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作者审视了跨国公司如何利用反倾销法自身固有的缺陷和漏洞来作为排挤市场中新成员和加强其垄断地位的武器。同以前的某些工业化国家相比，尽管中国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被更加广泛地分享，但是中国仍然成为世界范围内反倾销活动的头号目标，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新兴且效率相对较高的市场竞争者；中国的发展速度、部分发展模式和贸易结构也使其在反倾销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
【机 构】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高级经济事务官外交部拉美司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审视了跨国公司如何利用反倾销法自身固有的缺陷和漏洞来作为排挤市场中新成员和加强其垄断地位的武器。同以前的某些工业化国家相比，尽管中国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被更加广泛地分享，但是中国仍然成为世界范围内反倾销活动的头号目标，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新兴且效率相对较高的市场竞争者；中国的发展速度、部分发展模式和贸易结构也使其在反倾销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他文献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派就已经诞生并开始不断发展了，但学界对其关注甚少。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界开始关注英国学派，并对其独特的理论内容、研究方法和发展历史等进行了有价值的系统研究。由于巴瑞·布赞提出系统重塑英国学派的主张，其被公认为英国学派新的领军人物。文章在阐述巴瑞·布赞重塑英国学派观点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英国学派理论发展上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并简要阐述了巴瑞·布赞重塑英国学派的深层意义。
目前，有两种观察国际体系的视角，一种是威斯特伐利亚视角，认为全球化并未使体系发生面向新体系的本质变革，变化是形式上的，主要是体系构成单位内部发生的变化，而且仅仅是权力分配结构同质性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另一种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视角，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历史性变迁导致其转型，即在全球化作用下，世界已经开始从基于军力和单边行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逐渐转向多边合作共治和自主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全球社会的早期状态。这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悖论：关国超强霸权的指向与全球化所代表的历史大趋势。前一种趋势给中关关系带来了两重性，遏制与围
中国外交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认识必须参考他者认识，内向思考与外向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合乎客观的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具体体现为关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安全目标和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国家利益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作为一种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种价值选择，它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客观环境、自身国力的主观判断。
当中国由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演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时，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经历了许多变化。以1989年为分界点，作者考察了该领域在中国国际政治角色变换这一背景下新的研究议程。新的研究议程包括国内因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多边外交以及台湾问题等。作者指出，尽管新的研究议程已经出现，但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内在的延续性表明了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学科中去的潜在价值。
美国既是国家体系中的行为体，也是文中所分析的美国帝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日本深深地置身于美国的帝国体系之中，而且以不同的方式与美国和美国的帝国体系联系在一起。日本始终坚持国家经济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而中国遵循着国际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日本和中国的均势正在转变，政治群体使具有渗透性的亚洲也明确地依赖于美国帝国体系中。笔者认为，亚洲仍继续是一个在美国帝国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渗透性地区，中日之间日益强化的竞争状态为关国的帝国体系提供了政治基础。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发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而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张扬了工具理性，当前建构主义体现了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的实践理性。总体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是和理性主义的丰富与完善密切相关的。
作者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中国“和平崛起”的良好战略理念是否正在得到充分地执行。关于如何有效地实施该战略，有3个问题横亘其中：中日关系、中国台湾问题及对台政策给“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国际含义，中国在对构建什么样的国际社会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上述问题（尤其中日关系的恶化）给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带来极大的好处。中国所奉行连贯一致的“和平崛起”战略将提高其对大国地位的要求，这一战略不仅使中国在所处的地区拥有一个良好的位置，而且还给予中国强有力和相对安全的优势去应对美国。
2006年3月25～26日，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邮科技大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等单位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谐世界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和作用”两个问题展开，与会者还对构建和谐
作为维持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外交始终受到英国学派学者的重视。英国学派认为，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外交体系。外交不仅是国际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4代英国学派学者对外交的各种实践和惯例做出不懈探索，推动了外交思想研究（含义、地位、功能等）不断向前发展。
日本思想界与实务界都重视新近有关“中国崛起”的说法。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探究了“中国崛起”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获得理解，指出虽然日本思想流派纷杂，却因为日本在面对近代化的欧美时，向来是以东亚作为其现身的身份，所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思想界自我认识的关键，如何规范中国在东亚的位置将影响日本面对欧美的现身策略。即使日本思想界在本体论上赋予中国某种东亚性质，但实际上并不能决定日本面对中国的政策。在日本思想界既有的亚洲论述以及有关中国东亚性质的语境中，极少有由中国单独面对西方的理论主张，可是“中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