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一位17岁的非裔少年马丁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一个居民区遭遇一位28岁白人男子辛默曼的枪杀。当地的非裔群体非常愤怒。这个案件很快就被炒热。美国非裔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记者对此案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评论。美国有线电视网 （ CNN）专门开辟一个节目，对此案天天晚上进行讨论。因为此案涉及种族矛盾、枪支管理和青少年应用毒品，再加上一些非裔球星、歌星以及媒体的炒作，此案一下变成了一个世纪大案。
　　总统奥巴马也发表电视讲话，对马丁深表同情。奥巴马说，如果他有一个男孩，也会和马丁一样。美国司法部的非裔部长也表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
　　重新调查
　　在政治压力下，佛罗里达的州长亲自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这位女检察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包括派她的助手来到我们的法医处和我面谈。
　　我写的死亡调查报告和尸体解剖记录（死亡原因很简单：一枪射中胸部，子弹穿过心脏和右肺，导致心跳和呼吸停止。）也被扫描，电传给有关部门和媒体。我也将此案的解剖报告电传给几个在法医界的好朋友，其中包括著名华人刑事鉴定权威李昌钰。他们都给我回电话说，我的解剖报告毫无问题。
　　特别检察官很快完成第一阶段调查，决定正式拘捕辛默曼，对他提起“过失杀人”（二级杀人）的公诉。此举引起佛罗里达中部某些白人社会团体的严重不满。他们认为，辛默曼杀马丁是正当防卫，对辛默曼的拘捕和起诉是一起政治阴谋。
　　出面作证进入圈套
　　2012年11月，辛默曼的辩护律师和他的一个助手、特别检察官手下的两名律师以及一位打字员，来到我们法医处和我正式面谈。我在宣誓只讲真话、不讲假话后，开始向他们介绍此案的前因后果，解释在解剖时摄下的每一张照片以及死亡调查报告，然后解答他们问的问题。面谈总共大约3个小时。在和我面谈之前，他们还和我们法医处的现场调查员和解剖技术员进行类似的面谈。
　　2013年7月2日的晚上，特别检察官的首席律师终于和我面谈。我们在法院的一间办公室只讨论了5分钟，仅站在那里说了几句话。根据法律，在面谈后的30天内，他们要将面谈记录交给我审阅，以改正可能出现的笔误。但是在这个案件上，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一直没有交给我面谈记录。事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有意想输掉这个案子。
　　2013年7月5日清晨，我在法庭上大约做证5个小时。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和网站都在现场直播。检察官的首席律师向我提出一些问题，由我向陪审团解释。从他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位首席律师根本没有好好准备，也没有和我事先商量。他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更令我气恼的是，他使用一大半的时间来询问关于现场调查和证据收集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应该由现场调查员和解剖技术员来回答，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也做好准备来法庭作证的准备。我心里明白，我们法医处的现场调查和证据收集是有一些错误。我想尽力回避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承担他们的责任。
　　后来我才明白，这位首席检察官精心设下了圈套。他有意不让现场调查员和解剖技术员来法庭作证，而由我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我在法庭上难堪，另一方面以后可以用我一人来做替罪羊。
　　2013年7月13日，六位陪审团成员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一至判决辛默曼无罪而立即释放。美国非裔社会对此非常愤怒。许多非裔女人包括一些社会名流都流下眼泪。众多的非裔男人包括橄榄球和篮球的明星们大骂判决结果。他们一方面感觉美国司法制度不公，另一方面为他们自己的遭遇而悲伤。
　　被逼辞职承担责任
　　涉及此案的几位的政府工作人员纷纷被解雇。当地政府想以此来封住大家的嘴。法医处长和当地政府领导和我谈话，说希望我能主动辞职。他们表示，我还有一个多月的年假未休，我可以休假，休假期间工资照发。他们希望我“在休假期间好好想想”。
　　我在家休息一天后，在一位美国邻居帮助下，联系上了一位美国最好的非裔律师。 一周后，这位律师开始在十几家电视台和报纸上发表谈话。他用我提供给他的资讯批评当地政府的种族歧视。他声称他要为我打官司，控告当地政府，要为我索取一亿美金的赔偿费。这又变成一个大新闻，大众媒体更是希望炒作。我家门前又是新一轮的记者采访车。
　　这时，我还得到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工作机会，我非常高兴有了新的工作，于是立即放下佛罗里达的官司和一切，先回中国一趟，向我老母当面解释一下我在美国的事情。然后，我返回美国，开着我的新丰田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16小时，来到伊利诺伊州。
　　我决定把我在美国做法医的经历写出来，书名就是《死人不会撒谎》（Dead Men Can’t Lie）。本书记录我在美国做法医的亲身经历和众多的著名案件，向读者展示美国社会的罪恶和死亡、死亡调查中的种族歧视和贫富不公以及法庭上不同社会势力的较量。（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