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三年六月十六（1864年7月19日），正是长江边的江宁（金陵）城最酷热的时候，这座六朝古都、金粉之地刚刚经历一场血火之灾。
　　曾国荃率领的湘军进行几年的围城，终于在这天将太平天国的天京城攻陷了。
　　九天后，清廷东南军政最高长官、两江总督曾国藩从安庆坐船来到了江宁，江宁一直是清廷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攻占江宁城，将其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清廷的两江总督的驻节地一直漂移不定。此番，曾国藩以胜利者的姿态，将两江总督衙门重新搬回了江宁城。
　　进城后的曾国藩，除了大战之后例行的向太后和皇帝报捷、视察战场、抚恤伤亡将士外，他考虑到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尽快恢复朝廷在江宁城的乡试！
　　此时，清朝在江宁城的乡试已经停了十一年，两省众多的生员在这十一年内不能参加乡试，自然也不能进京参加会试，也就无缘于仕途。此番曾国藩收复了江宁城，燃起了江苏、安徽两省读书人的梦想。
　　翰林出身的曾国藩二十六年前便是通过会试、殿试考取进士，从湖南湘乡的农家子成为一名朝廷命官，他深知恢复乡试对安定人心、笼络读书人的意义。
　　七月十七日，进城未及一月，曾国藩视察了江南乡试的考场——位于秦淮河边的贡院。可他眼前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断砖残瓦，野草丛生。要举办乡试，必须马上修缮这个考场。于是他马上委派得力官员率领一队人马，专门从事修复江南贡院的工作。
　　清代的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碰到国家庆典有时会加恩科，如皇帝大婚），一般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同治三年为甲子年，正是乡试正科举行之年，可江宁乡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准时在八月举行呀，别说贡院的重建，即便让边远州县的生员得到消息，赶到江宁城也做不到呀。
　　曾國藩认为，这一年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江南士子了，权宜之计就是把乡试时间推迟到十一月。这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在年底举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是何等相似。
　　另一方面，曾国藩上书太后和皇帝，争取朝廷支持。他在同治三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上奏太后、皇帝的折子里禀报江南贡院的残败，并“奏请简派主考衔命南来，于十一月举行乡试”。
　　在曾国藩等人的大力督促下，一个多月，江南贡院就基本上修复好了。当时朝廷认为大战过后，百废待兴，而且两江地面上还有太平军的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在十一月举办江南乡试，还是太紧张，曾下旨回复曾国藩“即缓至来岁补行乡试，亦无不可”。但曾国藩坚持要在当年举办乡试，不能再推迟了，让江南士子失望。因为如果乡试推迟到下一年，那么新及第的举人就来不及参加第二年春天去北京的会试。在他的坚持下，朝廷同意了。
　　对江南乡试每一个细节，曾国藩都反复考虑，生怕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清廷当然也知道此次江南乡试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因而派出了德高望重、学问精粹的刘崑为主考官，绍兴才子、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为副主考南下。曾国藩以一等毅勇侯、协办大学士（雅称中堂）、太子太保、两江总督之尊，亲自到码头迎接两位“星使”。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为了讨口彩，那一科江南乡试的解元（第一名）叫江璧，字南春，扬州府所属的甘泉县人。“江璧”有江南之地完璧归赵的意思，“江南春”则寓意从此江南春意盎然。第三名的是大学者吴大澂，“澂”就是“澄”，似乎寓示着吴地澄清，天下太平。
　　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会把能否正常举行科举考试，当作一种社会走向正轨，天下即将大治的晴雨表。如清人入主中原，天下初定，他们最重视的事情便是开科取士，选拔天下人才，以此来传达一种强烈的信号：读书人能够通过考试做官了，天下已经平定，大家好好过日子吧。
　　这个道理曾国藩自然十分明白，他在给皇帝的折子里就讲到了这种因果关系：“士子云集，商民亦可渐次来归矣。”对中国这个特别注重考试的民族而言，读书人的“考运”如何，从来都是一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考察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