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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户生计多样化与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旅游发展被认为是弥合二者关系的有效路径。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问题的研究，可从实践层面揭示旅游发展环境下农户生计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文章基于元阳县12个村寨401家农户的研究表明：（1）劳动力就业呈现非农化转移，农户生计由此分化形成务农主导、务工主导、均衡兼营、旅游参与、旅游主导5种发展类型;（2）非农化发展总体上对农地保护与利用形成负面影响，对旱地的利用变化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上，对水梯田的利用变化则表现在弃耕撂荒、农地流转、勞动力投入等多个方面;（3）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改变存在差异，生计旅游化转型的农户其传统农业生产维持不及留守务农农户，劳动力投入与省工性的物质要素投入行为改变明显，但在农地保有与劳动力投入方面优于外出务工农户;（4）旅游的弥合效应与遗产保护学界的理论构想存在差异，研究区弥合效应仅在旅游从业农户群体中有所体现，这类农户根据旅游从业特点、遗产保护要求形成了旅游化兼业模式，生计压力之下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促成了农户兼顾传统农业生产。遗产保护须多方审视旅游的正反向效应，在遗产保护基础和前提下，维持适度旅游发展规模以保持农户多产兼业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农地利用;农户生计;旅游影响;遗产保护;哈尼梯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4-0051-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0.010
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与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的、延续至今的、活态的农业系统，包括农业物种、农业技术、农业景观和农业民俗等元素[1]。这类遗产是基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实现活态的传承，传统农业生产得以良好的维持是遗产保护的关键[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农户的生计活动类型趋于多元化，并对传统农业生产产生了影响[3-5]。外出务工等非农活动与农业活动不可避免地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上形成竞争[3]，致使遗产地相继出现弃耕撂荒等现象[5-6]。农户生计发展与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
旅游被认为是弥合农户生计发展与遗产保护传承之间矛盾的有效路径[7-9]。理论上旅游发展能够带来农产品价格提升、农地景观经济产出、旅游创业与旅游服务创收等效益，传统农业生产因此具备更好的经济有用性，农民可在遗产传承的同时实现生计的本地化发展[1]。然而，实践中农户生计在旅游发展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促进了传统农业生产维持，还是促成了农地的边际化？尚不明晰。现有关于一般乡村旅游地的研究指出，尽管旅游推动了农业商品化，但传统农业生产并未增长，反而衰退[9];更有菲律宾伊富高梯田、广西龙脊梯田等遗产地的实践现象表明，农户生计的旅游化发展可能同样威胁到了遗产保护[10-12]，学界对此尚缺乏相关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旅游发展环境下遗产地农户生计的变化及其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有待揭示。
基于旅游发展背景下遗产保护的思考，遵循人地关系理论思想，本研究着重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类型的分化与农地利用行为的演变，试图把握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拟揭示旅游发展对遗产地农户生计和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效应，为学界从农户行为层面探寻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途径提供科学支撑，也为遗产保护约束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选择与优化路径探寻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可循经验，保护途径与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王红谊在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辩证关系基础上提出，应以政府为主导实施多类型、多层次博物馆的遗产保持与记忆工程[13];王衍亮和安来顺指出，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延续，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思想对此有效[14];孙庆忠提出，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弥合经营传统农业与农户生计改善两者之间的矛盾，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振兴是较好的模式[15];Zhang等指出，传统文化是驱动农户保护农地景观至关重要的非经济因素，遗产保护须重视当地的传统文化传承[16]。闵庆文等、Zhang等进一步研究认为，遗产保护必须考虑产业经济和农户生计的发展，必须兼顾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效益双重要求[1-2， 17-18]。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遗产保护的思路逐渐明晰，闵庆文等指出，传统农事活动的延续是关键，遗产保护离不开农民的耕作，需要将农民留住并愿意继续维持传统农业生产，而保护机制在于使农民在继续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能够从遗产保护中持续获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1-2]。为此，该学者基于遗产地传统农业的生态价值与多功能性，进一步构建了有机农业、遗产旅游、生态补偿等动态保护途径，其中旅游作为一种保护途径，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同与推崇[8， 19]。遵循这一思路，学界开始从遗产保护的视角出发，关注旅游对遗产地居民的影响。孙业红等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影响感知调查，揭示了旅游发展积极的经济、社会影响效应[8];Geoffrey等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资源特点，并探讨了梯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路径[20];张灿强等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指导，调查分析了遗产地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状况，发现旅游接待户的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都明显好于纯农户[21];张爱平等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evelop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居民感知视角研究了旅游对农业生计与非农生计的影响与效应[22]。但这几项研究均止步于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缺乏生计变化后农户遗产保护传承行为的实证考察。 在乡村地理学领域，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是热点论题，学界已提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的概念[23]。实证研究中，反映农户生计非农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研究成果较多。Clay等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之间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24];Holden等研究表明，非农收入减少了农业耕种活动的动力，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力[25];欧阳进良等对多地的实证分析发现，随着非农化水平提高，农地的复种指数降低、劳动力投入减少、化肥投入的成倍增加，由此引起了公众对粮食安全的担忧[26]。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如张丽萍等研究了青藏高原地區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认为生计兼业化有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27];阎建忠等发现，由于区域产业转型程度不同，中国西部的农户生计非农化并未明显导致种植业的边际化，农地利用仍相对集约[4]。
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方面，Hoang等研究了旅游影响下农户生计改变与林地利用的问题，农户非农活动明显降低了对林地的依赖性，有助于生态修复[28];Allen等、席建超等、王新歌等对旅游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问题进行了关注，土地利用变动致使农户生计模式被迫适应，旅游地呈现生计模式发展滞后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29-31]。喻忠磊等揭示了农户对旅游发展的生计模式适应特征，旅游推动了农业商品化，但农业生产功能仍大幅衰退[9]。Liu等调查评估了生态补偿政策对遗产地农户参与、生计资本积累与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并结合旅游发展形势探讨了农户种植决策的激励机制[32]。张永勋等关注到农地利用改变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分析了经济获益预期、对花卉有感情、花卉认知水平对花卉种植意愿的影响，发现非经济因素也是影响遗产地农户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33]。
综上所述，学界已关注到旅游在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生产维持方面的潜在作用，并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开展了旅游对遗产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实证研究，但现有研究过度依赖生计旅游化有助于遗产传承的理论设定，缺乏生计变化后传统农业生产行为演变的实证考察。由于缺乏对旅游实际效应的辩证思考，相关研究在发现旅游从业效益优于传统农业生产后，极力倡导农户生计的旅游化转型，这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毕竟乡村地理学多数研究表明，农户生计非农化不利于传统农业生产维持，乡村旅游地的研究也表明，农户生计的旅游化转型依然导致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在此背景下，亟待明晰旅游发展下遗产地农户生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其农地利用行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乡村地理学领域关于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案例地选取
本研究选择哈尼梯田作为案例对象。哈尼梯田主要分布在云南红河州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境内，开垦历史已有1300多年。因独特而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特殊的“江河、梯田、村寨、森林”4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极高的科学、生态与文化价值，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录，2013年被中国农业农村部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实录，同年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34]。“申遗”的成功为其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的共同打造下，元阳核心区已形成坝达、多依树、老虎嘴3大梯田景观片区，以及箐口、阿者科两大民俗旅游村寨，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到访。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引发了旅游学者的关注，也受到了遗产保护学者的重视[21]。在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影响方面，哈尼梯田均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2.2 数据获取过程
本研究关注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行为的历时演变，拟通过农户的回忆追溯过往的调查指标特征。受记忆规律的影响，农户不可能准确再现各年度的劳动力从业与农地利用行为数据，但对于历史“特殊”时期的记忆深刻[35]。在2010年哈尼梯田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为加强哈尼梯田的保护管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红河州人民政府对哈尼梯田施行了制度发布、环境整改、旅游推介等一系列举措，州、县、镇、村各级人员时常入户调研、宣传，与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梯田景观与村落风貌整改广泛推进，农户对这一时期记忆深刻。所以研究考察2011年、2017年两个时段，通过对两个时段相关信息的详细访谈与对比分析，揭示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变化对农地利用行为的影响。
为确保调查样本的广泛性与代表性，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元阳县新街镇、攀枝花乡下辖的12个村寨展开（图1），每个村寨调查30～40户。样本社区中除新寨、中巧外，其余均位于遗产保护核心区范围内。调查采用问卷的形式，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构成、劳动力从业信息、农地资源禀赋、作物安排结构、作物的劳动力与物质资料投入、农地利用行为预设因素的影响感知等。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及语言沟通等问题，课题组成员与当地大学生搭配形成2个调研小组，通过入户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每户访谈约1.5小时。鉴于男性对农地利用情况更加了解，因此调查对象主要针对户主及男性家庭成员。调研于2018年7—8月展开，该时间段恰逢案例地盛大的矻扎扎节（六月年），村寨内民族各支系举办节日的具体时间有所不同，多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加这一传统节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样本的代表性。通过调查收集问卷432份，其中有效问卷401份，有效率为92.82%。
2.3 主要分析方法
基于农户生计类型划分，开展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农地利用行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感知强度的对比分析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农地利用行为考察内容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农地保有与用地调整、劳动力投入、物质要素投入3个方面展开。研究过程中将涉及：
（1）农户生计类型界定
现有研究多基于家庭的收入结构及生计活动组合进行界定和分类。考虑到案例地农地资源并不丰富，农业种植及养殖规模较小，农业生产的货币化收入占比很可能极低。为此，本研究从家庭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动态视角，根据劳动力转移方向和家庭生计活动组合特点对农户生计类型进行界定。 （2）生计多样性指数计算
将家庭劳动力从事的每种生计活动赋值为1，计算家庭所有劳动力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之和，即作为该农户的生计多样性指数[27]。若某农户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生计多样性指数记为2。
（3）影响农地利用行为的关键因素识别
为探讨农户对农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影响感知调查的方法考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在参考农地利用影响机制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地遗产保护管理与旅游发展影响特点，拟出了包含农地投入成本、农地产出效益、务农机会成本、遗产保护管理、旅游发展影响、农户情感因素共6个维度、18项指标的影响因素假设，通过与农户的访谈考察其对这些因素的感知与态度。该部分问卷采用Likert 5分制量表设计，若“非常认同”（5分）表明农户认为该因素对其农地利用产生很大影响。考虑到Likert 5分制量表中大于3.5分表示多数人持认同观点，因而将3.5分作为识别关键影响因素的参考依据[36]。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计类型与农户特征
2011—2017年样本农户劳动力增加182人（表1），其中纯务农者减少72人，兼业劳动者增加139人，非农劳动者增加115人，劳动力整体上向非农方向转移。对两个时段的劳动力人口学信息统计发现，从农业劳动、兼业劳动到非农劳动，劳动力越来越年轻，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均逐步提高。可见劳动力就业在代际之间形成分化，年长者多留守务农，年轻者多向非农方向发展。
对非农活动进一步统计发现（图2），2011—2017年从事矿场打工、临时杂工、建筑打工的劳动力明显减少，工厂打工、商贸生意、服务员的劳动力明显增多，表明案例地劳动力非农就业从高强度体力劳动向低强度体力劳动、技能技术型劳动转变。旅游发展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影响，从事旅游经营、旅游服务的人数明显增多。旅游公司及其运营的景区吸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景区保安、景区保洁等岗位。同时，旅游发展也为旅游经营提供了潜在市场，农户将房屋改造后开设了餐馆、旅店及旅游纪念品商店，也有农户经营流动性摊位。
基于劳动力就业的转移特征，结合农户家庭中多个劳动力就业方向的演进，将农户生计发展归纳为5种类型（表2）：
（1）务农主导型。2017年户均纯务农人数1.37，“务农+短期务工”是其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短期务工多在本地进行，从事建筑小工、临时杂工、农业打工等，近年来经营者的民宿改造、旅游公司推动的梯田流转也吸纳了部分短期务工劳动力。
（2）务工主导型。户均常年务工人数增加到1.78。劳动力主要在蒙自、昆明及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以工厂居多，部分女性从事酒店、餐廳、超市等行业工作。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为2.82，“常年务工+短期务工+务农”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3）均衡兼营型。家庭生计活动向经营、务工方向转移。经营以村内小卖部、乡镇集市店铺为主，规模较小。本地经营可兼顾农业生产，部分农户还兼顾短期务工，“个体经营+常年务工+务农+短期务工”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4）旅游参与型。个别劳动力主要从事景区保安、酒店或民宿服务员、景区保洁等工作，少数经营流动性摊位、旅游土特产商铺。源于旅游参与的务工性及小规模经营特点，户均常年务工人数、从事经营人数分别提高至1.58、0.37。目前旅游务工收益不及外地务工，农户并未将多个劳动力安排至旅游业，小规模经营多作为短期务工的替代性生计。生计多样性指数为3.32，“务农+常年外出务工+旅游务工或旅游经营”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5）旅游主导型。农户生计活动明显受到旅游发展影响，从务工、务农转向旅游经营，户均经营人数从0.45增加到1.43。此类农户多分布于旅游交通沿线以及重点开发的村寨内，具备旅游经营的优势。由于农户的资本积累并不充分，加之旅游旺季较为短暂，目前多数农户因旅游经营背负着借贷债务。为发挥劳动力最大价值，经营者在旅游淡季多从事务农和短期性务工。生计多样性指数为2.79，“旅游经营+务农+短期务工”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3.2 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
3.2.1 农地保有及用地调整
研究区水田多于旱地，2017年户均水田0.180公顷，旱地0.108公顷。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农地资源存在禀赋差异（表3），务工主导型、旅游参与型等农户拥有更多的耕地，反而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的农户耕地较少，水田、旱地分别仅为0.155公顷、0.101公顷，这主要受“分家分户”因素的影响。在部分家庭“分家”过程中，农地作为重要的家庭资产被用于分配，以至于较多的优质农地资源流入子女家庭，而这类年轻家庭的生计多向非农方向发展。
2011—2017年有21户将水田改旱，多数农户表示因水资源短缺被迫改旱，仅个别农户为种植香蕉等作物而主动改旱。水田流转到旅游公司的有23户，每年补偿12000元/公顷（800元/亩），流转补偿对农户具有吸引力，但目前仅针对核心景观片区的梯田，得益于邻近景区而演化形成的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农户流转发生率较高。与水改旱、公司化流转有所不同，农户间梯田流转、农地撂荒具有明显的行为主动性。均衡兼营型、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的农户间流转发生率、撂荒发生率均不高，3类农户中仅有3户流转、2户撂荒。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的流转与撂荒发生率较高，前者主要是租入农地，后者主要是租出和撂荒农地。研究区农户间梯田流转行为较为特殊，源于地方政府对梯田的保护监管，外出务工农户需要恳求他人来耕种梯田，不收取租赁费用，租入者往往主动给予几背笼的稻谷作为补偿。核心区外围的保护监管相对薄弱，短期内被公司流转的可能性较小，其中务工主导型农户的撂荒发生率较高，调查中多家农户的梯田已放荒两年有余，重新利用的难度极大。 旱地的流转、撂荒发生率不及水田，其利用行为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上。长期以来旱地以种植玉米为主，可通过玉米规模的变化及其改种方向揭示旱地利用的变化（表4）。户均玉米种植从0.102公顷减少到0.074公顷（减少27.45%），并改种其他作物。农户种植的玉米均不销售，改种后的树木和其他作物多用于销售，旅游主导型农户种植的水果部分销售，部分赠予入住游客。这些作物的特点在于劳动力投入少，尤其是省缺了玉米种植中最耗费劳力的整地环节。不同类型农户的改种规模存在差异，农户多保留0.067公顷（1亩）左右的玉米，以供应所养牲畜饲料。
3.2.2 劳动力投入变化
水稻、玉米是研究区主要的农作物，相应的劳动力投入见表5。总体上劳动力投入均处于较高水平，对水稻、玉米的投入均多于230工日/公顷。这一方面是由哈尼梯田特殊的农地形式、土壤环境及耕作流程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农户的耕作半径有关。农田普遍离家较远，部分农户往返需要两小时甚至3小时，日均劳动效率的低下导致劳动力投入较多。2011—2017年，玉米的劳动力投入改变较少，平均减少3.69%，仅旅游参与型农户的减少超过10%。相比之下，水稻的劳动力投入改变更为显著，投入平均减少14.80%。其中，务工主导型的减少幅度高达25.10%，远超其他类型农户，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的减少幅度分别为12.66%、12.88%，仅高于务农主导型。由此表明，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形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本地化的旅游从业相对有助于农户对农地的维持与投入。
根据水稻种植环节对劳动力投入进一步分解（图3）。整地环节的投入平均减少11.38%，务工主导型减少了31.67%。水稻种植往往经历3次整地，务工主导型农户多雇人整地，考虑到雇人成本，多数农户将整地减少为两次。栽秧环节的投入变化不大，平均从54.37工日/公顷增加至56.10工日/公頃。小幅度增加的原因在于部分农户将整地次数不足导致的田埂不稳等问题延至栽秧环节，在栽秧过程中顺便修补田埂的破损、薄化之处。收割环节的投入从95.30工日/公顷减少至74.47工日/公顷，发生了较明显的改变。该环节的投入减少与农地利用行为无关，主要是源于近年来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道路条件的改善，使得粮食运输从过去的人背变为现在的车载、马驮，大幅提高了运输效率，节省了劳动力投入。日常管理的劳动力在4大环节中占比最低，但改变幅度最大（30.88%），这一环节投入减少的原因需要结合农地的物质要素投入进行分析。
3.2.3 物质要素投入变化
农药、化肥的施用均节省了日常管理的劳动力投入。2011年，农户生计已呈现一定程度的非农化，但农药施用量仅为108.76元/公顷（表6），2017年已增至583.96元/公顷，目前水稻的除草、除虫、除菌多依赖农药。肥料方面，研究区农户主要施用普钙、尿素、复合肥3类化肥，同时也通过水冲、人工背送两种方式施用农家肥。由于水冲方式的农家肥用量难以估量，研究仅对3类化肥和人背农家肥的用量进行分析。2011—2017年，化肥施用量从548.33千克/公顷增加至904.86千克/公顷，而人工背送的农家肥从1059.12千克/公顷减少至421.68千克/公顷，肥料的施用总量从1607.45千克/公顷下降到1326.54千克/公顷。根据每日施肥劳动效率估算，化肥的代替可节省劳动力4～5工日公顷。
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物质资料投入存在明显差异。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农户的农药施用量高于660元/公顷，化肥施用比例（占肥料总量）高于70%;旅游参与型、务农主导型的农药施用量低于540元/公顷，化肥施用比例均低于64%;而均衡兼营型农户的农药施用量、化肥施用比例均介于其他4类农户之间。可见，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农户的物质资料投入变化存在较大差异，尽管两类农户的生计发展都受到旅游业影响，分别是旅游发展环境下“谨慎参与”和“倾力投入”旅游业的代表，但前者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维持明显优于后者，后者的省工意图更为明显。
3.3 影响农地利用行为的关键因素
基于调查发现，农户普遍认为劳动力投入成本、务工感知收益、务工收益稳定性是导致其改变农地利用的主要因素（表7），均值分别为4.06、3.92和3.76，表明劳动力投入成本与机会成本是影响农地利用的核心因素。当前务农、务工仍是研究区农户生计活动的主要构成，务工在现金收入与工作稳定性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与务农在劳动力方面的竞争影响了农地的保护性利用。同时，农户多认为家庭口粮需求、支撑牲畜养殖、遗产保护制度是其维持农地生产的主要原因，均值分别为3.96、3.73、3.63。前两个因素表明农业经济收益并非影响研究区农地利用的重要因素，自给生存型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农户对农地的维持。遗产保护制度通过责任分担到户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调查过程中农户频繁提及的“颁证确权”实为政府机构出于遗产保护的梯田登记与责任分担到户。然而，农地遗产价值的影响感知却较为微弱（3.27），意味着遗产保护对农户行为形成的更多是约束与胁迫，而非主动基于遗产保护的目的维持传统农业生产。
值得探讨的是，旅游从业与外出务工都属于非农生计活动，但农户并未认为旅游从业对农地利用产生了负面影响，旅游主导型农户对旅游感知收益的影响强度也仅为3.29。反而，农户认为旅游从业有助于兼顾农业生产，农旅兼顾条件对旅游主导型、旅游参与型农户的农地利用影响为3.65、3.46。事实上，研究区农旅兼顾的优势不仅在于旅游从业的本地化，还在于旅游季节性与农耕季节性的时间错位。旅游旺季为11月至次年的3月，旅游从业与传统农业生产在年度时间上形成互补关系，而非对劳动力的竞争关系，这为遗产保护制度约束背景下农户形成“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旅游接待”的生计模式奠定了基础。
农户认知与情感等非经济因素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祖辈遗产观念成为上述关键因素以外的又一因素，样本均值达到3.46，不少农户认为祖辈流传下来的梯田不能放荒、丢弃，均衡兼营型、务农主导型农户的影响感知达到3.56、3.52。另外，尽管遗产价值认知的影响总体感知较低，但旅游从业可能影响了农户对农地遗产价值认知，旅游主导型农户的感知影响量化值接近3.5。 基于上述分析，参考McCusker提出的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体思想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进行建构（图4）。务农投入成本、务工感知收益、非农生计稳定性等因素反映了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生计多样化形势下非农活动与农业活动在劳动力方面形成竞争，农户结合家庭劳动力禀赋、生计资本积累及农地资源与产出效益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劳动力竞争与转移通过生计策略的改变影响农地利用行为，是作用于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体的影响主线。
自给型农业生产中为获取家庭口粮及牲畜饲料体现了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祖辈遗产的传统思想观念反映了农户对农地的尊重以及肩负的传承责任。农户层面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农地利用行为决策，而农地利用的改变又反作用于农户的生计活动选择。与之相类似，遗产保护管理也直接对农地利用行为形成外部约束，最后影响到农户的生计策略。同时，案例地遗产保护还有企业行为的配合，公司化梯田流转为遗产保护提供了保障，但在农户个体层面也通过影响农地保有而最终影响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体。
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存在多种作用。旅游发展形势与从业感知收益为农户生计选择提供了新的渠道，劳动力向旅游业转移，农户生计的非农化降低了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以至于旅游主导型农户感知到家庭口粮需求、支撑牲畜养殖、农地产品销售的影响均处于5类农户中的较低水平。但旅游从业的本地化、旅游季节性特点又为兼顾农业生产提供了优势条件，为发挥劳动力的最大价值，农户仍维持传统农业生产。另外，旅游从业也有助于农户遗产价值认知水平的提高，并影响到农户对农地的保护与利用行为。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本研究从农户生计变迁与农地利用行为演变的互动关系视角，以哈尼梯田为案例，探讨了旅游发展环境下遗产地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1）遗产旅游地劳动力呈现非农化转移，纯务农劳动力减少，非农、兼业劳动力随之增多，旅游发展吸纳了部分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随着劳动力就业转移，农户家庭围绕务农、常年务工、短期务工、个体经营、旅游经营、旅游务工等生计活动组合搭配，形成了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均衡兼营型、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5种生计类型。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改变存在差异，对旱地的利用行为变化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上，对水梯田的利用变化则表现在弃耕撂荒、农地流转、劳力投入减少等多个方面。
（2）务工主导型农户对农地利用行为的改变最为明显，撂荒发生率、农户间流转率、劳力投入减少幅度及化肥、农药等省工性投入都处于较高水平。务农主导型、旅游参与型农户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维持最优，尽管劳动力投入也明显减少，化肥和农药等省工性投入也有所增加。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维持着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幅度、化肥与农药施用量高于务农主导型和旅游参与型农户，省工意图更加明显。同属生计非农化发展，外出务工与旅游从业均降低了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但旅游从业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弱于外出务工。
（3）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是导致农地利用行为改变的核心因素，自给型农业生产、遗产保护制度约束以及农户认知与情感因素是促使农户维持传统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旅游从业的本地化、旅游与务农季节性的时间错位，为农户兼顾非农活动与农业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户对农地遗产价值的认知，并影响到农户对农地的利用行为决策。遗产旅游地农户对农地的利用行为演变并不完全符合“经济人”假设，而是具有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存、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并存的内在逻辑，不同农户之间基于家庭资源与资本形成的理性与非理性偏好是演变分异的根源。
遗产保护学界提出“通过发展旅游兼顾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效益双重要求”的理论构想，本研究部分印证了这一构想的实践意义。在生计非农化道路上，农户生计的旅游化兼業比外出务工有助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维持。旅游发展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农户生计发展与遗产保护传承，但在弥合机制、弥合效应方面与理论构想有所差异。理论上期望通过提高农地的旅游经济有用性，提升旅游经营等各类农户对农地的保护与利用。然而哈尼梯田实践表明，仅旅游从业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受到了旅游发展的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并非经济性的，主要是生计压力之下农户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源于旅游的季节性及其与农耕季节性的时间错位，旅游从业农户的生计本地化致使其产生了劳动力“季节性剩余”，为最大程度发挥劳动力的价值，农户有效维持了传统农业生产，如此可在获得家庭口粮的同时为游客提供粮食产品，并响应遗产保护的制度约束和号召。可见，旅游旺季短暂、旅游经营效益不佳、经营农户背负较大债务和生计压力是旅游经济影响的不足之处，但却也是促成这类农户最大化利用家庭劳动力以兼顾传统农业生产并形成旅游弥合结果的重要原因。
研究所呈现的旅游弥合效应是现阶段哈尼梯田旅游发展下农户兼业的结果。由于当前旅游发展程度不高，农户的旅游经营效益和农地的旅游经济价值还不突出，对传统农业生产及遗产保护传承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尚未全面显现，农户仍基于非经济目标的理性与非理性维持或兼顾传统农业生产。若遗产地旅游进一步发展壮大，未来有两方面的可能结果令人担忧。一是伴随着旅游发展，农地的旅游经济价值得以显现，农户有望因农地附加收益而积极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但农户也可能因旅游经营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转入旅游专营而彻底轻视农业生产，甚至完全“离农”。二是旅游功能被过度强化后，遗产保护传承可能以游客接待和旅游发展为风向标，农地景观作为核心旅游资源必然受到充分重视，而农业技术、农业文化、农业物种等遗产要素由于缺乏直接利用价值可能逐步消逝，遗产完整性受到旅游业强力冲击，最终农户只为保持农地景观而维持农业生产，农业文化遗产仅存农地景观这一外在“躯壳”。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中，旅游发展带来的这些不利后果已有所论及。 同属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地，Zhang等、李军明等对广西龙脊梯田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遗产保护的影响有利有弊。龙脊梯田旅游发展相对成熟，旅游对传统农业已形成了多种“反哺”路径，包括梯田入股参与旅游分红、索道收益按比例分红、根据接待规模提高水稻种植补贴、社区精英带动下近半数农户的旅游从业等，多方参与机制的存在极大提升了梯田生产的旅游附加收益。在旅游发展驱动下，农户对农地的经济价值建立了新的认知，对梯田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遗产地也因此形成新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空间。然而，繁忙的旅游接待之下农户已无暇顾及农地的保护性利用，试图采用最小化的劳动力投入保持农地的景观风貌，因此也出现田埂塌方、撂荒等现象。同时还须警示的是，大规模游客接待引发了水资源危机，高度依赖水资源的梯田生产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如此看来，遗产地发展应多方审视旅游的正反向效应，一味倡导旅游发展并非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之路，以遗产保护为基础、维持适度旅游发展规模、保持农户多产兼业才是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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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变迁与农地利用行为演变研究”（4180112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生计类型分化及贫困异质性研究” （17YJCZH23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2017SJB1163）共同资助。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ZHANG Aiping） （No. 41801123），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Ministry （to ZHANG Aiping） （No. 17YJCZH236） and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to ZHANG Aiping） （No. 2017SJB1163）.]
[收稿日期]2019-01-02; [修订日期]2019-02-18
[作者简介]张爱平（1987—），男，江苏东台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E-mail：zhangaiping89757@126.com。
[关键词]农地利用;农户生计;旅游影响;遗产保护;哈尼梯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4-0051-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0.010
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与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的、延续至今的、活态的农业系统，包括农业物种、农业技术、农业景观和农业民俗等元素[1]。这类遗产是基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实现活态的传承，传统农业生产得以良好的维持是遗产保护的关键[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农户的生计活动类型趋于多元化，并对传统农业生产产生了影响[3-5]。外出务工等非农活动与农业活动不可避免地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上形成竞争[3]，致使遗产地相继出现弃耕撂荒等现象[5-6]。农户生计发展与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
旅游被认为是弥合农户生计发展与遗产保护传承之间矛盾的有效路径[7-9]。理论上旅游发展能够带来农产品价格提升、农地景观经济产出、旅游创业与旅游服务创收等效益，传统农业生产因此具备更好的经济有用性，农民可在遗产传承的同时实现生计的本地化发展[1]。然而，实践中农户生计在旅游发展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促进了传统农业生产维持，还是促成了农地的边际化？尚不明晰。现有关于一般乡村旅游地的研究指出，尽管旅游推动了农业商品化，但传统农业生产并未增长，反而衰退[9];更有菲律宾伊富高梯田、广西龙脊梯田等遗产地的实践现象表明，农户生计的旅游化发展可能同样威胁到了遗产保护[10-12]，学界对此尚缺乏相关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旅游发展环境下遗产地农户生计的变化及其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有待揭示。
基于旅游发展背景下遗产保护的思考，遵循人地关系理论思想，本研究着重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类型的分化与农地利用行为的演变，试图把握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拟揭示旅游发展对遗产地农户生计和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效应，为学界从农户行为层面探寻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途径提供科学支撑，也为遗产保护约束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选择与优化路径探寻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可循经验，保护途径与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王红谊在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辩证关系基础上提出，应以政府为主导实施多类型、多层次博物馆的遗产保持与记忆工程[13];王衍亮和安来顺指出，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延续，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思想对此有效[14];孙庆忠提出，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弥合经营传统农业与农户生计改善两者之间的矛盾，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振兴是较好的模式[15];Zhang等指出，传统文化是驱动农户保护农地景观至关重要的非经济因素，遗产保护须重视当地的传统文化传承[16]。闵庆文等、Zhang等进一步研究认为，遗产保护必须考虑产业经济和农户生计的发展，必须兼顾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效益双重要求[1-2， 17-18]。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遗产保护的思路逐渐明晰，闵庆文等指出，传统农事活动的延续是关键，遗产保护离不开农民的耕作，需要将农民留住并愿意继续维持传统农业生产，而保护机制在于使农民在继续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能够从遗产保护中持续获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1-2]。为此，该学者基于遗产地传统农业的生态价值与多功能性，进一步构建了有机农业、遗产旅游、生态补偿等动态保护途径，其中旅游作为一种保护途径，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同与推崇[8， 19]。遵循这一思路，学界开始从遗产保护的视角出发，关注旅游对遗产地居民的影响。孙业红等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影响感知调查，揭示了旅游发展积极的经济、社会影响效应[8];Geoffrey等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资源特点，并探讨了梯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路径[20];张灿强等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指导，调查分析了遗产地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状况，发现旅游接待户的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都明显好于纯农户[21];张爱平等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evelop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居民感知视角研究了旅游对农业生计与非农生计的影响与效应[22]。但这几项研究均止步于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缺乏生计变化后农户遗产保护传承行为的实证考察。 在乡村地理学领域，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是热点论题，学界已提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的概念[23]。实证研究中，反映农户生计非农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研究成果较多。Clay等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之间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24];Holden等研究表明，非农收入减少了农业耕种活动的动力，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力[25];欧阳进良等对多地的实证分析发现，随着非农化水平提高，农地的复种指数降低、劳动力投入减少、化肥投入的成倍增加，由此引起了公众对粮食安全的担忧[26]。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如张丽萍等研究了青藏高原地區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认为生计兼业化有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27];阎建忠等发现，由于区域产业转型程度不同，中国西部的农户生计非农化并未明显导致种植业的边际化，农地利用仍相对集约[4]。
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方面，Hoang等研究了旅游影响下农户生计改变与林地利用的问题，农户非农活动明显降低了对林地的依赖性，有助于生态修复[28];Allen等、席建超等、王新歌等对旅游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问题进行了关注，土地利用变动致使农户生计模式被迫适应，旅游地呈现生计模式发展滞后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29-31]。喻忠磊等揭示了农户对旅游发展的生计模式适应特征，旅游推动了农业商品化，但农业生产功能仍大幅衰退[9]。Liu等调查评估了生态补偿政策对遗产地农户参与、生计资本积累与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并结合旅游发展形势探讨了农户种植决策的激励机制[32]。张永勋等关注到农地利用改变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分析了经济获益预期、对花卉有感情、花卉认知水平对花卉种植意愿的影响，发现非经济因素也是影响遗产地农户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33]。
综上所述，学界已关注到旅游在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生产维持方面的潜在作用，并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开展了旅游对遗产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实证研究，但现有研究过度依赖生计旅游化有助于遗产传承的理论设定，缺乏生计变化后传统农业生产行为演变的实证考察。由于缺乏对旅游实际效应的辩证思考，相关研究在发现旅游从业效益优于传统农业生产后，极力倡导农户生计的旅游化转型，这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毕竟乡村地理学多数研究表明，农户生计非农化不利于传统农业生产维持，乡村旅游地的研究也表明，农户生计的旅游化转型依然导致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在此背景下，亟待明晰旅游发展下遗产地农户生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其农地利用行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乡村地理学领域关于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案例地选取
本研究选择哈尼梯田作为案例对象。哈尼梯田主要分布在云南红河州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境内，开垦历史已有1300多年。因独特而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特殊的“江河、梯田、村寨、森林”4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极高的科学、生态与文化价值，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录，2013年被中国农业农村部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实录，同年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34]。“申遗”的成功为其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的共同打造下，元阳核心区已形成坝达、多依树、老虎嘴3大梯田景观片区，以及箐口、阿者科两大民俗旅游村寨，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到访。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引发了旅游学者的关注，也受到了遗产保护学者的重视[21]。在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影响方面，哈尼梯田均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2.2 数据获取过程
本研究关注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行为的历时演变，拟通过农户的回忆追溯过往的调查指标特征。受记忆规律的影响，农户不可能准确再现各年度的劳动力从业与农地利用行为数据，但对于历史“特殊”时期的记忆深刻[35]。在2010年哈尼梯田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为加强哈尼梯田的保护管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红河州人民政府对哈尼梯田施行了制度发布、环境整改、旅游推介等一系列举措，州、县、镇、村各级人员时常入户调研、宣传，与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梯田景观与村落风貌整改广泛推进，农户对这一时期记忆深刻。所以研究考察2011年、2017年两个时段，通过对两个时段相关信息的详细访谈与对比分析，揭示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变化对农地利用行为的影响。
为确保调查样本的广泛性与代表性，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元阳县新街镇、攀枝花乡下辖的12个村寨展开（图1），每个村寨调查30～40户。样本社区中除新寨、中巧外，其余均位于遗产保护核心区范围内。调查采用问卷的形式，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构成、劳动力从业信息、农地资源禀赋、作物安排结构、作物的劳动力与物质资料投入、农地利用行为预设因素的影响感知等。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及语言沟通等问题，课题组成员与当地大学生搭配形成2个调研小组，通过入户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每户访谈约1.5小时。鉴于男性对农地利用情况更加了解，因此调查对象主要针对户主及男性家庭成员。调研于2018年7—8月展开，该时间段恰逢案例地盛大的矻扎扎节（六月年），村寨内民族各支系举办节日的具体时间有所不同，多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加这一传统节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样本的代表性。通过调查收集问卷432份，其中有效问卷401份，有效率为92.82%。
2.3 主要分析方法
基于农户生计类型划分，开展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农地利用行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感知强度的对比分析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农地利用行为考察内容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农地保有与用地调整、劳动力投入、物质要素投入3个方面展开。研究过程中将涉及：
（1）农户生计类型界定
现有研究多基于家庭的收入结构及生计活动组合进行界定和分类。考虑到案例地农地资源并不丰富，农业种植及养殖规模较小，农业生产的货币化收入占比很可能极低。为此，本研究从家庭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动态视角，根据劳动力转移方向和家庭生计活动组合特点对农户生计类型进行界定。 （2）生计多样性指数计算
将家庭劳动力从事的每种生计活动赋值为1，计算家庭所有劳动力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之和，即作为该农户的生计多样性指数[27]。若某农户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生计多样性指数记为2。
（3）影响农地利用行为的关键因素识别
为探讨农户对农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影响感知调查的方法考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在参考农地利用影响机制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地遗产保护管理与旅游发展影响特点，拟出了包含农地投入成本、农地产出效益、务农机会成本、遗产保护管理、旅游发展影响、农户情感因素共6个维度、18项指标的影响因素假设，通过与农户的访谈考察其对这些因素的感知与态度。该部分问卷采用Likert 5分制量表设计，若“非常认同”（5分）表明农户认为该因素对其农地利用产生很大影响。考虑到Likert 5分制量表中大于3.5分表示多数人持认同观点，因而将3.5分作为识别关键影响因素的参考依据[36]。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计类型与农户特征
2011—2017年样本农户劳动力增加182人（表1），其中纯务农者减少72人，兼业劳动者增加139人，非农劳动者增加115人，劳动力整体上向非农方向转移。对两个时段的劳动力人口学信息统计发现，从农业劳动、兼业劳动到非农劳动，劳动力越来越年轻，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均逐步提高。可见劳动力就业在代际之间形成分化，年长者多留守务农，年轻者多向非农方向发展。
对非农活动进一步统计发现（图2），2011—2017年从事矿场打工、临时杂工、建筑打工的劳动力明显减少，工厂打工、商贸生意、服务员的劳动力明显增多，表明案例地劳动力非农就业从高强度体力劳动向低强度体力劳动、技能技术型劳动转变。旅游发展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影响，从事旅游经营、旅游服务的人数明显增多。旅游公司及其运营的景区吸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景区保安、景区保洁等岗位。同时，旅游发展也为旅游经营提供了潜在市场，农户将房屋改造后开设了餐馆、旅店及旅游纪念品商店，也有农户经营流动性摊位。
基于劳动力就业的转移特征，结合农户家庭中多个劳动力就业方向的演进，将农户生计发展归纳为5种类型（表2）：
（1）务农主导型。2017年户均纯务农人数1.37，“务农+短期务工”是其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短期务工多在本地进行，从事建筑小工、临时杂工、农业打工等，近年来经营者的民宿改造、旅游公司推动的梯田流转也吸纳了部分短期务工劳动力。
（2）务工主导型。户均常年务工人数增加到1.78。劳动力主要在蒙自、昆明及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以工厂居多，部分女性从事酒店、餐廳、超市等行业工作。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为2.82，“常年务工+短期务工+务农”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3）均衡兼营型。家庭生计活动向经营、务工方向转移。经营以村内小卖部、乡镇集市店铺为主，规模较小。本地经营可兼顾农业生产，部分农户还兼顾短期务工，“个体经营+常年务工+务农+短期务工”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4）旅游参与型。个别劳动力主要从事景区保安、酒店或民宿服务员、景区保洁等工作，少数经营流动性摊位、旅游土特产商铺。源于旅游参与的务工性及小规模经营特点，户均常年务工人数、从事经营人数分别提高至1.58、0.37。目前旅游务工收益不及外地务工，农户并未将多个劳动力安排至旅游业，小规模经营多作为短期务工的替代性生计。生计多样性指数为3.32，“务农+常年外出务工+旅游务工或旅游经营”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5）旅游主导型。农户生计活动明显受到旅游发展影响，从务工、务农转向旅游经营，户均经营人数从0.45增加到1.43。此类农户多分布于旅游交通沿线以及重点开发的村寨内，具备旅游经营的优势。由于农户的资本积累并不充分，加之旅游旺季较为短暂，目前多数农户因旅游经营背负着借贷债务。为发挥劳动力最大价值，经营者在旅游淡季多从事务农和短期性务工。生计多样性指数为2.79，“旅游经营+务农+短期务工”是主要的生计活动组合。
3.2 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
3.2.1 农地保有及用地调整
研究区水田多于旱地，2017年户均水田0.180公顷，旱地0.108公顷。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农地资源存在禀赋差异（表3），务工主导型、旅游参与型等农户拥有更多的耕地，反而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的农户耕地较少，水田、旱地分别仅为0.155公顷、0.101公顷，这主要受“分家分户”因素的影响。在部分家庭“分家”过程中，农地作为重要的家庭资产被用于分配，以至于较多的优质农地资源流入子女家庭，而这类年轻家庭的生计多向非农方向发展。
2011—2017年有21户将水田改旱，多数农户表示因水资源短缺被迫改旱，仅个别农户为种植香蕉等作物而主动改旱。水田流转到旅游公司的有23户，每年补偿12000元/公顷（800元/亩），流转补偿对农户具有吸引力，但目前仅针对核心景观片区的梯田，得益于邻近景区而演化形成的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农户流转发生率较高。与水改旱、公司化流转有所不同，农户间梯田流转、农地撂荒具有明显的行为主动性。均衡兼营型、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的农户间流转发生率、撂荒发生率均不高，3类农户中仅有3户流转、2户撂荒。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的流转与撂荒发生率较高，前者主要是租入农地，后者主要是租出和撂荒农地。研究区农户间梯田流转行为较为特殊，源于地方政府对梯田的保护监管，外出务工农户需要恳求他人来耕种梯田，不收取租赁费用，租入者往往主动给予几背笼的稻谷作为补偿。核心区外围的保护监管相对薄弱，短期内被公司流转的可能性较小，其中务工主导型农户的撂荒发生率较高，调查中多家农户的梯田已放荒两年有余，重新利用的难度极大。 旱地的流转、撂荒发生率不及水田，其利用行为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上。长期以来旱地以种植玉米为主，可通过玉米规模的变化及其改种方向揭示旱地利用的变化（表4）。户均玉米种植从0.102公顷减少到0.074公顷（减少27.45%），并改种其他作物。农户种植的玉米均不销售，改种后的树木和其他作物多用于销售，旅游主导型农户种植的水果部分销售，部分赠予入住游客。这些作物的特点在于劳动力投入少，尤其是省缺了玉米种植中最耗费劳力的整地环节。不同类型农户的改种规模存在差异，农户多保留0.067公顷（1亩）左右的玉米，以供应所养牲畜饲料。
3.2.2 劳动力投入变化
水稻、玉米是研究区主要的农作物，相应的劳动力投入见表5。总体上劳动力投入均处于较高水平，对水稻、玉米的投入均多于230工日/公顷。这一方面是由哈尼梯田特殊的农地形式、土壤环境及耕作流程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农户的耕作半径有关。农田普遍离家较远，部分农户往返需要两小时甚至3小时，日均劳动效率的低下导致劳动力投入较多。2011—2017年，玉米的劳动力投入改变较少，平均减少3.69%，仅旅游参与型农户的减少超过10%。相比之下，水稻的劳动力投入改变更为显著，投入平均减少14.80%。其中，务工主导型的减少幅度高达25.10%，远超其他类型农户，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的减少幅度分别为12.66%、12.88%，仅高于务农主导型。由此表明，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形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本地化的旅游从业相对有助于农户对农地的维持与投入。
根据水稻种植环节对劳动力投入进一步分解（图3）。整地环节的投入平均减少11.38%，务工主导型减少了31.67%。水稻种植往往经历3次整地，务工主导型农户多雇人整地，考虑到雇人成本，多数农户将整地减少为两次。栽秧环节的投入变化不大，平均从54.37工日/公顷增加至56.10工日/公頃。小幅度增加的原因在于部分农户将整地次数不足导致的田埂不稳等问题延至栽秧环节，在栽秧过程中顺便修补田埂的破损、薄化之处。收割环节的投入从95.30工日/公顷减少至74.47工日/公顷，发生了较明显的改变。该环节的投入减少与农地利用行为无关，主要是源于近年来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道路条件的改善，使得粮食运输从过去的人背变为现在的车载、马驮，大幅提高了运输效率，节省了劳动力投入。日常管理的劳动力在4大环节中占比最低，但改变幅度最大（30.88%），这一环节投入减少的原因需要结合农地的物质要素投入进行分析。
3.2.3 物质要素投入变化
农药、化肥的施用均节省了日常管理的劳动力投入。2011年，农户生计已呈现一定程度的非农化，但农药施用量仅为108.76元/公顷（表6），2017年已增至583.96元/公顷，目前水稻的除草、除虫、除菌多依赖农药。肥料方面，研究区农户主要施用普钙、尿素、复合肥3类化肥，同时也通过水冲、人工背送两种方式施用农家肥。由于水冲方式的农家肥用量难以估量，研究仅对3类化肥和人背农家肥的用量进行分析。2011—2017年，化肥施用量从548.33千克/公顷增加至904.86千克/公顷，而人工背送的农家肥从1059.12千克/公顷减少至421.68千克/公顷，肥料的施用总量从1607.45千克/公顷下降到1326.54千克/公顷。根据每日施肥劳动效率估算，化肥的代替可节省劳动力4～5工日公顷。
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物质资料投入存在明显差异。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农户的农药施用量高于660元/公顷，化肥施用比例（占肥料总量）高于70%;旅游参与型、务农主导型的农药施用量低于540元/公顷，化肥施用比例均低于64%;而均衡兼营型农户的农药施用量、化肥施用比例均介于其他4类农户之间。可见，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农户的物质资料投入变化存在较大差异，尽管两类农户的生计发展都受到旅游业影响，分别是旅游发展环境下“谨慎参与”和“倾力投入”旅游业的代表，但前者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维持明显优于后者，后者的省工意图更为明显。
3.3 影响农地利用行为的关键因素
基于调查发现，农户普遍认为劳动力投入成本、务工感知收益、务工收益稳定性是导致其改变农地利用的主要因素（表7），均值分别为4.06、3.92和3.76，表明劳动力投入成本与机会成本是影响农地利用的核心因素。当前务农、务工仍是研究区农户生计活动的主要构成，务工在现金收入与工作稳定性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与务农在劳动力方面的竞争影响了农地的保护性利用。同时，农户多认为家庭口粮需求、支撑牲畜养殖、遗产保护制度是其维持农地生产的主要原因，均值分别为3.96、3.73、3.63。前两个因素表明农业经济收益并非影响研究区农地利用的重要因素，自给生存型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农户对农地的维持。遗产保护制度通过责任分担到户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调查过程中农户频繁提及的“颁证确权”实为政府机构出于遗产保护的梯田登记与责任分担到户。然而，农地遗产价值的影响感知却较为微弱（3.27），意味着遗产保护对农户行为形成的更多是约束与胁迫，而非主动基于遗产保护的目的维持传统农业生产。
值得探讨的是，旅游从业与外出务工都属于非农生计活动，但农户并未认为旅游从业对农地利用产生了负面影响，旅游主导型农户对旅游感知收益的影响强度也仅为3.29。反而，农户认为旅游从业有助于兼顾农业生产，农旅兼顾条件对旅游主导型、旅游参与型农户的农地利用影响为3.65、3.46。事实上，研究区农旅兼顾的优势不仅在于旅游从业的本地化，还在于旅游季节性与农耕季节性的时间错位。旅游旺季为11月至次年的3月，旅游从业与传统农业生产在年度时间上形成互补关系，而非对劳动力的竞争关系，这为遗产保护制度约束背景下农户形成“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旅游接待”的生计模式奠定了基础。
农户认知与情感等非经济因素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祖辈遗产观念成为上述关键因素以外的又一因素，样本均值达到3.46，不少农户认为祖辈流传下来的梯田不能放荒、丢弃，均衡兼营型、务农主导型农户的影响感知达到3.56、3.52。另外，尽管遗产价值认知的影响总体感知较低，但旅游从业可能影响了农户对农地遗产价值认知，旅游主导型农户的感知影响量化值接近3.5。 基于上述分析，参考McCusker提出的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体思想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进行建构（图4）。务农投入成本、务工感知收益、非农生计稳定性等因素反映了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生计多样化形势下非农活动与农业活动在劳动力方面形成竞争，农户结合家庭劳动力禀赋、生计资本积累及农地资源与产出效益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劳动力竞争与转移通过生计策略的改变影响农地利用行为，是作用于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体的影响主线。
自给型农业生产中为获取家庭口粮及牲畜饲料体现了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祖辈遗产的传统思想观念反映了农户对农地的尊重以及肩负的传承责任。农户层面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农地利用行为决策，而农地利用的改变又反作用于农户的生计活动选择。与之相类似，遗产保护管理也直接对农地利用行为形成外部约束，最后影响到农户的生计策略。同时，案例地遗产保护还有企业行为的配合，公司化梯田流转为遗产保护提供了保障，但在农户个体层面也通过影响农地保有而最终影响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共生体。
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存在多种作用。旅游发展形势与从业感知收益为农户生计选择提供了新的渠道，劳动力向旅游业转移，农户生计的非农化降低了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以至于旅游主导型农户感知到家庭口粮需求、支撑牲畜养殖、农地产品销售的影响均处于5类农户中的较低水平。但旅游从业的本地化、旅游季节性特点又为兼顾农业生产提供了优势条件，为发挥劳动力的最大价值，农户仍维持传统农业生产。另外，旅游从业也有助于农户遗产价值认知水平的提高，并影响到农户对农地的保护与利用行为。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本研究从农户生计变迁与农地利用行为演变的互动关系视角，以哈尼梯田为案例，探讨了旅游发展环境下遗产地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1）遗产旅游地劳动力呈现非农化转移，纯务农劳动力减少，非农、兼业劳动力随之增多，旅游发展吸纳了部分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随着劳动力就业转移，农户家庭围绕务农、常年务工、短期务工、个体经营、旅游经营、旅游务工等生计活动组合搭配，形成了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均衡兼营型、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5种生计类型。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改变存在差异，对旱地的利用行为变化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上，对水梯田的利用变化则表现在弃耕撂荒、农地流转、劳力投入减少等多个方面。
（2）务工主导型农户对农地利用行为的改变最为明显，撂荒发生率、农户间流转率、劳力投入减少幅度及化肥、农药等省工性投入都处于较高水平。务农主导型、旅游参与型农户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维持最优，尽管劳动力投入也明显减少，化肥和农药等省工性投入也有所增加。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维持着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幅度、化肥与农药施用量高于务农主导型和旅游参与型农户，省工意图更加明显。同属生计非农化发展，外出务工与旅游从业均降低了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但旅游从业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弱于外出务工。
（3）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是导致农地利用行为改变的核心因素，自给型农业生产、遗产保护制度约束以及农户认知与情感因素是促使农户维持传统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旅游从业的本地化、旅游与务农季节性的时间错位，为农户兼顾非农活动与农业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户对农地遗产价值的认知，并影响到农户对农地的利用行为决策。遗产旅游地农户对农地的利用行为演变并不完全符合“经济人”假设，而是具有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存、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并存的内在逻辑，不同农户之间基于家庭资源与资本形成的理性与非理性偏好是演变分异的根源。
遗产保护学界提出“通过发展旅游兼顾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效益双重要求”的理论构想，本研究部分印证了这一构想的实践意义。在生计非农化道路上，农户生计的旅游化兼業比外出务工有助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维持。旅游发展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农户生计发展与遗产保护传承，但在弥合机制、弥合效应方面与理论构想有所差异。理论上期望通过提高农地的旅游经济有用性，提升旅游经营等各类农户对农地的保护与利用。然而哈尼梯田实践表明，仅旅游从业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受到了旅游发展的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并非经济性的，主要是生计压力之下农户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源于旅游的季节性及其与农耕季节性的时间错位，旅游从业农户的生计本地化致使其产生了劳动力“季节性剩余”，为最大程度发挥劳动力的价值，农户有效维持了传统农业生产，如此可在获得家庭口粮的同时为游客提供粮食产品，并响应遗产保护的制度约束和号召。可见，旅游旺季短暂、旅游经营效益不佳、经营农户背负较大债务和生计压力是旅游经济影响的不足之处，但却也是促成这类农户最大化利用家庭劳动力以兼顾传统农业生产并形成旅游弥合结果的重要原因。
研究所呈现的旅游弥合效应是现阶段哈尼梯田旅游发展下农户兼业的结果。由于当前旅游发展程度不高，农户的旅游经营效益和农地的旅游经济价值还不突出，对传统农业生产及遗产保护传承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尚未全面显现，农户仍基于非经济目标的理性与非理性维持或兼顾传统农业生产。若遗产地旅游进一步发展壮大，未来有两方面的可能结果令人担忧。一是伴随着旅游发展，农地的旅游经济价值得以显现，农户有望因农地附加收益而积极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但农户也可能因旅游经营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转入旅游专营而彻底轻视农业生产，甚至完全“离农”。二是旅游功能被过度强化后，遗产保护传承可能以游客接待和旅游发展为风向标，农地景观作为核心旅游资源必然受到充分重视，而农业技术、农业文化、农业物种等遗产要素由于缺乏直接利用价值可能逐步消逝，遗产完整性受到旅游业强力冲击，最终农户只为保持农地景观而维持农业生产，农业文化遗产仅存农地景观这一外在“躯壳”。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中，旅游发展带来的这些不利后果已有所论及。 同属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地，Zhang等、李军明等对广西龙脊梯田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遗产保护的影响有利有弊。龙脊梯田旅游发展相对成熟，旅游对传统农业已形成了多种“反哺”路径，包括梯田入股参与旅游分红、索道收益按比例分红、根据接待规模提高水稻种植补贴、社区精英带动下近半数农户的旅游从业等，多方参与机制的存在极大提升了梯田生产的旅游附加收益。在旅游发展驱动下，农户对农地的经济价值建立了新的认知，对梯田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遗产地也因此形成新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空间。然而，繁忙的旅游接待之下农户已无暇顾及农地的保护性利用，试图采用最小化的劳动力投入保持农地的景观风貌，因此也出现田埂塌方、撂荒等现象。同时还须警示的是，大规模游客接待引发了水资源危机，高度依赖水资源的梯田生产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如此看来，遗产地发展应多方审视旅游的正反向效应，一味倡导旅游发展并非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之路，以遗产保护为基础、维持适度旅游发展规模、保持农户多产兼业才是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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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变迁与农地利用行为演变研究”（4180112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生计类型分化及贫困异质性研究” （17YJCZH23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2017SJB1163）共同资助。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ZHANG Aiping） （No. 41801123），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Ministry （to ZHANG Aiping） （No. 17YJCZH236） and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to ZHANG Aiping） （No. 2017SJB1163）.]
[收稿日期]2019-01-02; [修订日期]2019-02-18
[作者简介]张爱平（1987—），男，江苏东台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E-mail：zhangaiping8975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