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香港,上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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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2点,香港旺角的西洋菜街进入一天中最人声鼎沸的时段,街两旁旧式住宅“唐楼”内的住户不得不紧闭窗户。一条人龙正从路边蜿蜒向位于街道中心的百宝利大厦。队伍穿过不过一米宽的大厦入口,静候在电梯前。他们都准备坐电梯到楼上去“逛街”。
  每当有人从百宝利门前经过,站在入口附近发传单的人便眼疾手快地递过印着百宝利“楼上铺”介绍的广告传单,语速飞快又热情地用广东话重复着:“欢迎上去看看喔,楼上新到很多款。”
  无限循环的连锁电器店、药房、连锁化妆品店和国际奢侈店,这就是如今香港大部分商业街的样子。道路两旁的临街商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非大牌的身影,这让香港的街景正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但和越来越国际化的临街商铺形成对比的是,香港的小型创业者开始更多地选择把店铺开在大厦的楼上。“楼上铺”这种业态开始流行起来,这里呈现出的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的香港。
  这些楼上铺大多开在旧式写字楼、工业大厦的2楼以上或者阁楼里,租金一般只有同一地区临街商铺的一半甚至更低。因为需求集中,楼上铺在旺角、尖沙咀、铜锣湾和中环等商业旺区的规模最为庞大。它们的经营范围也五花八门,从摄影器材店、烘焙教室、服装店到中医跌打馆。


  实际上,楼上铺在香港并不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事物。1960年代香港的手工业开始起飞,一些家庭经营的中式裁缝店都喜欢把店铺开在楼上。楼上铺开始大规模出现则是在2003年香港向内地城市开放了“香港个人游”之后。内地游客在为香港的零售业注入蓬勃消费力的同时,也推高了商铺的租金。根据美联物业(商铺)的统计,2003年后,楼上铺在旺角、尖沙咀、铜锣湾和中环等商业旺区每年的商铺租金平均涨幅高达30%至50%。
  和建于1984年的百宝利大厦一样,许多楼上铺原本都是用做写字楼用途的旧式商业大厦。由于个体经营者和创业者对价格相对低廉的商铺有需求,加之商铺的租金可以比办公室的租金高上一半—2012年整个旺角的办公室租金平均下来是每平方米200多港币,而商铺的租金可以达到每平方米300港币左右—业主一般都很有动力把原来的办公室改做商铺出租。
  而且对于创业者来说,这仍然是个可以接受的价格,尤其是同临街店铺的租金相比的话。2008年,黄国恩在百宝利的19层以6500港币租了一个22平方米的店面,开了自己的二手黑胶唱片店“老友记”。而在那时,楼下同样面积的临街商铺的月租已经接近7万港币了。20年前,黄国恩也曾经是个临街商铺业主,经营着一家CD店。但是2003年后不断高企的铺租让他不得不在二次创业时把店从1楼搬到了19楼。
  还好,即使是19楼,百宝利大厦所在的西洋菜街位于旺角中心,这里的商业氛围还是让黄国恩感到满意。虽然如今旺角已经不再像当年王家卫的电影《旺角卡门》里所展现的那样,满街都是层叠连绵的霓虹灯广告牌,但这里仍然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而且楼上铺比临街铺要安静一些,安静的环境可以让客人更好地分辨唱片的音质。”黄国恩说。
  这家隐匿于闹市之中的小铺简直就像一个中文黑胶唱片的博物馆,两排靠墙的大柜子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将近8000张唱片,按照歌手姓名和发行编号分类。最高峰时,黄国恩手里一度收藏过3万张黑胶唱片,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钟镇涛、区瑞强或者谭咏麟的老唱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张当年卖18港币的唱片,如今的售价是80港币左右。
  这些黑胶碟凝固了过去30年香港的旧时光,而愿意排长队等电梯来光顾“老友记”的顾客也绝大部分是奔着怀旧情结来的,他们大都是年龄大于35岁的男性发烧友。“听黑胶唱片需要调试机器,可能女性都不太喜欢做这样的事情。”黄国恩说。






  同样选择楼上铺作为自己创业起点的还有婚纱设计师卢薇。她的楼上铺CR Wedding Inspirations位于铜锣湾的裕景大厦6层。与旺角浓厚的市井气息不同,铜锣湾属于高档商业区。由于卢薇设计的婚纱针对的也是高端顾客,她选择了毗邻时代广场和连卡佛的裕景大厦。
  其实决定创业之后,卢薇不是没有想过租个临街商铺开店。“但是铜锣湾的临街商铺再小一个月也要5万至6万港币,如果合同一年一签,我至少要有近100万港币的现金流才够,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卢薇说。而现在位于6层的婚纱店每月租金只要1.3万港币。为了从这里开始做出自己的品牌,卢薇可花了不少心思。
  她发现许多新人现在都会前往海外举行婚礼。他们一般都不希望新娘的婚纱太繁复太沉重,那样不便于带上飞机。因此卢薇设计婚纱时都尽量用清爽简单的款式和造型,也比较容易获得这一类顾客的青睐。这个成功的定位帮助她打开了一个细分市场。
  但无论是做高端定制还是开小杂货店,所有楼上铺的经营者都要面临地理位置的缺陷带来的特殊问题—如何让人们知道店铺的存在。根据专门从事楼上铺地产中介服务的揾铺易公司统计,只有不到40%的香港楼上铺能够存活超过2年时间。
  宣传也是百宝利大厦一家手机配件店老板邓建业最头疼的事情。2011年,邓建业以每个月7000港币的租金在百宝利15层租了一个10平方米的店面卖手机配件。和许多楼上铺的经营者一样,他尝试过在西洋菜街放置易拉架广告牌来吸引顾客。
  但是邓建业很快发现了问题:采用这种方法宣传楼上铺的店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西洋菜街两旁见缝插针摆放的易拉架几乎形成了一道长长的屏风,完全挡住了人行道和车行道之间的视线。“如果要尽可能引起行人的注意,除非我租的易拉架足够多,可是一个易拉架每天的租金就要60港币,哪怕只租一个每月也要花1800港币。”邓建业觉得这个价格对于小本经营者而言太贵了。   所以,楼上铺店主们学会了“抱团”做广告。印发传单也是楼上铺店主们常用的方法,但聘请一个发传单的人需要支付30港币的时薪,通常每次至少要4小时以上。为了尽量节省费用并达到宣传效果,同一层的几家楼上铺常常会凑钱印制一份传单,然后分摊发传单的人工费。“我还会把9折优惠券放到别家楼上铺里,顾客在那里买了东西之后可以得到这张优惠券,总之要多想想怎么做才可以吸引客流。”邓建业说。
  不过卢薇认为无论是易拉架、发传单还是优惠券都无法获得她想要的那些顾客。由于婚纱订制的顾客群体集中而且特殊,因此建立Facebook主页似乎更有效。不过这不意味着卢薇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营销费用。为了让页面的内容更丰富也更直观,每个月卢薇都要请一位模特儿穿上新设计的婚纱拍摄宣传照,并更新到Facebook相册里。而一位模特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100港币,每次的拍摄时间通常在7小时左右。
  “楼上铺店主平均都会拿租金的20%作为广告宣传预算,这就是省下租金的代价。即使做了广告,大部分的楼上铺都要经过大约半年才能建立稳定的顾客资源。”揾铺易的经纪吴达华说。
  “老友记”的黄国恩则完全放弃了做广告。实际上,黄国恩过去也曾试过易拉架广告,但经常被小贩管理队没收,想要取回还需要登记,几次之后他决定省下这些反复登记的时间。由于对电脑一窍不通,黄国恩也没有为“老友记”建立Facebook主页。但是由于黄国恩的店在黑胶唱片的发烧友圈子里已经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他现在得以依靠口碑来获得新的顾客。


  一边为二手黑胶唱片机换上新电容,一边黄国恩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一个在网上看到发烧友介绍“老友记”的男人打来询问这家唱片店的具体位置。百宝利大厦狭窄的入口太不显眼,夹在“莎莎”的两个店面之间,并不好找。放下电话10分钟后,对方提着一张发霉的黑胶唱片推开店门。走到楼下打电话询问位置,这是所有楼上铺迎来新顾客的必经流程。
  不过,即便舍得花钱做广告,也难逃大品牌的夹击。邓建业仍然记得他在22层的一位旧邻居。那间楼上铺原本做的是电视机生意,但是由于店主缺乏经验,把印有商品价格的易拉架放到楼下后,附近的电器连锁店“丰泽”和“百老汇”得知店内同一型号的电视机价格比它们那儿的更低,便向厂商进行了投诉。很快,这家楼上铺由于失去了货源而不得不关门。
  即使淘汰率如此高,楼上铺的中介市场却依旧火爆,仅旺角一带,类似揾铺易这样专门从事楼上铺中介服务的公司就有10家。揾铺易一个月最多可以做成五单生意,而他们的经纪人团队只有包括吴达华在内的4人。
  随着楼上铺租赁的日渐发达,许多像中原地产和美联物业(商铺)这样的香港大型地产中介公司也开始涉及这些业务。“这5年来,楼上铺在工商铺整体成交数量中占的比例从5%上升到了15%,需求的增加也促使我们分配了更多的员工负责楼上铺租赁业务。”美联旺铺董事卢展豪说。
  没有大中介公司的资源,为了争取更多业务,更像散兵游勇的吴达华需要定期和老客户联络感情。他的策略和楼上铺吸引客人的方法一样:依靠老客户的口碑带来新客源。
  吴达华这天来到百宝利大厦20层的一家内衣店,店主Eddy和Annie与吴达华相识6年,是他最早的几个客户之一。不过这天两人都碰巧并不在店中,只有Annie的母亲在店内照看生意。隔着一张收银台,他们很快就熟络地聊了起来,话题从刚刚被炒的小店员怎样不负责任,到家中的长辈如何担忧恋爱多年的Eddy和Annie不知何时才会决定结婚。
  开发商也看到了楼上铺的商机。许多香港的房地产商已经开始修建专为楼上铺设计的商用大楼。而楼上铺也逐渐成为香港的新特色—千篇一律的香港街头让人厌倦,即使是内地游客也开始试图发掘名牌以外的香港,而无论是黄国恩、邓建业还是卢薇,他们都发现摸上门来的内地游客越来越多。
  黄国恩已经开始担心楼上铺的繁荣会导致业主涨租。他预计2013年7月约满之后,租金将会上涨40%,“我卖的是旧东西,不可能加价40%卖出去。要如何开源维持店铺生意,我正在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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