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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钱是赚出来的，不是靠省出来的”。这一观点，“用利息生活”小组的创始人“寻我”认同，但她同时也觉得，如果赚钱的方法不多，还是省钱来得更有效一些。而且，对她来说，“用利息生活”只是一个初级目标，最终目标还是为了攒更多的钱，去投资商铺、住宅、公司股份。说简单点，就是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总有一天额外收入会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财务自由。
只是一种选择
用利息生活，这不是一种奢望，只是一种选择。对许多决定走上这条路的人们来说，这种生活意味着与信用卡告别，与提前消费告别，与买买买告别。生活的质量取决于利息的多少，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原则，绝不动用自己的本金。
用生活在河北涿州的吴彩的话说，“这是我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所有接受采访的人之中，他是存款最少的一个，只有10万元，每月只有大约300元利息，每天他的主食全是用快过期的面粉所烙的饼。他活得像一个苦行僧那样，但他说，“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张雪从去年开始决定靠利息生活，她的生活随之发生了突变。并不是像电影《西虹市首富》那样從天而降一笔横财，她在银行的存款依然只有18万。想要依靠利息活下去，只有尽可能地节省才行，她的第一个决定是剪短自己的长发——因为过肩的头发太费洗发水。
一旦打定主意要省钱，这个观念就会像链条一样传导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挤完的牙膏舍不得扔，她拿剪子剪开，再用刀片刮出来残留的牙膏，存到小瓶子里。接下来，她把洗面奶换成肥皂，洗衣液换成洗衣粉。
张雪原本以为找不到同路人，直到去年8月份的一天，她在豆瓣上看到了一个小组，名字叫“用利息生活”。当你看到这样的小组，会不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小组里都是资产千万起步，每天啥也不干，就躺在夏威夷的海滩上晒太阳的人？
实际上，当张雪进入小组之后，她发现这里绝大部分人都跟她一样，尽管大家的存款数量并不多，每月能获得的利息也都从几百到上千不等，但都在尽可能地将生活所需限定在利息的范围内。
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决定用利息生活的人，都加入了豆瓣小组。
那里鱼龙混杂，既有像张雪这样与“寻我”理念相同的人，也有致力于投机事业，炒期货、玩虚拟货币的，还有搞传销、推销保险的。
恐惧与释放
30岁的吴磊，去年1月他从广东一家合资企业裸辞，“哥就这样洒脱地离去”。离职手续办好那一天，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这个职他辞得确实很洒脱，因为再过一个月就要发年终奖了。
支撑他裸辞的是家里有一片厂房，年初刚刚卖了一千多万。他是独生子，父母分给了他一半，800万，这些钱，如果单单拿去买理财产品，就算是最保本的3%的年利率，每年也有24万的利息收入。除此之外，家里还有几套房子也在收租金。
吴磊在发年终奖前一个月裸辞，完全是几年来积累情绪的一种释放。所以，当条件充分时他马上就开始实施了。他喜欢海，辞去工作之后，决定到厦门去度假。他选了套月租7500元的酒店式公寓，直接租了一年，拉开落地窗的窗帘就能看到海，去鼓浪屿的嵩屿码头只需5分钟的车程。“也就9万块钱。”吴磊说。买了理财，交了房租，他每个月仍然有12500块钱可以支配，是以前工资的两倍。
对吴磊来说，头三个月，手机再也没有了无休止的工作群微信，晚上看剧再也不用担心第二天起不了床，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凌晨三四点才睡。但由于之前上班生物钟的缘故，他常常在早上8点钟惊醒，像弹簧一样弹起来，觉得上班要迟到了，扭头一看落地窗外的海浪，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可是自由了”。
兴趣上来了，就去外面的步行街上走走，或者坐船去鼓浪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连以前从没去过的酒吧，也在鼓浪屿去习惯了，以至于有一天喝多了，还在酒吧里睡着了。
以前，他想象过自由的各种感觉，只是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觉得枯燥。鼓浪屿去了十几次，实在是不想再去了，海鲜吃了三个月，再闻到也有点想吐了。而且外面人太多，他宁愿待在酒店里，但整天睡觉、点外卖、看剧也很无聊，到最后，他对于时间已经没有了概念，只知道早晚，不知道几月几号，也不知星期几，需要通过观察路上的行人来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
有那么一个星期，他什么也不干，呈大字躺在床上，就靠回想过往来度日。他开始意识到一个道理，“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脱离了社会、啥都不用担忧的人，是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终于，房子在还有三个月到期时，他拿上行李离开，决定重新找份工作。
自由的反面
自由的反面，有时候并不是不自由，而是过度自由。并不是只有吴磊感受到了空虚。
北京望京地区拆迁的时候，李朝元一家人分得了5套回迁房，如今算起来全家的房产已经价值3000万，“当时我弟弟结婚，办的婚礼酒席直接选在国家会议中心。整个村子的人觉得一下子富起来了，一定要有排面”。
他自己也不工作，在家玩了一整年，“每天就是打牌、打牌、打牌，那一年光打牌就输了十几万，就是感觉整个人都废了”。那是一段彻底与社会脱节的日子，“以前单位的朋友有的跟我还有联系，但话已经说不到一起去了……再后来我连牌也懒得打了，就觉得整个人跟条鱼缸里的鱼没什么区别，反正每天都有人来喂自己”。
另一方面，在“用利息生活”小组里，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通货膨胀速度。
在同自由和不自由进行抗争的同时，人们其实也在同恐惧抗争。暴富的李朝元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克服恐惧之路。他出钱将北京密云的一座院子改造成了农家乐，从买砖、砌墙、到院子里挖个小鱼池，他都亲自动手，不懂的就请装修工来教，在那半年里，他学到了装修的技能，感到了久违的充实。如今，农家乐生意不温不火，收支勉强持平，利润甚至比不过他用拆迁款买理财的收益的零头，但他觉得有意思。
淡季时，常常院子里只有李朝元一个人。他每天都会给自己烧水泡茶喝——不用电炉子，用煤炉，泡个茶能磨叽一个小时。以前的他可能想不到，这就是他的“用利息生活”的日子。
摘自《华声观察》
只是一种选择
用利息生活，这不是一种奢望，只是一种选择。对许多决定走上这条路的人们来说，这种生活意味着与信用卡告别，与提前消费告别，与买买买告别。生活的质量取决于利息的多少，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原则，绝不动用自己的本金。
用生活在河北涿州的吴彩的话说，“这是我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所有接受采访的人之中，他是存款最少的一个，只有10万元，每月只有大约300元利息，每天他的主食全是用快过期的面粉所烙的饼。他活得像一个苦行僧那样，但他说，“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张雪从去年开始决定靠利息生活，她的生活随之发生了突变。并不是像电影《西虹市首富》那样從天而降一笔横财，她在银行的存款依然只有18万。想要依靠利息活下去，只有尽可能地节省才行，她的第一个决定是剪短自己的长发——因为过肩的头发太费洗发水。
一旦打定主意要省钱，这个观念就会像链条一样传导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挤完的牙膏舍不得扔，她拿剪子剪开，再用刀片刮出来残留的牙膏，存到小瓶子里。接下来，她把洗面奶换成肥皂，洗衣液换成洗衣粉。
张雪原本以为找不到同路人，直到去年8月份的一天，她在豆瓣上看到了一个小组，名字叫“用利息生活”。当你看到这样的小组，会不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小组里都是资产千万起步，每天啥也不干，就躺在夏威夷的海滩上晒太阳的人？
实际上，当张雪进入小组之后，她发现这里绝大部分人都跟她一样，尽管大家的存款数量并不多，每月能获得的利息也都从几百到上千不等，但都在尽可能地将生活所需限定在利息的范围内。
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决定用利息生活的人，都加入了豆瓣小组。
那里鱼龙混杂，既有像张雪这样与“寻我”理念相同的人，也有致力于投机事业，炒期货、玩虚拟货币的，还有搞传销、推销保险的。
恐惧与释放
30岁的吴磊，去年1月他从广东一家合资企业裸辞，“哥就这样洒脱地离去”。离职手续办好那一天，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这个职他辞得确实很洒脱，因为再过一个月就要发年终奖了。
支撑他裸辞的是家里有一片厂房，年初刚刚卖了一千多万。他是独生子，父母分给了他一半，800万，这些钱，如果单单拿去买理财产品，就算是最保本的3%的年利率，每年也有24万的利息收入。除此之外，家里还有几套房子也在收租金。
吴磊在发年终奖前一个月裸辞，完全是几年来积累情绪的一种释放。所以，当条件充分时他马上就开始实施了。他喜欢海，辞去工作之后，决定到厦门去度假。他选了套月租7500元的酒店式公寓，直接租了一年，拉开落地窗的窗帘就能看到海，去鼓浪屿的嵩屿码头只需5分钟的车程。“也就9万块钱。”吴磊说。买了理财，交了房租，他每个月仍然有12500块钱可以支配，是以前工资的两倍。
对吴磊来说，头三个月，手机再也没有了无休止的工作群微信，晚上看剧再也不用担心第二天起不了床，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凌晨三四点才睡。但由于之前上班生物钟的缘故，他常常在早上8点钟惊醒，像弹簧一样弹起来，觉得上班要迟到了，扭头一看落地窗外的海浪，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可是自由了”。
兴趣上来了，就去外面的步行街上走走，或者坐船去鼓浪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连以前从没去过的酒吧，也在鼓浪屿去习惯了，以至于有一天喝多了，还在酒吧里睡着了。
以前，他想象过自由的各种感觉，只是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觉得枯燥。鼓浪屿去了十几次，实在是不想再去了，海鲜吃了三个月，再闻到也有点想吐了。而且外面人太多，他宁愿待在酒店里，但整天睡觉、点外卖、看剧也很无聊，到最后，他对于时间已经没有了概念，只知道早晚，不知道几月几号，也不知星期几，需要通过观察路上的行人来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
有那么一个星期，他什么也不干，呈大字躺在床上，就靠回想过往来度日。他开始意识到一个道理，“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脱离了社会、啥都不用担忧的人，是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终于，房子在还有三个月到期时，他拿上行李离开，决定重新找份工作。
自由的反面
自由的反面，有时候并不是不自由，而是过度自由。并不是只有吴磊感受到了空虚。
北京望京地区拆迁的时候，李朝元一家人分得了5套回迁房，如今算起来全家的房产已经价值3000万，“当时我弟弟结婚，办的婚礼酒席直接选在国家会议中心。整个村子的人觉得一下子富起来了，一定要有排面”。
他自己也不工作，在家玩了一整年，“每天就是打牌、打牌、打牌，那一年光打牌就输了十几万，就是感觉整个人都废了”。那是一段彻底与社会脱节的日子，“以前单位的朋友有的跟我还有联系，但话已经说不到一起去了……再后来我连牌也懒得打了，就觉得整个人跟条鱼缸里的鱼没什么区别，反正每天都有人来喂自己”。
另一方面，在“用利息生活”小组里，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通货膨胀速度。
在同自由和不自由进行抗争的同时，人们其实也在同恐惧抗争。暴富的李朝元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克服恐惧之路。他出钱将北京密云的一座院子改造成了农家乐，从买砖、砌墙、到院子里挖个小鱼池，他都亲自动手，不懂的就请装修工来教，在那半年里，他学到了装修的技能，感到了久违的充实。如今，农家乐生意不温不火，收支勉强持平，利润甚至比不过他用拆迁款买理财的收益的零头，但他觉得有意思。
淡季时，常常院子里只有李朝元一个人。他每天都会给自己烧水泡茶喝——不用电炉子，用煤炉，泡个茶能磨叽一个小时。以前的他可能想不到，这就是他的“用利息生活”的日子。
摘自《华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