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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曾留学西洋并为新文学运动张帜的中国知识分子，胡适是否汲取了西方人文精神作为新文学的精神资源，这是一个颇具探讨价值的话题。他在1910-1927年的早期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不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经典人物，但这些人物或者被他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者被他用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即便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时期极力推崇、大肆宣传的易卜生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被他作了“中国化”的阐释。胡适为我们呈现的西方，已经过他自己的判断、选择和改装。他身上深刻的传统文化烙印导致他对西方人文精神的接受与阐释形存而神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