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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年”——诗人隐蔽的精神图腾
前段时间谈青年之弊，一时不愿与青年为伍。此后，见诸多赞美青年之语，这原本是惯例，因为青年实在有很多好处，一向以来，青年都是受到世界重视的，倒与我所谈者无关。然而，主观者或要认为这与我有关。或者认为是由于青年受到了不应当的攻击，而要反击、起义。这样，我自身便有了某种发展趋势，即要从理论上的老朽，沦为事实的老朽。这时，我作为一个舞文弄字的老朽，突然想起《青年文学》《中国青年日报》等等以“青年”冠头的杂志报刊，心想，大事不好，我竟无意间得罪了许多“青年才俊”。有鉴于此，我觉得返回青年队伍是个明智的选择。
而今日所写，关乎湖南作家叶梦前辈，自从在第19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上认识叶梦至今，我一直对其人其诗有一个特殊的印象：年轻。这个词，在此并非指与创作成熟相反，而恰恰指成熟本身需要吸纳这样一种优异的属性，以避免老气横秋，或在老气的价值与权威里剥夺了人类的生气。然而，在“青年”与“年轻”之后，细读叶梦作品的结果，却是产生了“少年”的印象，有人也许因此要调侃——这倒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有鉴于此，不得不提前声明：尽管可能面临这等调侃，“少年”之喻，依然不会停止，因为它并不起源于前段时间的青年之争议，也不起源于我的自相矛盾，而纯粹起源于作品本身。也可如此说——虽然我曾经弹劾青年，这里的“少年”也不应当视为对“年轻”的平反，甚至不应当仅仅视为对“年轻”的正统（合乎社会积极的建设伦理与动力学原理的）的解释，而应当更多地视为“少年”本体的美学宿命所指示的诗意本身。
——忽然又要声明
作为一位批评者，我一般都只论诗不论人。但是读叶梦的文字，却让我很愿意将诗与人混为一谈。若要问这是一种什么理由支持的趋向——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读者，那是基于一种面对少年之英雄意气时的怦然心动，我很乐于读到这样的少年：少年之决绝与叛逆，少年之浪漫与忧郁，少年之一意孤行乃至以寂寞为荣。虽然我只是浅读叶梦作品，但是却认为这种少年的背影贯穿于叶梦所有的文字里，尤其是散文诗里。正是由于这种贯穿，我确信，叶梦就是那字中的少年，换言之，她的文字形象并非一个作家对自身理想世界的理性建构与寄托，而是一个作家对自身心灵的泄露。这两种文字形象，当然多数时候被我们认为是彼此交汇而无法分离的。然而，从个人之阅读经验与体悟出发，我认为，愿意把文字看成作家本真的一种反映，这不是出于信任就是出于怀疑。怀疑是一种辩证的指认，这种指认对作家来说是否公平，我想说，它当然不会很公正，因此怀疑只能作为怀疑本身的指认。从信任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读者与作者都在其中得到了解放，因为他们不必再被动地陷人一种作品与人之间的矛盾里。“我相信，叶梦真的是一位少年”——这虽然是个病句，包含吃语的惯性与野心（所谓野心，也就是说，这种自话自说，并不受到传统与旁观世界的制约与左右），但我还是确认了：这是文学的、也是真实的叶梦。
叶梦当然不是一位少年，而是年近七十的叶先生。——我们试图在这样的陈述里还原现实的平易近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归根结底，这种描述任务里只包含了纯粹的表象而已。
我说到“怦然心动”，这当然首先是对少年的一种神圣的致敬，而且这里的“少年”，又首先是对文学本身的象征性褒奖，而不是说，叶梦笔下有这样一个角色，它首先不是缪斯精神的代言，而主要是少年——作为一个人类群体的代言。尽管事实上，这两者也是不能区分的，而且前者来源于后者。然而，这正是“少年之喻”的狡黯之处，也是“少年”本身在缪斯的镜中显现的纯粹之处：他不可亵渎，高贵而遗世独立。他不能作为一个人被爱，而只能作为一种精神，被赞赏——否则这种心动，就要脱离文学之岸，陷人伦理的心理学媚俗陷阱。
也许读者会困惑地指出，你也可以不用“怦然心动”，而用“被感染”或“感动”，甚至“有共鸣”——我们必须指出，更多的时候，共鸣或感动的对象可能诉诸一种成熟的行为与行动者，而不是诉诸更多时候意气用事的“少年”。进一步论，“少年”在本文语境里，需要被理解为非理性的行为本身所陈述的一种不计利益而充满理想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冲动。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种“冲动”在诗文里究竟有何具体表现。叶梦在《茧船》这章散文诗里写道：
我一生都在迷恋黄昏。黄昏的天空是永不落幕的苍穹大剧，晴天的每一个黄昏都会开启交响曲演奏，我是忠实的观者。从童年少年及老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与黄昏的天空对饮至微醺。
我毫不怀疑，只有少年才有可能说出对黄昏的迷恋。因为，如果少年象征旭日，那么，太阳落幕的时分，却是他无法知晓因而充满神秘性的时刻。其次，只有少年才会不理成年人企图引导他往那光明的前景中去的训诫。越是训导中承认的事物，越是成为一种惯常的景观与秩序，他留给少年自由选择的权利将显示他是极其吝啬的。少年因此是那反生向日落游走的独行者，也正是在这样的逆行里，少年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美学世界。如叶梦所“迷恋的黄昏”，它是戏剧的舞台，也可能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交响乐。总之，“黄昏”在这里已然退去它的“暮年之喻”，它不是老于世故的沉闷的教导，也不是努力想要找回一种往昔，它只是一个少年为自己新升起的舞台，他走在舞台中心，年轻的背影将要与黄昏的时光融为一体。我们将看到的是坚定明晰的少年英雄主义决然的誓言与足迹：
我要走入那个神秘的后台。我要走入那个无垠的大幕的背后。
即便是在“后台”与“大幕背后”这样的字面提示里，依然是一种少年的声音走在前台。我们看到执拗、任性与不计后果。同时也意味着战胜，乃至走向一种结果，无论是生抑或死。在这里，少年是沒有任何既成的道德背景与权力背景的，他有的只是孤勇，只有信念。这样一位少年，不是虚构的形象，而是诗人叶梦自身的精神化身——或者说，根本也不存在“化”，它直接就是诗人自身的精神形体，并被赋予“少年”之意绪。少年将一直走进暮色苍茫里，或者走进盛大的天幕里，这一从自然的伟大景观里映现的少年身影，具有一种原始时代的纯粹，没有任何现代道具，在他身上可能重叠着诸多的神话时代形象：牧羊神，狩猎神，音乐神，盗火者…… 只有在这个“少年”的可能性被读尽时，诗人自身的真实躯壳所规定的那一描述，才以前一形象的剩余方式显现：我们也不难从“后台”这样的词语里听出一种弦外之音，听出一个舞台上的人走向舞台后的这种身份变化里所暗示的某种力量，听到“人生剧终场景里的盛大谢幕”，听到“无垠”所暗示的依然漫长的前景（舞台场景）阶段，并因此又听到这种漫长背后那一终点的神圣与庄严。
我们可以把“少年”视为从叶梦精神中派生的少年。而且他始终在叶梦诗中作为第一角色出任精神代言。这个“少年”在散文诗里可能确实是过于抽象的，因为它在诗人的陈述里，并没设置一种外在的明确指认的身份，而只是诗人从语言向度与风格里所透露的一种内部形象。然而，这种“内部形象”在另一种方式里，我们会立刻发现它的“成象原理”。
这种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在有些传统的抒情或叙述方式里，比如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磺》，这些介于诗剧与史诗之间的长诗，内中都有一个可代表诗人精神图腾的角色：代表但丁的是凯撒，代表歌德的是浮士德，代表拜伦的是唐瑛，诸如此类。比照这种明确的精神代言人，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由“我”直接陈述“我”的诗行里，读者对“我”的关注力，远没有那些被诗人赋予特殊称呼与概念性的人物来得更大。如果我们把“我”换成一个特别的称呼，那么，读者马上就会被它吸引注意力，并进一步关注这个称呼下的人物属性。无疑，“我”在诗人笔下更多地反映了自身的流露或自身的隐晦，它有别于其他角色的塑造——后者是单纯地凸显出来的具象化角色，前者却有可能被隐蔽，同时“我”本身引导读者关注的对象，多数时候，不是“我”的属性或形象，而是“我”所看到的、在做的事物。换言之，在前者中，“我”的形象一般来说，并非诗人的首要描述对象，而重在“我所思、我所行、我所见”。换言之，如果我们需要审视“我”，那么，我们应该通过审视这些“我”的行为来获得对“我”的印象。这些行为并不在第一时间上陈述对“我”的印象，而是它们自身。所以对它们来说，这个“我”是被它们自身作为表象所掩蔽的。在散文诗中，通常，这种文体对时空的自由把握，将使得它比一般新诗更容易展示出一种戏剧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如果主体与客体统一为“我”，那么，它会像上述“我”的隐蔽原理一样，退居于场景的后面。但它实际上就是“浮士德们”“唐璜们”“凯撒们”。只不过，诗人没有例外地赋予它一个诸如此类的名称。——当然，我们得做一个必要的区别：并非所有的诗人笔下的“我”都能与“浮士德们”遥相观照。叶梦的“少年”形象，作为“我”的一种图腾，它之所以可与“凯撒们”“唐瑛们”相比拟，是因为“我”决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上帝的顺民，更不是世俗价值的诠释者。同理，这个“我”也正因为这种反叛而获得了“少年”的资格。
二、“少年”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通俗构成机制与诗学关联
如果说语言上，或语境上，叶梦再现了一种少年形象，少年意气，与少年精神，而这种“少年”，在读者来看，依然有些抽象，有些模糊，那么，我们可以依然从《茧船》这章散文诗出发，来探讨叶梦的这种“少年”的更具实的源起。茧船之喻，显然在于生命本身的一种旅程的比拟。也就是舍弃人生中所积累的外部一层光鲜亮丽乃至稍嫌沉重的衣甲，而重返幼童时光。诗人以此身体之“甲”（或“茧”）为船，逆流而上，冲破重重障碍，最后脱胎换骨，重新化为从前那位眼神清澈、仰望天空、羞涩而敏感、好奇而无瑕的小女孩。——这就是“少年”的一般形成机制，它实际上是每一位个体中都设置的一种生命本身的愿力。当青春逝去，身躯越来越被重力所束缚，生命于此刻不再是上升而是下沉，它在失水、枯萎，這时候，人类就会得一种普遍的青春怀乡病。躯壳之老化，诚如岁月之茧，它不断绑架我们、吞噬我们，使得我们不再能够自由飞翔。不过，叶梦将这种生命意象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中重新统一起来，茧，既是束缚，又是化蝶重归自由的条件，而茧本身又在这里变成了逆航之舟。这个心理学过程的象征化处理，使得“少年”不仅仅是语境和语言里隐藏的灵魂，而恰恰试图突破这层语言之膜，进入躯体本身的实在界域。——这使得我们得以在一种通俗易解的向度上，见证了“少年”。但是，这个通俗范畴，正如它是通俗的，还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生命宗教的诗意说明。在这个宗教里，偶像是幼童，或者用我们这里的词——少年。它是自然引力与规律的呈现，通过象征和隐喻，抵达一首诗，而不是全部诗。
全部诗里的“少年”依然在抽象位置上，不过，它之所以抽象，恰恰是因为它是破茧以后的那一形式——它是飞翔，是羽化，是自由本身。所以，我们在《茧船》一开始，就看到“我”与黄昏的天空之间的那场对视——只有少年才能迷恋天空，才能把天空当成一个重要的无可忽视的人生驿站，也只有少年才有勇气把天空看成世界中一切重大事物之一、价值之一。但它一开始就拒绝成为正统的远大志向的对象，它是“黄昏的天空”，反传统的“天空”，在这个天空里，展翅飞翔的那只鹰，也不是实现世俗功名的那只鹰。因为它所褪去那层厚茧，正是传统的功成名就。因此，我们才得以在叶梦诗中看到了一种没有背景与权欲表达的纯粹的少年——他很任性，他不倚仗什么，他是如此孤绝，并下定决心要独行：
大哭一声我就来了，没有昭告天下，当然也没有告诉你们。
如今我要笑着回去。也不打算告诉你们。
——《茧船》开篇
诗人用“昭告天下”一词，让我们看到了独行少年的一种寡人气象。但少年之帝国不在帝国中，而在他自身的独行中，在他“没有昭告天下”的万民本身的位置上。他谦逊而骄傲，决计要成为那个最低调的人，也要成为那一无可复制的人。
叶梦的“少年”，可以说很有悲剧性。因为他总是表现得很决绝。而这也是唯一能够打动我们的少年。
归根结底，每个人都肩负公共义务与责任，因此，个体总是在这个公共的连接里把他者看成是这个连接规则的一分子，而他自己却首先从这种规则里试图逃脱，获得自由。反规则意识里于是产生了普遍的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以一人之力反集体之纪律，总是有些悲壮的。但是，我们须认为，在这个英雄维度上，少年英雄主义才是那个美学的正义，而成年则可能使得这种英雄主义进一步发展成独裁意识。少年之无怙恃，而依然勇往直前，走向他的理想、他的正义世界，这也正是叶梦诗中所描述的那种独孤少年意味之所以焕发出某种远离尘嚣、既先锋又古典，飘逸灵动中又不失沉郁之光的根源。 诗须有这种少年意气，因为它给个体以单身匹马闯荡世界的勇气，给个体以拒绝世界浊流的勇气，给个体以未来之梦。因为它无须连接这个世界的许多权力与背景，便有了自身的一种存在合法性：它凭借美的担当，凭借它对每个孤独心灵的招魂，凭借每个人从少年身上认出的那种曾经的脆弱与坚强，凭借它与每个人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而获得了通行于世界的许可证。
认出“少年”，嘉许“少年”，并非是要否定“老成”。然而，从诗学的角度来说，“少年”作为一种新鲜与生动、一种世界之初期冲动与热血初发的象征，恐怕要比“老成”更首先成为诗意的基础，或更在视觉与心灵上基于先天的审美欲望而被接受。
三、“少年”的界限与尼古拉斯的“蒙田之喻”
在叶梦的《链条》中，诗人强调了一种“链条生活”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一直要到某个亲人离世才会突然停止，并返回有意识。死亡所揭示的这种“断链”，在很多时候，既是物质性源头的消失，也是精神性源头的消失，因此给生者以一种重大的失落感。叶梦谈到她母亲之殇，谈到之后自身心灵长时间的溃疡，其中心就是这种“重大的断链”——它不是以追念逝者生前事迹的方式，也不是在喊灵式的哭悼中来体现，而是专注于这种巨大的缺失，这种永不能接续的断绝本身——我们将发现，前面两种虽然始于自然，但最后却成为一种必须的社会礼仪，它是成人在一定场合里必须践行的仪式;而只有在最后一种里，在缺失的哑默与痛失的空无里，才遗忘了这种仪式，或者对其未加理喻。但不能马上说，这就是一种“少年”的显现——成人也有权利遗忘这种仪式。所以，要说“少年”之界限在哪，我们须这样认为：少年既不会在祈神仪式里与神联合召唤逝者，也不会与逝者生前事迹联合来复兴逝者。少年在宗教形式之外，在正统礼仪之外，他因此只是他自身中显现的一种生命，一种不受外部文化与政治制约的精神形式。
從技术上来看，叶梦的一种“少年”属性，也体现在“断链”之后，意图重新链接的方式：通过网络，甚至通过未来科技，而不是通过传统伦理、血统与记忆。
我们须再次指认这种“少年”的非物质属性，或者说，非肉体。只有非肉体，才与成人世界之欲望与权力意志区别开来，不是为了占有和征服，而是，在真理之冒险与探索中，在生命本身的体悟里，显现他自身的独立与尊严。
但在“少年”与某种先天的物质性审美原则相一致的愉悦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的部分属性与欲望感性尚在同一阵营。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尼古拉斯·梅尔布拉恩斯（Nicolas Malebrance）在其《真理之后的探索》一书中对蒙田的一种见解，他认为消遣或者愉悦而阅读蒙田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愉悦起源于贪欲，并且“它支持和加强的仅仅是我们的热情”。——阅读蒙田是基于愉悦原则？这倒并不见得，但我们可以确定：只对身体有作用而对武装我们的大脑没什么功能的阅读，必然是无益的。
因此，要避免“肉体式的少年”。
换言之，那并不以一人之英雄主义勇往直前，并始终以自身为担当的少年，必然在一种世俗欲望的联合体里，在赤裸的利益联盟里，在护佑神的假设里，趋向怯懦或莽撞;而不是作为自身的神——坚毅而信然地存在。进一步论，“少年”须是他自身的纯洁的信仰，而不是他者的奴隶。在此，我想说：
毫无疑问，叶梦，是前者。
前段时间谈青年之弊，一时不愿与青年为伍。此后，见诸多赞美青年之语，这原本是惯例，因为青年实在有很多好处，一向以来，青年都是受到世界重视的，倒与我所谈者无关。然而，主观者或要认为这与我有关。或者认为是由于青年受到了不应当的攻击，而要反击、起义。这样，我自身便有了某种发展趋势，即要从理论上的老朽，沦为事实的老朽。这时，我作为一个舞文弄字的老朽，突然想起《青年文学》《中国青年日报》等等以“青年”冠头的杂志报刊，心想，大事不好，我竟无意间得罪了许多“青年才俊”。有鉴于此，我觉得返回青年队伍是个明智的选择。
而今日所写，关乎湖南作家叶梦前辈，自从在第19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上认识叶梦至今，我一直对其人其诗有一个特殊的印象：年轻。这个词，在此并非指与创作成熟相反，而恰恰指成熟本身需要吸纳这样一种优异的属性，以避免老气横秋，或在老气的价值与权威里剥夺了人类的生气。然而，在“青年”与“年轻”之后，细读叶梦作品的结果，却是产生了“少年”的印象，有人也许因此要调侃——这倒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有鉴于此，不得不提前声明：尽管可能面临这等调侃，“少年”之喻，依然不会停止，因为它并不起源于前段时间的青年之争议，也不起源于我的自相矛盾，而纯粹起源于作品本身。也可如此说——虽然我曾经弹劾青年，这里的“少年”也不应当视为对“年轻”的平反，甚至不应当仅仅视为对“年轻”的正统（合乎社会积极的建设伦理与动力学原理的）的解释，而应当更多地视为“少年”本体的美学宿命所指示的诗意本身。
——忽然又要声明
作为一位批评者，我一般都只论诗不论人。但是读叶梦的文字，却让我很愿意将诗与人混为一谈。若要问这是一种什么理由支持的趋向——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读者，那是基于一种面对少年之英雄意气时的怦然心动，我很乐于读到这样的少年：少年之决绝与叛逆，少年之浪漫与忧郁，少年之一意孤行乃至以寂寞为荣。虽然我只是浅读叶梦作品，但是却认为这种少年的背影贯穿于叶梦所有的文字里，尤其是散文诗里。正是由于这种贯穿，我确信，叶梦就是那字中的少年，换言之，她的文字形象并非一个作家对自身理想世界的理性建构与寄托，而是一个作家对自身心灵的泄露。这两种文字形象，当然多数时候被我们认为是彼此交汇而无法分离的。然而，从个人之阅读经验与体悟出发，我认为，愿意把文字看成作家本真的一种反映，这不是出于信任就是出于怀疑。怀疑是一种辩证的指认，这种指认对作家来说是否公平，我想说，它当然不会很公正，因此怀疑只能作为怀疑本身的指认。从信任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读者与作者都在其中得到了解放，因为他们不必再被动地陷人一种作品与人之间的矛盾里。“我相信，叶梦真的是一位少年”——这虽然是个病句，包含吃语的惯性与野心（所谓野心，也就是说，这种自话自说，并不受到传统与旁观世界的制约与左右），但我还是确认了：这是文学的、也是真实的叶梦。
叶梦当然不是一位少年，而是年近七十的叶先生。——我们试图在这样的陈述里还原现实的平易近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归根结底，这种描述任务里只包含了纯粹的表象而已。
我说到“怦然心动”，这当然首先是对少年的一种神圣的致敬，而且这里的“少年”，又首先是对文学本身的象征性褒奖，而不是说，叶梦笔下有这样一个角色，它首先不是缪斯精神的代言，而主要是少年——作为一个人类群体的代言。尽管事实上，这两者也是不能区分的，而且前者来源于后者。然而，这正是“少年之喻”的狡黯之处，也是“少年”本身在缪斯的镜中显现的纯粹之处：他不可亵渎，高贵而遗世独立。他不能作为一个人被爱，而只能作为一种精神，被赞赏——否则这种心动，就要脱离文学之岸，陷人伦理的心理学媚俗陷阱。
也许读者会困惑地指出，你也可以不用“怦然心动”，而用“被感染”或“感动”，甚至“有共鸣”——我们必须指出，更多的时候，共鸣或感动的对象可能诉诸一种成熟的行为与行动者，而不是诉诸更多时候意气用事的“少年”。进一步论，“少年”在本文语境里，需要被理解为非理性的行为本身所陈述的一种不计利益而充满理想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冲动。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种“冲动”在诗文里究竟有何具体表现。叶梦在《茧船》这章散文诗里写道：
我一生都在迷恋黄昏。黄昏的天空是永不落幕的苍穹大剧，晴天的每一个黄昏都会开启交响曲演奏，我是忠实的观者。从童年少年及老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与黄昏的天空对饮至微醺。
我毫不怀疑，只有少年才有可能说出对黄昏的迷恋。因为，如果少年象征旭日，那么，太阳落幕的时分，却是他无法知晓因而充满神秘性的时刻。其次，只有少年才会不理成年人企图引导他往那光明的前景中去的训诫。越是训导中承认的事物，越是成为一种惯常的景观与秩序，他留给少年自由选择的权利将显示他是极其吝啬的。少年因此是那反生向日落游走的独行者，也正是在这样的逆行里，少年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美学世界。如叶梦所“迷恋的黄昏”，它是戏剧的舞台，也可能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交响乐。总之，“黄昏”在这里已然退去它的“暮年之喻”，它不是老于世故的沉闷的教导，也不是努力想要找回一种往昔，它只是一个少年为自己新升起的舞台，他走在舞台中心，年轻的背影将要与黄昏的时光融为一体。我们将看到的是坚定明晰的少年英雄主义决然的誓言与足迹：
我要走入那个神秘的后台。我要走入那个无垠的大幕的背后。
即便是在“后台”与“大幕背后”这样的字面提示里，依然是一种少年的声音走在前台。我们看到执拗、任性与不计后果。同时也意味着战胜，乃至走向一种结果，无论是生抑或死。在这里，少年是沒有任何既成的道德背景与权力背景的，他有的只是孤勇，只有信念。这样一位少年，不是虚构的形象，而是诗人叶梦自身的精神化身——或者说，根本也不存在“化”，它直接就是诗人自身的精神形体，并被赋予“少年”之意绪。少年将一直走进暮色苍茫里，或者走进盛大的天幕里，这一从自然的伟大景观里映现的少年身影，具有一种原始时代的纯粹，没有任何现代道具，在他身上可能重叠着诸多的神话时代形象：牧羊神，狩猎神，音乐神，盗火者…… 只有在这个“少年”的可能性被读尽时，诗人自身的真实躯壳所规定的那一描述，才以前一形象的剩余方式显现：我们也不难从“后台”这样的词语里听出一种弦外之音，听出一个舞台上的人走向舞台后的这种身份变化里所暗示的某种力量，听到“人生剧终场景里的盛大谢幕”，听到“无垠”所暗示的依然漫长的前景（舞台场景）阶段，并因此又听到这种漫长背后那一终点的神圣与庄严。
我们可以把“少年”视为从叶梦精神中派生的少年。而且他始终在叶梦诗中作为第一角色出任精神代言。这个“少年”在散文诗里可能确实是过于抽象的，因为它在诗人的陈述里，并没设置一种外在的明确指认的身份，而只是诗人从语言向度与风格里所透露的一种内部形象。然而，这种“内部形象”在另一种方式里，我们会立刻发现它的“成象原理”。
这种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在有些传统的抒情或叙述方式里，比如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磺》，这些介于诗剧与史诗之间的长诗，内中都有一个可代表诗人精神图腾的角色：代表但丁的是凯撒，代表歌德的是浮士德，代表拜伦的是唐瑛，诸如此类。比照这种明确的精神代言人，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由“我”直接陈述“我”的诗行里，读者对“我”的关注力，远没有那些被诗人赋予特殊称呼与概念性的人物来得更大。如果我们把“我”换成一个特别的称呼，那么，读者马上就会被它吸引注意力，并进一步关注这个称呼下的人物属性。无疑，“我”在诗人笔下更多地反映了自身的流露或自身的隐晦，它有别于其他角色的塑造——后者是单纯地凸显出来的具象化角色，前者却有可能被隐蔽，同时“我”本身引导读者关注的对象，多数时候，不是“我”的属性或形象，而是“我”所看到的、在做的事物。换言之，在前者中，“我”的形象一般来说，并非诗人的首要描述对象，而重在“我所思、我所行、我所见”。换言之，如果我们需要审视“我”，那么，我们应该通过审视这些“我”的行为来获得对“我”的印象。这些行为并不在第一时间上陈述对“我”的印象，而是它们自身。所以对它们来说，这个“我”是被它们自身作为表象所掩蔽的。在散文诗中，通常，这种文体对时空的自由把握，将使得它比一般新诗更容易展示出一种戏剧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如果主体与客体统一为“我”，那么，它会像上述“我”的隐蔽原理一样，退居于场景的后面。但它实际上就是“浮士德们”“唐璜们”“凯撒们”。只不过，诗人没有例外地赋予它一个诸如此类的名称。——当然，我们得做一个必要的区别：并非所有的诗人笔下的“我”都能与“浮士德们”遥相观照。叶梦的“少年”形象，作为“我”的一种图腾，它之所以可与“凯撒们”“唐瑛们”相比拟，是因为“我”决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上帝的顺民，更不是世俗价值的诠释者。同理，这个“我”也正因为这种反叛而获得了“少年”的资格。
二、“少年”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通俗构成机制与诗学关联
如果说语言上，或语境上，叶梦再现了一种少年形象，少年意气，与少年精神，而这种“少年”，在读者来看，依然有些抽象，有些模糊，那么，我们可以依然从《茧船》这章散文诗出发，来探讨叶梦的这种“少年”的更具实的源起。茧船之喻，显然在于生命本身的一种旅程的比拟。也就是舍弃人生中所积累的外部一层光鲜亮丽乃至稍嫌沉重的衣甲，而重返幼童时光。诗人以此身体之“甲”（或“茧”）为船，逆流而上，冲破重重障碍，最后脱胎换骨，重新化为从前那位眼神清澈、仰望天空、羞涩而敏感、好奇而无瑕的小女孩。——这就是“少年”的一般形成机制，它实际上是每一位个体中都设置的一种生命本身的愿力。当青春逝去，身躯越来越被重力所束缚，生命于此刻不再是上升而是下沉，它在失水、枯萎，這时候，人类就会得一种普遍的青春怀乡病。躯壳之老化，诚如岁月之茧，它不断绑架我们、吞噬我们，使得我们不再能够自由飞翔。不过，叶梦将这种生命意象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中重新统一起来，茧，既是束缚，又是化蝶重归自由的条件，而茧本身又在这里变成了逆航之舟。这个心理学过程的象征化处理，使得“少年”不仅仅是语境和语言里隐藏的灵魂，而恰恰试图突破这层语言之膜，进入躯体本身的实在界域。——这使得我们得以在一种通俗易解的向度上，见证了“少年”。但是，这个通俗范畴，正如它是通俗的，还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生命宗教的诗意说明。在这个宗教里，偶像是幼童，或者用我们这里的词——少年。它是自然引力与规律的呈现，通过象征和隐喻，抵达一首诗，而不是全部诗。
全部诗里的“少年”依然在抽象位置上，不过，它之所以抽象，恰恰是因为它是破茧以后的那一形式——它是飞翔，是羽化，是自由本身。所以，我们在《茧船》一开始，就看到“我”与黄昏的天空之间的那场对视——只有少年才能迷恋天空，才能把天空当成一个重要的无可忽视的人生驿站，也只有少年才有勇气把天空看成世界中一切重大事物之一、价值之一。但它一开始就拒绝成为正统的远大志向的对象，它是“黄昏的天空”，反传统的“天空”，在这个天空里，展翅飞翔的那只鹰，也不是实现世俗功名的那只鹰。因为它所褪去那层厚茧，正是传统的功成名就。因此，我们才得以在叶梦诗中看到了一种没有背景与权欲表达的纯粹的少年——他很任性，他不倚仗什么，他是如此孤绝，并下定决心要独行：
大哭一声我就来了，没有昭告天下，当然也没有告诉你们。
如今我要笑着回去。也不打算告诉你们。
——《茧船》开篇
诗人用“昭告天下”一词，让我们看到了独行少年的一种寡人气象。但少年之帝国不在帝国中，而在他自身的独行中，在他“没有昭告天下”的万民本身的位置上。他谦逊而骄傲，决计要成为那个最低调的人，也要成为那一无可复制的人。
叶梦的“少年”，可以说很有悲剧性。因为他总是表现得很决绝。而这也是唯一能够打动我们的少年。
归根结底，每个人都肩负公共义务与责任，因此，个体总是在这个公共的连接里把他者看成是这个连接规则的一分子，而他自己却首先从这种规则里试图逃脱，获得自由。反规则意识里于是产生了普遍的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以一人之力反集体之纪律，总是有些悲壮的。但是，我们须认为，在这个英雄维度上，少年英雄主义才是那个美学的正义，而成年则可能使得这种英雄主义进一步发展成独裁意识。少年之无怙恃，而依然勇往直前，走向他的理想、他的正义世界，这也正是叶梦诗中所描述的那种独孤少年意味之所以焕发出某种远离尘嚣、既先锋又古典，飘逸灵动中又不失沉郁之光的根源。 诗须有这种少年意气，因为它给个体以单身匹马闯荡世界的勇气，给个体以拒绝世界浊流的勇气，给个体以未来之梦。因为它无须连接这个世界的许多权力与背景，便有了自身的一种存在合法性：它凭借美的担当，凭借它对每个孤独心灵的招魂，凭借每个人从少年身上认出的那种曾经的脆弱与坚强，凭借它与每个人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而获得了通行于世界的许可证。
认出“少年”，嘉许“少年”，并非是要否定“老成”。然而，从诗学的角度来说，“少年”作为一种新鲜与生动、一种世界之初期冲动与热血初发的象征，恐怕要比“老成”更首先成为诗意的基础，或更在视觉与心灵上基于先天的审美欲望而被接受。
三、“少年”的界限与尼古拉斯的“蒙田之喻”
在叶梦的《链条》中，诗人强调了一种“链条生活”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一直要到某个亲人离世才会突然停止，并返回有意识。死亡所揭示的这种“断链”，在很多时候，既是物质性源头的消失，也是精神性源头的消失，因此给生者以一种重大的失落感。叶梦谈到她母亲之殇，谈到之后自身心灵长时间的溃疡，其中心就是这种“重大的断链”——它不是以追念逝者生前事迹的方式，也不是在喊灵式的哭悼中来体现，而是专注于这种巨大的缺失，这种永不能接续的断绝本身——我们将发现，前面两种虽然始于自然，但最后却成为一种必须的社会礼仪，它是成人在一定场合里必须践行的仪式;而只有在最后一种里，在缺失的哑默与痛失的空无里，才遗忘了这种仪式，或者对其未加理喻。但不能马上说，这就是一种“少年”的显现——成人也有权利遗忘这种仪式。所以，要说“少年”之界限在哪，我们须这样认为：少年既不会在祈神仪式里与神联合召唤逝者，也不会与逝者生前事迹联合来复兴逝者。少年在宗教形式之外，在正统礼仪之外，他因此只是他自身中显现的一种生命，一种不受外部文化与政治制约的精神形式。
從技术上来看，叶梦的一种“少年”属性，也体现在“断链”之后，意图重新链接的方式：通过网络，甚至通过未来科技，而不是通过传统伦理、血统与记忆。
我们须再次指认这种“少年”的非物质属性，或者说，非肉体。只有非肉体，才与成人世界之欲望与权力意志区别开来，不是为了占有和征服，而是，在真理之冒险与探索中，在生命本身的体悟里，显现他自身的独立与尊严。
但在“少年”与某种先天的物质性审美原则相一致的愉悦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的部分属性与欲望感性尚在同一阵营。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尼古拉斯·梅尔布拉恩斯（Nicolas Malebrance）在其《真理之后的探索》一书中对蒙田的一种见解，他认为消遣或者愉悦而阅读蒙田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愉悦起源于贪欲，并且“它支持和加强的仅仅是我们的热情”。——阅读蒙田是基于愉悦原则？这倒并不见得，但我们可以确定：只对身体有作用而对武装我们的大脑没什么功能的阅读，必然是无益的。
因此，要避免“肉体式的少年”。
换言之，那并不以一人之英雄主义勇往直前，并始终以自身为担当的少年，必然在一种世俗欲望的联合体里，在赤裸的利益联盟里，在护佑神的假设里，趋向怯懦或莽撞;而不是作为自身的神——坚毅而信然地存在。进一步论，“少年”须是他自身的纯洁的信仰，而不是他者的奴隶。在此，我想说：
毫无疑问，叶梦，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