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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心情低迷的时候,不过有人低迷的时间长,缺乏特定原因,且莫名觉得焦躁、厌烦、无意义、缺乏生命热忱,这种心理状态在医学上被判定为拥有情绪抑郁倾向,更严重者被归类为抑郁症。
艺术一向有精神疗愈的功能。绘画与摄影等,作为“再现”生活的艺术门类,对于疗愈心灵伤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幅优秀的画作,其色彩、造型、构图、激情常常能唤起观者隐秘的内心体验,在静态中唤醒相关记忆与无穷感受。因而会有人在梵高的向日葵前莫名流泪,在德加的芭蕾舞女中回忆青春,在席勒和蒙克的画面前看到人性的创伤、欲望、无助,在夏加尔的笔触里读到甜美与天真烂漫。
那么,在日常空间里要帮忧郁的人缓解忧郁,适合挂些什么画呢?
朦胧光亮的希望
说到适合抑郁心情观看的画,我立即想到了“印象派”。
说起“印象派”的得名与缘何伟大,不得不在此插播点艺术史。
在印象派之前的传统艺术习惯是,艺术家集中于在人为条件下去再现人或自然——画家们让模特们在光线穿窗而入的画室里摆好姿势,利用由明而暗的变化来画出坚实的立体感。他们惯于接受这种依据明暗相互作用为绘画基础的训练,习惯了画古典雕像的石膏模型,却在走出画室时,忘记在户外很少看到那么均匀地由暗转明的变化。
真实的情况是,一旦离开画室的人为环境,物体看起来就不像古典作品的石膏模型那么丰满而有立体感,周围物体反射的光线影响了背光部分的颜色,受光部分往往也会比画室中明亮得多,连阴影也不是一律灰或黑,而只有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学院规则所说的物体看起来应该如何的先入之见,我们才会有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
如同千年前希腊人在形式表现方面发动的革命,印象派发动了一场彩色处理的革命——他们发现,如果我们在户外看自然,看见的常常并非各具自身色彩的一个个物体,而是在我们的眼睛里(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调和于一体的颜色所形成的一片明亮的混合色!
他们丢弃掉传统的“所知”,代之以最直接、个人也是最真实的“所看”“所感”!而这种撕掉外在的观念禁锢,挣脱琐碎与一成不变之日常,发现生命每时每刻微光的眼睛,不仅为艺术探索发现带来了又一高峰,也正是每个人在生活中获得幸福所需要的!
他们的观念在当时的艺术界惊世骇俗,以至于莫奈在一次画展上展出自己名为《印象·日出》作品时,遭到艺术批评家的嘲笑,他嘲笑“莫奈们”居然能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可以丢掉可靠的知识,以为瞬间的印象就能成为一幅画。
而事实给了批评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历史证明这种外观速写化的风格并非轻率从事,而是伟大艺术智慧与才华的结晶。如果印象派们继续传统的方式记录自然,画面就会厚重有余,却沉闷缺乏生机,错过了光影浮动的片刻最动人的瞬间。
印象派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治愈”的当推莫奈、雷诺阿的作品。雷诺阿擅长画欢乐的人群陶醉在节日之美,鲜艳的色彩悦目混合,阳光在人群中回旋。而莫奈的《印象·日出》《撑阳伞的女人》《睡莲》则是我极喜欢的作品。
如果说《日出》是莫奈早期奠定影响力的作品,他的晚年作品《睡莲》(把大画布铺在墙壁上所作),则做到了他所希望的“让人们产生在睡眠无边无际的幻觉,像个开满鲜花的水族馆”,虽然那时,他绘画几乎已分不清色彩,只能靠颜料管上标的字母来辨别颜色。
在一米八宽、一米二高的画面上,全是水面和睡莲,光和天空。在这水天相接的画面中,观者难以分辨该从哪张画开始看,或是到哪里算结束。那感觉像是看到了混沌初分的一刻,是如此神秘、富有诗意、如此美妙得不真实。
1895年,批评家布劳内尔写道:“莫奈的艺术,已经成为了自然本身。”
平和舒缓的主调
比起生猛的兴奋感与腻味的甜蜜,平和舒缓也许是更适合抑郁心情的主调,因此,我不得不在此“搬运”典雅理想的古典风格。
正如一提起上帝,人们就会想到米开朗琪罗构思的圣父一样,一说到圣母像画家,脑子里就会跳出“拉斐尔”的名字。
我们常常在简朴的房间看到这类圣母像的廉价复制品,所以很容易觉得这类人人都喜爱的画似乎有些“浅显”,因司空见惯而不值一提。比如拉斐尔的《大公爵的圣母》,这幅如同菲迪亚斯和波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它一方面是“古典”的,被此后世代当作完美的标准;一方面又因不需要任何讲解就能感受,又确实“不够深刻”。
但如果把它与以前表现同一主题的无数作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前人们孜孜不倦渴求却未曾完全获得的“单纯”“静谧”,那种人物形象的“纯粹美”,拉斐尔实现了,且丝毫无损人物的生动与真实。
对比拉斐尔与老师佩鲁吉诺的作品,可以看出拉斐尔从后者平静之美的人物形象中有所受益,但后者的人物端整却相对空虚,拉斐尔的作品则洋溢着圣洁的生命力,二者差别巨大!
在拉斐尔的画中,圣母面部的造型和隐没在阴影中的方式,自然垂落的斗篷裹着有实体感的身体的方式,圣母抱着圣婴基督的稳定而温柔的方式,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完美的姿态,让我们感觉即使只是稍加变动,也会破坏这组形象整体的和谐,在构图上,她也没有任何勉强、矫饰的地方,它看起来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就像从创世之初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拉斐尔自己都说,他是根据自己内心美的“类型”与理想去塑造人物和场景,因而让我们在其中窥见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比我们的世界宁静和谐得多。
可惜天妒英才,拉斐尔在自己三十七岁生日那天去世,几乎跟音乐天才莫扎特一样年轻。他短暂的一生满载各种艺术成就,门类之广令人震惊。当时著名的学者之一红衣主教本博对他评价甚高,在他罗马万神庙的陵墓的墓志铭上,本博写道:
此乃拉斐尔之母,自然之母当其在世时,深恐被其征服;当其谢世后,又恐随之云亡。
世俗日常的优雅
最后一个我想到的画家是荷兰的维米尔。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那一定或多或少耳闻过由他的生平与作品改编的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杨·维米尔·凡·德尔弗特是晚于伦勃朗的一代荷兰画家,如果说伦勃朗擅长于光影塑造、传神的人物与戏剧性的画面塑造,维米尔创作的作品,则算得上是“人物的静物画”。
他一生的画很少,也很少表现什么重大场面,大多是住宅里的简朴人物,构图也常常是光线透过左边的窗户照进屋里,人物在朴实地劳作。然而他的光影细节一点不输于伦勃朗,几乎画到了通神的地步!
除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他还有一幅画作《厨妇》不得不说。很难说清楚什么原因让这样一幅看似简单平凡的画作成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杰作?这大概要归功于维米尔的表现手法,你看,画面里物质的质地、色彩和形状上达到了绝对精准,但看起来又没有任何人为的费力或刺目,轮廓线柔和温润,却全然无损其坚实与稳定。
在他笔下,劳动世俗的日常也是优雅,简单场面就充满静谧。我们相隔无数时空,却共同感受到了艺术家在观察光线洒进窗户、加强一块布的时候的美好感觉。这就是伟大艺术的魅力。
艺术一向有精神疗愈的功能。绘画与摄影等,作为“再现”生活的艺术门类,对于疗愈心灵伤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幅优秀的画作,其色彩、造型、构图、激情常常能唤起观者隐秘的内心体验,在静态中唤醒相关记忆与无穷感受。因而会有人在梵高的向日葵前莫名流泪,在德加的芭蕾舞女中回忆青春,在席勒和蒙克的画面前看到人性的创伤、欲望、无助,在夏加尔的笔触里读到甜美与天真烂漫。
那么,在日常空间里要帮忧郁的人缓解忧郁,适合挂些什么画呢?
朦胧光亮的希望
说到适合抑郁心情观看的画,我立即想到了“印象派”。
说起“印象派”的得名与缘何伟大,不得不在此插播点艺术史。
在印象派之前的传统艺术习惯是,艺术家集中于在人为条件下去再现人或自然——画家们让模特们在光线穿窗而入的画室里摆好姿势,利用由明而暗的变化来画出坚实的立体感。他们惯于接受这种依据明暗相互作用为绘画基础的训练,习惯了画古典雕像的石膏模型,却在走出画室时,忘记在户外很少看到那么均匀地由暗转明的变化。
真实的情况是,一旦离开画室的人为环境,物体看起来就不像古典作品的石膏模型那么丰满而有立体感,周围物体反射的光线影响了背光部分的颜色,受光部分往往也会比画室中明亮得多,连阴影也不是一律灰或黑,而只有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学院规则所说的物体看起来应该如何的先入之见,我们才会有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
如同千年前希腊人在形式表现方面发动的革命,印象派发动了一场彩色处理的革命——他们发现,如果我们在户外看自然,看见的常常并非各具自身色彩的一个个物体,而是在我们的眼睛里(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调和于一体的颜色所形成的一片明亮的混合色!
他们丢弃掉传统的“所知”,代之以最直接、个人也是最真实的“所看”“所感”!而这种撕掉外在的观念禁锢,挣脱琐碎与一成不变之日常,发现生命每时每刻微光的眼睛,不仅为艺术探索发现带来了又一高峰,也正是每个人在生活中获得幸福所需要的!
他们的观念在当时的艺术界惊世骇俗,以至于莫奈在一次画展上展出自己名为《印象·日出》作品时,遭到艺术批评家的嘲笑,他嘲笑“莫奈们”居然能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可以丢掉可靠的知识,以为瞬间的印象就能成为一幅画。
而事实给了批评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历史证明这种外观速写化的风格并非轻率从事,而是伟大艺术智慧与才华的结晶。如果印象派们继续传统的方式记录自然,画面就会厚重有余,却沉闷缺乏生机,错过了光影浮动的片刻最动人的瞬间。
印象派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治愈”的当推莫奈、雷诺阿的作品。雷诺阿擅长画欢乐的人群陶醉在节日之美,鲜艳的色彩悦目混合,阳光在人群中回旋。而莫奈的《印象·日出》《撑阳伞的女人》《睡莲》则是我极喜欢的作品。
如果说《日出》是莫奈早期奠定影响力的作品,他的晚年作品《睡莲》(把大画布铺在墙壁上所作),则做到了他所希望的“让人们产生在睡眠无边无际的幻觉,像个开满鲜花的水族馆”,虽然那时,他绘画几乎已分不清色彩,只能靠颜料管上标的字母来辨别颜色。
在一米八宽、一米二高的画面上,全是水面和睡莲,光和天空。在这水天相接的画面中,观者难以分辨该从哪张画开始看,或是到哪里算结束。那感觉像是看到了混沌初分的一刻,是如此神秘、富有诗意、如此美妙得不真实。
1895年,批评家布劳内尔写道:“莫奈的艺术,已经成为了自然本身。”
平和舒缓的主调
比起生猛的兴奋感与腻味的甜蜜,平和舒缓也许是更适合抑郁心情的主调,因此,我不得不在此“搬运”典雅理想的古典风格。
正如一提起上帝,人们就会想到米开朗琪罗构思的圣父一样,一说到圣母像画家,脑子里就会跳出“拉斐尔”的名字。
我们常常在简朴的房间看到这类圣母像的廉价复制品,所以很容易觉得这类人人都喜爱的画似乎有些“浅显”,因司空见惯而不值一提。比如拉斐尔的《大公爵的圣母》,这幅如同菲迪亚斯和波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它一方面是“古典”的,被此后世代当作完美的标准;一方面又因不需要任何讲解就能感受,又确实“不够深刻”。
但如果把它与以前表现同一主题的无数作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前人们孜孜不倦渴求却未曾完全获得的“单纯”“静谧”,那种人物形象的“纯粹美”,拉斐尔实现了,且丝毫无损人物的生动与真实。
对比拉斐尔与老师佩鲁吉诺的作品,可以看出拉斐尔从后者平静之美的人物形象中有所受益,但后者的人物端整却相对空虚,拉斐尔的作品则洋溢着圣洁的生命力,二者差别巨大!
在拉斐尔的画中,圣母面部的造型和隐没在阴影中的方式,自然垂落的斗篷裹着有实体感的身体的方式,圣母抱着圣婴基督的稳定而温柔的方式,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完美的姿态,让我们感觉即使只是稍加变动,也会破坏这组形象整体的和谐,在构图上,她也没有任何勉强、矫饰的地方,它看起来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就像从创世之初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拉斐尔自己都说,他是根据自己内心美的“类型”与理想去塑造人物和场景,因而让我们在其中窥见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比我们的世界宁静和谐得多。
可惜天妒英才,拉斐尔在自己三十七岁生日那天去世,几乎跟音乐天才莫扎特一样年轻。他短暂的一生满载各种艺术成就,门类之广令人震惊。当时著名的学者之一红衣主教本博对他评价甚高,在他罗马万神庙的陵墓的墓志铭上,本博写道:
此乃拉斐尔之母,自然之母当其在世时,深恐被其征服;当其谢世后,又恐随之云亡。
世俗日常的优雅
最后一个我想到的画家是荷兰的维米尔。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那一定或多或少耳闻过由他的生平与作品改编的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杨·维米尔·凡·德尔弗特是晚于伦勃朗的一代荷兰画家,如果说伦勃朗擅长于光影塑造、传神的人物与戏剧性的画面塑造,维米尔创作的作品,则算得上是“人物的静物画”。
他一生的画很少,也很少表现什么重大场面,大多是住宅里的简朴人物,构图也常常是光线透过左边的窗户照进屋里,人物在朴实地劳作。然而他的光影细节一点不输于伦勃朗,几乎画到了通神的地步!
除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他还有一幅画作《厨妇》不得不说。很难说清楚什么原因让这样一幅看似简单平凡的画作成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杰作?这大概要归功于维米尔的表现手法,你看,画面里物质的质地、色彩和形状上达到了绝对精准,但看起来又没有任何人为的费力或刺目,轮廓线柔和温润,却全然无损其坚实与稳定。
在他笔下,劳动世俗的日常也是优雅,简单场面就充满静谧。我们相隔无数时空,却共同感受到了艺术家在观察光线洒进窗户、加强一块布的时候的美好感觉。这就是伟大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