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丧城失地为标志，国际反恐形势逐渐进入“后‘伊斯兰国”’新阶段。大批恐怖分子流窜到各地，全球恐怖活动频度与热度上升，国际恐怖与反恐怖将进入新的治乱周期。
　　病根难除
　　如今，“伊斯兰国”已出现中心衰落、分支活跃的新局面，其暴恐思想和实质威胁并未随着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实体瓦解而削弱，反而四处流窜，疯狂作案。“伊斯兰国”可以用军事压制，但只凭武力恐难以去除根源。
　　“伊斯兰国”得到一些宗教极端势力的响应，源于中东地区部分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也与当地较为普遍存在的教派部族认同大于国家认同、西方国家强加的疆界划分不能反映政治现实有关。“伊斯兰国”现象是中东宗教激进势力对该地区政治失衡、经济失治和社会失序的极端病态反映，是所谓“阿拉伯之春”并发症的集中爆发。
　　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立，并招致美国、俄罗斯、沙特等国组建的多个反恐联盟持续打击。然而，反恐联盟内部各怀心思，加上纠缠不清的地缘政治争斗，打击“伊斯兰国”成为各方角力和占领道义制高点的借口。
　　2017年11月26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召集41个穆斯林国家的国防部长与外交代表，举行了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峰会，着眼于“后‘伊斯兰国’”时代谋划地缘新方案，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未参与。
　　目前，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地区，宣誓效忠和支持“伊斯兰国”的暴恐组织有40多个。随着一批思想更极端、手段更残忍、组织更严密的暴恐组织在各地相继出现和活动，国际社会面临的反恐形势空前严峻。
　　域外扩散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威胁在欧美和亚非集中爆发，标志着中东、北非动乱之后形成的国际恐怖威胁已从地区积聚转向域外扩散的新阶段，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来自约40国的4000余名所谓“圣战”分子进入阿富汗，战后形成以“基地”组织为龙头的国际恐怖网络，经约10年的发展后制造了“9·11”事件，余波威胁延宕至今。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暴恐组织更新换代加速，据统计，“伊斯兰国”短短4年间就吸引了4万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籍“圣战”分子参加，威胁程度大超以往。
　　如今，“伊斯兰国”逐渐从以割据形式存在的暴政回归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组织，大部分力量转入地下，恐怖威胁随着恐怖分子人员流动逐渐向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区域扩散。
　　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经西奈半岛到北非，经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到中亚，经土耳其到欧洲的多条恐怖分子流窜通道逐渐形成，国际恐怖活动可能出现多个亚热点并发的乱象。
　　未来一段时间，“伊斯兰国”的暴恐割据模式和效应有可能持续发酵，特别是在其所谓“行省”地区和分支成气候的国家。目前，“博科圣地”“青年党”“基地”半岛分支割据一方，“封都”“建国”，以“伪国家”形式推动暴恐行为，催生新型恐怖主义威胁。
　　在埃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的一些地区，一些传统部族武装、民族分裂团伙和反政府武装可能在这股潮流的刺激下加速暴恐化，其建政诉求与传统民族与宗教矛盾叠加，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