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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为例，对乱世之中的文人心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行为特点是“信之也笃，弃之也速”， 心理状况为“摇摆在自卑与自负之间”。
关键词 乱世文人 心态
大抵中国自有“文人”以来，少不得以文属意、藉篇章以留名后世者。自孟子“修齐治平”而后，“士”阶层都更明显地表现出济世的愿望。至晚清，相对封闭的中国开始发觉自己处于亘古未有的危险局面中，当世的挑战已不限于内部不稳定或北方族群的冲击，而是内忧外患并举，在西方列强的强势文明面前，惴惴不安，手足无措。稍微敏感一些的知识人都知道中国需要变革或发展，以应对当前的局面。这当中有不少人因为他们生前的名文而以“文人”身份留名后世。裘廷梁作于一八九七年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便是其中之一。由此，可以略窥乱世之下的文人心态。
一
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裘廷梁强调了文言对国人的浸害，极力倡言白话的好处，以白话为革除旧弊、维新强国的根本，最后总结道：“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细看其论说过程，可谓错谬百出、不值一哂。其谬处有二：其一，舍本逐末，以白话为维新之本，而非制度；其二，以手段代替主体，虚夸白话之益。
在反思中国当前局面的时候，裘廷梁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的社会现象，在文中他总结如下：“入其国而智民少者，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志，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
应该说裘的眼光非常敏锐，他看到了中国当时昏聩的现实，社会各个阶层都依然墨守成规地活在由三代沿袭而下的美梦里，自1840年以来的西方炮火并未震醒他们的固有感觉，所以并未做出任何调整或改进。
这一来说明了裘等人比同时代的国人更加敏锐、更有忧患意识，二来也说明了旧中国文明的强大惯性力量浸染之深。但在这样强大的惯性力量之下，殊为难得地觉察到异样的裘廷梁，却舍本逐末地把中国昏聩的原因归在了文言身上。且看他的分析：
“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使皆如今之文言，虽有良法，奚能便传于天下矣……”
“朝廷不以实学取士，父师不以实学教子弟，普天下无实学……日操笔言文，而示以文义之稍古者，辄惊愕或笑置之，托他辞自解，终不一寓目。”
“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不宁唯是，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
裘廷梁以为，文言的运用，使国人沉溺于对佶屈聱牙的言义的简单膜拜和沿袭，忽视了实际事务的操作方法，也使人们流于文句表面而不求理解，其流毒遍布商农工妇。其实究其所言，文言之害，具体的只有“无实学”、“昏聩”而已，其它措辞不过是虚饰和夸张。那么，文言果真导致了“无实学”、“昏聩”的局面吗？
显然不是。首先，当时的中国是否“无实学”恐怕不能妄言否定。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仍然是士阶层的最高理想，商农工各种行业的历史积淀也流传下了有效、普遍的操作方法和通用规则，这些，不可谓非实学。裘廷梁所谓无“实学”，指的是西方新兴产业和科学技术，以此言之，刨去失败的洋务运动，中国当然没有“实学”。其次，果然是“文言”导致的“无实学”、“昏聩”吗？如果文言能导致“无实学”和“昏聩”，那么，在文言大行其道的二千年之内，中国怎么能一直“无实学”、“昏聩”而仍旧延续其文明和生命力呢？再强大的文明恐怕也不能一直“昏聩”二千年吧？
由此言之，文言根本就不是导致中国落后局面的原因。制度及其它偶然因素才是问题所在。就裘廷梁以后的百余年历史来看，制度及生产方式的革新，在国家发展和富强上起到了最大作用。裘廷梁以文言为维新之本，是犯了舍本逐末、颠倒是非之错。
在裘廷梁极言文言之害后，他总结道：“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圁没如斯矣？”
然后他又说到使用白话的种种益处：“一曰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接着举成周以来的历史，总结道：“读书难故成就者寡，今日是也；读书易故成就者多，成周是也。此中国古时用白话之故。”
这就充满文人特有的天真气息了，竟然以为崇尚白话就可以发挥“吾黄人聪明才智”、“必且务为有用之学”，还细细列举白话的八种益处，并把成就者多寡的问题归结在读书的易难上。试问：在白话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国人比古人更智慧吗？更用力于有用之学吗？恐怕未必。且所谓“省日力”等八种益处，完全是裘廷梁一厢情愿的设想，白话不一定比文言更有助于达意，关键在于作者的思路和才力，更（下转第110页）（上接第83页）不必有“保圣教”、 “便幼学”、“炼心力”等等效用。
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白话文运用已历百年，然而日力未省，骄气未除，枉读不免，圣教尽失，幼学大退，心力未炼，弃才多有，贫民不便。可知，关键不在于运用白话还是文言，而在于如何进行教育和传播，在于用文之人如何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裘廷梁虚夸白话之益，又犯了本末倒置、不分手段和主体的错误。
二
结合当时裘廷梁等人的处境，以及《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可以看出乱世之中文人的两个特点。
其一：信之也笃，弃之也速。裘廷梁既然能写一笔劲道雍容的文言文，想必浸染传统经术也深。但从这一篇文章来看，他太过轻易地否定了两千年以来的文言和文言系统，甚至对这一文言系统所承载的文明也透露出许多不信任以至过分的批评，并且极言西方之“智”，这就显示出了对传统经术的背离倾向。这一点实足令人惊奇: 一个浸染传统经术如此之深的士大夫，怎么会如此迅速、如此大幅度地走到本来与它毫不相干的另一体系当中？
其二：摇摆在自负与自卑之间。这与其“信之也笃，弃之也速”是一致的，只不过就心理而论。传统经术有算得上具体的目标——修齐治平，其运作方式也表现得颇近人情——仁义礼智，然而修齐治平在很多时候被置换为升官发财，仁义礼智也被置换为寻章摘句，所谓昏聩，正由此而起。但根本不在于经术，而在于运用经术者的偏差。这种偏差的结果被裘廷梁等人误解为经术之过，甚至被更肤浅、粗暴地误解为文言之祸。
这种误解体现了他们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时快速形成的深刻的自卑心理，而他们自鸣得意的救国之策，更是一种绝无牢固根基的自负。历史上不乏这一类胸怀大志却纸上谈兵的文人。一旦有变，他们会马上变得自卑，对固有经验几乎失去信心和兴趣，转而寻求新的信仰，或者极不准确地得出结论，然后极力加以渲染和铺饰，似乎另一种版本的唐虞之世马上就可以跃然于纸上了。然而这种自负又是极不牢固的，设若有新的阻碍或动荡，他们又会迅速转为自卑，或流于放纵，或流于隐逸，或流于钻营，或流于沉默。
三
脆弱、肤浅的文人们，尤其在乱世之下，摇摆在自负与自卑之间。清末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对这一文化心理的最好注解，其行为特点就表现为对传统经术的“信之也笃，弃之也速”。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都如此，只是纵观历史，有相当一部分以文章名世的人在占据着话语权的同时，也在无意中传播和鼓吹着未必正确有效的理念、方法、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本文以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为例，对乱世之中的文人心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行为特点是“信之也笃，弃之也速”， 心理状况为“摇摆在自卑与自负之间”。
关键词 乱世文人 心态
大抵中国自有“文人”以来，少不得以文属意、藉篇章以留名后世者。自孟子“修齐治平”而后，“士”阶层都更明显地表现出济世的愿望。至晚清，相对封闭的中国开始发觉自己处于亘古未有的危险局面中，当世的挑战已不限于内部不稳定或北方族群的冲击，而是内忧外患并举，在西方列强的强势文明面前，惴惴不安，手足无措。稍微敏感一些的知识人都知道中国需要变革或发展，以应对当前的局面。这当中有不少人因为他们生前的名文而以“文人”身份留名后世。裘廷梁作于一八九七年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便是其中之一。由此，可以略窥乱世之下的文人心态。
一
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裘廷梁强调了文言对国人的浸害，极力倡言白话的好处，以白话为革除旧弊、维新强国的根本，最后总结道：“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细看其论说过程，可谓错谬百出、不值一哂。其谬处有二：其一，舍本逐末，以白话为维新之本，而非制度；其二，以手段代替主体，虚夸白话之益。
在反思中国当前局面的时候，裘廷梁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的社会现象，在文中他总结如下：“入其国而智民少者，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志，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
应该说裘的眼光非常敏锐，他看到了中国当时昏聩的现实，社会各个阶层都依然墨守成规地活在由三代沿袭而下的美梦里，自1840年以来的西方炮火并未震醒他们的固有感觉，所以并未做出任何调整或改进。
这一来说明了裘等人比同时代的国人更加敏锐、更有忧患意识，二来也说明了旧中国文明的强大惯性力量浸染之深。但在这样强大的惯性力量之下，殊为难得地觉察到异样的裘廷梁，却舍本逐末地把中国昏聩的原因归在了文言身上。且看他的分析：
“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使皆如今之文言，虽有良法，奚能便传于天下矣……”
“朝廷不以实学取士，父师不以实学教子弟，普天下无实学……日操笔言文，而示以文义之稍古者，辄惊愕或笑置之，托他辞自解，终不一寓目。”
“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不宁唯是，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
裘廷梁以为，文言的运用，使国人沉溺于对佶屈聱牙的言义的简单膜拜和沿袭，忽视了实际事务的操作方法，也使人们流于文句表面而不求理解，其流毒遍布商农工妇。其实究其所言，文言之害，具体的只有“无实学”、“昏聩”而已，其它措辞不过是虚饰和夸张。那么，文言果真导致了“无实学”、“昏聩”的局面吗？
显然不是。首先，当时的中国是否“无实学”恐怕不能妄言否定。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仍然是士阶层的最高理想，商农工各种行业的历史积淀也流传下了有效、普遍的操作方法和通用规则，这些，不可谓非实学。裘廷梁所谓无“实学”，指的是西方新兴产业和科学技术，以此言之，刨去失败的洋务运动，中国当然没有“实学”。其次，果然是“文言”导致的“无实学”、“昏聩”吗？如果文言能导致“无实学”和“昏聩”，那么，在文言大行其道的二千年之内，中国怎么能一直“无实学”、“昏聩”而仍旧延续其文明和生命力呢？再强大的文明恐怕也不能一直“昏聩”二千年吧？
由此言之，文言根本就不是导致中国落后局面的原因。制度及其它偶然因素才是问题所在。就裘廷梁以后的百余年历史来看，制度及生产方式的革新，在国家发展和富强上起到了最大作用。裘廷梁以文言为维新之本，是犯了舍本逐末、颠倒是非之错。
在裘廷梁极言文言之害后，他总结道：“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圁没如斯矣？”
然后他又说到使用白话的种种益处：“一曰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接着举成周以来的历史，总结道：“读书难故成就者寡，今日是也；读书易故成就者多，成周是也。此中国古时用白话之故。”
这就充满文人特有的天真气息了，竟然以为崇尚白话就可以发挥“吾黄人聪明才智”、“必且务为有用之学”，还细细列举白话的八种益处，并把成就者多寡的问题归结在读书的易难上。试问：在白话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国人比古人更智慧吗？更用力于有用之学吗？恐怕未必。且所谓“省日力”等八种益处，完全是裘廷梁一厢情愿的设想，白话不一定比文言更有助于达意，关键在于作者的思路和才力，更（下转第110页）（上接第83页）不必有“保圣教”、 “便幼学”、“炼心力”等等效用。
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白话文运用已历百年，然而日力未省，骄气未除，枉读不免，圣教尽失，幼学大退，心力未炼，弃才多有，贫民不便。可知，关键不在于运用白话还是文言，而在于如何进行教育和传播，在于用文之人如何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裘廷梁虚夸白话之益，又犯了本末倒置、不分手段和主体的错误。
二
结合当时裘廷梁等人的处境，以及《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可以看出乱世之中文人的两个特点。
其一：信之也笃，弃之也速。裘廷梁既然能写一笔劲道雍容的文言文，想必浸染传统经术也深。但从这一篇文章来看，他太过轻易地否定了两千年以来的文言和文言系统，甚至对这一文言系统所承载的文明也透露出许多不信任以至过分的批评，并且极言西方之“智”，这就显示出了对传统经术的背离倾向。这一点实足令人惊奇: 一个浸染传统经术如此之深的士大夫，怎么会如此迅速、如此大幅度地走到本来与它毫不相干的另一体系当中？
其二：摇摆在自负与自卑之间。这与其“信之也笃，弃之也速”是一致的，只不过就心理而论。传统经术有算得上具体的目标——修齐治平，其运作方式也表现得颇近人情——仁义礼智，然而修齐治平在很多时候被置换为升官发财，仁义礼智也被置换为寻章摘句，所谓昏聩，正由此而起。但根本不在于经术，而在于运用经术者的偏差。这种偏差的结果被裘廷梁等人误解为经术之过，甚至被更肤浅、粗暴地误解为文言之祸。
这种误解体现了他们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时快速形成的深刻的自卑心理，而他们自鸣得意的救国之策，更是一种绝无牢固根基的自负。历史上不乏这一类胸怀大志却纸上谈兵的文人。一旦有变，他们会马上变得自卑，对固有经验几乎失去信心和兴趣，转而寻求新的信仰，或者极不准确地得出结论，然后极力加以渲染和铺饰，似乎另一种版本的唐虞之世马上就可以跃然于纸上了。然而这种自负又是极不牢固的，设若有新的阻碍或动荡，他们又会迅速转为自卑，或流于放纵，或流于隐逸，或流于钻营，或流于沉默。
三
脆弱、肤浅的文人们，尤其在乱世之下，摇摆在自负与自卑之间。清末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对这一文化心理的最好注解，其行为特点就表现为对传统经术的“信之也笃，弃之也速”。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都如此，只是纵观历史，有相当一部分以文章名世的人在占据着话语权的同时，也在无意中传播和鼓吹着未必正确有效的理念、方法、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