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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在经历了近几年的政局波动后，逐渐迎来了较平稳的局面。埃及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政治平稳过渡，并努力恢复经济发展。《经济》记者近日专访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经济商务处全权商务公使艾伊曼·阿里·奥斯曼博士，他就埃及当前的国内政局走势、埃及内部投资激励机制以及融资途径进行了分析。
《经济》：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政治风险是需要考虑的最根本因素。埃及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稳步推进政治过渡路线图计划，并争取恢复经济增长？
奥斯曼：埃及的动荡局面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三年，不可否认，国家内部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但是可以确切地说，整体局面得到良好控制。现在的埃及足够安全，对国内外投资者而言都是可靠的。
我们通过组建宪法委员会、宪法公投、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4个步骤逐渐实现政治上的过渡。经济革新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战略：大力平稳经济的措施、一揽子惠民福利计划、对贫困人群利好的经济发展策略、机构和法制改革以及结构性发展中期计划。这个结构性发展中期计划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完成某一目标。比如埃及的经济改革，其目标之一是通过四年时间，把预算赤字从2012年的14%降低到2015年的9%，从2012年到2013年降低1.5个百分点，2013年到2014年降低2.5个百分点，2014年到2015年降低1个百分点。
埃及投资部最近还发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激励机制来保障投资的顺利进行，这些措施对所有的投资者来说都同等有效。所有这些计划、措施，都是为了确保投资环境的健康有序。
《经济》：中小企业和私人公司是埃及市场的主要组成，而且政府层面也鼓励这些经营者的发展。那么，对于国外的中小投资者，埃及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奥斯曼：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鉴于中小企业、私企对于埃及市场的重要性，我们的确有很多激励其投资的优惠措施和便利机制。埃及政府鼓励一切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出口产品到海外去，投放到不同的市场中去。
对于到埃及的投资者，我们有不少优惠政策。比如说关税，到埃及投资，如果投资所需原材料来自海外，那么根据现有政策，很多材料是完全免除关税的。这就是一个颇为诱人的激励政策。此外，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内，也有不少针对中小企业的便利投资措施。但是，这不代表大型企业就不重要。事实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内最大的两个投资项目均来自中国，排名第一的是巨石集团，生产玻璃纤维；第二是TEDA集团，总投资额已经超过4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巨石集团的玻璃纤维恰恰得益于埃及政府的投资政策，才得以广泛投放到非洲市场上，获利颇丰。
《经济》：埃及存在自由区、工业区和经济特区，而且每个区域都存在各自不同的优惠政策。作为一名投资者，如何去判断哪个区域更适合其投资呢？
奥斯曼：取决于投资项目是什么，因为这些经济区的设立是根据不同行业和领域设立的，所以是需要投资者自己做出选择的。我们保证，所有的优惠政策是平等的给予一切投资者的，不管你是埃及的还是中国的，绝不会存在歧视政策。只有一种例外：进口限额。比如，投资者要在埃及设立分公司，而埃及法律明确规定分公司用于生产的原材料至少有51%来自埃及国内，不多于49%的来自海外。当然，这也是以合理合法为前提的。抛开埃及與中国的双边合作协议不说，非歧视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原则性规定，作为该组织的一员，埃及一定会严格遵守各项贸易规则。此外，这种非歧视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免除不同规模国外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经济》：埃及最希望外来投资者在哪些产业或领域进行投资开发呢？
奥斯曼：很多领域都希望获得投资，更倾向于建筑行业、高科技领域、能源领域等，尤其是安全清洁的太阳能领域。8月初，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出席塞西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埃及工业和贸易部部长阿卜杜·努尔先生就表示，希望两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如太阳能领域加强合作发展。可以说，这是埃及希望在太阳能领域大力引进外资的一个信号。只是，目前看来，这种合作还处在发展中，属于两国间商贸上的合作，还没有政府层面上的、官方的合作协议。埃及很乐意开展这样的合作，现在主要取决于中国一方，我们更期待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的企业到埃及去投资。而现在，双方也在逐步磋商，先是在北京会面，以后可能会在开罗。
《经济》：不少观点认为埃及的融资市场不够开放，您怎么看这个现象？那么，中小企业投资者如何在埃及获得融资取得长远发展呢？
奥斯曼：实际上，融资难是对埃及投资的错误印象。确切地说，埃及具有精细的融资制度，而且很大程度是由政府支持主导的，比如埃及国内的银行提供诸多措施，对外国投资者是开放的。除此之外，“摩根项目”是融资方面的典型。这个项目是由埃及政府单方面和摩根财团设立的，主要用于帮助前往埃及的海外投资者。此外，埃及和中国之间也存在不少合作性质的融资工具，比如国家发展银行。所有这些项目、工具，都有助于企业融资，而且不难获得，除非一些国内禁止性限制和国际惯例。
《经济》：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政治风险是需要考虑的最根本因素。埃及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稳步推进政治过渡路线图计划，并争取恢复经济增长？
奥斯曼：埃及的动荡局面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三年，不可否认，国家内部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但是可以确切地说，整体局面得到良好控制。现在的埃及足够安全，对国内外投资者而言都是可靠的。
我们通过组建宪法委员会、宪法公投、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4个步骤逐渐实现政治上的过渡。经济革新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战略：大力平稳经济的措施、一揽子惠民福利计划、对贫困人群利好的经济发展策略、机构和法制改革以及结构性发展中期计划。这个结构性发展中期计划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完成某一目标。比如埃及的经济改革，其目标之一是通过四年时间，把预算赤字从2012年的14%降低到2015年的9%，从2012年到2013年降低1.5个百分点，2013年到2014年降低2.5个百分点，2014年到2015年降低1个百分点。
埃及投资部最近还发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激励机制来保障投资的顺利进行，这些措施对所有的投资者来说都同等有效。所有这些计划、措施，都是为了确保投资环境的健康有序。
《经济》：中小企业和私人公司是埃及市场的主要组成，而且政府层面也鼓励这些经营者的发展。那么，对于国外的中小投资者，埃及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奥斯曼：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鉴于中小企业、私企对于埃及市场的重要性，我们的确有很多激励其投资的优惠措施和便利机制。埃及政府鼓励一切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出口产品到海外去，投放到不同的市场中去。
对于到埃及的投资者，我们有不少优惠政策。比如说关税，到埃及投资，如果投资所需原材料来自海外，那么根据现有政策，很多材料是完全免除关税的。这就是一个颇为诱人的激励政策。此外，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内，也有不少针对中小企业的便利投资措施。但是，这不代表大型企业就不重要。事实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内最大的两个投资项目均来自中国，排名第一的是巨石集团，生产玻璃纤维；第二是TEDA集团，总投资额已经超过4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巨石集团的玻璃纤维恰恰得益于埃及政府的投资政策，才得以广泛投放到非洲市场上，获利颇丰。
《经济》：埃及存在自由区、工业区和经济特区，而且每个区域都存在各自不同的优惠政策。作为一名投资者，如何去判断哪个区域更适合其投资呢？
奥斯曼：取决于投资项目是什么，因为这些经济区的设立是根据不同行业和领域设立的，所以是需要投资者自己做出选择的。我们保证，所有的优惠政策是平等的给予一切投资者的，不管你是埃及的还是中国的，绝不会存在歧视政策。只有一种例外：进口限额。比如，投资者要在埃及设立分公司，而埃及法律明确规定分公司用于生产的原材料至少有51%来自埃及国内，不多于49%的来自海外。当然，这也是以合理合法为前提的。抛开埃及與中国的双边合作协议不说，非歧视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原则性规定，作为该组织的一员，埃及一定会严格遵守各项贸易规则。此外，这种非歧视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免除不同规模国外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经济》：埃及最希望外来投资者在哪些产业或领域进行投资开发呢？
奥斯曼：很多领域都希望获得投资，更倾向于建筑行业、高科技领域、能源领域等，尤其是安全清洁的太阳能领域。8月初，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出席塞西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埃及工业和贸易部部长阿卜杜·努尔先生就表示，希望两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如太阳能领域加强合作发展。可以说，这是埃及希望在太阳能领域大力引进外资的一个信号。只是，目前看来，这种合作还处在发展中，属于两国间商贸上的合作，还没有政府层面上的、官方的合作协议。埃及很乐意开展这样的合作，现在主要取决于中国一方，我们更期待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的企业到埃及去投资。而现在，双方也在逐步磋商，先是在北京会面，以后可能会在开罗。
《经济》：不少观点认为埃及的融资市场不够开放，您怎么看这个现象？那么，中小企业投资者如何在埃及获得融资取得长远发展呢？
奥斯曼：实际上，融资难是对埃及投资的错误印象。确切地说，埃及具有精细的融资制度，而且很大程度是由政府支持主导的，比如埃及国内的银行提供诸多措施，对外国投资者是开放的。除此之外，“摩根项目”是融资方面的典型。这个项目是由埃及政府单方面和摩根财团设立的，主要用于帮助前往埃及的海外投资者。此外，埃及和中国之间也存在不少合作性质的融资工具，比如国家发展银行。所有这些项目、工具，都有助于企业融资，而且不难获得，除非一些国内禁止性限制和国际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