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周国平六十年私人回忆，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风潮中的命运缩影。
　　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不回避，不自欺。这是一部预先置身于墓中的诚实之作，“给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代”。
　　他提供了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参考。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每个人都可以看见自己。
　　同一本书，不同的年龄读来，自然有不同的况味。
　　《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初版于2004年，畅行不衰，多次再版。2020年春，新经典再出新版，周国平只是在原作上加了短短数百字的《新版序》，称“修改记忆是不体面的”，保持原貌、一字不改。
　　初版序，周国平以《我判决自己诚实》为名。60岁时，他不肯在自传中作秀，70多岁依然不改初心不肯伪饰，不过是亲选十余张珍贵老照片，以光影补充呈现岁月轨迹而已。
　　成名之后，多少人忙于涂抹自己的过往，修改年龄、隐瞒情史，甚至杜撰奇迹以招揽膜拜。周国平不屑于此，他认为：“如果这本书中的确有一些对于读者有价值的东西，那肯定不是这个周国平的任何具体经历，而应该是他对自己经历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采取的，便是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经历，不自欺也不回避，又尽量地跳出来，把自己当做标本认识人性，把经历转变成精神的财富。”

“窝囊”与不屑

　　在这部心灵自传中，周国平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一步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着重描述自己的心灵历程。他把自己的人生观概括为三个字：真性情。周国平从来不把成功看做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在周国平看来，真性情一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二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对于后者，他甚至这样写来：“我的清高源于我的无能，只不过我安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罢了。说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这个“安于”的背后，是一种敢于直面、勇于接纳、基于清醒的认识和强大的自信。
　　本书按时间依次记录其童年上海弄堂里的市民生活、北大青春激扬的流金岁月、广西小县城默默无闻的寂寞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回北京，研究尼采，在开放风潮中与京城知识分子的交往轶事……六十余年，四座城市，三段情感經历，历经“文革”、下乡、思想解放等时代风潮，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挣扎与渴求、追寻与平衡的人生之路。
　　在童年时期，周国平这样评价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是本分人，压根儿不知道有玩心眼这种事，在邻里之间也从来不东家长西家短。周国平认为父母的这种性情遗传给了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因此“都拙于与人争斗，在不同程度上显得窝囊”。对于自己，他毫不客气地戳穿真相：其实是我后来的所谓成功掩盖和补偿了我的窝囊罢了。
　　校外小组其他男生常常锁上门不让他进屋，或者把他的东西藏起来。当他好不容易找到时，他们就上来抢或者打人。在童年的周国平看来，校外活动小组日就是一连串噩梦，走到活动地点如同走向刑场。受到欺负的周国平，从不向人诉说和告状，只是噙着眼泪对自己说：我和这些男生是不一样的人，将来必定比他们有出息。
　　在工厂劳动时，他也充分领略到老实人受欺负的委屈。工人师傅给一个光说笑不干活的同学评了“优秀”，却给埋头苦干的周国平写成“良好”，还在那个同学的撺掇下改为“较差”。周国平气哭了，工人师傅就改了回来。但老师却没有批评那个同学，反而批评了周国平。
　　即使后来声名远播，他依然沿袭了童年对待委屈的心理模式和应对态度。在那些善于钻营者看来，这依然是一种“窝囊”，但有了稳定自我的成年周国平却有了新的看法。
　　周国平在1994年就已经当上了研究员，按理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并向单位提出了申请。同事以为凭周国平的名气，报名者恐怕要挤破门。但周国平的申请却没了下文。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从不去打听。他以为，倘若他去问，对于自己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后来，一位已经在复旦读完博士和博士后的教授表示想读周国平的博士，周国平这样回复：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绝不再试。和童年时相信自己是不一样的人一样，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很多博导，是连给自己做学生也不配的。
　　回顾一生，周国平发现自己其实并无太大变化，“性情依旧，依然是从前那个既敏感又淡泊的少年。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即便是出息如周国平，能够成为与校外小组同学不一样的人，能够离开工厂劳动中人品低下的同学和师傅，也一样遭遇同样国民劣根属性的学术同仁。不同的是，他在童年会被气哭，而在学术的盛年，他却“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功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他满意于自己的职业，拿着工资不上班，在家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不卷入琐屑的利益之争，过得很自在。那些没有得到的利益，他已经明白不是自己想要的，不会为了外在的评价而动摇。在这个意义上，“窝囊”成为尊重自己之后的自主选择。
　　诗人兰德在《生与死》中这样写道：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

　　热热闹闹的80年代之后，周国平没了规定的朋友圈，和各种热闹的聚会都无关了。他对于人际关系总结出了合乎本人性情的原则：互相尊重、亲疏随缘。他认为，好的友谊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这种观点，对于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期的人而言，更容易引起共鸣。很多热闹确实只是个热闹而已。所谓的情谊太多是利益的交换。
　　周国平与各种热闹的距离，越来越源于对自己的认知和尊重。他坦言自己一直是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熟悉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就应该尽量少去外面凑热闹，顺应自己的天性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了。”
　　周国平因《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声名鹊起。1986年9月，他到上海参加发行活动。这是他独立写作的第一本书，心情是很激动的。但对于签名售书、报告会一类，他却不太起劲，“知道那些不过是排场罢了”。他反而喜欢到书店柜台附近，偷偷观察读者的反应。
　　在他的自传中，他闲闲一笔写朋友越胜旅法生活：他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平静的像一个农夫，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朋友们觉得他寂寞，劝他回国，他毫不为所动。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
　　周国平还用了不少的篇幅写道：“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他认为自己和刘彦“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画家刘彦迷恋于简单的风景和静物，却卖不出去。刘彦也曾为了迎合市场而转型装置，最后因性情不合而放弃。现在，刘彦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简朴度日，“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周国平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周国平又何尝不是呢？和好友越胜、刘彦一样，在自己的园地平静地耕作。诚如他所言：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