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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我邀集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很矛盾地来了两拨客人：一拨是即将出国深造的音乐学院的女孩和她的父母，另一拨是两位已经下岗的唱地方戏的老演员。两拨人都是搞艺术的，也都是我老乡，事先我没觉察到这样的邀集有什么不妥，也没有留意他们在艺术形式和表演行当上的差异。落座后，待双方阵营相继亮相，我才发觉情形有些不对头。这两拨人是怎么凑到一块的，说来也巧——
音乐学院的女孩学习意大利美声，刚刚在一次大奖赛中获奖。这件事本来和我没什么关系，但她参赛时出现了一些波折——因为是音乐学院的在读生，大赛组委会最初同意她可以不参加初赛，直接进入复赛。但到了复赛时，正常由初赛进入复赛的歌手们不干了，说音乐学院的学生也不能搞特殊化，所有歌手都必须按大赛规程参赛。众怒难犯，组委会只好忍痛割爱，取消了女孩的参赛资格。
这时女孩的家长不干了，说组委会有言在先，不能自食其言。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女孩的家长知道我在文化单位工作，给我打电话求助。这次大赛是省文联承办的，文联领导里我就知道崔凯，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可是，事关女孩的专业前途，我只好硬着头皮冒昧给崔凯打了电话。没想到人家崔凯很帮忙，了解了情况后，亲自跟组委会商量：复赛时让女孩先唱着，不算正式参赛歌手，也不计成绩，对其他歌手构不成威胁。看来崔凯不单写小品是高手，处理此类艺术纠纷也是高手。
在高手的斡旋下，女孩复赛时客串登台，唱了一首歌剧《茶花女》的选段，结果一鸣惊人。获奖是自然的了，还被北京来的评委、作曲家肖白先生相中，把她推荐到北京的一家中央艺术院团。进团不久，又被派往国外深造。
吃水不忘打井人，临出国前，美声女孩和家长来我家辞行。正好这两位地方戏老演员也在我这里串门，大家便一起来到一家餐馆。
人逢喜事精神爽。聚餐一开始，美声女孩就自告奋勇，用卡拉OK话筒表演了她参赛时演唱的《茶花女》选段，为我们助兴。女孩的父母也是我家乡歌舞团有名望的独唱演员，夫妻二人随后也即席合唱了《长江之歌》。说是献丑，其实是展示了美声女孩的家学渊源。这一家子的卡拉OK歌惊四座，酒店的服务员都跑来侧耳倾听，忘记了给客人上菜。
这中间，我怕冷落了另一拨客人，几次请两位地方戏演员也卡拉OK一首，给大家助助兴。但这二位老兄就是不肯开口。“饭店没有地方戏的卡拉OK伴奏带，没法唱啊。”他们用这样的借口来搪塞。没有伴奏带是事实，可以清唱嘛。但他们就是不唱。在意大利美声唱法面前，他们是内心不服气，还是自惭形秽？
这两位下岗的地方戏演员当时的处境都有些不妙。其中一个是原辽南戏剧团的主要演员。剧团解散后，他始终没有正式的营生，和爱人开了个小卖店糊口。据说小卖店的生意还挺兴隆，可能一门心思全投在他的小本经营上了。另一位也是辽剧演员，剧团“黄”了以后，自找门路，在一家私立学校帮忙。设身处地地想想，这种场合，他们的确也没有心思唱。这次他们到我家来，是想让我帮着出出主意，在“辽艺”办个辽剧培训班，使这个辽宁唯一的地方戏剧种后继有人，延续下去。
还是美声女孩有办法，大人们酒过三巡后，她举起了杯子，对辽剧老演员们说：“二位伯父，听我肖伯伯介绍，您们是辽南剧表演艺术家——”“啥艺术家。”那二位几乎异口同声，带着情绪说，“俺们就是唱皮影戏的，狗肉上不了大盘子。”皮影戏俗称驴皮影，辽剧就是60年代初由辽南皮影戏移植过来的。坐科音乐学院的美声女孩在学校可能开过地方戏剧的课程，这时便道：“二位伯父，别看您是表演辽剧的，但您不一定知道辽剧的传人是谁。”这使我有点吃惊，本以为美声女孩只对帕瓦罗蒂、普拉西多、多明戈、卡雷拉斯等四大男高音情有独钟，想不到她还能对辽宁地方戏有所了解，便问她：“你知道辽剧的传人是谁吗？”
“略知一二。是马传亮，马老先生”。女孩回答得嘎嘣脆，“老人家当年的皮影戏红遍辽南，人送艺名‘马大浪’。”
这时，其中的一位地方戏演员坐不住了，突如其来地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学院开了地方剧种的选修课，我听老师在课上讲的。老师还说，当年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看了马老先生表演的辽剧，还接见过他。”
“哦，是这样……”问话的这位，连连颔首。
这时该我说话了。我指着问话的地方戏演员问女孩：“丫蛋儿，你知道这位伯伯是谁吗？”女孩摇头。
“他就是马传亮老先生的儿子，前辽南剧团的主要演员马明生。”
“老马，别绷着了。”另一位辽剧演员跟着帮腔，“你来一段吧。这孩子把你家老根都端出来了！”
老马的身份一亮出，美声女孩十分惊喜：“呀，是您呀，马老师。我们老师在课堂也讲过您！”说着，双手握住马明生的手不放开了。“老师说您的嗓子可好了！”
老马好汉不提当年勇地摆手道，“那是啥时候的事儿了？嗓子早没喽。”
“嗓子没了，味道还在。”我恳求道，“这里没外人，来一段，来一段。”
“来一段？”老马终于站立起来。“来一段就来一段！”
只能用大吃一惊和如闻天籁来形容我和在座的所有人的感觉。实际上，老马的第一句唱就把我们给镇了。美声女孩惊得直眨巴眼。严格地说，老马不是在唱，而是在啸。他发出的声音像辽南海风的呼啸。这种听觉只有在陕西听秦腔时才能产生。源自辽南皮影戏的辽南戏，对于辽宁人来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在里面。它是我们祖先的音乐，祖先的文化。
大音希声。老马唱完，举座一片寂静。我们都痴了一般呆在那里。半晌，美声女孩手忙脚乱地从手包里掏出纸笔，央求道：“马伯伯，这唱腔太好听了！您能不能把曲谱给我写下来？求您了！”
“你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到意大利留学还能用得着它？”老马问。
“怎么用不着？”女孩说，“对意大利人来讲，它就是咱中国的美声！我好好学学，到了意大利，我给那儿的外国人唱一嗓子！让外国人见识见识咱中国美声。” 这女孩不但唱得好，国格也高，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那种人。况且，老马的这段《三打白骨精》确实不比她那段《茶花女》差。我和另一位地方戏演员撺掇老马，写，给孩子写吧，说不定她能把这段唱带到欧洲舞台上去。
老马给美声女孩写完曲谱，余兴未尽，又唱了一段现代的影调，是他给电视剧《山这边 海那边》配的插曲。
“……本想你活得舒心过得美，
不料你离开苦海进火堆……”
不知什么时候，饭店大堂经理和后厨的师傅也被招来了，挤在门口，听老马的清唱。老马还没唱完，厨师就奔回厨房，给我们这桌特加了一个“肉丝豆苗”。
聚会散后，大家各奔东西。女孩去意大利学美声，老马忙他的辽剧培训班筹建，我该上班上班，都各忙各的。一晃，十来年眨眼间过去了。中国和俄罗斯互办“中俄友好文化交流年”期间，有一天晚上我看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倩影——当年的那个美声女孩。我揉揉眼，定睛细看。不错，是她。高挑的身材，瓜子脸，高鼻梁，一双酷似其父的大眼睛……而且，屏幕下角显示出的就是她的名字。她身边站着的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刘维维。他俩合作在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唱一首外国歌剧的选曲，身后是两国乐团组成的庞大的交响乐队，气势恢宏，场面震撼。显然，这是中俄友好文化交流年晚会上的一个节目。这丫头学成归来了？能参加这种规格的出国演出，说明她已经具备了国内顶级女高音的艺术资质；能与刘维维合作，说明她在国内的音乐圈内已经有号了，成腕儿了。
在意外惊喜和百感交集中，我听完了美声女孩在莫斯科大剧院舞台上的歌唱。和当年在餐馆与辽南地方戏对决时的声音相比，她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听到和看见的是一个成熟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的专业演唱，音色、韵味、情感……乃至对歌曲的整体把握等，都近乎完美，无可挑剔。可是，听来听去，我略微感觉她的演唱似乎还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一时又说不出来。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去年，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举办了“光荣绽放”的大型音乐专题节目，其中有一档是“十大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的演唱。按演唱水平和艺术声望，我约莫美声女孩应该榜上有名，便特意收看了那一档节目。十大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一亮相，果然有她，她大约是在第五或第六位出场，落落大方地唱了著名的意大利歌剧选段《饮酒歌》。听后，总的感觉是又有进步了，与排在她前几位的差不到哪儿去。可是，我还是有些意犹未尽，觉得她好像还应该再唱点什么。唱点什么呢？一时也说不准。
直到有一天，我在中央台音乐频道看到奥地利国家民族交响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我国经典民族交响乐《春节序曲》，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音乐家用单簧管吹奏出“陕北大秧歌”抒情、舒缓、极具陕北民歌特色的旋律时，才豁然悟道，我想听的是，美声女孩在某种演出场合“唱一嗓子”“中国美声”——辽剧《三打白骨精》的那一段：“这一位施主多良善……”这可是她当年的承诺啊。
这并非苛求。多年前，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访问非洲某国，在当地一座“孔子学院”与非洲青年交谈时，胡主席问他们会不会唱中国歌，非洲青年居然齐声来了一段中国60年代的老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十分的出人意料。胡主席高兴地击掌与他们同唱。
外国人的嘴里已经唱出了中国民间流行的老歌，美声女孩为什么不能在大雅之堂演唱辽剧《三打白骨精》的唱段呢？或许，她已经唱过了，我没有听到？
音乐学院的女孩学习意大利美声，刚刚在一次大奖赛中获奖。这件事本来和我没什么关系，但她参赛时出现了一些波折——因为是音乐学院的在读生，大赛组委会最初同意她可以不参加初赛，直接进入复赛。但到了复赛时，正常由初赛进入复赛的歌手们不干了，说音乐学院的学生也不能搞特殊化，所有歌手都必须按大赛规程参赛。众怒难犯，组委会只好忍痛割爱，取消了女孩的参赛资格。
这时女孩的家长不干了，说组委会有言在先，不能自食其言。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女孩的家长知道我在文化单位工作，给我打电话求助。这次大赛是省文联承办的，文联领导里我就知道崔凯，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可是，事关女孩的专业前途，我只好硬着头皮冒昧给崔凯打了电话。没想到人家崔凯很帮忙，了解了情况后，亲自跟组委会商量：复赛时让女孩先唱着，不算正式参赛歌手，也不计成绩，对其他歌手构不成威胁。看来崔凯不单写小品是高手，处理此类艺术纠纷也是高手。
在高手的斡旋下，女孩复赛时客串登台，唱了一首歌剧《茶花女》的选段，结果一鸣惊人。获奖是自然的了，还被北京来的评委、作曲家肖白先生相中，把她推荐到北京的一家中央艺术院团。进团不久，又被派往国外深造。
吃水不忘打井人，临出国前，美声女孩和家长来我家辞行。正好这两位地方戏老演员也在我这里串门，大家便一起来到一家餐馆。
人逢喜事精神爽。聚餐一开始，美声女孩就自告奋勇，用卡拉OK话筒表演了她参赛时演唱的《茶花女》选段，为我们助兴。女孩的父母也是我家乡歌舞团有名望的独唱演员，夫妻二人随后也即席合唱了《长江之歌》。说是献丑，其实是展示了美声女孩的家学渊源。这一家子的卡拉OK歌惊四座，酒店的服务员都跑来侧耳倾听，忘记了给客人上菜。
这中间，我怕冷落了另一拨客人，几次请两位地方戏演员也卡拉OK一首，给大家助助兴。但这二位老兄就是不肯开口。“饭店没有地方戏的卡拉OK伴奏带，没法唱啊。”他们用这样的借口来搪塞。没有伴奏带是事实，可以清唱嘛。但他们就是不唱。在意大利美声唱法面前，他们是内心不服气，还是自惭形秽？
这两位下岗的地方戏演员当时的处境都有些不妙。其中一个是原辽南戏剧团的主要演员。剧团解散后，他始终没有正式的营生，和爱人开了个小卖店糊口。据说小卖店的生意还挺兴隆，可能一门心思全投在他的小本经营上了。另一位也是辽剧演员，剧团“黄”了以后，自找门路，在一家私立学校帮忙。设身处地地想想，这种场合，他们的确也没有心思唱。这次他们到我家来，是想让我帮着出出主意，在“辽艺”办个辽剧培训班，使这个辽宁唯一的地方戏剧种后继有人，延续下去。
还是美声女孩有办法，大人们酒过三巡后，她举起了杯子，对辽剧老演员们说：“二位伯父，听我肖伯伯介绍，您们是辽南剧表演艺术家——”“啥艺术家。”那二位几乎异口同声，带着情绪说，“俺们就是唱皮影戏的，狗肉上不了大盘子。”皮影戏俗称驴皮影，辽剧就是60年代初由辽南皮影戏移植过来的。坐科音乐学院的美声女孩在学校可能开过地方戏剧的课程，这时便道：“二位伯父，别看您是表演辽剧的，但您不一定知道辽剧的传人是谁。”这使我有点吃惊，本以为美声女孩只对帕瓦罗蒂、普拉西多、多明戈、卡雷拉斯等四大男高音情有独钟，想不到她还能对辽宁地方戏有所了解，便问她：“你知道辽剧的传人是谁吗？”
“略知一二。是马传亮，马老先生”。女孩回答得嘎嘣脆，“老人家当年的皮影戏红遍辽南，人送艺名‘马大浪’。”
这时，其中的一位地方戏演员坐不住了，突如其来地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学院开了地方剧种的选修课，我听老师在课上讲的。老师还说，当年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看了马老先生表演的辽剧，还接见过他。”
“哦，是这样……”问话的这位，连连颔首。
这时该我说话了。我指着问话的地方戏演员问女孩：“丫蛋儿，你知道这位伯伯是谁吗？”女孩摇头。
“他就是马传亮老先生的儿子，前辽南剧团的主要演员马明生。”
“老马，别绷着了。”另一位辽剧演员跟着帮腔，“你来一段吧。这孩子把你家老根都端出来了！”
老马的身份一亮出，美声女孩十分惊喜：“呀，是您呀，马老师。我们老师在课堂也讲过您！”说着，双手握住马明生的手不放开了。“老师说您的嗓子可好了！”
老马好汉不提当年勇地摆手道，“那是啥时候的事儿了？嗓子早没喽。”
“嗓子没了，味道还在。”我恳求道，“这里没外人，来一段，来一段。”
“来一段？”老马终于站立起来。“来一段就来一段！”
只能用大吃一惊和如闻天籁来形容我和在座的所有人的感觉。实际上，老马的第一句唱就把我们给镇了。美声女孩惊得直眨巴眼。严格地说，老马不是在唱，而是在啸。他发出的声音像辽南海风的呼啸。这种听觉只有在陕西听秦腔时才能产生。源自辽南皮影戏的辽南戏，对于辽宁人来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在里面。它是我们祖先的音乐，祖先的文化。
大音希声。老马唱完，举座一片寂静。我们都痴了一般呆在那里。半晌，美声女孩手忙脚乱地从手包里掏出纸笔，央求道：“马伯伯，这唱腔太好听了！您能不能把曲谱给我写下来？求您了！”
“你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到意大利留学还能用得着它？”老马问。
“怎么用不着？”女孩说，“对意大利人来讲，它就是咱中国的美声！我好好学学，到了意大利，我给那儿的外国人唱一嗓子！让外国人见识见识咱中国美声。” 这女孩不但唱得好，国格也高，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那种人。况且，老马的这段《三打白骨精》确实不比她那段《茶花女》差。我和另一位地方戏演员撺掇老马，写，给孩子写吧，说不定她能把这段唱带到欧洲舞台上去。
老马给美声女孩写完曲谱，余兴未尽，又唱了一段现代的影调，是他给电视剧《山这边 海那边》配的插曲。
“……本想你活得舒心过得美，
不料你离开苦海进火堆……”
不知什么时候，饭店大堂经理和后厨的师傅也被招来了，挤在门口，听老马的清唱。老马还没唱完，厨师就奔回厨房，给我们这桌特加了一个“肉丝豆苗”。
聚会散后，大家各奔东西。女孩去意大利学美声，老马忙他的辽剧培训班筹建，我该上班上班，都各忙各的。一晃，十来年眨眼间过去了。中国和俄罗斯互办“中俄友好文化交流年”期间，有一天晚上我看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倩影——当年的那个美声女孩。我揉揉眼，定睛细看。不错，是她。高挑的身材，瓜子脸，高鼻梁，一双酷似其父的大眼睛……而且，屏幕下角显示出的就是她的名字。她身边站着的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刘维维。他俩合作在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唱一首外国歌剧的选曲，身后是两国乐团组成的庞大的交响乐队，气势恢宏，场面震撼。显然，这是中俄友好文化交流年晚会上的一个节目。这丫头学成归来了？能参加这种规格的出国演出，说明她已经具备了国内顶级女高音的艺术资质；能与刘维维合作，说明她在国内的音乐圈内已经有号了，成腕儿了。
在意外惊喜和百感交集中，我听完了美声女孩在莫斯科大剧院舞台上的歌唱。和当年在餐馆与辽南地方戏对决时的声音相比，她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听到和看见的是一个成熟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的专业演唱，音色、韵味、情感……乃至对歌曲的整体把握等，都近乎完美，无可挑剔。可是，听来听去，我略微感觉她的演唱似乎还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一时又说不出来。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去年，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举办了“光荣绽放”的大型音乐专题节目，其中有一档是“十大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的演唱。按演唱水平和艺术声望，我约莫美声女孩应该榜上有名，便特意收看了那一档节目。十大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一亮相，果然有她，她大约是在第五或第六位出场，落落大方地唱了著名的意大利歌剧选段《饮酒歌》。听后，总的感觉是又有进步了，与排在她前几位的差不到哪儿去。可是，我还是有些意犹未尽，觉得她好像还应该再唱点什么。唱点什么呢？一时也说不准。
直到有一天，我在中央台音乐频道看到奥地利国家民族交响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我国经典民族交响乐《春节序曲》，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音乐家用单簧管吹奏出“陕北大秧歌”抒情、舒缓、极具陕北民歌特色的旋律时，才豁然悟道，我想听的是，美声女孩在某种演出场合“唱一嗓子”“中国美声”——辽剧《三打白骨精》的那一段：“这一位施主多良善……”这可是她当年的承诺啊。
这并非苛求。多年前，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访问非洲某国，在当地一座“孔子学院”与非洲青年交谈时，胡主席问他们会不会唱中国歌，非洲青年居然齐声来了一段中国60年代的老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十分的出人意料。胡主席高兴地击掌与他们同唱。
外国人的嘴里已经唱出了中国民间流行的老歌，美声女孩为什么不能在大雅之堂演唱辽剧《三打白骨精》的唱段呢？或许，她已经唱过了，我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