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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决策方法论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他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从原则出发的先验方法论，恢复了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反思观;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坚持并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善于辩证分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决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作出了改革开放这样的伟大决策，而且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都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提出正确而务实的决策。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固然与他的个人修养、知识储备和个人阅历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他的科学思维方法密不可分。因而，研究邓小平的决策方法论，对于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的科学决策观，在新常态下作出正确而可行的决策大有裨益。
一、实践反思的方法
实践反思的方法即用实践的观点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创实践反思的方法，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对事物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同时也尖锐批评了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并不知道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意义。前者为直观的思维方法，后者为思辩的思维方法。这两种方法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容，绝对对立，但都没有脱离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即都是以某种先验逻辑或预设本质为出发点，一切存在都被预先规定于永恒本体的本质中，现实社会不过是这些已有规定的展现而已。按照这种思维方法，人们在规划社会发展蓝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是某种永恒不变的预设本质;人们在做出决策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变动不居的客观事实，而是符合不符合某种思想和原则。与传统思维方法不同，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方法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他们“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 344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的先验思维方式向现代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为人们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我们党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思维方法。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却遗忘了马克思开创的这一思维方法，因而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在作出决策时，往往从原则出发，以某种既定观念为依据，比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或是以原中央文件，或是以国际共产主义的个别经验为依据，习惯于在书本中找答案。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返回到旧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立场上去了。邓小平在决策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从原则出发的先验论方法，恢复了从实践出发，从鲜活的事实出发的实践反思方法。他一再强调，一切决策，包括一切理论、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哪怕是领袖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的真理性，实践证明是对的就要坚持，实践证明是错的就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做出的最重大决策。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英明决策，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运用了实践反思的方法，从实践出发，通过反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反思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反思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近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是“中国造”，而是苏联模式的仿制品，是舶来品，是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产物。虽然这一体制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凭借其独特的优势，集中有限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乃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前苏联，经济连续多年出现了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官僚主义盛行，人心浮动，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在中国，自1957年以后这一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譬如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物质资料匮乏等等。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国一度达到崩溃的边缘。而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新型产业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资金占有率，加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的问世和发展，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 [2] 76。事实胜于雄辩，理论高于实践。面对旧理论和新事实的巨大落差，邓小平没有固守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运用实践反思的方法，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限制，重新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深刻地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是运用实践反思的方法，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并且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命题，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开放也是改革，是对外战略方针的改革。为什么要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仅仅停留于理论反思是说不清楚的，必须借助于实践反思的方法。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世界永远是开放的世界。近代工业革命开创了新的世界历史，每个文明国家及其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特别是当代世界，生产的高度国际化，市场的高度国际化，金融的高度国际化，文化交流的日益国际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世界体系之外而独立地发展，而必须跻身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成为“地球村”大家庭成员，其国民才能成为“世界公民”。同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在不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因为先天的生产力的落后，经济文化的不发达，因而在许多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再说，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文明成果。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胆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就必须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并以此作为发展的起点，就必须对外开放。还有，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放则繁荣昌盛，封闭则落后衰败;反思中国的现实国情，不少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谋求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就必须开放;反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说明中华民族要走上复兴之路就必须开放;尤其是反思晚清以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要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开放。其中最沉痛的教训是，“不开放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正是运用实践反思的方法，邓小平提出，改革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开放是发展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这一英明决策的提出与实施，30多年来，中华民族终于重新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二、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以一分为二的哲学思维提出两分法的方法论思想。邓小平在继承两分法思想的基础上，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决策方法，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用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同理，搞改革开放也要用两只手，而且，“两手抓”不能停留在形式上，必须“两手都要硬”。
比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抓改革开放，就难以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就难以搞活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国家就会停留在贫穷落后状态。但只抓改革开放而不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方向，就可能走上邪路。所以，邓小平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抓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能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能保证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两者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两手都要抓，不可偏废。
我们现在讲五个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据此，邓小平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两手抓的方略。诸如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一手抓搞活经济，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经济体制改革，一手抓政治体制改革;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思想教育等等。概括地说，就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了，精神面貌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打击刑事犯罪是必要的，但仅靠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现发展战略，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治本。经济发展了，就业率高了，犯罪率自然会降下来，那时就会出现真正安定团结的局面。自深圳开办经济特区以来，当初跑到香港去的人陆续回来，原因之一就是深圳特区就业率高，人们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好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因此，搞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同理，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诸如通过法治建设，提高全民的法治意识，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可以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通过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民族的科技竞争力，增强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使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可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所以说，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因此，邓小平在视察广东时，便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在决策时一定要注意两手抓，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时，就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方面来说，也要坚持两手抓，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比如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投资和效益的关系、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先富和后富的关系等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和打击各种犯罪的关系、研究提高和推广运用的关系、学习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的关系、培养科技专家和提高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的关系等等。只有两手抓才不至于顾此失彼，才不会片面发展，才能够激活社会发展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使矛盾双方相互关照，相互促进，达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两手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而必须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思想政治工作。今天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3] 306。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也要和经济建设一样，手软不得。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硬的决策，实际上是针对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只注重抓经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而言的，说明两手抓不能一只手真抓，一只手假抓或只停留在口头上抓，而必须两手都要真抓实干，相互配合，共同进步，全面发展。
当然，两手抓并非没有重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抓经济建设是重点，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千秋大业。但在一定条件下，工作重心可以有所不同，比如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应当予以特别重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4] 108-109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也是共产党人制定方针政策的基本理念。1920年，列宁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在《共产主义》一文中针对个别同志不顾当下客观实际援引经典引文论证其观点的本本主义做法精辟地指出，这位同志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5] 213。邓小平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卓越领导人，深喑这一方法的真义。他常常能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县情、市情、省情和区情，根据时下事变的发展状况进行具体分析，作出不同的决策。
比如1985年邓小平关于裁军100万的决定，就是根据当时具体的世情和国情作出的重要决策。1985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轻轻地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当这一举重若轻的决定刚宣布时，军队内部的一些同志一下子很难接受。但当接下来邓小平陈述了裁军的理由后，大家才逐渐理解了这一明智之举。实际上，邓小平这一正确决策并非偶发奇想，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具体地分析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提出来的。20世纪上半叶是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世界历史时代，60年代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紧张走向缓和，对抗双方开始对话。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谋求发展，国家要发展，世界要和平，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面对这样一种时代主题的变化，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做出了具体分析，精准地指出，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同时，他还具体分析了我军现状，认为为了“消肿”，为了提高整体军队战斗力，也必须走精兵强军之路。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2015年习近平又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习近平这一决策也是具体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表明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诚意。 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是邓小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又一实例。“文革”前我国一直是经过高考这种形式，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成绩优异学生直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但“文革”中取消了这一制度，改由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认为对于如何选拔大学生要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士兵中选拔大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后，又回到实践中去，这种方法适用于工人大学、劳动大学，但不适用于普通大学。因为学习具有连续性，18至20岁正是一个人学习的黄金时期，如果中断了这种连续性，就要走弯路，不符合教育规律。同时，实践也证明，劳动几年以后，原来学的知识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邓小平坦率地说：“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 [6] 68现在看来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普通大学来说，还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为好。正是由于邓小平这一正确决策，使众多优秀青年学子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发展轨道，并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策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体现。实际上，早在1962年他就肯定过包产到户的做法。那时，他在四川农村考察农业生产时，发现有的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这种生产管理形式。尽管这种形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颇受农民欢迎，但在当时是被认为不合法的。邓小平认为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要它有利于发展生产，只要群众欢迎，就应该支持。为了把这一道理说得通俗易懂，他借用了四川的一句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意思是说，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能够比较容易地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可采取那种形式。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又开始搞起了承包制，邓小平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在1982年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又不断完善，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全国农村加以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4.5%，大大超过了以前26年平均增长3.2%的速度。为什么生产责任制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呢？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当时的中国农村机械化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情况既不同于现时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因此不能实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化体制，而只能采取比较分散的责任制形式。正是在具体分析中国农村这些具体情况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决策。
四、辩证分析的方法
辩证分析方法与片面地、孤立地、无矛盾地分析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相反，它不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而是用全面的、联系的、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在对立统一中思维。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岗位上，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于决策之中，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与政策。
比如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上，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采取了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似乎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都是糟粕;而邓小平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对资本主义采取了辩证否定的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应当坚决予以否定的，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遵循这样的思维方法，他还石破天惊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 373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才终于制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无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决策。
又如在不同时期如何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这也需要辩证的分析。总的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主导因素，不论改革也好，争取稳定的形势也好，都是为了发展，发展是目的;如果不发展，改革和稳定就会失去本来意义。但三者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些特殊时期特殊阶段改革和稳定也可能成为工作的重点，例如当不改革旧体制就不能发展时，改革就成了工作的重点;当不稳定形势就不能改革和发展时，稳定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作出过三种不同的决策：时而把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时而把改革开放当作当务之急;时而又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且这三种决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都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获得了预期效果。但如果从表面上看这三种决策是不是互相矛盾呢？否！因为这正好体现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艺术，说明在不同条件下，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地位和作用是互相转化的。如果缺乏辩证的分析方法，一味地强调发展的重要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把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那么，就有可能停留在旧体制而使社会缺乏活力，或者任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而导至社会陷于动荡，实际上也达不到发展的目的。
还如如何正确评价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实际上也关涉到决策方法论问题。曾几何时，我国知识分子曾被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针对这样的错误观点，邓小平用变化发展的观点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他认为，与建国初期不同，现在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解放后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他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且由于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这些变化了的情况，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各级党组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邓小平这一英明决策也是着眼于时代条件的变化，着眼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变化运用辩证分析方法而提出来的。
总之，邓小平不但是中国历史发展转折时期把脉中国走向、促使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和紧随其后的不断发展时期，为使中国不断发展，也是适时进行重大决策的楷模。回顾和学习邓小平决策方法论，为当下和今后各级领导决策，永远不失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郭大俊，等.科学实践观与科学社会主义[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邓小平哲学思想（摘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李利林]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作出了改革开放这样的伟大决策，而且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都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提出正确而务实的决策。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固然与他的个人修养、知识储备和个人阅历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他的科学思维方法密不可分。因而，研究邓小平的决策方法论，对于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的科学决策观，在新常态下作出正确而可行的决策大有裨益。
一、实践反思的方法
实践反思的方法即用实践的观点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创实践反思的方法，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对事物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同时也尖锐批评了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并不知道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意义。前者为直观的思维方法，后者为思辩的思维方法。这两种方法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容，绝对对立，但都没有脱离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即都是以某种先验逻辑或预设本质为出发点，一切存在都被预先规定于永恒本体的本质中，现实社会不过是这些已有规定的展现而已。按照这种思维方法，人们在规划社会发展蓝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是某种永恒不变的预设本质;人们在做出决策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变动不居的客观事实，而是符合不符合某种思想和原则。与传统思维方法不同，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方法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他们“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 344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的先验思维方式向现代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为人们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我们党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思维方法。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却遗忘了马克思开创的这一思维方法，因而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在作出决策时，往往从原则出发，以某种既定观念为依据，比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或是以原中央文件，或是以国际共产主义的个别经验为依据，习惯于在书本中找答案。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返回到旧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立场上去了。邓小平在决策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从原则出发的先验论方法，恢复了从实践出发，从鲜活的事实出发的实践反思方法。他一再强调，一切决策，包括一切理论、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哪怕是领袖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的真理性，实践证明是对的就要坚持，实践证明是错的就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做出的最重大决策。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英明决策，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运用了实践反思的方法，从实践出发，通过反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反思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反思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近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是“中国造”，而是苏联模式的仿制品，是舶来品，是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产物。虽然这一体制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凭借其独特的优势，集中有限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乃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前苏联，经济连续多年出现了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官僚主义盛行，人心浮动，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在中国，自1957年以后这一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譬如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物质资料匮乏等等。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国一度达到崩溃的边缘。而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新型产业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资金占有率，加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的问世和发展，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 [2] 76。事实胜于雄辩，理论高于实践。面对旧理论和新事实的巨大落差，邓小平没有固守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运用实践反思的方法，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限制，重新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深刻地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是运用实践反思的方法，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并且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命题，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开放也是改革，是对外战略方针的改革。为什么要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仅仅停留于理论反思是说不清楚的，必须借助于实践反思的方法。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世界永远是开放的世界。近代工业革命开创了新的世界历史，每个文明国家及其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特别是当代世界，生产的高度国际化，市场的高度国际化，金融的高度国际化，文化交流的日益国际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世界体系之外而独立地发展，而必须跻身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成为“地球村”大家庭成员，其国民才能成为“世界公民”。同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在不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因为先天的生产力的落后，经济文化的不发达，因而在许多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再说，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文明成果。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胆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就必须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并以此作为发展的起点，就必须对外开放。还有，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放则繁荣昌盛，封闭则落后衰败;反思中国的现实国情，不少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谋求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就必须开放;反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说明中华民族要走上复兴之路就必须开放;尤其是反思晚清以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要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开放。其中最沉痛的教训是，“不开放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正是运用实践反思的方法，邓小平提出，改革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开放是发展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这一英明决策的提出与实施，30多年来，中华民族终于重新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二、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以一分为二的哲学思维提出两分法的方法论思想。邓小平在继承两分法思想的基础上，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决策方法，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用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同理，搞改革开放也要用两只手，而且，“两手抓”不能停留在形式上，必须“两手都要硬”。
比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抓改革开放，就难以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就难以搞活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国家就会停留在贫穷落后状态。但只抓改革开放而不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方向，就可能走上邪路。所以，邓小平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抓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能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能保证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两者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两手都要抓，不可偏废。
我们现在讲五个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据此，邓小平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两手抓的方略。诸如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一手抓搞活经济，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经济体制改革，一手抓政治体制改革;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思想教育等等。概括地说，就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了，精神面貌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打击刑事犯罪是必要的，但仅靠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现发展战略，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治本。经济发展了，就业率高了，犯罪率自然会降下来，那时就会出现真正安定团结的局面。自深圳开办经济特区以来，当初跑到香港去的人陆续回来，原因之一就是深圳特区就业率高，人们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好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因此，搞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同理，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诸如通过法治建设，提高全民的法治意识，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可以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通过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民族的科技竞争力，增强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使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可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所以说，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因此，邓小平在视察广东时，便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在决策时一定要注意两手抓，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时，就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方面来说，也要坚持两手抓，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比如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投资和效益的关系、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先富和后富的关系等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处理好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和打击各种犯罪的关系、研究提高和推广运用的关系、学习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的关系、培养科技专家和提高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的关系等等。只有两手抓才不至于顾此失彼，才不会片面发展，才能够激活社会发展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使矛盾双方相互关照，相互促进，达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两手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而必须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思想政治工作。今天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3] 306。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也要和经济建设一样，手软不得。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硬的决策，实际上是针对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只注重抓经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而言的，说明两手抓不能一只手真抓，一只手假抓或只停留在口头上抓，而必须两手都要真抓实干，相互配合，共同进步，全面发展。
当然，两手抓并非没有重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抓经济建设是重点，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千秋大业。但在一定条件下，工作重心可以有所不同，比如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应当予以特别重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4] 108-109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也是共产党人制定方针政策的基本理念。1920年，列宁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在《共产主义》一文中针对个别同志不顾当下客观实际援引经典引文论证其观点的本本主义做法精辟地指出，这位同志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5] 213。邓小平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卓越领导人，深喑这一方法的真义。他常常能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县情、市情、省情和区情，根据时下事变的发展状况进行具体分析，作出不同的决策。
比如1985年邓小平关于裁军100万的决定，就是根据当时具体的世情和国情作出的重要决策。1985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轻轻地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当这一举重若轻的决定刚宣布时，军队内部的一些同志一下子很难接受。但当接下来邓小平陈述了裁军的理由后，大家才逐渐理解了这一明智之举。实际上，邓小平这一正确决策并非偶发奇想，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具体地分析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提出来的。20世纪上半叶是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世界历史时代，60年代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紧张走向缓和，对抗双方开始对话。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谋求发展，国家要发展，世界要和平，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面对这样一种时代主题的变化，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做出了具体分析，精准地指出，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同时，他还具体分析了我军现状，认为为了“消肿”，为了提高整体军队战斗力，也必须走精兵强军之路。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2015年习近平又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习近平这一决策也是具体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表明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诚意。 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是邓小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又一实例。“文革”前我国一直是经过高考这种形式，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成绩优异学生直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但“文革”中取消了这一制度，改由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认为对于如何选拔大学生要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士兵中选拔大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后，又回到实践中去，这种方法适用于工人大学、劳动大学，但不适用于普通大学。因为学习具有连续性，18至20岁正是一个人学习的黄金时期，如果中断了这种连续性，就要走弯路，不符合教育规律。同时，实践也证明，劳动几年以后，原来学的知识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邓小平坦率地说：“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 [6] 68现在看来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普通大学来说，还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为好。正是由于邓小平这一正确决策，使众多优秀青年学子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发展轨道，并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策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体现。实际上，早在1962年他就肯定过包产到户的做法。那时，他在四川农村考察农业生产时，发现有的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这种生产管理形式。尽管这种形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颇受农民欢迎，但在当时是被认为不合法的。邓小平认为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要它有利于发展生产，只要群众欢迎，就应该支持。为了把这一道理说得通俗易懂，他借用了四川的一句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意思是说，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能够比较容易地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可采取那种形式。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又开始搞起了承包制，邓小平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在1982年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又不断完善，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全国农村加以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4.5%，大大超过了以前26年平均增长3.2%的速度。为什么生产责任制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呢？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当时的中国农村机械化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情况既不同于现时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因此不能实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化体制，而只能采取比较分散的责任制形式。正是在具体分析中国农村这些具体情况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决策。
四、辩证分析的方法
辩证分析方法与片面地、孤立地、无矛盾地分析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相反，它不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而是用全面的、联系的、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在对立统一中思维。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岗位上，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于决策之中，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与政策。
比如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上，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采取了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似乎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都是糟粕;而邓小平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对资本主义采取了辩证否定的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应当坚决予以否定的，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遵循这样的思维方法，他还石破天惊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 373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才终于制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无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决策。
又如在不同时期如何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这也需要辩证的分析。总的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主导因素，不论改革也好，争取稳定的形势也好，都是为了发展，发展是目的;如果不发展，改革和稳定就会失去本来意义。但三者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些特殊时期特殊阶段改革和稳定也可能成为工作的重点，例如当不改革旧体制就不能发展时，改革就成了工作的重点;当不稳定形势就不能改革和发展时，稳定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作出过三种不同的决策：时而把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时而把改革开放当作当务之急;时而又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且这三种决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都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获得了预期效果。但如果从表面上看这三种决策是不是互相矛盾呢？否！因为这正好体现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艺术，说明在不同条件下，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地位和作用是互相转化的。如果缺乏辩证的分析方法，一味地强调发展的重要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把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那么，就有可能停留在旧体制而使社会缺乏活力，或者任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而导至社会陷于动荡，实际上也达不到发展的目的。
还如如何正确评价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实际上也关涉到决策方法论问题。曾几何时，我国知识分子曾被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针对这样的错误观点，邓小平用变化发展的观点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他认为，与建国初期不同，现在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解放后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他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且由于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这些变化了的情况，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各级党组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邓小平这一英明决策也是着眼于时代条件的变化，着眼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变化运用辩证分析方法而提出来的。
总之，邓小平不但是中国历史发展转折时期把脉中国走向、促使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和紧随其后的不断发展时期，为使中国不断发展，也是适时进行重大决策的楷模。回顾和学习邓小平决策方法论，为当下和今后各级领导决策，永远不失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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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邓小平哲学思想（摘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