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将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网络称为“万里茶道”，并将其与当今的中俄输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作为近代中国茶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历史见证，经历了清初、中期的兴盛到清末民初的衰败，万里茶道在地缘政治关系、跨界民族文化融通、文化遗产创新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在新时代“一带一路”及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建设中，更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开发与利用价值。
[关键词]中蒙俄 万里茶道 贸易 价值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MS04021）
[作者简介]王楠，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慈溪 315300）;于海志，呼伦贝尔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副教授（海拉尔 021008）
[中图分类号]F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6-0055-08
2013年我国提出万里茶道概念和“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中蒙俄三国万里茶道联合申遗项目启动，2019年5 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等古老商路，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2019年11月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74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日设定为“国际茶日”，历史悠久的中华茶文化是我们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传承近三个世纪的万里茶道更体现了欧亚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新时代包容、平等、互利的综合开发价值。
一、“万里茶道”的历史演进
茶起源于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万里茶道”历史上又被成为“丝茶之路”“茶叶之路”“晋商万里茶道”“欧亚万里茶道”“中蒙俄茶叶之路”。时间跨度上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929年茶道上最大的贸易商大盛魁关闭，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历程;空间跨度上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内蒙古等八省市，再穿越蒙古戈壁草原向西延伸，横跨西伯利亚，通往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欧洲各国，全程约1.3万公里，因此被称为“万里茶道”。它以尊重、包容不同国家、地域的历史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对新时期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茶马互市”的基础
我国历史上西部汉藏民族间流传着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贸易往来习俗，至宋代随着茶叶生产的繁盛及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日趋复杂，政府规定茶叶可“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这一方面保障了朝廷的军备之需，另一方面又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茶马贸易”成为联结中原与边疆地区的重要纽带。至明朝与蒙古族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渐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中原农耕文化和边疆游牧文化的贸易往来日益繁盛，形成了以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为中心，辐射张家口、大同、宣府（河北宣化）等地的“茶马互市”重镇[1]，区域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推动了互市贸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开创了明朝“东有马市，西有茶马”的贸易空间结构，也奠定了中原民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畅通的历史基础。
（二）丝绸之路的发展
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本意是指在中國古代把丝织品运往地中海沿岸诸国、横跨欧亚的古代贸易之路，后经阿尔伯特·赫尔曼等学者论证推广，这一概念被广泛用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经济贸易之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丝绸之路”泛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具体包含“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表1），它们也是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隋唐时期，茶叶通过海上丝路到达朝鲜、日本，并成就了闻名世界的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至北宋时期，随“茶马互市”的兴盛，河西走廊为代表的“陆上丝绸之路”已成为我国茶传西域的主要通道[2]。但自南宋至清初，随着西北丝绸之路的衰落，中国茶叶贸易的主要路线逐渐向“草原之路”转移，形成“万里茶道”雏形。
（三）中俄茶叶之路的形成
1616年，俄使泰奥门尼茨将华茶作为给沙皇的礼物从中亚阿丹汗国带回俄国，被认为华茶入俄之始。1656年，费·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正式拉开华茶直接输俄的序幕。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涅尔琴斯克条约》），为双边贸易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路就此正式开通。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了双方各在划定的边界建立商贸城市进行交易的原则。1728年俄方建成了恰克图贸易市场，1730年，中国在恰克图对岸的边界内，建立了买卖城，开始了与俄商的固定交易，此后中俄贸易日渐繁荣，形成了3条主要线路：西线“北京—蒙古—哈密—吐鲁番—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斯克”;中线“北京—张家口—库伦—色楞格斯克”;东线“北京—赤峰口—内蒙古东南地区—齐齐哈尔—海拉尔—尼布楚”[3]。
二、万里茶道贸易结构演进
中国和沙俄与欧洲的运输通道从元朝就已经出现，历史上称之为张库大道，当时茶叶还不是交易物资，明代“开中制”晋商以食盐商贸登上历史舞台，明“隆庆和议”后，北方茶马互市快速发展，至康熙年间俄国人对茶叶需求与日俱增，晋商开始将长江中游的砖茶大量贩运到蒙古地区，进而销售到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一条由商人主导的南北向商道[4]，即“万里茶道”逐渐兴起。
（一）清朝初年官方贸易兴起规范茶道形成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协定沙俄商队可以用皮毛和黄金在边境进行贸易。1692年春，俄罗斯向清王朝派出了第一支由175峰骆驼组成的伊台斯商队，他们从莫斯科出发，历经寒暑，于1693年春天抵达北京，1694年春，这支商队满载茶叶而归，从此，“茶叶之路”或称“万里茶路”、“万里茶道”出现在中俄版图上，此后俄国先后派出了11支官方商队远赴中国。尼布楚和粗鲁海图虽然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重要的中俄贸易口岸，但是地理位置偏僻、沟通不便等原因，始终没有发展起来，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商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人，中国不收赋税并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5]。1792年，为维护边界安定和贸易秩序中俄签订了《恰克图市约》，之后双方贸易稳定增长，至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大宗商品（表2），俄国输入中国茶叶的增长率超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茶叶需求增长[6]。输出的茶叶大部分是由晋商从两湖、浙闽一带采购，经水路、陆路抵达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由驼队经张库大道向北过库伦至恰克图汇集，形成了一条南方茶叶北上的通道。 （二）清朝中期贸易节点城镇发展助推茶路兴盛
1824年万里茶道的茶叶贸易达到了顶峰，东口（河北张家口）、西口（山西杀虎口）两口茶叶贸易更趋繁荣。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中俄茶叶贸易额仍保持上升势头（表3），张家口和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成为北方茶叶集散中心，同时与国内外若干因茶而兴的节点城镇（图1、图2）共同发展成为“万里茶道”上中蒙俄贸易的重要商埠，这样，在我国北方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中心，向西成长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定远营、河口镇等贸易节点，向东成长起集宁、丰镇、隆盛庄、多伦等重要节点城镇，向北则出现了小库伦、海拉尔和牙克石、满洲里等贸易节点城镇，在茶叶之路催生下，由旅蒙俄商与各民族共同培育起来的北方边境贸易带，奠定了今天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跨界文化交流基础。
（三）清末民初外部环境演变加速茶道衰落
清咸丰后，一方面受太平天国等运动影响，从南至北的交通运输受阻，另一方面《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俄商不仅能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和加工茶叶，享有诸多贸易、税收优惠特权，还开辟了汉口—上海—天津—通州—张家口—恰克图的“东线”运茶线路，主导了中俄茶叶贸易。至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俄商采用水铁联运方式，将各地茶叶汇总至汉口后沿长江运到上海港，从上海港经天津、大连运到到海参崴，再通过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欧各地，使张家口、归化、库伦、恰克图等传统茶贸中心迅速衰落。1905年之后中国平均每年向俄国输出茶叶超10万吨，其中80%是从海参崴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俄国的[7]，到19世纪后期，印锡茶在国际市场兴起，世界茶叶贸易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印度。1913年以后，印锡茶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到近70%，而我国在俄国茶叶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25%左右[8]。至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又出于贸易逆差的考虑，限制和打压茶叶市场。1924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在苏俄的支持下取缔私营贸易，进一步打击了多年来从事俄蒙贸易的晋商群体，加速了中俄茶叶之路的衰败[9]。
三、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万里茶道200余年的兴衰史，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耦合贯穿始终。它以传统贸易方式将中原农耕文明、蒙古游牧文明与俄国近代机械文明有机联系，是近代沟通亚欧大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国际商道。200余年的贸易史所传达的中蒙俄之间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思想对于今天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
（一）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是贸易畅通发展的基础
俄商与中国北部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贸易往来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至1679年，沙俄为了巩固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清政府为平息战乱和稳定边疆，协商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促成两大帝国政府间贸易通道的正式形成，建立起基于地缘政治的地缘经济关联。条约指定距离色楞格斯克91俄里的恰克图和额尔古纳河旁尼布楚境内的祖鲁海图作为贸易口岸，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后来由于祖鲁海图交通不便，交易逐渐聚集于恰克图。1727年又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 俄国人称为《布连斯奇界约》）[10]，规定俄商队每三年到北京进行贸易，并在恰克图设立交易市场，稳定开展官方贸易[11]，直到同治年间，允许并支持晋商借道恰克图赴俄贸易，虽然规模有限，但体现出政府间对中俄边境贸易的重视，至1860-1880年间，中俄商队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总体上，万里茶道的初始成因是中俄双方分别秉持着“以茶治边”和巩固远东的互利共赢理念，使中俄边境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局势，为两国贸易畅通发展提供了保障，万里茶道的茶叶贸易发展成为当时中俄两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但后期由于清政府国力的衰弱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俄商掌控了茶叶生产与贸易全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及贸易特权，中俄贸易完全失衡，进一步说明只有平等互利的地缘政治关系才能保证贸易畅通、经济共赢。（二）跨界民族文化包容与互通推动互市贸易发展
在古代的北方草原历史上，曾分布着以采集、渔猎和畜牧为生的鲜卑、女真、匈奴、乌桓、党项、月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对自然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生产资料不能自给自足，因而早就在边界地区与农耕民族联形成了贸易互市的传统。万里茶道则进一步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自然、人文、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这些沿线跨界民族在物产上互补互惠，在文化上往来交流的历史进程。在17世纪60年代，中俄边民就自发地在黑龙江两岸开展了以物易物的“卡座”贸易，之后演变为定点集市贸易。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在齐齐哈尔城北设立互市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线，还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其时交易主要以毛皮、丝绸等为主，至18世纪，陆续形成了“京师”“黑龙江”“恰克图”三大颇具规模的互市。正是由于跨界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同、相似之处，奠定了友善信任的民族间交往基础，文化在交融过程中的沉淀与升华不断丰富其多元性，推动“求同存异”的民族認同，奠定民心相通的基础，是推动边民互市贸易逐渐向国际贸易升级的保障。
（三）“茶文化”遗产彰显中国文化创新性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源产地，早在汉代，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饮用就开始外传，同时民众生产、生活与茶叶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文化：物质层面体现在众多的建筑遗迹、茶道用品;精神文化层面体现在各类花俗、茶艺等事项;制度文化层面则形成了各类税赋、茶政、茶法等。而“万里茶道”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桥梁，既有效落实了清政府“以茶治边”的政治策略，将茶文化进一步传播到了蒙古草原及欧洲地区，更彰显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影响力。两个多世纪里，中国商人、英国商人、俄国商人围绕茶叶贸易逐渐构建起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他们将茶叶种植、加工制作、长途的水陆运输、市场交易进行有机组合，创造出沿线若干的历史文化遗产（表4）。 四、“万里茶道”新时代综合开发价值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条曾横跨欧亚、沟通三国的国际商道，也正式进入了复苏发展阶段，它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载体，传承四个世纪前“万里茶道”包容、沟通、交流的理念，探索构建新时代亚欧大陆共同体的创新路径。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实施，彰显互联互通的政治价值
2016年6月，中蒙俄三国在塔什干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将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跨欧亚大通道”和蒙古国的“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之路倡议”对接，遵循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原则，为一步提升三个国家友好互助互惠的战略伙伴关系，着手建设我国首个跨境经济走廊。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指明了方向。同万里茶道“以茶治边”政治策略相似，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首要任务是秉持包容互惠、和合共生的地缘政治理念，维护地缘政治安全利益，以“政通”奠定“人和”基础，持续扩大中蒙俄三国利益汇合点，主要目标是充分挖掘三国合作的资源、经济、文化潜力，探索新时代国际贸易创新路径，高质量对接中蒙俄三国发展战略，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亚欧命运共同体。
（二）中欧班列运行展现互利共赢的经济价值
2011年3月，首列由中国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正式开行，至今，这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横跨欧亚大陆新运输通道，已通达欧洲23个国家168个城市，国内29个省区市，累计开行超4万列，表5显示其中通道与东通道与古老的万里茶道基本重合。中俄满洲里铁路口岸至今已运行53条线路，2021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已达1610列，同比增长20.51%，并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中蒙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线路达47条，10年累计接运中欧班列突破7000列，2021年上半年，该站共查验出入境中欧班列1238列，同比增长29.6%。2020年，中俄合作建设的首座“中欧班列”驿站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在莫斯科已投入运营。中蒙俄经济走廊正在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新时代欧亚大陆贸易畅通的新动脉，2018-2020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千亿美元，2019年中蒙双边贸易额高达89亿美元，昔日的“万里茶道”正在焕发勃勃生机，为建设新时代亚欧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
（三）联合申报文化线路遗产，挖掘民心相通的文化价值
文化线路是基于古老交通线路的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演变而成的具有多功能、多层次、时空复合性的新的遗产类型[12]，2013年9月中蒙俄三国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0年11月，国内沿线八省区签署了《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章程》，并启动《万里茶道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这条既沟通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欧洲文化，又将我国南方山地复合经济、稻作经济，北方旱作经济、畜牧经济的文化区与西方工业经济文化区紧密相连的万里茶道，同时将茶农、商人、运输者、管理者、服务人员有机地聚集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之中[13]，我们以文化线路遗产切入探索这个巨大贸易、文化交流互动网络的运行规律，对于创新亚欧大陆跨文化交流模式与内容，构建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跨区域文化关系，落实中蒙俄经济走廊“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这条穿越近三个世纪，绵延逾万里“世纪动脉”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开发价值，可以清晰理解茶叶贸易对欧亚大陆关系史的重要贡献。当不同民族的商旅在万里茶道上进行贸易、节点城镇定居生活，伴随这些人口和商品的流动，以茶文化的传播为主体带来了商贸文化、建筑文化、生产文化、宗教信仰、审美理念、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碰撞与融合，与今天“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倡导的“互联互通”理念不谋而合。纵观万里茶道发展周期，虽然受世界经济、交通技术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存在近80年短暂的消亡期，但随着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俄蒙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升级，这条体现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理念的万里茶道已进入快速复兴期。深入挖掘其历史与时代价值，更利于我们“以史明志”探索创新，开辟新时代亚欧大陆国际贸易“互利共赢”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参 考 文 献]
[1]常俐丽，等.论茶马互市对边疆茶叶贸易的影响 ——以西南地区为例[J].科教导刊，2020（7）.
[2]贾兴荣，等.明朝“茶马互市”探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5（3）.
[3]黄柏权，等.以茶为媒：“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与价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4]刘晓航.晋商与中俄万里茶道的起源[J].茶文化研究，2019（12）.
[5]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6]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 世纪中俄茶叶贸易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7]郭蕴深.中东铁路与中俄经济贸易關系[J].北方文物，1991（2）.
[8]王加生.中国茶叶销苏史略[J].中国茶叶，1983（1）.
[9]李明武，等.中俄万里茶道兴衰及线路变迁：过程分析与当代启示[J].茶叶通讯，2020（2）.
[10]孙喆，等.对1689-1727年中俄外交关系的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
[11]吴贺.18-20 世纪中俄茶路兴衰的再思考[J].南开学报，2017（2）.
[12]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R]. Quebec：ICOMOS 16th General，2008.
[13]黄柏权，等.以茶为媒： “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与价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0（6）.
[责任编辑 李睿思]
[关键词]中蒙俄 万里茶道 贸易 价值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MS04021）
[作者简介]王楠，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慈溪 315300）;于海志，呼伦贝尔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副教授（海拉尔 021008）
[中图分类号]F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6-0055-08
2013年我国提出万里茶道概念和“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中蒙俄三国万里茶道联合申遗项目启动，2019年5 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等古老商路，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2019年11月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74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日设定为“国际茶日”，历史悠久的中华茶文化是我们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传承近三个世纪的万里茶道更体现了欧亚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新时代包容、平等、互利的综合开发价值。
一、“万里茶道”的历史演进
茶起源于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万里茶道”历史上又被成为“丝茶之路”“茶叶之路”“晋商万里茶道”“欧亚万里茶道”“中蒙俄茶叶之路”。时间跨度上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929年茶道上最大的贸易商大盛魁关闭，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历程;空间跨度上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内蒙古等八省市，再穿越蒙古戈壁草原向西延伸，横跨西伯利亚，通往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欧洲各国，全程约1.3万公里，因此被称为“万里茶道”。它以尊重、包容不同国家、地域的历史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对新时期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茶马互市”的基础
我国历史上西部汉藏民族间流传着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贸易往来习俗，至宋代随着茶叶生产的繁盛及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日趋复杂，政府规定茶叶可“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这一方面保障了朝廷的军备之需，另一方面又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茶马贸易”成为联结中原与边疆地区的重要纽带。至明朝与蒙古族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渐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中原农耕文化和边疆游牧文化的贸易往来日益繁盛，形成了以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为中心，辐射张家口、大同、宣府（河北宣化）等地的“茶马互市”重镇[1]，区域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推动了互市贸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开创了明朝“东有马市，西有茶马”的贸易空间结构，也奠定了中原民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畅通的历史基础。
（二）丝绸之路的发展
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本意是指在中國古代把丝织品运往地中海沿岸诸国、横跨欧亚的古代贸易之路，后经阿尔伯特·赫尔曼等学者论证推广，这一概念被广泛用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经济贸易之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丝绸之路”泛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具体包含“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表1），它们也是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隋唐时期，茶叶通过海上丝路到达朝鲜、日本，并成就了闻名世界的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至北宋时期，随“茶马互市”的兴盛，河西走廊为代表的“陆上丝绸之路”已成为我国茶传西域的主要通道[2]。但自南宋至清初，随着西北丝绸之路的衰落，中国茶叶贸易的主要路线逐渐向“草原之路”转移，形成“万里茶道”雏形。
（三）中俄茶叶之路的形成
1616年，俄使泰奥门尼茨将华茶作为给沙皇的礼物从中亚阿丹汗国带回俄国，被认为华茶入俄之始。1656年，费·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正式拉开华茶直接输俄的序幕。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涅尔琴斯克条约》），为双边贸易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路就此正式开通。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了双方各在划定的边界建立商贸城市进行交易的原则。1728年俄方建成了恰克图贸易市场，1730年，中国在恰克图对岸的边界内，建立了买卖城，开始了与俄商的固定交易，此后中俄贸易日渐繁荣，形成了3条主要线路：西线“北京—蒙古—哈密—吐鲁番—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斯克”;中线“北京—张家口—库伦—色楞格斯克”;东线“北京—赤峰口—内蒙古东南地区—齐齐哈尔—海拉尔—尼布楚”[3]。
二、万里茶道贸易结构演进
中国和沙俄与欧洲的运输通道从元朝就已经出现，历史上称之为张库大道，当时茶叶还不是交易物资，明代“开中制”晋商以食盐商贸登上历史舞台，明“隆庆和议”后，北方茶马互市快速发展，至康熙年间俄国人对茶叶需求与日俱增，晋商开始将长江中游的砖茶大量贩运到蒙古地区，进而销售到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一条由商人主导的南北向商道[4]，即“万里茶道”逐渐兴起。
（一）清朝初年官方贸易兴起规范茶道形成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协定沙俄商队可以用皮毛和黄金在边境进行贸易。1692年春，俄罗斯向清王朝派出了第一支由175峰骆驼组成的伊台斯商队，他们从莫斯科出发，历经寒暑，于1693年春天抵达北京，1694年春，这支商队满载茶叶而归，从此，“茶叶之路”或称“万里茶路”、“万里茶道”出现在中俄版图上，此后俄国先后派出了11支官方商队远赴中国。尼布楚和粗鲁海图虽然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重要的中俄贸易口岸，但是地理位置偏僻、沟通不便等原因，始终没有发展起来，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商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人，中国不收赋税并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5]。1792年，为维护边界安定和贸易秩序中俄签订了《恰克图市约》，之后双方贸易稳定增长，至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大宗商品（表2），俄国输入中国茶叶的增长率超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茶叶需求增长[6]。输出的茶叶大部分是由晋商从两湖、浙闽一带采购，经水路、陆路抵达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由驼队经张库大道向北过库伦至恰克图汇集，形成了一条南方茶叶北上的通道。 （二）清朝中期贸易节点城镇发展助推茶路兴盛
1824年万里茶道的茶叶贸易达到了顶峰，东口（河北张家口）、西口（山西杀虎口）两口茶叶贸易更趋繁荣。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中俄茶叶贸易额仍保持上升势头（表3），张家口和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成为北方茶叶集散中心，同时与国内外若干因茶而兴的节点城镇（图1、图2）共同发展成为“万里茶道”上中蒙俄贸易的重要商埠，这样，在我国北方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中心，向西成长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定远营、河口镇等贸易节点，向东成长起集宁、丰镇、隆盛庄、多伦等重要节点城镇，向北则出现了小库伦、海拉尔和牙克石、满洲里等贸易节点城镇，在茶叶之路催生下，由旅蒙俄商与各民族共同培育起来的北方边境贸易带，奠定了今天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跨界文化交流基础。
（三）清末民初外部环境演变加速茶道衰落
清咸丰后，一方面受太平天国等运动影响，从南至北的交通运输受阻，另一方面《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俄商不仅能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和加工茶叶，享有诸多贸易、税收优惠特权，还开辟了汉口—上海—天津—通州—张家口—恰克图的“东线”运茶线路，主导了中俄茶叶贸易。至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俄商采用水铁联运方式，将各地茶叶汇总至汉口后沿长江运到上海港，从上海港经天津、大连运到到海参崴，再通过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欧各地，使张家口、归化、库伦、恰克图等传统茶贸中心迅速衰落。1905年之后中国平均每年向俄国输出茶叶超10万吨，其中80%是从海参崴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俄国的[7]，到19世纪后期，印锡茶在国际市场兴起，世界茶叶贸易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印度。1913年以后，印锡茶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到近70%，而我国在俄国茶叶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25%左右[8]。至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又出于贸易逆差的考虑，限制和打压茶叶市场。1924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在苏俄的支持下取缔私营贸易，进一步打击了多年来从事俄蒙贸易的晋商群体，加速了中俄茶叶之路的衰败[9]。
三、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万里茶道200余年的兴衰史，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耦合贯穿始终。它以传统贸易方式将中原农耕文明、蒙古游牧文明与俄国近代机械文明有机联系，是近代沟通亚欧大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国际商道。200余年的贸易史所传达的中蒙俄之间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思想对于今天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
（一）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是贸易畅通发展的基础
俄商与中国北部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贸易往来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至1679年，沙俄为了巩固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清政府为平息战乱和稳定边疆，协商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促成两大帝国政府间贸易通道的正式形成，建立起基于地缘政治的地缘经济关联。条约指定距离色楞格斯克91俄里的恰克图和额尔古纳河旁尼布楚境内的祖鲁海图作为贸易口岸，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后来由于祖鲁海图交通不便，交易逐渐聚集于恰克图。1727年又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 俄国人称为《布连斯奇界约》）[10]，规定俄商队每三年到北京进行贸易，并在恰克图设立交易市场，稳定开展官方贸易[11]，直到同治年间，允许并支持晋商借道恰克图赴俄贸易，虽然规模有限，但体现出政府间对中俄边境贸易的重视，至1860-1880年间，中俄商队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总体上，万里茶道的初始成因是中俄双方分别秉持着“以茶治边”和巩固远东的互利共赢理念，使中俄边境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局势，为两国贸易畅通发展提供了保障，万里茶道的茶叶贸易发展成为当时中俄两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但后期由于清政府国力的衰弱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俄商掌控了茶叶生产与贸易全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及贸易特权，中俄贸易完全失衡，进一步说明只有平等互利的地缘政治关系才能保证贸易畅通、经济共赢。（二）跨界民族文化包容与互通推动互市贸易发展
在古代的北方草原历史上，曾分布着以采集、渔猎和畜牧为生的鲜卑、女真、匈奴、乌桓、党项、月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对自然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生产资料不能自给自足，因而早就在边界地区与农耕民族联形成了贸易互市的传统。万里茶道则进一步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自然、人文、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这些沿线跨界民族在物产上互补互惠，在文化上往来交流的历史进程。在17世纪60年代，中俄边民就自发地在黑龙江两岸开展了以物易物的“卡座”贸易，之后演变为定点集市贸易。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在齐齐哈尔城北设立互市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线，还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其时交易主要以毛皮、丝绸等为主，至18世纪，陆续形成了“京师”“黑龙江”“恰克图”三大颇具规模的互市。正是由于跨界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同、相似之处，奠定了友善信任的民族间交往基础，文化在交融过程中的沉淀与升华不断丰富其多元性，推动“求同存异”的民族認同，奠定民心相通的基础，是推动边民互市贸易逐渐向国际贸易升级的保障。
（三）“茶文化”遗产彰显中国文化创新性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源产地，早在汉代，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饮用就开始外传，同时民众生产、生活与茶叶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文化：物质层面体现在众多的建筑遗迹、茶道用品;精神文化层面体现在各类花俗、茶艺等事项;制度文化层面则形成了各类税赋、茶政、茶法等。而“万里茶道”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桥梁，既有效落实了清政府“以茶治边”的政治策略，将茶文化进一步传播到了蒙古草原及欧洲地区，更彰显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影响力。两个多世纪里，中国商人、英国商人、俄国商人围绕茶叶贸易逐渐构建起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他们将茶叶种植、加工制作、长途的水陆运输、市场交易进行有机组合，创造出沿线若干的历史文化遗产（表4）。 四、“万里茶道”新时代综合开发价值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条曾横跨欧亚、沟通三国的国际商道，也正式进入了复苏发展阶段，它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载体，传承四个世纪前“万里茶道”包容、沟通、交流的理念，探索构建新时代亚欧大陆共同体的创新路径。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实施，彰显互联互通的政治价值
2016年6月，中蒙俄三国在塔什干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将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跨欧亚大通道”和蒙古国的“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之路倡议”对接，遵循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原则，为一步提升三个国家友好互助互惠的战略伙伴关系，着手建设我国首个跨境经济走廊。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指明了方向。同万里茶道“以茶治边”政治策略相似，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首要任务是秉持包容互惠、和合共生的地缘政治理念，维护地缘政治安全利益，以“政通”奠定“人和”基础，持续扩大中蒙俄三国利益汇合点，主要目标是充分挖掘三国合作的资源、经济、文化潜力，探索新时代国际贸易创新路径，高质量对接中蒙俄三国发展战略，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亚欧命运共同体。
（二）中欧班列运行展现互利共赢的经济价值
2011年3月，首列由中国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正式开行，至今，这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横跨欧亚大陆新运输通道，已通达欧洲23个国家168个城市，国内29个省区市，累计开行超4万列，表5显示其中通道与东通道与古老的万里茶道基本重合。中俄满洲里铁路口岸至今已运行53条线路，2021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已达1610列，同比增长20.51%，并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中蒙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线路达47条，10年累计接运中欧班列突破7000列，2021年上半年，该站共查验出入境中欧班列1238列，同比增长29.6%。2020年，中俄合作建设的首座“中欧班列”驿站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在莫斯科已投入运营。中蒙俄经济走廊正在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新时代欧亚大陆贸易畅通的新动脉，2018-2020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千亿美元，2019年中蒙双边贸易额高达89亿美元，昔日的“万里茶道”正在焕发勃勃生机，为建设新时代亚欧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
（三）联合申报文化线路遗产，挖掘民心相通的文化价值
文化线路是基于古老交通线路的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演变而成的具有多功能、多层次、时空复合性的新的遗产类型[12]，2013年9月中蒙俄三国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0年11月，国内沿线八省区签署了《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章程》，并启动《万里茶道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这条既沟通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欧洲文化，又将我国南方山地复合经济、稻作经济，北方旱作经济、畜牧经济的文化区与西方工业经济文化区紧密相连的万里茶道，同时将茶农、商人、运输者、管理者、服务人员有机地聚集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之中[13]，我们以文化线路遗产切入探索这个巨大贸易、文化交流互动网络的运行规律，对于创新亚欧大陆跨文化交流模式与内容，构建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跨区域文化关系，落实中蒙俄经济走廊“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这条穿越近三个世纪，绵延逾万里“世纪动脉”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开发价值，可以清晰理解茶叶贸易对欧亚大陆关系史的重要贡献。当不同民族的商旅在万里茶道上进行贸易、节点城镇定居生活，伴随这些人口和商品的流动，以茶文化的传播为主体带来了商贸文化、建筑文化、生产文化、宗教信仰、审美理念、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碰撞与融合，与今天“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倡导的“互联互通”理念不谋而合。纵观万里茶道发展周期，虽然受世界经济、交通技术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存在近80年短暂的消亡期，但随着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俄蒙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升级，这条体现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理念的万里茶道已进入快速复兴期。深入挖掘其历史与时代价值，更利于我们“以史明志”探索创新，开辟新时代亚欧大陆国际贸易“互利共赢”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参 考 文 献]
[1]常俐丽，等.论茶马互市对边疆茶叶贸易的影响 ——以西南地区为例[J].科教导刊，2020（7）.
[2]贾兴荣，等.明朝“茶马互市”探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5（3）.
[3]黄柏权，等.以茶为媒：“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与价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4]刘晓航.晋商与中俄万里茶道的起源[J].茶文化研究，2019（12）.
[5]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6]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 世纪中俄茶叶贸易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7]郭蕴深.中东铁路与中俄经济贸易關系[J].北方文物，1991（2）.
[8]王加生.中国茶叶销苏史略[J].中国茶叶，1983（1）.
[9]李明武，等.中俄万里茶道兴衰及线路变迁：过程分析与当代启示[J].茶叶通讯，2020（2）.
[10]孙喆，等.对1689-1727年中俄外交关系的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
[11]吴贺.18-20 世纪中俄茶路兴衰的再思考[J].南开学报，2017（2）.
[12]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R]. Quebec：ICOMOS 16th General，2008.
[13]黄柏权，等.以茶为媒： “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与价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0（6）.
[责任编辑 李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