这些故事；二是请求宽恕——假如我的书写，对你们造成了打扰和冒犯，愿你们安息。
　　在等待出版的这些年来，我的心态平稳。相信她总有问世的一天，不赶时髦，也就不会过时。
　　其间读过哈金的小说《等待》，对人生种种等待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等待其实是一种人生常态，除了等待你无可选择。等待就是把一粒种子埋到土地里，只能一天一天等着它发芽长大，你不可以拔苗助长也不可以命令它必须在哪一天开花。
　　所谓的民间工艺、历史品牌无一不是用时间耗出来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能少，甚至大多数时间，你不用做什么，只是等待，等着泥胎晾干，等着发烫的物体降温，等待物质发酵变质成为另一种物质。不论是盖楼，种地，还是写小说，质量是用时间和工序来保证的。
　　总之，我相信自己的表达和判断，相信自己的艺术储备，思考能力，价值取向，能够担起这样一部长篇，相信《多湾》写出了真实的人性，写出了万物恒常，写出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所以我的心态很好，如果一部作品，今年不出就来不及做什么了，赶不上什么风潮了，那这样的作品，不出也罢。
　　我内心里还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在本省出版。最好是能在北京出版，因为这代表着一种全国范围的认可，代表着陕西文坛所说的“走出潼关”。
　　一次次痛苦的思索和枯燥无趣的修改、打磨，直至删改十几遍，减去十万字，直到我确认自己问心无愧，写出了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
　　再次投稿，水到渠成。现在看来，一切等待和努力都是值得。好像之前的出版不顺利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昨日重现
　　河南社会实践后。我从新乡回西安。
　　同学们乘坐的高铁向北回京，我乘坐的高铁向南回西安。与大家告别回到一楼候车室，准备进站时，看到《多湾》责任编辑蕙蕙的微信：前面有十几本书，无法插队，没有确定印出来的时间，心里老不踏实。一时我也心中不安，也太拖延了，合同上写是八月，后到十月，后来说最最晚十一月，可今天已经十一月六号，书却不能开印，仿佛一直在考验我的耐心。我告诉蕙蕙，新书发布会定好十二月六日。已经推后了一次，不能再推了，鲁院十二月中旬海南社会实践，我是班务委员，不能请假的。她说，就定六号，基本能赶上，她只是心里没底而已，跟我叨叨一下。
　　书印不出来，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总怕這件事会在某一个关口，会起变化，突然停下。一年又一年的等待，现在是一天一天地等待。
　　在站台上站好。等待。东边的夜色里，公路上汽车驶过，灯光点点。高铁站远离市区，站台上非常冷。想起书中所写，三十多年前，我和奶奶去西安，那时在临颍车站，等待火车从南边驶来。半生中赶过多少回火车，行色匆匆，诚惶诚恐，只怕赶不上，只怕上不去。火车带着我，去这里去那里，一次次奔赴希望，一次次抵达失望和忧伤。
　　高铁准时进站，发车。我坐在座位上，掏出纸笔，想记下这一时刻，手指僵硬还不听使唤，需要暖和一会儿。
　　20：25，车到渑池南站。三十多年前，我和奶奶到西安，也是经过渑池，那时慢车，旅途漫漫，渑池、义马、新安、三门峡，这些站点，在长夜里，觉得那么神秘。
　　时光，带走了许多人与事，中年的我，在回忆这一切。无法回到过去了，只能迈步向前走。从窗玻璃上看到不再年轻的自己。时光是个魔术师吗？这么有耐心，等待一切事情的演变。《多湾》从写作到出版，历经八年，就连出版的每一步，都小心谨慎地等待。现在只是最后一步，再耐心等待十几天。
　　等待，是考验。
　　以上文字，是我于2015年十一月六日，在高铁上写在一张用过的纸的背面。那时，我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是鲁院历史上特殊的一个班，俗称“回炉班”，招收之前的鲁院学员，再进行深造。所以我说之前的等待好像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刚好在此书出版的最后时期，我在北京四个月，得以近距离见证和参与这本书的问世。
　　十二月初的一天，终于拿到了样书。急切翻开来看，发现还是有啰嗦之处，有些句子不够凝练——这是我写作的特点，总害怕读者不明白，总想多说一句。天哪，改了十多遍还是有不完美之外。在鲁迅文学院408房间，我突然大失所望，觉得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甚至是一个梦想破灭了，我本就是个才华欠缺时运不佳的人，却要痴心妄想成为好作家，一切可能只是黄粱一梦。作家有时候就是这样，高度自信之下，也伴随着神经质的脆弱与忐忑不安。
　　很快，传来广泛好评及市场认可，当时大家最常用的词是“好评如潮”，在岁末年初的京城文学圈子里，《多湾》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上市一周，即二次加印，四十天内，第三次印刷。当然，这得益于磨铁公司的有力宣传推广，使它有一个可喜的亮相。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本书由着自己的命运，在市场上、读者中适者生存。今年五月，又传来消息，第四次加印。文学同行、评论家、读者都给予《多湾》热情的关注，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诚实的劳作和真诚的表达，永远是最可靠的保证。好作品，永远受欢迎，跟作者的知名度大小没有关系，跟书的厚薄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