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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8日，一间宽敞的会议室，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13位村民代表鱼贯而入，他们在《退出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当他们从各级领导手中领到新崭崭的城市居民户口簿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昨天我还是农民，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新市民了！”九龙坡区陶家镇友爱村曹世照激动的话语代表了陶家镇272户、717位农民的心声。
在农民变市民的背后，有着一段并不平凡的经历。
一个发自内心的呼唤
陶家镇位于九龙坡区西南部，紧邻西彭工业园区和九龙工业园区，距华福大道入口3公里。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陶家镇大力发展铝加工、针织品加工和汽摩配件等产业。2006年，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上升到91%。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陶家镇人也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农民还是当市民？
白果村的谭信全，从上小学开始，就梦想做一个城市人，但几十年过去了，他仍在农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同村的村民刘宗明，将自家的3亩土地流转出去后，在附近一家花卉蔬菜公司打工，每月收入500多元。虽然生活跟城市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农村户口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他说：“如果发生工伤事故或者车祸什么的，城市人的赔偿金要高出我们好多倍，农民跟市民的区别太大了。”
说起农村户口，友爱村的曹世照给记者讲了一件往事：1995年，他大女儿高中毕业后，想找一份工作，正巧西南铝加工厂要招收一批技工，可条件是要有城镇户口。无奈之下，他只好托熟人花了2000元钱为大女儿买了一个城镇户口，才报名找到了工作。
拥有一个城市户口，是陶家镇许多村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在他们看来，有了城市户口，各方面条件优越不说，就连说话办事都要硬气些。
一次调研触发的灵感
农民有转变身份的愿望，九龙坡区也加快了这方面的制度设计。
今年5月18日，九龙坡区作为重庆市首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示范区率先启动改革。据该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根据区里规划，只要是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又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都可以逐步转换成市民。
虽说有了初步框架，但农民怎么变市民，全靠各镇自己去探索。陶家镇党委书记邹勇对此已有一番考虑：“我镇成为试点镇后，我就一直在想，如何把农民手中荒芜的土地流转出来，统一使用，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为稳妥起见，5月下旬，邹勇带着班子成员到成都金牛、双流一带考察，发现人家的经验好是好，可陶家学不了。6月27日，邹勇独自一人到江津先锋镇考察，经过两天调研，先锋镇统一规划农房、统一安置失地农民的做法令他茅塞顿开，一下子找到了改革的灵感。
兴奋的他赶紧打电话给班子成员，让他们立即赶赴江津。大家实地参观后，就地召开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党委会。会上，邹勇先是痛陈了以前征地拆迁中的弊端：“分散安置就好比‘一拆了之’，虽然省事，但后遗症大，农民受的伤害大，不能再走这样的老路了。”他的这一番话引起了班子成员的强烈共鸣：“拆迁征地费太低了，农民哪里买得起商品房？”“农民吃了亏，却说不起硬话……”
见时机已经成熟，邹勇和盘端出了自己的想法：“农民变市民，首先要安居，不安居怎能乐业？怎么安居？我认为要进行集中安置，由镇里统一修建康居房，让双‘退出’的农民买得起房，有活干，还要有社保……”他的思路得到了班子成员的一致赞同。
有了思路，再经过一番细化，陶家镇很快形成了一套试行办法。8月初，陶家镇召开了村、组长大会，就试行办法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之上，出台了“拆一还三”的安居政策：退出宅基地和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可在康居村内按人均25平方米、每平方米380元的价格购买住房一套。每户还可按镇政府公布的建筑安装成本价，按人均25平方米的面积，再购买住房一套。同时，可优先按成本价购买职工公寓或康居村内的门面。在养老方面，政府、集体和农民三方按照一定的比例缴费，由政府每月为农民办理养老保险。除此之外，保留农民子女入学“两免一补”、“农村合作医疗”等惠民政策。
一份近在眼前的期待
白果村和友爱村的村民积极性很高，目前已有272户、717位农民整体转变为市民。
在陶家镇白果村，记者看到，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一幢幢楼房正拔地而起。村民谭信全幸福地看着这些一天天长高的房子，前不久，他和妻子双双拿到了城市户口，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老谭指着被推平的村庄，跟记者拉起了家常：“我家有4口人，以前住的土墙房，这次镇里按每平方米380元的标准，给我赔了4万多元，我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换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儿子在外打工，加上这些年的积蓄，我还想再买一套房子。”目前，他们一家住在过渡房里，由政府按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补贴。同时，谭信全一家退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6亩多地每年能领到5000元的补贴，这相当于他在土地上劳作一年的总收入。
更让老谭无忧的是，他们用宅基地还换到了每月300元缴费基数的养老保险，当他60岁、妻子55岁的时候，就可以每个月领到156元的养老金。
“没有土地可种了，我准备做个花匠，就近在针织城做零工挣钱。”老谭这样规划着自己的市民生活。现在他天天都要在康居楼周围转上一圈。康居楼的不远处，矗立着一排排快要竣工的现代化厂房，这就是老谭说的针织城。据镇干部介绍，针织城建好后，年产值达10亿元，能吸纳上万人就业。
在镇办公大楼，记者看到了该镇2020年远景规划沙盘，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矗立眼前，几乎找不到一点农村的影子。旁边的几位村民指指点点，啧啧称道：“这回，陶家是要大干一场了。”
编辑点评：
土地是农民的“根”，失去了土地，农民将一无所有。从“一拆了之”到“拆一还三”，既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创新，也是一种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转变。陶家模式说明，只有依托产业优势，顺乎民意，让农民有房住、有活干、有保障，他们才会真正离开赖以生存的“根”，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市民。
“昨天我还是农民，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新市民了！”九龙坡区陶家镇友爱村曹世照激动的话语代表了陶家镇272户、717位农民的心声。
在农民变市民的背后，有着一段并不平凡的经历。
一个发自内心的呼唤
陶家镇位于九龙坡区西南部，紧邻西彭工业园区和九龙工业园区，距华福大道入口3公里。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陶家镇大力发展铝加工、针织品加工和汽摩配件等产业。2006年，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上升到91%。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陶家镇人也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农民还是当市民？
白果村的谭信全，从上小学开始，就梦想做一个城市人，但几十年过去了，他仍在农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同村的村民刘宗明，将自家的3亩土地流转出去后，在附近一家花卉蔬菜公司打工，每月收入500多元。虽然生活跟城市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农村户口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他说：“如果发生工伤事故或者车祸什么的，城市人的赔偿金要高出我们好多倍，农民跟市民的区别太大了。”
说起农村户口，友爱村的曹世照给记者讲了一件往事：1995年，他大女儿高中毕业后，想找一份工作，正巧西南铝加工厂要招收一批技工，可条件是要有城镇户口。无奈之下，他只好托熟人花了2000元钱为大女儿买了一个城镇户口，才报名找到了工作。
拥有一个城市户口，是陶家镇许多村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在他们看来，有了城市户口，各方面条件优越不说，就连说话办事都要硬气些。
一次调研触发的灵感
农民有转变身份的愿望，九龙坡区也加快了这方面的制度设计。
今年5月18日，九龙坡区作为重庆市首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示范区率先启动改革。据该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根据区里规划，只要是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又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都可以逐步转换成市民。
虽说有了初步框架，但农民怎么变市民，全靠各镇自己去探索。陶家镇党委书记邹勇对此已有一番考虑：“我镇成为试点镇后，我就一直在想，如何把农民手中荒芜的土地流转出来，统一使用，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为稳妥起见，5月下旬，邹勇带着班子成员到成都金牛、双流一带考察，发现人家的经验好是好，可陶家学不了。6月27日，邹勇独自一人到江津先锋镇考察，经过两天调研，先锋镇统一规划农房、统一安置失地农民的做法令他茅塞顿开，一下子找到了改革的灵感。
兴奋的他赶紧打电话给班子成员，让他们立即赶赴江津。大家实地参观后，就地召开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党委会。会上，邹勇先是痛陈了以前征地拆迁中的弊端：“分散安置就好比‘一拆了之’，虽然省事，但后遗症大，农民受的伤害大，不能再走这样的老路了。”他的这一番话引起了班子成员的强烈共鸣：“拆迁征地费太低了，农民哪里买得起商品房？”“农民吃了亏，却说不起硬话……”
见时机已经成熟，邹勇和盘端出了自己的想法：“农民变市民，首先要安居，不安居怎能乐业？怎么安居？我认为要进行集中安置，由镇里统一修建康居房，让双‘退出’的农民买得起房，有活干，还要有社保……”他的思路得到了班子成员的一致赞同。
有了思路，再经过一番细化，陶家镇很快形成了一套试行办法。8月初，陶家镇召开了村、组长大会，就试行办法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之上，出台了“拆一还三”的安居政策：退出宅基地和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可在康居村内按人均25平方米、每平方米380元的价格购买住房一套。每户还可按镇政府公布的建筑安装成本价，按人均25平方米的面积，再购买住房一套。同时，可优先按成本价购买职工公寓或康居村内的门面。在养老方面，政府、集体和农民三方按照一定的比例缴费，由政府每月为农民办理养老保险。除此之外，保留农民子女入学“两免一补”、“农村合作医疗”等惠民政策。
一份近在眼前的期待
白果村和友爱村的村民积极性很高，目前已有272户、717位农民整体转变为市民。
在陶家镇白果村，记者看到，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一幢幢楼房正拔地而起。村民谭信全幸福地看着这些一天天长高的房子，前不久，他和妻子双双拿到了城市户口，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老谭指着被推平的村庄，跟记者拉起了家常：“我家有4口人，以前住的土墙房，这次镇里按每平方米380元的标准，给我赔了4万多元，我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换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儿子在外打工，加上这些年的积蓄，我还想再买一套房子。”目前，他们一家住在过渡房里，由政府按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补贴。同时，谭信全一家退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6亩多地每年能领到5000元的补贴，这相当于他在土地上劳作一年的总收入。
更让老谭无忧的是，他们用宅基地还换到了每月300元缴费基数的养老保险，当他60岁、妻子55岁的时候，就可以每个月领到156元的养老金。
“没有土地可种了，我准备做个花匠，就近在针织城做零工挣钱。”老谭这样规划着自己的市民生活。现在他天天都要在康居楼周围转上一圈。康居楼的不远处，矗立着一排排快要竣工的现代化厂房，这就是老谭说的针织城。据镇干部介绍，针织城建好后，年产值达10亿元，能吸纳上万人就业。
在镇办公大楼，记者看到了该镇2020年远景规划沙盘，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矗立眼前，几乎找不到一点农村的影子。旁边的几位村民指指点点，啧啧称道：“这回，陶家是要大干一场了。”
编辑点评：
土地是农民的“根”，失去了土地，农民将一无所有。从“一拆了之”到“拆一还三”，既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创新，也是一种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转变。陶家模式说明，只有依托产业优势，顺乎民意，让农民有房住、有活干、有保障，他们才会真正离开赖以生存的“根”，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