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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撕毁重庆“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此时刚从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的何康回到南京家里。他感到局势骤然变化，害怕失去党的关系，便冒险去了梅园新村。董老(董必武)看见他，用责备的口气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何康讲了自己的心情，董老向他介绍了形势，说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自己即将撤回延安，叮嘱何康注意隐蔽，在家里等着，会有人和他联系。不久，联系人带何康去见了钱瑛和钱之光。钱瑛告诉他，董老已将他们兄弟三人(何世庸、何世平、何康)的党的关系交给她，随她一同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是上海局委员、组织部部长)。
毅然转变甘做桥梁
何遂当时认为，抗战八年，老百姓受苦受难，国家破败不堪，需要休养生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是逆天悖理，他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何遂有个特别的长处，就是在政治上敏锐而清醒，从善如流，他此时已从不满蒋介石发展为反对蒋介石，从同情支持共产党发展到愿意为共产党工作。这个转变和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何遂的家庭非常特殊，表露在外面的是温馨而团结。团结的政治基础是他所有的成年子女都是共产党员和坚决跟共产党走的“激进分子”(女儿和媳妇此时尚未入党)，清一色，无一例外。如果别人找共产党要费点周折，他不用；如果从前他的爱国、正直、真诚影响过子女，现在却是一个个成熟的子女影响着他。何遂是慈父，从来没有苛责过子女，更别说是打骂了。他天性很爱孩子，加上还有什么“民主平等”、“个性发展”之类的理念。此时，他慈爱之余，又增加了“尊重”，尊重的是子女身后的共产党。
这时期，吴石是何家的常客。吴石和何遂是闽侯小同乡，他俩碰到一起习惯用家乡方言交谈，叽里咕噜比外国话还难懂。吴石是颇有见地的军事家，在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之际，他已预言国民党必败。吴石虽然顾虑较多，但何遂对这位挚友极其透明，说起话来总是激情澎湃。吴石在政治上的确受了何遂的影响，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表示希望通过何遂和共产党的高层代表直接联系。何康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他的领导张执一。吴石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是一个能够接触高级机密的军事行家。吴石的动作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领导张执一，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何遂与何康作陪。这不是一般的会见和宴请，其意味着吴石与共产党正式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也意味着吴石正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吴石由张执一单线联系，何康是联络人。对从小看着长大的何康，吴石是放心的。何遂确实发挥了一次桥梁作用，对此张执一写道：“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何遂)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
何遂于1947年农历三月初十，在南京普陀路4号寓所庆祝了自己的60华诞。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邵力子等亲临致贺，侯宝林、郭启儒等著名艺人也给绿茵草坪上的客人们带来阵阵欢笑。何遂回顾往事，展望前程，满心得意和快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年8月，何遂心脏病发作，来势甚猛。病名为“心冠动脉血栓症”，就是心脏的两条冠状动脉堵住了一条，这种病彼时死亡率极高。幸喜病发后及时送往中央医院，由著名心脏科专家戚寿南医师为他主诊，用了大量进口特效药，加上他身体素质好，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因父亲病危，何遂的子女都集中到他身边。9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在锦江饭店召集何家三兄弟布置工作，向他们讲述了形势的有利发展，要求他们运用父亲和缪秋杰的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孤立蒋介石集团。决定以缪秋杰与何遂合资办企业的名义，由何康出面开展经济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宋庆龄先生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解放区争取到的一批物资。这批物资主要是西药，包括盘尼西林、链霉素、血浆、消炎片及x光机等战地用品，有数百箱之多，因内战爆发，滞留上海，存于四行仓库。办一个公司，便于“消化”这些重要物资。领导要求进一步发挥何遂、缪秋杰的掩护作用，命三人立即切断与进步团体的一切联系。刘晓问，已经通知住在南京何家的同志离开，是不是已经走了?何康回答：“已经走了。”(此处指张登等同志，即沙文汉)他们让何世平仍回台湾工作。
当时兄弟三人议论，认为领导希望父亲和缪伯伯在“战略”位置上多发挥作用，因此要更注意隐蔽。此时，何遂的朋友，时任天津港务局局长的邢契莘想在南京设一个点，有意购买何遂在普陀路的房子。三人研究，卖掉南京的房子，父母举家迁居上海与何康同住，这对掩护何康开展经济工作十分有利。便商诸父母，何遂夫妇很高兴地同意了。
何遂一家迁居上海住在哪里呢?这就得益于缪秋杰(何遂挚友、亲家)和他的长女缪希霞(何康之妻)了。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西式小楼，业主是汉奸，抗战后被关在监狱里，房子作为“逆产”，成为盐务系统的高级招待所。缪希霞找了中统安插在盐务系统的要员杨隆沪，杨便做了顺水人情，把房子定为缪总办莅沪寓所，由缪的亲家和女儿住了。这幢楼房，建筑考究，四面围墙，院中一侧还有平房，地点远离闹市，十分幽静，它实际成为共产党的一处秘密机关；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中共上海局的高层领导人都在此住过。
听组织安排竞选“立委”
根据1946年末“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1948年1月要进行立法委员的全民直接选举。立法委员相当于西方的议员，当选立法委员也就成为即将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的“国大代表”。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何遂思想有了变化。他感到自己已经当了17年立法委员，而且长期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现在大病初愈，何苦为当这个“官”再去竞选?他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和他作了长谈，希望他在两种国家命运的决战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多做贡献。这次竞选，不是为了做国民党的高官，而是为了更好的替人民解放做事。何遂的积极性上来了，决定抱病竞选，他拿出三成卖房的钱作为经费。张执一指示何康，由瑞明企业公司(共产党的资产)拨出一笔经费支持何遂竞选，并让何世庸主持其事，叮嘱何世庸要“尽力选上”。何世庸此时在南京盐务总局任职，缪秋杰立即调他到广东专管莺歌海盐田的开发，何世庸利用调职之机，做了何遂的“竞选办公室主任”。 何遂是福建人，选区安排在福建。由于行动迟缓，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赖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已经预作部署，所以比较被动。何遂在赴闽前专门去拜访了陈立夫，陈立夫当场为何遂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要求他们帮助何遂竞选。
陈立夫的信，打乱了赖琏预先的安排，也让愿意帮助何遂的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何遂辛亥时期在广西的战友刘建藩的胞弟)找到了借口，加上省议长丁超五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全力支持，竞选的形势大变。何遂祖籍福清县，何氏宗族势力很大，港头镇一带大部分姓何，那里是何遂的票仓。可是，县里有位豪绅郑某，也参加竞选，他肯定选不上，但不仅分散选票，而且干扰进程。何世庸送给他4000元，请他退出，他不干。何正发愁，平潭岛一个姓林的黑社会头子(此人是个恶霸，当过土匪)找上门来说，你老爹对我有恩，有什么难处只管说。何世庸就说郑某不肯退出，我没那么多钱给他。姓林的立即对郑某提出了“土匪式”的警告，郑某乖乖地退出了竞选。刘建绪把这个县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找了去，亲自关照了一下，打通了关口。于是，何氏宗亲总动员，投票前已将每一个投票站的管理人，每一个投票箱的监督人，全部换成了姓何的。3月21日正式投票，白天有人组织投票，到了晚上，管理人就变成把大批填好的选票塞进票箱的“投票人”。选举结果，何遂在福清一县得票近18万张，福州得票也不少，总之，高票当选“首届民选立法委员”，同时也成了当然的“行宪国大代表”。
支持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激化蒋桂矛盾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迅速崩溃是和它内在的深刻矛盾分不开的，蒋介石从来都没有实现过所谓的军政统一，在大大小小各式矛盾中，“蒋桂之争”贯彻始终，到后期，更成为主要矛盾。1048年3月至5月，蒋介石为给独裁统治抹上一层“民主”色彩，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总统归蒋没有悬念，只有居正作为配搭参加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内定孙科，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程潜、莫德惠。桂系首脑李宗仁在美国人暗示下毅然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面劝李退出，被李拒绝，蒋大为恼火，也使这一幕变得分外热闹。
何遂与桂系的关系非同一般。何遂1909年从保定陆大二期毕业后，就和一批革命党人进入广西，担任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教官。他是同盟会广西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广西同盟会下设一个“军事指针社”，以陆军小学为工作重点，何遂为负责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当时都是该社的常客；李宗仁是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李、白、黄与何遂的友谊从那时开始。抗战时期，何遂长期兼任军委会桂林行营总顾问、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奔走于重庆与广西之间。不仅如此，何遂与桂系的关系还有更深的“经济因素”。1939年12月，国民党元老谢持状告川康盐务局局长缪秋杰滥用职权、滥用公款，缪被免职。何遂即向李、白力荐缪为干才，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蒋介石，保荐缪秋杰出任粤、桂、湘、浙、赣、闽六省盐务特派员。蒋以这六省在桂林行营辖区(白崇禧是桂林行营主任)，事关军务，便同意了。缪上任前，化名商人黄楚卿，冒险潜入上海，利用租界和他曾任两淮盐运使的身份，居然把存放于淮南东台、上海、淮北各地以及松江盐区的大批尚未被日寇控制的存盐，抢运回了大后方。“食盐”和粮食一样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它是一个“政治商品”，一旦发生盐荒，必定军心动乱，社会不稳，故食盐例行“专卖”。此时，宋子文建议，与其“楚才晋用”，不如中央自用。1940年4月，国民政府罢免了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的职务，任命江南六省盐务特派员缪秋杰接任总办。由于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缪从被免职到升任总办不足四月。缪上任后，投桃报李，在食盐专卖配额等方面着力关照桂系防区(食盐专卖价格与市场实际价格相去甚远)，这成为桂系的重要财源。1940年末，李宗仁、白崇禧一次送给何遂5万元现款，这应该不仅是“补贴老师家用之困”这样温馨的理由。
何遂参加了1948年3月末在南京举行的“行宪国民大会”，重头戏是4月19日开始的总统和副总统竞选。副总统的竞选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前后共进行了四次投票，其间还出现了程潜、李宗仁联手放弃竞选，孙科也被迫放弃竞选的局面。蒋介石无奈，只得表面妥协，劝回三位主角，把戏唱下去。最终，4月29日第四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何遂是极力支持李宗仁的，他和黄绍竑等推波助澜，卖了不少力气。
据李宗仁从蒋介石扈从卫士那里听说的情况，蒋介石在官邸听副总统选举唱名选票的广播，“当广播员报告我(李宗仁)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竞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可见，此事加剧了蒋桂矛盾，对蒋介石是个打击。
三访白崇禧劝桂系认清形势
1948年夏，张执一让何康找妹妹何嘉谈话，说党组织有意派她到台湾去工作，征求她本人意见。何嘉当时不满22岁，是复旦大学社会系的学生。她当时虽尚未入党，却是一个纯真、一心憧憬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她当即表示同意。不久，经组织安排，何嘉以患肺病为由，办理了休学手续，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组织对她的要求是，不得与任何人联系。直到这年末的圣诞节，内心焦灼的何嘉，才等来嫂嫂缪希霞。缪向她讲了形势，告诉她台湾方面已另外派人去了，她将另有任务。次日，缪带何嘉到香港摩利臣山道见了张执一。“胖公”(张执一较胖，身边同志有此尊称)亲切地问了她的近况，何表示了要求投入战斗的急切心情。不久，由邓裕民做介绍人，何嘉入党了。她接受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陪父亲到武汉去见“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
何遂是中共党组织特地从上海请到香港来的，具体任务是刘晓和张执一当面向他交代的。随行者何嘉的任务是刘晓、张执一让邓裕民布置的，写在一张纸上，让何嘉反复记诵，背下来之后，把纸烧掉了。留在何嘉记忆里的只有两点：一是劝白崇禧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为老蒋拼光了“家底”；二是劝白不要在长江以北与共军作战，应收缩主力，必要时向湘桂转移，给部队留条后路。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蒋介石嫡系精锐丧失殆尽，傅作义集团放弃抵抗，桂系军事集团被推上第一线。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在武汉发出“亥电”，打出“和谈”旗号，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并于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此时，长江以北还有部分城市仍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比如战略要地安庆易守难攻，守军即为桂系大将夏威(时任安徽省主席)麾下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吴中坚部。了解了这样一些背景，就可以看出，1949年1月末，何遂赴武汉见白崇禧，是具有明显的战略性、针对性目的的。
上面交代的基本任务，何遂能明白无误地向白崇禧表达并进行劝说吗?回答是可以。何遂不仅和桂系关系很深，而且和白崇禧私交甚好。何遂欣赏白的才干，1940年日寇占领了昆仑关，“桂南战役”前期，是由白崇禧指挥的，总顾问何遂、参谋处处长吴石都住在迁江前线指挥部。昆仑关大捷是抗战史上第一次攻坚战胜利，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战成名，白崇禧是有功的。但蒋介石抓住日寇增兵再次占领昆仑关，把白崇禧免职(让张发奎顶替)，何遂大为不平。何遂40年代初画了一张巨幅老虎图送给白崇禧，并附词一首，谨录于下：
《望海潮》画虎题赠白健生将军
昂头风起，传声谷应，山君一怒凭临。家国播迁，乾坤板荡，寇氛可叹凌侵。城郭正秋深。看孔明台峻，虎旅如林。人倚长城，龙今不卧虎成擒。年来墨突难黔。抚萧疏短鬓，花好羞簪。西走赵并(指古并州——作者注)，南临楚越，算公是我知音。神剑肯空吟。况欢同鱼水，谊比苔岑。并力澄清天下，大斗为公斟。
词中以“知音”、“欢同鱼水，谊比苔岑”来表达他们的友谊。
这里不妨说个小笑话。有一次，桂林行营主要官员赴渝开会，出发时所有人都到了，飞机起飞的时间也到了，就缺何遂。有人等得不耐烦，提议走吧。白崇禧笑着用桂林腔说：“莫急，莫急。叙甫先生已经画完最后一条老虎腿了，这就到，这就到。”在一片笑声中，何遂也赶到了。
何遂与白崇禧是可以关起门推心置腹谈话的老朋友。
何遂与何嘉1949年1月底从香港启程，经广州到汉口，住在湖北省盐务局局长杨隆沪的家里。他们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次到“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拜会了总司令白崇禧。第一次去时白正卧病在床，何介绍了女儿，白很客气，请何嘉坐在卧室外面的客厅里休息，他与何遂就在自己的卧室里谈话。令何嘉惊异的是，前后三次，只有她一个人呆在室外的客厅里，没有白的任何一个警卫、文秘人员或侍者出现过。他们两人长谈的内容谁也不知道。
何遂每次回到住处，都要向女儿“汇报”一番。何嘉感到，他们的关系变了，不仅是父女，而且是为同一个目标共生死的战友。岁月悠悠，何嘉的记忆模糊了；只有当年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点痕迹：何遂毫不留情地揭露蒋介石假“和谈”、假“引退”的面目，说老蒋把你们推到前台和共产党血拼，他最想看到的，不是你们打败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怎么把你们吃掉，劝白要“保存实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何遂说：“‘划江而治’是做梦，换一个位置你们肯住手吗?”何遂甚至为桂系军队最后的出路作了设想。他说：“老蒋不会让你们往四川撤的，还是回老家吧!实在无路可走，还可以到越南，保大和法国鬼子不一定是你们的对手。即便队伍散了，小弟兄在家乡讨口饭吃，也比在外乡容易啊!”
何遂完成任务，又与何嘉同到南京，参加“国大”的会议。这期间，他还主动(不是共产党布置的任务)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劝李不要存“划江而治”的幻想，把和谈的底线降低，采取更灵活的姿态，和共产党真诚和谈息兵，避免继续生灵涂炭，给国家留点元气。何遂父女回到上海已是3月了。张执一特地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何康、何嘉作陪。“胖公”对“何老伯”(张执一一直尊称何遂为何老伯)大加称赞。
冒险赴台续谋大计
1949年4月，何嘉奉命到杭州请父亲，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先赴广州后转台湾工作。4月下旬，何遂父女与吴石、吴石的副官聂曦同机飞往广州。当时国民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一切都混乱不堪。不多日，吴石到福州去了(他已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临行前，他将一包绝密军事情报交给何遂。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数量较大。何遂立即交给何世庸与何嘉，让他们设法送出。国民党的行政机构虽然半瘫痪，特务却很猖獗，尤其是通往香港的交通线，鹰鸷如云。何世庸借口送妻子回九龙娘家分娩，与何嘉一起，带着一儿一女和两个保姆，夹带着这批情报，安全到达香港。通过余秉熹交给了华南党组织在港负责人饶彰枫。
5月，余秉熹到广州来，说中央军委有位负责同志来到香港，要看华南地区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主要是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地区的地图和华南几个大城市的市内交通图。何遂与何世庸想了很多办法，终于从国防部一个参谋那里弄到这些地图。何世庸让何嘉送到香港去。何嘉用牛皮纸把地图卷成一个卷，正为难地考虑如何躲过沿路鹰鸷的眼睛，听说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尚在广州，而且正要飞往香港公干，便找到这位精干的中年军官，托他把牛皮纸卷送到何世庸的岳父家，纸卷上写明了地址与何遂亲启。聂曦(他去台湾后还到香港送过两次情报，牺牲得很英勇，至今没有一个烈士的名分)痛快地答应了。当何嘉乘火车赶往九龙李朗如家时，牛皮纸卷已送到了，何嘉迅即交给了余秉熹。
6月，何遂、何嘉去了台湾。他们先到台北，见到了何遂的胞妹何璋生。何遂积极地做了争取妹夫马德建和乃兄马伯良(原上海江南造船厂厂长)的工作。马德建20世纪30年代初是电通影业公司的老板，投资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早期进步电影，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一页。在台，他是一个兵工厂的厂长，少将军衔，他接受了内兄的一些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马德建夫妇回大陆定居，受到政府欢迎并给予安置，马不幸死于唐山大地震)。
何遂带着女儿到高雄去看望了妻子陈坤立和何世平一家。何世平遵照组织指示已经在台湾工作三年了，陈坤立来台和次子同住也有一年多了。何世平一直在台中、台南盐务系统“潜伏”，1947年、1948年，张执一同志曾两次到台南来听取何世平的汇报并布置工作。何世平是根据张执一的指示，设法调到高雄一家盐场当厂长的。何世平经考察得出一个结论：沿海凡建有盐田和盐场的地方，都是适宜军队登陆的地方。何世平讲了一个新情况：6月，香港报纸登出接管上海军管会干部的名单中，有何康的名字，何康是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这个信息已经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事们私下已有议论，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何世平还获知，何世庸已撤至香港，准备参加接管广州的工作。因此，何家人要在台湾工作是越来越危险了。
8月，何遂、何嘉再次到台北。吴石将军已于福州解放前夕飞来台北，就任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这期间，何遂与吴石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在明知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吴石毅然决定甘冒斧钺，以更秘密的方式为共产党工作，并亲自去接上关系，他却催何遂一家快走。9月1日，何嘉陪同母亲陈坤立与长兄何世平全家在基隆乘秋瑾号轮驶往即将解放的广州，再转香港。何遂则于9月初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飞机票，并亲自送他上了飞机。关于何遂离开台湾的情形，吴石的长子吴韶成在《五十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挥泪忆和父亲走过的岁月》一文中，有如下叙述：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1949年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吴石于9月和10月初两次到香港，在何嘉协助下，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领导人万景光接上了关系。
1949年12月末，经党组织安排，何嘉陪同父母乘一艘英国轮船从香港抵青岛，转陆路经济南回到上海。当天，刘晓带着多位领导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了何遂夫妇。
(责任编辑 李树泉)
毅然转变甘做桥梁
何遂当时认为，抗战八年，老百姓受苦受难，国家破败不堪，需要休养生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是逆天悖理，他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何遂有个特别的长处，就是在政治上敏锐而清醒，从善如流，他此时已从不满蒋介石发展为反对蒋介石，从同情支持共产党发展到愿意为共产党工作。这个转变和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何遂的家庭非常特殊，表露在外面的是温馨而团结。团结的政治基础是他所有的成年子女都是共产党员和坚决跟共产党走的“激进分子”(女儿和媳妇此时尚未入党)，清一色，无一例外。如果别人找共产党要费点周折，他不用；如果从前他的爱国、正直、真诚影响过子女，现在却是一个个成熟的子女影响着他。何遂是慈父，从来没有苛责过子女，更别说是打骂了。他天性很爱孩子，加上还有什么“民主平等”、“个性发展”之类的理念。此时，他慈爱之余，又增加了“尊重”，尊重的是子女身后的共产党。
这时期，吴石是何家的常客。吴石和何遂是闽侯小同乡，他俩碰到一起习惯用家乡方言交谈，叽里咕噜比外国话还难懂。吴石是颇有见地的军事家，在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之际，他已预言国民党必败。吴石虽然顾虑较多，但何遂对这位挚友极其透明，说起话来总是激情澎湃。吴石在政治上的确受了何遂的影响，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表示希望通过何遂和共产党的高层代表直接联系。何康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他的领导张执一。吴石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是一个能够接触高级机密的军事行家。吴石的动作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领导张执一，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何遂与何康作陪。这不是一般的会见和宴请，其意味着吴石与共产党正式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也意味着吴石正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吴石由张执一单线联系，何康是联络人。对从小看着长大的何康，吴石是放心的。何遂确实发挥了一次桥梁作用，对此张执一写道：“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何遂)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
何遂于1947年农历三月初十，在南京普陀路4号寓所庆祝了自己的60华诞。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邵力子等亲临致贺，侯宝林、郭启儒等著名艺人也给绿茵草坪上的客人们带来阵阵欢笑。何遂回顾往事，展望前程，满心得意和快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年8月，何遂心脏病发作，来势甚猛。病名为“心冠动脉血栓症”，就是心脏的两条冠状动脉堵住了一条，这种病彼时死亡率极高。幸喜病发后及时送往中央医院，由著名心脏科专家戚寿南医师为他主诊，用了大量进口特效药，加上他身体素质好，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因父亲病危，何遂的子女都集中到他身边。9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在锦江饭店召集何家三兄弟布置工作，向他们讲述了形势的有利发展，要求他们运用父亲和缪秋杰的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孤立蒋介石集团。决定以缪秋杰与何遂合资办企业的名义，由何康出面开展经济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宋庆龄先生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解放区争取到的一批物资。这批物资主要是西药，包括盘尼西林、链霉素、血浆、消炎片及x光机等战地用品，有数百箱之多，因内战爆发，滞留上海，存于四行仓库。办一个公司，便于“消化”这些重要物资。领导要求进一步发挥何遂、缪秋杰的掩护作用，命三人立即切断与进步团体的一切联系。刘晓问，已经通知住在南京何家的同志离开，是不是已经走了?何康回答：“已经走了。”(此处指张登等同志，即沙文汉)他们让何世平仍回台湾工作。
当时兄弟三人议论，认为领导希望父亲和缪伯伯在“战略”位置上多发挥作用，因此要更注意隐蔽。此时，何遂的朋友，时任天津港务局局长的邢契莘想在南京设一个点，有意购买何遂在普陀路的房子。三人研究，卖掉南京的房子，父母举家迁居上海与何康同住，这对掩护何康开展经济工作十分有利。便商诸父母，何遂夫妇很高兴地同意了。
何遂一家迁居上海住在哪里呢?这就得益于缪秋杰(何遂挚友、亲家)和他的长女缪希霞(何康之妻)了。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西式小楼，业主是汉奸，抗战后被关在监狱里，房子作为“逆产”，成为盐务系统的高级招待所。缪希霞找了中统安插在盐务系统的要员杨隆沪，杨便做了顺水人情，把房子定为缪总办莅沪寓所，由缪的亲家和女儿住了。这幢楼房，建筑考究，四面围墙，院中一侧还有平房，地点远离闹市，十分幽静，它实际成为共产党的一处秘密机关；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中共上海局的高层领导人都在此住过。
听组织安排竞选“立委”
根据1946年末“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1948年1月要进行立法委员的全民直接选举。立法委员相当于西方的议员，当选立法委员也就成为即将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的“国大代表”。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何遂思想有了变化。他感到自己已经当了17年立法委员，而且长期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现在大病初愈，何苦为当这个“官”再去竞选?他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和他作了长谈，希望他在两种国家命运的决战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多做贡献。这次竞选，不是为了做国民党的高官，而是为了更好的替人民解放做事。何遂的积极性上来了，决定抱病竞选，他拿出三成卖房的钱作为经费。张执一指示何康，由瑞明企业公司(共产党的资产)拨出一笔经费支持何遂竞选，并让何世庸主持其事，叮嘱何世庸要“尽力选上”。何世庸此时在南京盐务总局任职，缪秋杰立即调他到广东专管莺歌海盐田的开发，何世庸利用调职之机，做了何遂的“竞选办公室主任”。 何遂是福建人，选区安排在福建。由于行动迟缓，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赖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已经预作部署，所以比较被动。何遂在赴闽前专门去拜访了陈立夫，陈立夫当场为何遂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要求他们帮助何遂竞选。
陈立夫的信，打乱了赖琏预先的安排，也让愿意帮助何遂的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何遂辛亥时期在广西的战友刘建藩的胞弟)找到了借口，加上省议长丁超五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全力支持，竞选的形势大变。何遂祖籍福清县，何氏宗族势力很大，港头镇一带大部分姓何，那里是何遂的票仓。可是，县里有位豪绅郑某，也参加竞选，他肯定选不上，但不仅分散选票，而且干扰进程。何世庸送给他4000元，请他退出，他不干。何正发愁，平潭岛一个姓林的黑社会头子(此人是个恶霸，当过土匪)找上门来说，你老爹对我有恩，有什么难处只管说。何世庸就说郑某不肯退出，我没那么多钱给他。姓林的立即对郑某提出了“土匪式”的警告，郑某乖乖地退出了竞选。刘建绪把这个县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找了去，亲自关照了一下，打通了关口。于是，何氏宗亲总动员，投票前已将每一个投票站的管理人，每一个投票箱的监督人，全部换成了姓何的。3月21日正式投票，白天有人组织投票，到了晚上，管理人就变成把大批填好的选票塞进票箱的“投票人”。选举结果，何遂在福清一县得票近18万张，福州得票也不少，总之，高票当选“首届民选立法委员”，同时也成了当然的“行宪国大代表”。
支持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激化蒋桂矛盾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迅速崩溃是和它内在的深刻矛盾分不开的，蒋介石从来都没有实现过所谓的军政统一，在大大小小各式矛盾中，“蒋桂之争”贯彻始终，到后期，更成为主要矛盾。1048年3月至5月，蒋介石为给独裁统治抹上一层“民主”色彩，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总统归蒋没有悬念，只有居正作为配搭参加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内定孙科，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程潜、莫德惠。桂系首脑李宗仁在美国人暗示下毅然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面劝李退出，被李拒绝，蒋大为恼火，也使这一幕变得分外热闹。
何遂与桂系的关系非同一般。何遂1909年从保定陆大二期毕业后，就和一批革命党人进入广西，担任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教官。他是同盟会广西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广西同盟会下设一个“军事指针社”，以陆军小学为工作重点，何遂为负责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当时都是该社的常客；李宗仁是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李、白、黄与何遂的友谊从那时开始。抗战时期，何遂长期兼任军委会桂林行营总顾问、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奔走于重庆与广西之间。不仅如此，何遂与桂系的关系还有更深的“经济因素”。1939年12月，国民党元老谢持状告川康盐务局局长缪秋杰滥用职权、滥用公款，缪被免职。何遂即向李、白力荐缪为干才，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蒋介石，保荐缪秋杰出任粤、桂、湘、浙、赣、闽六省盐务特派员。蒋以这六省在桂林行营辖区(白崇禧是桂林行营主任)，事关军务，便同意了。缪上任前，化名商人黄楚卿，冒险潜入上海，利用租界和他曾任两淮盐运使的身份，居然把存放于淮南东台、上海、淮北各地以及松江盐区的大批尚未被日寇控制的存盐，抢运回了大后方。“食盐”和粮食一样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它是一个“政治商品”，一旦发生盐荒，必定军心动乱，社会不稳，故食盐例行“专卖”。此时，宋子文建议，与其“楚才晋用”，不如中央自用。1940年4月，国民政府罢免了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的职务，任命江南六省盐务特派员缪秋杰接任总办。由于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缪从被免职到升任总办不足四月。缪上任后，投桃报李，在食盐专卖配额等方面着力关照桂系防区(食盐专卖价格与市场实际价格相去甚远)，这成为桂系的重要财源。1940年末，李宗仁、白崇禧一次送给何遂5万元现款，这应该不仅是“补贴老师家用之困”这样温馨的理由。
何遂参加了1948年3月末在南京举行的“行宪国民大会”，重头戏是4月19日开始的总统和副总统竞选。副总统的竞选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前后共进行了四次投票，其间还出现了程潜、李宗仁联手放弃竞选，孙科也被迫放弃竞选的局面。蒋介石无奈，只得表面妥协，劝回三位主角，把戏唱下去。最终，4月29日第四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何遂是极力支持李宗仁的，他和黄绍竑等推波助澜，卖了不少力气。
据李宗仁从蒋介石扈从卫士那里听说的情况，蒋介石在官邸听副总统选举唱名选票的广播，“当广播员报告我(李宗仁)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竞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可见，此事加剧了蒋桂矛盾，对蒋介石是个打击。
三访白崇禧劝桂系认清形势
1948年夏，张执一让何康找妹妹何嘉谈话，说党组织有意派她到台湾去工作，征求她本人意见。何嘉当时不满22岁，是复旦大学社会系的学生。她当时虽尚未入党，却是一个纯真、一心憧憬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她当即表示同意。不久，经组织安排，何嘉以患肺病为由，办理了休学手续，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组织对她的要求是，不得与任何人联系。直到这年末的圣诞节，内心焦灼的何嘉，才等来嫂嫂缪希霞。缪向她讲了形势，告诉她台湾方面已另外派人去了，她将另有任务。次日，缪带何嘉到香港摩利臣山道见了张执一。“胖公”(张执一较胖，身边同志有此尊称)亲切地问了她的近况，何表示了要求投入战斗的急切心情。不久，由邓裕民做介绍人，何嘉入党了。她接受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陪父亲到武汉去见“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
何遂是中共党组织特地从上海请到香港来的，具体任务是刘晓和张执一当面向他交代的。随行者何嘉的任务是刘晓、张执一让邓裕民布置的，写在一张纸上，让何嘉反复记诵，背下来之后，把纸烧掉了。留在何嘉记忆里的只有两点：一是劝白崇禧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为老蒋拼光了“家底”；二是劝白不要在长江以北与共军作战，应收缩主力，必要时向湘桂转移，给部队留条后路。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蒋介石嫡系精锐丧失殆尽，傅作义集团放弃抵抗，桂系军事集团被推上第一线。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在武汉发出“亥电”，打出“和谈”旗号，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并于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此时，长江以北还有部分城市仍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比如战略要地安庆易守难攻，守军即为桂系大将夏威(时任安徽省主席)麾下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吴中坚部。了解了这样一些背景，就可以看出，1949年1月末，何遂赴武汉见白崇禧，是具有明显的战略性、针对性目的的。
上面交代的基本任务，何遂能明白无误地向白崇禧表达并进行劝说吗?回答是可以。何遂不仅和桂系关系很深，而且和白崇禧私交甚好。何遂欣赏白的才干，1940年日寇占领了昆仑关，“桂南战役”前期，是由白崇禧指挥的，总顾问何遂、参谋处处长吴石都住在迁江前线指挥部。昆仑关大捷是抗战史上第一次攻坚战胜利，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战成名，白崇禧是有功的。但蒋介石抓住日寇增兵再次占领昆仑关，把白崇禧免职(让张发奎顶替)，何遂大为不平。何遂40年代初画了一张巨幅老虎图送给白崇禧，并附词一首，谨录于下：
《望海潮》画虎题赠白健生将军
昂头风起，传声谷应，山君一怒凭临。家国播迁，乾坤板荡，寇氛可叹凌侵。城郭正秋深。看孔明台峻，虎旅如林。人倚长城，龙今不卧虎成擒。年来墨突难黔。抚萧疏短鬓，花好羞簪。西走赵并(指古并州——作者注)，南临楚越，算公是我知音。神剑肯空吟。况欢同鱼水，谊比苔岑。并力澄清天下，大斗为公斟。
词中以“知音”、“欢同鱼水，谊比苔岑”来表达他们的友谊。
这里不妨说个小笑话。有一次，桂林行营主要官员赴渝开会，出发时所有人都到了，飞机起飞的时间也到了，就缺何遂。有人等得不耐烦，提议走吧。白崇禧笑着用桂林腔说：“莫急，莫急。叙甫先生已经画完最后一条老虎腿了，这就到，这就到。”在一片笑声中，何遂也赶到了。
何遂与白崇禧是可以关起门推心置腹谈话的老朋友。
何遂与何嘉1949年1月底从香港启程，经广州到汉口，住在湖北省盐务局局长杨隆沪的家里。他们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次到“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拜会了总司令白崇禧。第一次去时白正卧病在床，何介绍了女儿，白很客气，请何嘉坐在卧室外面的客厅里休息，他与何遂就在自己的卧室里谈话。令何嘉惊异的是，前后三次，只有她一个人呆在室外的客厅里，没有白的任何一个警卫、文秘人员或侍者出现过。他们两人长谈的内容谁也不知道。
何遂每次回到住处，都要向女儿“汇报”一番。何嘉感到，他们的关系变了，不仅是父女，而且是为同一个目标共生死的战友。岁月悠悠，何嘉的记忆模糊了；只有当年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点痕迹：何遂毫不留情地揭露蒋介石假“和谈”、假“引退”的面目，说老蒋把你们推到前台和共产党血拼，他最想看到的，不是你们打败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怎么把你们吃掉，劝白要“保存实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何遂说：“‘划江而治’是做梦，换一个位置你们肯住手吗?”何遂甚至为桂系军队最后的出路作了设想。他说：“老蒋不会让你们往四川撤的，还是回老家吧!实在无路可走，还可以到越南，保大和法国鬼子不一定是你们的对手。即便队伍散了，小弟兄在家乡讨口饭吃，也比在外乡容易啊!”
何遂完成任务，又与何嘉同到南京，参加“国大”的会议。这期间，他还主动(不是共产党布置的任务)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劝李不要存“划江而治”的幻想，把和谈的底线降低，采取更灵活的姿态，和共产党真诚和谈息兵，避免继续生灵涂炭，给国家留点元气。何遂父女回到上海已是3月了。张执一特地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何康、何嘉作陪。“胖公”对“何老伯”(张执一一直尊称何遂为何老伯)大加称赞。
冒险赴台续谋大计
1949年4月，何嘉奉命到杭州请父亲，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先赴广州后转台湾工作。4月下旬，何遂父女与吴石、吴石的副官聂曦同机飞往广州。当时国民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一切都混乱不堪。不多日，吴石到福州去了(他已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临行前，他将一包绝密军事情报交给何遂。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数量较大。何遂立即交给何世庸与何嘉，让他们设法送出。国民党的行政机构虽然半瘫痪，特务却很猖獗，尤其是通往香港的交通线，鹰鸷如云。何世庸借口送妻子回九龙娘家分娩，与何嘉一起，带着一儿一女和两个保姆，夹带着这批情报，安全到达香港。通过余秉熹交给了华南党组织在港负责人饶彰枫。
5月，余秉熹到广州来，说中央军委有位负责同志来到香港，要看华南地区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主要是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地区的地图和华南几个大城市的市内交通图。何遂与何世庸想了很多办法，终于从国防部一个参谋那里弄到这些地图。何世庸让何嘉送到香港去。何嘉用牛皮纸把地图卷成一个卷，正为难地考虑如何躲过沿路鹰鸷的眼睛，听说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尚在广州，而且正要飞往香港公干，便找到这位精干的中年军官，托他把牛皮纸卷送到何世庸的岳父家，纸卷上写明了地址与何遂亲启。聂曦(他去台湾后还到香港送过两次情报，牺牲得很英勇，至今没有一个烈士的名分)痛快地答应了。当何嘉乘火车赶往九龙李朗如家时，牛皮纸卷已送到了，何嘉迅即交给了余秉熹。
6月，何遂、何嘉去了台湾。他们先到台北，见到了何遂的胞妹何璋生。何遂积极地做了争取妹夫马德建和乃兄马伯良(原上海江南造船厂厂长)的工作。马德建20世纪30年代初是电通影业公司的老板，投资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早期进步电影，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一页。在台，他是一个兵工厂的厂长，少将军衔，他接受了内兄的一些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马德建夫妇回大陆定居，受到政府欢迎并给予安置，马不幸死于唐山大地震)。
何遂带着女儿到高雄去看望了妻子陈坤立和何世平一家。何世平遵照组织指示已经在台湾工作三年了，陈坤立来台和次子同住也有一年多了。何世平一直在台中、台南盐务系统“潜伏”，1947年、1948年，张执一同志曾两次到台南来听取何世平的汇报并布置工作。何世平是根据张执一的指示，设法调到高雄一家盐场当厂长的。何世平经考察得出一个结论：沿海凡建有盐田和盐场的地方，都是适宜军队登陆的地方。何世平讲了一个新情况：6月，香港报纸登出接管上海军管会干部的名单中，有何康的名字，何康是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这个信息已经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事们私下已有议论，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何世平还获知，何世庸已撤至香港，准备参加接管广州的工作。因此，何家人要在台湾工作是越来越危险了。
8月，何遂、何嘉再次到台北。吴石将军已于福州解放前夕飞来台北，就任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这期间，何遂与吴石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在明知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吴石毅然决定甘冒斧钺，以更秘密的方式为共产党工作，并亲自去接上关系，他却催何遂一家快走。9月1日，何嘉陪同母亲陈坤立与长兄何世平全家在基隆乘秋瑾号轮驶往即将解放的广州，再转香港。何遂则于9月初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飞机票，并亲自送他上了飞机。关于何遂离开台湾的情形，吴石的长子吴韶成在《五十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挥泪忆和父亲走过的岁月》一文中，有如下叙述：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1949年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吴石于9月和10月初两次到香港，在何嘉协助下，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领导人万景光接上了关系。
1949年12月末，经党组织安排，何嘉陪同父母乘一艘英国轮船从香港抵青岛，转陆路经济南回到上海。当天，刘晓带着多位领导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了何遂夫妇。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