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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半生缘》来分析张爱玲小说所要展现的上海的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化。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论述上海文化的市民性特征和张派的市民文学介绍；二是根据小说中人物性格和世界观进行市民分类，主要分成五个类型，总结每一类市民不同点和共同之处；三是结合《半生缘》的电影作品，分析在电影《半生缘》中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化的展现。
关键词：张爱玲；上海；市民意识；市民文化；半生缘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03
陈思和认为：“张爱玲使散失在都市里的民间文化碎片中心凝聚起来，再生出真正的现代性的都市生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描绘上海最为传神的作家之一就是张爱玲。在张爱玲的笔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她以现代市民中的一份子来看待都市，用她的天才之墨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市民的都市，生长的都市，家常的都市，真实的都市。文章从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半生缘》及其改编后的电影作品来分析张爱玲所要展现的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化。
一、张爱玲与上海市民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人中上海人是最独立，最自我，最特殊的一群，“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因此由上海人所创造的文化虽然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其文化却有着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鲜明个性。下面从上海文化的市民性特征和张派的市民文学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一）上海文化的市民性特征
一个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总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自然地域和历史因素。从自然原因来看，上海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临东海，南邻杭州湾，正当我国南北弧线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从历史因素来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的上海被迫开埠，形成“三界四方”的特殊城市格局。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上海文化在一个中西交汇的起点上提供了现成的背景和土壤。由自然地域和历史因素两方面的因素，海派文化在上海发展开来，在吸收传统文化（吴文化）的基础上，与开埠后传入的欧美文化相融合并逐步形成的独特的文学风格。
“上海是中国最大、最成熟的市民社会。不管怎样诠释上海文化，离开了‘市民’这个大前提，上海文化一定是空洞无物的。‘市民性’是上海文化的主色调。”在现在的中国，自北向南划分，最大的三个大都市就是北京、上海、广州。北京文化中最看重“官”，广州文化中最看重“商”，而位于中间的上海文化，最看重的则是“人”。上海文化的核心是“人”，是个体独立的“人”。 “人”本位是上海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现象。“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这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的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的不过火。”在上海文化中，有较多的自我性，较多的个性发扬和个性自由，以尊重个体存在、个体选择与个体发展。上海文化中充分的世俗化和实利化的倾向，说到底是市民心理，市民眼光的体现，是市民出自于自身需要所做的一种切合实际的文化选择。
（二）张派市民文学
张爱玲生活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催生了40年代的主流文学——抗战文学。上海沦陷以后，沦陷区的作家又在“乡土文学”的旗帜下，表现沦陷区人民的生存困境和挣扎。但是张爱玲却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市民文学之路，她不同于新感觉派的刘呐鸥、施蛰存等人，立足于表现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中的无奈和沉溺，而是选择在都市表层浮华的背景下，通过描写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小奸小坏的小市民，表现都市平凡人的生活，探索永久的人性主题。
张爱玲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侵染，《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都是她一生钟爱的文学读物和研究对象。她的作品不管是以家族为背景，还是以战争为背景，都着力于平凡男女心态的刻画，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再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欲状态，近乎残忍地暴露了人性演算、冷漠、自私、仇视等劣根性，在她的笔下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颠覆了。张爱玲关注的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寻找实际的人生。”胡兰成这样评价张爱玲，“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惊天。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得如同数学，它就是这样，不着逻辑，他的横绝四海，便像是数学一样理直，而她的艳亦像是数学一样无限。”张爱玲能够“对世俗生活的感性认同中又保持着独立的精神空间的存在。”她不光抓住了市民生活的细节，而且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特征——市民阶级的精神，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人生的“传奇性”，并以此直指人生的悲剧宿命。
二、小说《半生缘》的市民分类
市民文化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方面来说，有公共意识与参与意识，群体意识与互助意识，平等意识与自主意识，商品意识与市场意识，进取意识与创新意识等等，都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准则。就其消极落后性来说，一是小市民意识；主要表现为自私自利、损公利己；消极保守、不思进取；萎靡不振、庸俗低级；这是近代社会一部分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文化心态，来源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落后生产方式。这部分人在近代初期的上海占有相当比重。二是腐朽堕落意识，是近代城市中的一批失意军阀、政客、流氓无赖、纨绔子弟以致一批达官显贵特有的文化心态。本文根据小说《半生缘》中的人物性格和世界观的不同：将小说中的人物分成五类市民类型，分别是：进取派市民，唯利派市民，保守派市民，腐朽派市民和无根派市民。
（一）进取派市民
进取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是——顾曼桢和张豫瑾。曼桢的性格单纯而柔弱，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对于爱情的自主选择和执着精神都很好的体现出曼桢身上的自主意识。在那个动荡的乱世中，生计问题被迫切的摆在了她的面前，但是曼桢没有丝毫的退缩，担起生活的重担，一个人做好几份工作，晚上还去做家教，体现了曼桢身上的参与意识与进取意识。后来虽然为了自己的孩子与祝鸿才结婚，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同样也是自主意识与进取意识的体现。豫瑾同曼桢一样，也是单纯而善良的人，他真心喜欢曼桢，在各个时期总是尽其所能的帮助曼桢，体现出豫瑾身上的互助意识。同时豫瑾也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在故乡的一个小城里行医。小说中曼桢在与世钧说过：“有几个医生肯到那种苦地方去工作？他这种精神我觉得很可佩服。” “说起来好像有点傻气，我倒觉得这是他的好处。一个人要不是有点傻气，也不会跑到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办医院。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个地方很好的体现出来豫瑾的群体意识和进取意识，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他仍然选择去乡下行医救助一方百姓，是很有魄力和才干的。在曼桢和豫瑾的身上更多的体现了市民意识中积极的一面，包括自主意识，互助意识，参与意识，进取意识等。
（二）唯利派市民
唯利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顾曼璐和祝鸿才。曼璐首先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例如早些年她为了养家而出去做舞女。但是在她的性格中更多的沾染了一些市民意识中的反面意识，她自私自利，性格刚强而倔强，她是导致曼桢命运悲剧的主导者，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曼璐是可怜而可悲的，自己的初恋情人豫瑾爱上妹妹曼桢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让她感到自己生命中唯一美好的东西被人打破了。她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算计，冷酷而残忍的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她的性格已经发生了扭曲和裂变。曼桢出事以后，姐妹两人争吵，曼璐说道：“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和她相似的人物有祝鸿才，祝鸿才的性格特征是好色，贪婪，自私自利，庸俗低级。在面对曼桢的问题上，曼璐是为了保住自己在祝家的地位，而祝鸿才则是单纯的为了性的目的，更赤裸裸的体现人性中恶的一面。两人都表现出市民意识中反面意识，包括自私自利，萎靡不振，庸俗低级等。
（三）保守派市民
保守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沈世钧，许叔惠，翠芝。沈世钧的性格比较懦弱，虽受过新式教育，但在他的身上多次表现出了消极与保守。首先，面对爱情、面对事业，他都妥协于自己的家庭，不如曼桢执着而勇敢；其次，他还有点小心眼，豫瑾在曼桢家里暂住的时候，他经常吃醋，和曼桢闹出了很多不愉快；再次，家里知道曼桢姐姐是舞女的事情以后，他没有向家里积极争取，而是一味的委曲求全，认为曼桢有一个做舞女的姐姐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曼桢在小说中说道：“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两个人为了此事大吵了一架，感情上也受到剧烈的震动；最后，在曼桢出事以后他没有积极的寻找曼桢，而是听了别人的几句话加上自己的胡乱猜想，就放弃了曼桢，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沈世钧相似的人物有许叔惠和翠芝，许叔惠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份卑微，高攀不上翠芝，而翠芝则是迫于家庭和自身的局限，没有勇敢的踏出一步。两人都爱着彼此，但是都顾及到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最终都向现实和世俗做出了妥协。他们三个人面对爱情都表现的过于懦弱，不够勇敢，更多的表现出市民意识中消极保守的一面。
（四）腐朽派市民
腐朽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沈世钧的父母。沈世钧的父母身上表现出市民意识中浓厚的腐朽堕落意识，虽然他们自身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但是在面对世钧的婚事上还是讲究门当户对，身家清白等因素，当他们知道曼桢的姐姐是舞女以后，就极力的反对她和世钧的婚事，后来曼桢写给世钧的信也被她们偷偷烧掉。在他们身上显示出一批达官显贵特有的腐朽的文化心态。
（五）无根派市民
无根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顾家两姐妹的家人。顾家两姐妹的家人更多的表现出委曲求全，消极保守的市民意识，对亲情表现出冷漠的一面。当年曼璐的出嫁，以为嫁了一个有钱人就是天堂；曼桢出事以后，顾家妈妈也是一切听从曼璐的办法，没有切身的为曼桢考虑和给予帮助。他们一直在兵荒马乱的生活中，找不到可靠的依托，就像无根的浮萍一般。生存的矛盾，物欲的追求重重的压在身上，他们急于来解决现实生活的窘迫现状，以至于亲情及其他种种精神生活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六）五类市民性格的相互交织
小说中人物所表现出的市民意识有其自身突出的一面，同时也是和其他的市民性格相互交织，而不是只是单一展现。小说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兵荒马乱的生活中，他们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生存的矛盾，权利的争夺，物欲的追求，情感的纠葛都在困扰着他们。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或善，或恶的一面，不只是他们自身市民意识的一种体现，更是当时时代大背景下的无奈之举，是一种时代的悲剧。张爱玲悲悯的注视着他们卑微的生活，包容他们的纠缠于琐碎，感动于他们对于生存的不懈追求，欣赏他们的真实与单纯。张爱玲说过：“她只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追求的是一种人生安稳，而所谓的人生安稳便是一种与人性相关的东西，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的愿望，人生的现象是恒常的。
三、 电影《半生缘》中对市民意识的表现
关于电影和都市的密切联系，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梅尔曾经说，“在现在都市文化中的眼睛，即视觉感官获得了特别重视的位置。他甚至认为城市是被视觉官能特征化了的位置。电影能够成为20世纪的艺术，并对其他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早期批评家尘无曾专门著文探讨过“电影和都市”之间的关系。电影也是都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展现市民意识的一个途径。
电影《半生缘》中的市民意识和小说中的所要表现的市民意识是相同的，也是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展现。不同点在于：张爱玲是通过她华美的文笔来展现，而电影导演们则是通过电影手法和大银幕更加直观的展现在观众面前。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很多，但是真正能拍摄出其风韵的导演可谓是凤毛麟角，关锦鹏重意境，拍出了“华美”，许鞍华导演却拍出了“荒凉”。
第一，从演员的选择上来看：导演尊重原著小说中的描写刻画。吴倩莲饰演的顾曼桢，虽然算不上美女，但是她身上的那种低调，清淡，及眉宇之间的那股傲气正是像极了小说中的曼桢。而由黎明饰演的沈世钧可以说是本色出演，活脱脱一个真实的沈世钧出现在观众的面前。由梅艳芳的曼璐将那种风月场所中修炼多年的老辣传达的恰到好处，葛优饰演的祝鸿才，小说中形容其“笑起来像猫，不笑起来像老鼠”倒是也和葛优的长相有几分相似。在演员的选择上许鞍华导演是成功的，她选择的演员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小说中人物的影子，在他们的表演中也演绎出了小说中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市民意识。
第二，在选景方面：许鞍华导演力求为我们展现一个小说中的原版上海，符合小说中氛围和感觉。电影是“减”的艺术，在电影中导演只保留了叙述的主线，让观众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明了这个感伤的爱情故事。同时电影也是大门大众艺术，可以让更多的普通大众了解张爱玲及她所要展现的市民意识，以及更加直观的了解上海人和上海的市民文化。
四、结论
“消解崇高，以俗为本”，是通俗小说创作主体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态度，通俗小说的作家们都普遍持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态度。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观察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读懂我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张爱玲始终把自己置于一个普通上海人的位置上，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小说《半生缘》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市民意识是小说及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市民意识的体现，也是上海市民文化及市民意识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2]余秋雨.上海人[M].北京: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
[3]张登林.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M].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4]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M].张爱玲文集.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傅雷.张爱玲文集[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王俊虎.都市想象中的凄美叙事·论张爱玲小说的都市化写作[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1).
[7]向荣.日常化写作·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J].文艺评论,2002,(2).
[8]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9]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张爱玲；上海；市民意识；市民文化；半生缘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03
陈思和认为：“张爱玲使散失在都市里的民间文化碎片中心凝聚起来，再生出真正的现代性的都市生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描绘上海最为传神的作家之一就是张爱玲。在张爱玲的笔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她以现代市民中的一份子来看待都市，用她的天才之墨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市民的都市，生长的都市，家常的都市，真实的都市。文章从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半生缘》及其改编后的电影作品来分析张爱玲所要展现的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化。
一、张爱玲与上海市民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人中上海人是最独立，最自我，最特殊的一群，“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因此由上海人所创造的文化虽然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其文化却有着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鲜明个性。下面从上海文化的市民性特征和张派的市民文学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一）上海文化的市民性特征
一个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总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自然地域和历史因素。从自然原因来看，上海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临东海，南邻杭州湾，正当我国南北弧线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从历史因素来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的上海被迫开埠，形成“三界四方”的特殊城市格局。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上海文化在一个中西交汇的起点上提供了现成的背景和土壤。由自然地域和历史因素两方面的因素，海派文化在上海发展开来，在吸收传统文化（吴文化）的基础上，与开埠后传入的欧美文化相融合并逐步形成的独特的文学风格。
“上海是中国最大、最成熟的市民社会。不管怎样诠释上海文化，离开了‘市民’这个大前提，上海文化一定是空洞无物的。‘市民性’是上海文化的主色调。”在现在的中国，自北向南划分，最大的三个大都市就是北京、上海、广州。北京文化中最看重“官”，广州文化中最看重“商”，而位于中间的上海文化，最看重的则是“人”。上海文化的核心是“人”，是个体独立的“人”。 “人”本位是上海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现象。“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这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的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的不过火。”在上海文化中，有较多的自我性，较多的个性发扬和个性自由，以尊重个体存在、个体选择与个体发展。上海文化中充分的世俗化和实利化的倾向，说到底是市民心理，市民眼光的体现，是市民出自于自身需要所做的一种切合实际的文化选择。
（二）张派市民文学
张爱玲生活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催生了40年代的主流文学——抗战文学。上海沦陷以后，沦陷区的作家又在“乡土文学”的旗帜下，表现沦陷区人民的生存困境和挣扎。但是张爱玲却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市民文学之路，她不同于新感觉派的刘呐鸥、施蛰存等人，立足于表现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中的无奈和沉溺，而是选择在都市表层浮华的背景下，通过描写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小奸小坏的小市民，表现都市平凡人的生活，探索永久的人性主题。
张爱玲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侵染，《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都是她一生钟爱的文学读物和研究对象。她的作品不管是以家族为背景，还是以战争为背景，都着力于平凡男女心态的刻画，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再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欲状态，近乎残忍地暴露了人性演算、冷漠、自私、仇视等劣根性，在她的笔下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颠覆了。张爱玲关注的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寻找实际的人生。”胡兰成这样评价张爱玲，“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惊天。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得如同数学，它就是这样，不着逻辑，他的横绝四海，便像是数学一样理直，而她的艳亦像是数学一样无限。”张爱玲能够“对世俗生活的感性认同中又保持着独立的精神空间的存在。”她不光抓住了市民生活的细节，而且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特征——市民阶级的精神，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人生的“传奇性”，并以此直指人生的悲剧宿命。
二、小说《半生缘》的市民分类
市民文化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方面来说，有公共意识与参与意识，群体意识与互助意识，平等意识与自主意识，商品意识与市场意识，进取意识与创新意识等等，都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准则。就其消极落后性来说，一是小市民意识；主要表现为自私自利、损公利己；消极保守、不思进取；萎靡不振、庸俗低级；这是近代社会一部分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文化心态，来源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落后生产方式。这部分人在近代初期的上海占有相当比重。二是腐朽堕落意识，是近代城市中的一批失意军阀、政客、流氓无赖、纨绔子弟以致一批达官显贵特有的文化心态。本文根据小说《半生缘》中的人物性格和世界观的不同：将小说中的人物分成五类市民类型，分别是：进取派市民，唯利派市民，保守派市民，腐朽派市民和无根派市民。
（一）进取派市民
进取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是——顾曼桢和张豫瑾。曼桢的性格单纯而柔弱，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对于爱情的自主选择和执着精神都很好的体现出曼桢身上的自主意识。在那个动荡的乱世中，生计问题被迫切的摆在了她的面前，但是曼桢没有丝毫的退缩，担起生活的重担，一个人做好几份工作，晚上还去做家教，体现了曼桢身上的参与意识与进取意识。后来虽然为了自己的孩子与祝鸿才结婚，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同样也是自主意识与进取意识的体现。豫瑾同曼桢一样，也是单纯而善良的人，他真心喜欢曼桢，在各个时期总是尽其所能的帮助曼桢，体现出豫瑾身上的互助意识。同时豫瑾也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在故乡的一个小城里行医。小说中曼桢在与世钧说过：“有几个医生肯到那种苦地方去工作？他这种精神我觉得很可佩服。” “说起来好像有点傻气，我倒觉得这是他的好处。一个人要不是有点傻气，也不会跑到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办医院。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个地方很好的体现出来豫瑾的群体意识和进取意识，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他仍然选择去乡下行医救助一方百姓，是很有魄力和才干的。在曼桢和豫瑾的身上更多的体现了市民意识中积极的一面，包括自主意识，互助意识，参与意识，进取意识等。
（二）唯利派市民
唯利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顾曼璐和祝鸿才。曼璐首先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例如早些年她为了养家而出去做舞女。但是在她的性格中更多的沾染了一些市民意识中的反面意识，她自私自利，性格刚强而倔强，她是导致曼桢命运悲剧的主导者，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曼璐是可怜而可悲的，自己的初恋情人豫瑾爱上妹妹曼桢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让她感到自己生命中唯一美好的东西被人打破了。她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算计，冷酷而残忍的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她的性格已经发生了扭曲和裂变。曼桢出事以后，姐妹两人争吵，曼璐说道：“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和她相似的人物有祝鸿才，祝鸿才的性格特征是好色，贪婪，自私自利，庸俗低级。在面对曼桢的问题上，曼璐是为了保住自己在祝家的地位，而祝鸿才则是单纯的为了性的目的，更赤裸裸的体现人性中恶的一面。两人都表现出市民意识中反面意识，包括自私自利，萎靡不振，庸俗低级等。
（三）保守派市民
保守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沈世钧，许叔惠，翠芝。沈世钧的性格比较懦弱，虽受过新式教育，但在他的身上多次表现出了消极与保守。首先，面对爱情、面对事业，他都妥协于自己的家庭，不如曼桢执着而勇敢；其次，他还有点小心眼，豫瑾在曼桢家里暂住的时候，他经常吃醋，和曼桢闹出了很多不愉快；再次，家里知道曼桢姐姐是舞女的事情以后，他没有向家里积极争取，而是一味的委曲求全，认为曼桢有一个做舞女的姐姐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曼桢在小说中说道：“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两个人为了此事大吵了一架，感情上也受到剧烈的震动；最后，在曼桢出事以后他没有积极的寻找曼桢，而是听了别人的几句话加上自己的胡乱猜想，就放弃了曼桢，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沈世钧相似的人物有许叔惠和翠芝，许叔惠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份卑微，高攀不上翠芝，而翠芝则是迫于家庭和自身的局限，没有勇敢的踏出一步。两人都爱着彼此，但是都顾及到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最终都向现实和世俗做出了妥协。他们三个人面对爱情都表现的过于懦弱，不够勇敢，更多的表现出市民意识中消极保守的一面。
（四）腐朽派市民
腐朽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沈世钧的父母。沈世钧的父母身上表现出市民意识中浓厚的腐朽堕落意识，虽然他们自身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但是在面对世钧的婚事上还是讲究门当户对，身家清白等因素，当他们知道曼桢的姐姐是舞女以后，就极力的反对她和世钧的婚事，后来曼桢写给世钧的信也被她们偷偷烧掉。在他们身上显示出一批达官显贵特有的腐朽的文化心态。
（五）无根派市民
无根派市民在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顾家两姐妹的家人。顾家两姐妹的家人更多的表现出委曲求全，消极保守的市民意识，对亲情表现出冷漠的一面。当年曼璐的出嫁，以为嫁了一个有钱人就是天堂；曼桢出事以后，顾家妈妈也是一切听从曼璐的办法，没有切身的为曼桢考虑和给予帮助。他们一直在兵荒马乱的生活中，找不到可靠的依托，就像无根的浮萍一般。生存的矛盾，物欲的追求重重的压在身上，他们急于来解决现实生活的窘迫现状，以至于亲情及其他种种精神生活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六）五类市民性格的相互交织
小说中人物所表现出的市民意识有其自身突出的一面，同时也是和其他的市民性格相互交织，而不是只是单一展现。小说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兵荒马乱的生活中，他们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生存的矛盾，权利的争夺，物欲的追求，情感的纠葛都在困扰着他们。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或善，或恶的一面，不只是他们自身市民意识的一种体现，更是当时时代大背景下的无奈之举，是一种时代的悲剧。张爱玲悲悯的注视着他们卑微的生活，包容他们的纠缠于琐碎，感动于他们对于生存的不懈追求，欣赏他们的真实与单纯。张爱玲说过：“她只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追求的是一种人生安稳，而所谓的人生安稳便是一种与人性相关的东西，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的愿望，人生的现象是恒常的。
三、 电影《半生缘》中对市民意识的表现
关于电影和都市的密切联系，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梅尔曾经说，“在现在都市文化中的眼睛，即视觉感官获得了特别重视的位置。他甚至认为城市是被视觉官能特征化了的位置。电影能够成为20世纪的艺术，并对其他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早期批评家尘无曾专门著文探讨过“电影和都市”之间的关系。电影也是都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展现市民意识的一个途径。
电影《半生缘》中的市民意识和小说中的所要表现的市民意识是相同的，也是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展现。不同点在于：张爱玲是通过她华美的文笔来展现，而电影导演们则是通过电影手法和大银幕更加直观的展现在观众面前。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很多，但是真正能拍摄出其风韵的导演可谓是凤毛麟角，关锦鹏重意境，拍出了“华美”，许鞍华导演却拍出了“荒凉”。
第一，从演员的选择上来看：导演尊重原著小说中的描写刻画。吴倩莲饰演的顾曼桢，虽然算不上美女，但是她身上的那种低调，清淡，及眉宇之间的那股傲气正是像极了小说中的曼桢。而由黎明饰演的沈世钧可以说是本色出演，活脱脱一个真实的沈世钧出现在观众的面前。由梅艳芳的曼璐将那种风月场所中修炼多年的老辣传达的恰到好处，葛优饰演的祝鸿才，小说中形容其“笑起来像猫，不笑起来像老鼠”倒是也和葛优的长相有几分相似。在演员的选择上许鞍华导演是成功的，她选择的演员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小说中人物的影子，在他们的表演中也演绎出了小说中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市民意识。
第二，在选景方面：许鞍华导演力求为我们展现一个小说中的原版上海，符合小说中氛围和感觉。电影是“减”的艺术，在电影中导演只保留了叙述的主线，让观众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明了这个感伤的爱情故事。同时电影也是大门大众艺术，可以让更多的普通大众了解张爱玲及她所要展现的市民意识，以及更加直观的了解上海人和上海的市民文化。
四、结论
“消解崇高，以俗为本”，是通俗小说创作主体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态度，通俗小说的作家们都普遍持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态度。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观察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读懂我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张爱玲始终把自己置于一个普通上海人的位置上，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小说《半生缘》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市民意识是小说及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市民意识的体现，也是上海市民文化及市民意识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2]余秋雨.上海人[M].北京: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
[3]张登林.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M].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4]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M].张爱玲文集.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傅雷.张爱玲文集[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王俊虎.都市想象中的凄美叙事·论张爱玲小说的都市化写作[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1).
[7]向荣.日常化写作·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J].文艺评论,2002,(2).
[8]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9]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