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里，中国不仅长时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和“超高稳定性”，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中国模式”的研究热潮。林毅夫：《新中国70年发展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宏观质量研究》2019年第1期。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强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常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显著的差别。从党的十三大强调“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嵌入始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要从学理上解释这个显著特征，就需要构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理论。实际上，国家学说一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注，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都不算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遗产。正如列斐伏尔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想寻找一种连贯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参见[法]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国家理论强调的是国家的经济理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与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现代保守主义国家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并列的当代西方四大国家理论之一。葛兰西、阿尔都塞、普朗查斯、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密利本德等都对国家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这些国家理论主要是偏重政治方面的。不仅在经典理论中，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经济作用有过深刻的表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哈维、哈贝马斯等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不仅在“六册计划”中初步勾勒了国家经济理论的蓝图，还科学地指出了国家具有阶级性和公共性双重属性。关于国家对经济的作用，恩格斯曾在给康·施米特的书信中分析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奥康纳将生产条件的供给不足，视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从而引发出国家为确保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市场当中的作用（参见[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4～275页）。大卫·哈维从资本流動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资本的三类循环，引发出国家在金融资本市场上的作用（参见[美]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70～71页）。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职能的分析，已经区分了市场经济1.0和市场经济2.0的区别，且准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体现了“集体资本家的意志”（参见J.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m Press， 1975， p.55.）。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都没有将国家理论作为一个学术议程进行充分讨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留下的国家理论遗产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同时也在客观上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渗入提供了机会。改革开放之后，以诺思、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国内流行，至今仍影响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有一套系统的国家理论。根据诺思的见解，国家是中性的，除了界定产权、监督合约实施以及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外，国家在市场中无任何其他的积极作用。[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4～25页。诺思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是与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自由主义理论相一致，将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而根据阿西莫格鲁等的研究，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与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相匹配，并带来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汲取性的，因而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增长。[美]阿西莫格鲁、[美]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如果中国经济不向西方“复归”，则只能走向“崩溃”。然而事实证明，崩溃的不是中国经济，而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因此必须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架，在新的理论范式下探索新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此才有可能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密钥”。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无赖之徒”的假定之上的，这种以恶为底色的国家观，使得国家必须远离或者始终被限定在市场失灵这个狭窄的领域。因为按照这种逻辑，由于国家动机的“不纯”，其干预市场的结果必然是导致资源的扭曲。笔者曾经提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公共权威的警惕（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后来越发严重），使得近代西方文化更钟情于限制公共权力（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洛克、小穆勒等，一直到现代，如罗尔斯时期的政治哲学，这个倾向一直没有变，甚至得到了强化）。这也正是凯恩斯兴起面对的最大困难，也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如此容易复兴的根源所在（参见陈龙、伍旭中：《习近平新时代政府-市场观：市场经济3.0的政治经济学》，《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亨廷顿也曾经指出，“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5页）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构架驱使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国家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依托于这种理念构建的国家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实际上，在任何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国家，国家的作用都比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愿意承认的大得多。英国学者詹姆斯·富尔彻认为，在撒切尔夫人时代，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教育和医疗部门以及工会的控制力，超过了之前英国和平时期的任何阶段，其实国家势力根本没有“回退”（参见[英]詹姆斯·富尔彻：《资本主义》，张罗、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51页）。美國学者弗雷德·布洛克研究也指出，过去30年的美国政治，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形的发展型政府（Hidden Development State）（参见F.Block，“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