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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们请教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主编对TPP未来的看法。这位主编打了一个比喻,TPP是艘大船,不知道这艘大船里究竟能装什么东西。作为美国外交领域最负盛名杂志的主编,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对TPP的看法。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即便是很多研究经济问题的国内学者,对于TPP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也不是很清楚。
站在第一线的是企业家、律师和政治家们。美国企业家希望通过改变游戏规则的方式,保护他们的出口商品竞争力和海外投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公司的公平待遇、金融市场开放等。企业家不仅是动嘴巴,也甩起了膀子。他们不直接和政府打交道,而是聘用公关公司和律师游说政府。美国政府开始在推进TPP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上投入大量精力。
美国政府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大方向很明确,也越来越不屑于多余的礼貌动作。重新搭建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共秩序可能更迫切,但这不是美国企业家和政府想要的,这些内容已经很难再进入重要场合的议题。修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才能帮企业赚更多的钱,美国政府会全力推进。最终目的是在日内瓦会合,形成新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
美国政府对外一贯的硬朗作风,可中国政府也不吃素,双方在找共同的利益诉求。TPP问题上中美双方还没有正面讨价还价,但中美BIT(双边投资协定)已经开始较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想到美国投资。中国学者和官员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协定,打破国内改革僵局。这让人想到中国通过加入WTO,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收获了巨大的增长红利。
规则是慢变量,但决定趋势变化,TPP和BIT关系重大。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谈判筹码,但能不能把事情办好还难说。欧美的优势是有长期积累的殖民地经验,深知外交手段上的恩威并施,也习惯了在谈判桌上混饭吃。中国人缺乏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在很多国际场合还很害羞,不知道如何应付场面。
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应清楚要什么,不要什么。美国的官、产、学一体化程度很高,能在内部形成高效的信息互动,最终形成反映各方利益公约数的对外政策诉求。中国在内部决策机制设计方面不流畅,政府不能充分了解企业诉求,对民众的福利诉求关注也很模糊,一些外交政策资源浪费在了政府部门利益和面子工程上。
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后,还要想想别人,知己知彼才能得胜。美国政府里有一大帮专门研究东亚和中国的专家,美国智库的学者三天两头到中国调研,美国大学里的中国问题专家连中国学者都佩服。对比一下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差距很大。软实力要补课的内容很多。
站在第一线的是企业家、律师和政治家们。美国企业家希望通过改变游戏规则的方式,保护他们的出口商品竞争力和海外投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公司的公平待遇、金融市场开放等。企业家不仅是动嘴巴,也甩起了膀子。他们不直接和政府打交道,而是聘用公关公司和律师游说政府。美国政府开始在推进TPP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上投入大量精力。
美国政府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大方向很明确,也越来越不屑于多余的礼貌动作。重新搭建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共秩序可能更迫切,但这不是美国企业家和政府想要的,这些内容已经很难再进入重要场合的议题。修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才能帮企业赚更多的钱,美国政府会全力推进。最终目的是在日内瓦会合,形成新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
美国政府对外一贯的硬朗作风,可中国政府也不吃素,双方在找共同的利益诉求。TPP问题上中美双方还没有正面讨价还价,但中美BIT(双边投资协定)已经开始较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想到美国投资。中国学者和官员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协定,打破国内改革僵局。这让人想到中国通过加入WTO,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收获了巨大的增长红利。
规则是慢变量,但决定趋势变化,TPP和BIT关系重大。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谈判筹码,但能不能把事情办好还难说。欧美的优势是有长期积累的殖民地经验,深知外交手段上的恩威并施,也习惯了在谈判桌上混饭吃。中国人缺乏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在很多国际场合还很害羞,不知道如何应付场面。
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应清楚要什么,不要什么。美国的官、产、学一体化程度很高,能在内部形成高效的信息互动,最终形成反映各方利益公约数的对外政策诉求。中国在内部决策机制设计方面不流畅,政府不能充分了解企业诉求,对民众的福利诉求关注也很模糊,一些外交政策资源浪费在了政府部门利益和面子工程上。
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后,还要想想别人,知己知彼才能得胜。美国政府里有一大帮专门研究东亚和中国的专家,美国智库的学者三天两头到中国调研,美国大学里的中国问题专家连中国学者都佩服。对比一下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差距很大。软实力要补课的内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