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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赵熙散文被人们忽略。赵熙散文在思想方面的一大特色是追求传统“仁”，认为“仁”于人性、治家立国、个人修养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其作品在艺术上奇崛古奥与简洁流畅相融的特点非常突出。
关键词： 赵熙 香宋文录 近代文学 仁
在近代文学史上，荣县文学家赵熙（1867—1948）以词、诗、戏曲闻名于世，“以《香宋词》著名”，被誉为“蜀中诗豪”等。他的戏曲数量最少，获得的声誉却极大，其改编的《情探》成为“各个剧种移植的一个范本”［１］。同时他也是书法家、画家，一直在艺术界享有盛誉。可能正因为这样，人们忽略了作为散文家的赵熙的存在，虽然有“赵熙工古文辞”［2］P68，但至今尚未见一篇专论其散文的文章，偶有涉及，即为吉光片羽。本文希望简论其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赵熙散文概况
作品的影响与其整理传播状况关系甚密。散文创作伴随赵熙一生，他于此倾注的心力，远较其词为甚，但却无《香宋词》这样的文集以助扬名。赵熙矜慎笔墨，其散文与其诗集一样，生前都未付梓，严重散失。但诗歌偶有小的结集行世，解放后大陆、台湾皆有选本，“诗人赵熙”深入人心；而散文一直未有其个人别集，时至今日，也很少见到选赵熙散文的文献，故长期隐而未彰。直到《赵熙集》［３］的编辑，始集为《香宋文集》。沧海存珠，始克成编。该集以体式为别，纬以时序，都为三卷。有纪年者，作于1895年的《赵孝子传》为最早，较晚的为1943年的《与林山腴》等篇，前后历时半世纪。分体则有“记”15篇、“叙”18篇、“杂文”8篇、“碑”“传”各7篇、“墓志”15篇、“奏议”3篇、“书札”31篇，共104篇。《赵熙集》主编王仲镛为《赵熙集》作的《前言》称“共辑得一百零一篇”，不确。卷帙非巨，俨然成册。另一编者王文才曾称“今存遗文，约50篇”［2］P69，与现实相去也较远，但他提及的《先大夫哀启》《沙河墓铭》却未见收录，不知是否存世。也未收荣州碑林保存的赵熙撰文并手书的“售粥代赈碑”的碑文。著于明信片的与其师胡薇元等的零章短简，也未入集中。由此可见，《香宋文集》亦非全璧。如能全面辑录类似的赵熙书画等手迹里的文字，应有较大收获。
赵熙散文，与一般传统文人作品相似，呈现出一种杂文学色彩。其中“墓志”、“奏议”等应用色彩较浓，虽时见佳处，有《懿丘志》等传世之作，但毕竟与美文观念的散文有一定距离，故其精华部分不在此。其“记”“传”“叙”等正体现其“以‘左’‘史’为法，特重韩柳”［2］P68的研习成果，成为其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部分，如《刘大夫传》《横溪阁记》《离堆佛楼记》《尔雅台记》《仙皇台记》《草堂寺记》《川南学堂记》等广为世人传诵。其成就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以下就其思想与艺术最显著者略作分析。
二、一贯的精神命脉：仁
赵熙散文在思想方面的一大鲜明特色是追求传统的“仁”。“仁”是贯穿他散文的根本思想，具有一定的终极追求色彩。李树民在评《售粥代赈碑》时说“赵熙是高举传统仁义大旗的最后一批棋手”［４］，这在赵熙及其友朋的往答唱和中随处可见。赵熙诗词中的悲天悯人，也自有“仁”在其中。赵熙散文中的表现尤为鲜明突出，他认为“仁义者事之极也，弗宜于制事非义，外夫立人之道不仁，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几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损庵后记》），把仁义视为君子的根本要求，进一步阐明“仁”是人之于禽兽的根本区别，成为他衡量事物的一条基本标准。他赞美黄九文营建放生池的用心“仁哉此心，孔、佛同契”（《北溪放池记》），其行为为释氏所崇，在赵熙眼里，亦显孔门精神。肆力于仁，可使人世和睦，社会安定，“以爱古者爱今，而相和相睦，仁者有事焉”（《此君轩记》）。奉行仁道，于家国影响深远，“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国作乱，是人非人”（《〈荣县志〉叙录》）。在《售粥代赈碑》里有更全面论述：“一人仁，人人仁，斯治矣。一时仁，时时仁，斯长治矣……乱之道，不仁而已矣！思转以为治，治之道，人人仁，时时仁而矣。”拥有仁，对个人修养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程颂云受人颂扬，“人咸曰：何大人之含弘也。余私谓：礼谓‘独居思仁’，非耶？”（《〈养复园诗集〉序》），这里，赵熙认为，正是因为他能奉行“独居思仁”的要求，才有这样的风范。他认为贺良朴的诗“大氐语无刻泻，取适己意，油然肫独而不致饰乎外，礼家所谓仁气也”（《〈南荃诗钞〉序》），“仁气”成为了诗歌审美韵味形成的基础。仁道作为作家心目中最熟悉的状态，被引以为喻，“盖诚者物之终始，其始易能也，我欲仁斯仁至矣”（《跋〈通书〉后》），其津津乐道，习为常规，于此可见。
赵熙身处晚清与近代的大变革之际，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非常激烈，我们难以以个人好恶简单肯定这种追求在那时具有进步意义。但剥离当时现实需要，这种坚守以其赤金之质必将在现在和将来产生深远影响。
三、奇崛古奥与简洁流畅相融的艺术特点
王仲镛《〈赵熙集〉前言》认为赵熙“古文成就亦至高，清末尝与吴汝纶、马其昶诸人游，摛词简净，严于义法。中年以后，笃志经史，为文淹雅闳深，时臻精美醇穆之境。”王文才论赵熙散文“坚苍兀奥、尤尚简洁”［2］P69。二先生所论大致相同，一在“简”、一在“深”，均切中肯綮。这与其“笃志经史”、师法多门有关，他善于采择百家而熔于一炉。“然所取法，不独唐宋，上溯汉魏碑铭，兼采史传俪语。”［2］P69从而形成苍劲有力、奇崛古奥与简洁流畅相融的特点。
他的这种特点往往同一篇中均有体现。《离堆佛楼记》《尔雅台记》《草堂寺记》诸记“或考证名物，或辩论是非，并高格雅言”［2］P69，正见其“淹雅闳深”，层层揭过，层层突破，愈进愈奇，其深厚的学养和见识令人叹为观止，有其命意奇崛的一面。同时，具有以才学为文的特点，常常插入奇词僻字。例如“有罗汉松轮囷合抱，殆数百年物，国变后幸不毁”（《此君轩记》）之以“轮囷”状松。奇僻生新的特点，有似宋诗，可能与其“宋诗派”诗人的诗人气质有关。简洁流畅者，如《老君洞记》记述游踪，简洁明晰，从容淡雅。该文有柳宗元“永州八记”之风，状景讲究一字夺魄，不作更多渲染，“寺门刊山腹而立，因山之势，可屋者屋之，故其宇散入崖际，极高者如鸟巢焉”，“如鸟巢焉”一喻简洁传神。它如《居宅记》“饥穷相萃，盖炊烟不达于屋者极日，往往而是矣”状穷困，“宽原春夏之交，浓绿无隙，冬水如明镜，白鸟时友其群，浴翔于下”状景致；“由宅闲步，平田清旷，林木开除，毗邻之声，鸡犬相答，牛矢在路，各沿其村；亦或妇姑相詈，嘈杂竞作，男女行汲，相劳有秋，杳然不知礼俗之有畔岸，然而朴则甚者也”状民俗，色泽素淡，满纸生活气息，景象神气贯注，“臻精美醇穆之境”。
参考文献：
［1］杨桦.试论川剧《情探》的改编成就［J］.四川戏剧，1996，（5）：29.
［2］王文才.蜀中诗豪赵熙［A］.四川省文史馆等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王仲镛.赵熙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6.
［4］李树民.《售粥代赈碑》简评［A］.罗应涛.巴蜀古文选解［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532.
关键词： 赵熙 香宋文录 近代文学 仁
在近代文学史上，荣县文学家赵熙（1867—1948）以词、诗、戏曲闻名于世，“以《香宋词》著名”，被誉为“蜀中诗豪”等。他的戏曲数量最少，获得的声誉却极大，其改编的《情探》成为“各个剧种移植的一个范本”［１］。同时他也是书法家、画家，一直在艺术界享有盛誉。可能正因为这样，人们忽略了作为散文家的赵熙的存在，虽然有“赵熙工古文辞”［2］P68，但至今尚未见一篇专论其散文的文章，偶有涉及，即为吉光片羽。本文希望简论其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赵熙散文概况
作品的影响与其整理传播状况关系甚密。散文创作伴随赵熙一生，他于此倾注的心力，远较其词为甚，但却无《香宋词》这样的文集以助扬名。赵熙矜慎笔墨，其散文与其诗集一样，生前都未付梓，严重散失。但诗歌偶有小的结集行世，解放后大陆、台湾皆有选本，“诗人赵熙”深入人心；而散文一直未有其个人别集，时至今日，也很少见到选赵熙散文的文献，故长期隐而未彰。直到《赵熙集》［３］的编辑，始集为《香宋文集》。沧海存珠，始克成编。该集以体式为别，纬以时序，都为三卷。有纪年者，作于1895年的《赵孝子传》为最早，较晚的为1943年的《与林山腴》等篇，前后历时半世纪。分体则有“记”15篇、“叙”18篇、“杂文”8篇、“碑”“传”各7篇、“墓志”15篇、“奏议”3篇、“书札”31篇，共104篇。《赵熙集》主编王仲镛为《赵熙集》作的《前言》称“共辑得一百零一篇”，不确。卷帙非巨，俨然成册。另一编者王文才曾称“今存遗文，约50篇”［2］P69，与现实相去也较远，但他提及的《先大夫哀启》《沙河墓铭》却未见收录，不知是否存世。也未收荣州碑林保存的赵熙撰文并手书的“售粥代赈碑”的碑文。著于明信片的与其师胡薇元等的零章短简，也未入集中。由此可见，《香宋文集》亦非全璧。如能全面辑录类似的赵熙书画等手迹里的文字，应有较大收获。
赵熙散文，与一般传统文人作品相似，呈现出一种杂文学色彩。其中“墓志”、“奏议”等应用色彩较浓，虽时见佳处，有《懿丘志》等传世之作，但毕竟与美文观念的散文有一定距离，故其精华部分不在此。其“记”“传”“叙”等正体现其“以‘左’‘史’为法，特重韩柳”［2］P68的研习成果，成为其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部分，如《刘大夫传》《横溪阁记》《离堆佛楼记》《尔雅台记》《仙皇台记》《草堂寺记》《川南学堂记》等广为世人传诵。其成就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以下就其思想与艺术最显著者略作分析。
二、一贯的精神命脉：仁
赵熙散文在思想方面的一大鲜明特色是追求传统的“仁”。“仁”是贯穿他散文的根本思想，具有一定的终极追求色彩。李树民在评《售粥代赈碑》时说“赵熙是高举传统仁义大旗的最后一批棋手”［４］，这在赵熙及其友朋的往答唱和中随处可见。赵熙诗词中的悲天悯人，也自有“仁”在其中。赵熙散文中的表现尤为鲜明突出，他认为“仁义者事之极也，弗宜于制事非义，外夫立人之道不仁，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几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损庵后记》），把仁义视为君子的根本要求，进一步阐明“仁”是人之于禽兽的根本区别，成为他衡量事物的一条基本标准。他赞美黄九文营建放生池的用心“仁哉此心，孔、佛同契”（《北溪放池记》），其行为为释氏所崇，在赵熙眼里，亦显孔门精神。肆力于仁，可使人世和睦，社会安定，“以爱古者爱今，而相和相睦，仁者有事焉”（《此君轩记》）。奉行仁道，于家国影响深远，“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国作乱，是人非人”（《〈荣县志〉叙录》）。在《售粥代赈碑》里有更全面论述：“一人仁，人人仁，斯治矣。一时仁，时时仁，斯长治矣……乱之道，不仁而已矣！思转以为治，治之道，人人仁，时时仁而矣。”拥有仁，对个人修养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程颂云受人颂扬，“人咸曰：何大人之含弘也。余私谓：礼谓‘独居思仁’，非耶？”（《〈养复园诗集〉序》），这里，赵熙认为，正是因为他能奉行“独居思仁”的要求，才有这样的风范。他认为贺良朴的诗“大氐语无刻泻，取适己意，油然肫独而不致饰乎外，礼家所谓仁气也”（《〈南荃诗钞〉序》），“仁气”成为了诗歌审美韵味形成的基础。仁道作为作家心目中最熟悉的状态，被引以为喻，“盖诚者物之终始，其始易能也，我欲仁斯仁至矣”（《跋〈通书〉后》），其津津乐道，习为常规，于此可见。
赵熙身处晚清与近代的大变革之际，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非常激烈，我们难以以个人好恶简单肯定这种追求在那时具有进步意义。但剥离当时现实需要，这种坚守以其赤金之质必将在现在和将来产生深远影响。
三、奇崛古奥与简洁流畅相融的艺术特点
王仲镛《〈赵熙集〉前言》认为赵熙“古文成就亦至高，清末尝与吴汝纶、马其昶诸人游，摛词简净，严于义法。中年以后，笃志经史，为文淹雅闳深，时臻精美醇穆之境。”王文才论赵熙散文“坚苍兀奥、尤尚简洁”［2］P69。二先生所论大致相同，一在“简”、一在“深”，均切中肯綮。这与其“笃志经史”、师法多门有关，他善于采择百家而熔于一炉。“然所取法，不独唐宋，上溯汉魏碑铭，兼采史传俪语。”［2］P69从而形成苍劲有力、奇崛古奥与简洁流畅相融的特点。
他的这种特点往往同一篇中均有体现。《离堆佛楼记》《尔雅台记》《草堂寺记》诸记“或考证名物，或辩论是非，并高格雅言”［2］P69，正见其“淹雅闳深”，层层揭过，层层突破，愈进愈奇，其深厚的学养和见识令人叹为观止，有其命意奇崛的一面。同时，具有以才学为文的特点，常常插入奇词僻字。例如“有罗汉松轮囷合抱，殆数百年物，国变后幸不毁”（《此君轩记》）之以“轮囷”状松。奇僻生新的特点，有似宋诗，可能与其“宋诗派”诗人的诗人气质有关。简洁流畅者，如《老君洞记》记述游踪，简洁明晰，从容淡雅。该文有柳宗元“永州八记”之风，状景讲究一字夺魄，不作更多渲染，“寺门刊山腹而立，因山之势，可屋者屋之，故其宇散入崖际，极高者如鸟巢焉”，“如鸟巢焉”一喻简洁传神。它如《居宅记》“饥穷相萃，盖炊烟不达于屋者极日，往往而是矣”状穷困，“宽原春夏之交，浓绿无隙，冬水如明镜，白鸟时友其群，浴翔于下”状景致；“由宅闲步，平田清旷，林木开除，毗邻之声，鸡犬相答，牛矢在路，各沿其村；亦或妇姑相詈，嘈杂竞作，男女行汲，相劳有秋，杳然不知礼俗之有畔岸，然而朴则甚者也”状民俗，色泽素淡，满纸生活气息，景象神气贯注，“臻精美醇穆之境”。
参考文献：
［1］杨桦.试论川剧《情探》的改编成就［J］.四川戏剧，1996，（5）：29.
［2］王文才.蜀中诗豪赵熙［A］.四川省文史馆等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王仲镛.赵熙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6.
［4］李树民.《售粥代赈碑》简评［A］.罗应涛.巴蜀古文选解［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