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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本不屑于为宦官后代曹操所用，被迫出仕曹操幕府，采取了“潜龙勿用”的态度。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司马懿给曹操打工12年，只当过两次军师，而且还是与别人一起出的主意。
一次是215年打下汉中张鲁后，司马懿建议进一步直捣成都，曹操说人苦不知足，“得陇望蜀”，没有采纳。据说曹操后来连肠子都悔青了。
第二次是219年，关云长攻打襄阳，水淹七军，活捉于禁，庞德战死，中原震动。曹操本人一直居住在邺（今河北临漳县），担心许都的汉献帝会受到威胁，想要迁都。司马懿分析说，关羽得志，孙权必不乐意，我们可以联络孙权，让他袭击关羽的荆州后方，允诺封以江南之地。曹操采纳了这个意见，结果关羽败走麦城，孙刘翻脸。
司马懿这位军师，端的了得。仅两次献计，采纳就赢了；没有采纳，就后悔了。
军师如何掌兵权？
208年六月，曹操为丞相，司马懿来到曹操帐下。其时郭嘉刚死不久，司马懿没有进入曹操智囊团的第一梯队，处在历练培养阶段。《晋书·宣帝纪》说，曹操让他与太子（应该称世子）游处。司马懿（179-251）时年30岁，比曹丕（187-226）大8岁。曹丕被立为魏国世子，是司马懿入幕9年之后的事。
只是当荀彧（163-212）、荀攸（157-214）先后去世，司马懿才开始走到前台。与司马懿同时的谋士还有刘晔（？-234）、陈群（？-237）、蒋济（188-249）等人。陈群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首倡者。前面提到的司马懿所献二计，从汉中取成都之计，是刘晔提到过的；联络孙权牵制关羽，是司马懿与蒋济一起提出的。在整个曹操时期，司马懿并不显山露水。所谓曹操说，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显然是后人附会之词。
司马懿与曹丕的关系亦师亦友。曹丕“四友”中，吴质、朱铄，性格急躁轻佻，陈群长于内政，不懂军事。司马懿为人持重，有文韬武略。但在曹丕时代，司马懿很少领军出征。对付东吴，先有大将军夏侯惇（？-220），其后是征东大将军曹休（？-228）领兵镇遏；对付蜀汉，中军大将军曹真（？-231）独当一面。诸葛亮（181-234）六出祁山，前四次都是与曹真对阵。魏文帝曹丕给司马懿的任务是，“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晋书·宣帝纪》），还说，曹参虽然军功很大，高祖最重视的还是萧何，有你在后方，使我无后顾之忧。把司马懿比做萧何。
司马懿带兵出征，是在魏明帝曹叡（204-239）时期。在曹休、曹真病死战场之前，司马懿已经参与部分军事行动，比如，226年迎击东吴的来犯，227年奇袭降而复叛的蜀将孟达。在曹叡对于东吴和蜀汉的主动进攻中，司马懿也曾受命配合二曹（曹休、曹真）作战。二曹去世之后，司马懿才获得挂帅出征、独当一面的机会。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中，司马懿镇守关中，使蜀军求战不得，活活把诸葛亮拖死。在曹魏军中，司马懿的地位骤然上升，被任命为太尉。
最终奠定司马懿在曹魏军中首出地位的，是平定了辽东公孙政权的战争。辽东地区在曹操和曹丕时代对于中原政权就是若即若离，从汉末的公孙度到公孙渊，公孙家族控制辽东，已历三世，与曹氏家族在曹叡时正好经历三世相对应。公孙度当年的辽东太守，还是董卓任命的。官渡之战后，继承父位的公孙康，把袁绍两个儿子袁尚、袁熙的首级送给曹操，得以立功保全。公孙康死后，因嗣子公孙渊年幼，让弟弟公孙恭继位，220年，曹丕继位，封之为车骑将军、平郭侯，羁縻而已。228年公孙渊长大后，叔父不生育无子嗣被迫退位，公孙渊夺回权力，魏明帝也睁一眼闭一眼，双方相安无事。
公孙渊曾试图联络东吴孙权，联合起来对付曹魏，魏明帝已经不耐，只是吴蜀乃是大敌，尚且容忍罢了。237年，公孙渊居然自称燕王，就超出了曹叡的忍耐极限了。拔掉辽东这颗钉子，是曹魏几十年来想做而没有下决心去做的事情。现在，司马懿被赋予了这个任务。238年正月，司马懿被从关中前线调来，前往辽东。行军途中，淫雨不停，十分艰难，许多人提出撤销这次军事行动。但是，曹叡却对司马懿信心满满。魏军连行军进击到平定凯旋，一年搞定，就像出发前陛见魏明帝曹叡时，司马懿所承诺的那样。
托孤与政变
239年正月，司马懿凯旋途中，被要求直接回到关中前线去，无需来洛阳陛见。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连接受皇帝嘉奖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是很蹊跷吗？蹊跷就蹊跷在魏明帝病重，曹家人大约已经忌惮司马懿了。魏明帝身边的托孤之臣是燕王曹宇（曹操之子，與曹叡关系特别亲密），以及曹肇（曹休之子）、曹爽（曹真之子）、秦朗（其母杜氏为曹操之小妻，秦朗本人在曹府长大，受到曹操特别的喜爱）、夏侯献（与曹家有特殊关系的夏侯氏之子）。这些人建议司马懿从辽东回来后直接到关中去，不必来京。这说明，司马懿一开始是被排除在中枢顾命大臣之外的。
但是，半途中，曹叡又突然下诏召司马懿，火速进京陛见。司马懿前后接到两份不同的诏书，知道朝廷情况有变。日夜兼程赶到洛阳。《资治通鉴》记载说，是孙资、刘放这两位“大内高手”（二人是曹操、曹丕、曹睿三代担任侍从秘书之职），改变了曹叡的主意。具体细节，本文无法讨论，但有一点却可以确认，尽管最后时刻曹叡决定启用曹爽、司马懿合作模式，辅佐年仅8岁的养子齐王曹芳继位，但是，曹家人对于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有所疑忌，是毫无疑问的。几年之后，随着齐王曹芳年龄的增长，罢黜司马懿的兵权，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遗憾的是，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曹爽所重用的干部中，如何晏（其母也是曹操的小妻，从小在曹家长大，娶曹家公主为妻）等人，荒诞放浪，排斥异己，朝野侧目，只会加速曹爽的灭亡。
曹爽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他想排挤的对手，远比他自己有本事有谋略。第二，他信任的帮手，都是轻佻狂妄之人。第三，有本事的人，如号称“智囊”的桓范，曹爽却不相信。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曹爽本人并不过硬，他骄奢淫逸，贪恋富贵，大权在握，却不懂得用权，自然就会给司马懿留下翻盘的机会。 曹爽兄弟经常一起出洛阳城游玩。桓范提醒他，你们一起离开京城，一旦有人把城门关了，不让你们回洛阳，控制不住局面，怎么办？曹爽说谁敢呢！
249年正月，真的就出事了。十年前的正月，魏明帝托孤，十年后的正月初六，皇帝曹芳带着曹爽兄弟，到城外高平陵去拜谒皇陵。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史称“高平陵政变”。
司马懿以皇太后的名义，关闭城门，拿出武器，给城外的皇帝送去表文，指责曹爽，背弃顾命，祸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伺察至尊，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要求皇帝罢免曹爽及其兄弟的兵权。
司马懿还给了对方一个诱饵，说你只要交出兵权就可以了，保你性命无虞，并指洛水为誓。司马懿特地派曹爽信任的官员尹大目传达这个信息。曹爽就犹豫了，第一，鱼死网破跟司马懿干的话，怕自己干不过；第二，死拼的话，我们在洛阳的娇妻美妾、金银财宝不都没了吗？曹爽犹豫了一宿，决定投降，以为若认输的话，交出兵权，也许司马懿会给他一条命，做个富家翁得了。
老谋深算的大司农桓范，号称智囊，特地跑出城外，劝阻曹爽，并且跟他讲，匹夫手握人质，还求活命呢，何况你跟着天子呢？像你现在这样身份，你怎么能够投降，怎么能回去过平静的富家翁生活？你看看，这儿到许昌，不过半宿路程，许昌有钱财、有武库，周边有屯田，大司农军印，我也带着（大司农主管屯田）。桓范要曹爽以天子的名义直接与司马懿对着干！可是，正如蒋济跟司马懿讲的，桓范虽然有智慧，但是驽马恋栈豆，曹爽一定不会听桓范的。所谓“驽马恋栈豆”，是说曹爽不想吃苦拼斗，他那点出息，就想守住现有的荣华富贵。
蒋济是对的，桓范看错人了。桓范痛心疾首地哭着说，曹子丹（曹真）何等英雄，生你这几个兄弟，真是猪狗不如啊！唐人赵蕤《长短经》（讲谋略的书）曾多处引用桓范的言论，显示出其有谋略智慧，可惜，他看错了人，栽在了曹爽手里。
最后，曹爽束手就擒，司马懿没有兑现不杀的承诺。曹爽等人都以谋反罪被杀，桓范也搭了性命。曹魏的大权完全掌控在司马懿手里了。
考察一下249年导致司马懿上位的高平陵政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司马懿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对付曹爽。除了老臣蒋济之外，永宁宫太后也为他背书。“智囊”桓范与曹爽关系密切，但司马懿最初仍然让桓范占据中领军曹羲大营，只是桓范听从儿子的话逃出洛阳城追随曹爽去了。他还派曹爽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前往游说曹爽归降。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司马懿战胜曹爽的重要原因。
淮南三叛
在司马家族掌握曹氏政权的过程中，淮南有三次反叛。
第一次是司马懿政权夺权不久的事情。淮南驻军统帅王凌反对司马懿，甚至想拥立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195-251）为帝。王凌的儿子王广坚决反对。他说，凡举大事，应顺应民情民意。曹爽骄奢淫逸，何晏等虚华不治，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改措施，不接地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为什么他们权势震天下，一朝被杀，“百姓安之，莫之或哀”，老百姓无动于衷呢？因為他们的作为失去民心了！反观司马懿，虽然居心难测，但“事未有逆”，他能“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曹爽所为恶政，必加纠正，夙夜菲懈，以恤民为先。何况其父子兄弟，并握兵要，要消灭司马氏是不容易的。王广的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司马懿做事很靠谱，高平陵政变，尽管司马懿诛杀了数以千计的反对派，但是，社会上秩序井然，因为曹爽集团不得人心。
第二次是司马师执政时期。此时，东吴方面是太傅诸葛恪执政。253岁末，曹魏方面三路伐吴，东吴老将丁奉，利用魏将的轻敌，勇敢地击败魏军东路人马，魏军其余两部也烧营而遁。朝野上下都要求严惩失败军将，但司马师引咎自责，只是削夺了担任前线监军的胞弟司马昭的爵位。当时，在北方战场上，雍州刺史提出征调并州兵力北伐胡人，引起雁门等地胡族造反。司马师也说是自己决策失误，并不诿过与人。
《资治通鉴》在这里引用了东晋学者习凿齿的评论说：“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赞扬司马师主动承担过失，事业因而兴隆。“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作为执政官，如果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别人，总是把功劳据为己有，掩盖自己的过错，就会失去人心，所谓“上下离心，贤愚解体”。一个国家领导人，明白这个道理，即使暂时有失败，最终会取得胜利的！
第三次发生在254年，淮南再一次举兵反对司马家族控制朝政。这回领头的是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毌丘俭。结果是文钦投降了东吴，毌丘俭逃窜时被村民所杀。次年，司马师去世，司马昭继续控制魏朝的大权。司马氏取代曹魏的传言也愈演愈烈。有人以这样的话去试驻守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诸葛诞断然拒绝。这引起了司马昭的警惕，于是，调诸葛诞入朝为司空，明升暗降，夺其兵权。诸葛诞立即起兵反抗。257年，司马昭奉太后及皇帝率领数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东吴方面，派出文钦父子与吴将一起，领兵救援寿春。
在战争过程中，司马昭能够收回成命，改而采纳前方司令官镇南将军王基的正确意见，取得关键的胜利。文钦在叛军内讧中被杀，文钦的二个儿子归降，司马昭不计前嫌，并且允许文钦之子以礼葬父。
《资治通鉴》仍然是引用习凿齿的评论，分析司马昭平定“淮南三叛”的成功之道，认为，创建基业，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路数，“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既不能穷兵黩武，也不应有东郭之仁。这一仗，司马昭能获得巨大成功，关键是能够刚柔兼济，通权达变，以征服人心为上。“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以武力攻之，以文德恰之，以这种方式来经营天下，谁能够阻挡呢？
司马家族为什么能赢？
公元263年，司马昭运筹帷幄，摧枯拉朽般地平定了蜀汉。战前，东吴有人对能否成功表示怀疑，议论说，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百姓未服（指淮南三叛等事），如今又劳师远征，必将大败。有识之士张悌回答说：“不然。”他从曹操数落起，“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曹操的统治，崇尚智（诈）力，忽视文教，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魏文帝曹丕只当了不到六年皇帝，自己不会打仗，却热衷于征战，无有宁岁。魏明帝曹睿统治的十三年，《资治通鉴》用大量篇幅，记载各位大臣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曹睿穷奢极侈，劳民伤财的种种行为，言辞十分激烈。他们批评“陛下不战战业业，念崇节约，而乃奢靡是务”，提出“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可见张悌的言论是完全有根据的。
与曹氏家族三代无恩信于民相反，这位敌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司马氏父子是改革了曹魏三代弊政的人，所以，淮南三叛，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司马氏父子执政期间，“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相反，蜀汉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穷兵黩武，兵民疲弊，不仅双方强弱不同，而且智算谋略，也是司马氏更胜一筹，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只是司马氏得手，对我东吴未必有利，令人担忧啊。
分析这些当时人的议论，我们得出什么印象呢？司马氏家族能够夺取曹氏政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曹家政权领导人有问题，曹操是有威而无恩德于民，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上，做得不够完善，民众畏惧而不怀德。曹丕、曹睿不仅是吃父祖的老本，而且给人民带来的是痛苦和残政，积弊很深。至于几位小皇帝（曹芳、曹髦、曹奂）都是窝囊废，曹芳“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何晏都如此劝谏，可见不是诬陷之辞）。曹髦鲁莽行事，如同匹夫。在集权时代，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对于国家安全与治理来说，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另外一方面，司马氏家族则表现得完全不一样，他们在操作层面，懂得刚柔兼济，懂得笼络人心，革除弊政，赢得人心。如果认为司马家族完全凭阴谋诡计就能够得天下，是过于简单了。
一次是215年打下汉中张鲁后，司马懿建议进一步直捣成都，曹操说人苦不知足，“得陇望蜀”，没有采纳。据说曹操后来连肠子都悔青了。
第二次是219年，关云长攻打襄阳，水淹七军，活捉于禁，庞德战死，中原震动。曹操本人一直居住在邺（今河北临漳县），担心许都的汉献帝会受到威胁，想要迁都。司马懿分析说，关羽得志，孙权必不乐意，我们可以联络孙权，让他袭击关羽的荆州后方，允诺封以江南之地。曹操采纳了这个意见，结果关羽败走麦城，孙刘翻脸。
司马懿这位军师，端的了得。仅两次献计，采纳就赢了；没有采纳，就后悔了。
军师如何掌兵权？
208年六月，曹操为丞相，司马懿来到曹操帐下。其时郭嘉刚死不久，司马懿没有进入曹操智囊团的第一梯队，处在历练培养阶段。《晋书·宣帝纪》说，曹操让他与太子（应该称世子）游处。司马懿（179-251）时年30岁，比曹丕（187-226）大8岁。曹丕被立为魏国世子，是司马懿入幕9年之后的事。
只是当荀彧（163-212）、荀攸（157-214）先后去世，司马懿才开始走到前台。与司马懿同时的谋士还有刘晔（？-234）、陈群（？-237）、蒋济（188-249）等人。陈群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首倡者。前面提到的司马懿所献二计，从汉中取成都之计，是刘晔提到过的；联络孙权牵制关羽，是司马懿与蒋济一起提出的。在整个曹操时期，司马懿并不显山露水。所谓曹操说，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显然是后人附会之词。
司马懿与曹丕的关系亦师亦友。曹丕“四友”中，吴质、朱铄，性格急躁轻佻，陈群长于内政，不懂军事。司马懿为人持重，有文韬武略。但在曹丕时代，司马懿很少领军出征。对付东吴，先有大将军夏侯惇（？-220），其后是征东大将军曹休（？-228）领兵镇遏；对付蜀汉，中军大将军曹真（？-231）独当一面。诸葛亮（181-234）六出祁山，前四次都是与曹真对阵。魏文帝曹丕给司马懿的任务是，“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晋书·宣帝纪》），还说，曹参虽然军功很大，高祖最重视的还是萧何，有你在后方，使我无后顾之忧。把司马懿比做萧何。
司马懿带兵出征，是在魏明帝曹叡（204-239）时期。在曹休、曹真病死战场之前，司马懿已经参与部分军事行动，比如，226年迎击东吴的来犯，227年奇袭降而复叛的蜀将孟达。在曹叡对于东吴和蜀汉的主动进攻中，司马懿也曾受命配合二曹（曹休、曹真）作战。二曹去世之后，司马懿才获得挂帅出征、独当一面的机会。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中，司马懿镇守关中，使蜀军求战不得，活活把诸葛亮拖死。在曹魏军中，司马懿的地位骤然上升，被任命为太尉。
最终奠定司马懿在曹魏军中首出地位的，是平定了辽东公孙政权的战争。辽东地区在曹操和曹丕时代对于中原政权就是若即若离，从汉末的公孙度到公孙渊，公孙家族控制辽东，已历三世，与曹氏家族在曹叡时正好经历三世相对应。公孙度当年的辽东太守，还是董卓任命的。官渡之战后，继承父位的公孙康，把袁绍两个儿子袁尚、袁熙的首级送给曹操，得以立功保全。公孙康死后，因嗣子公孙渊年幼，让弟弟公孙恭继位，220年，曹丕继位，封之为车骑将军、平郭侯，羁縻而已。228年公孙渊长大后，叔父不生育无子嗣被迫退位，公孙渊夺回权力，魏明帝也睁一眼闭一眼，双方相安无事。
公孙渊曾试图联络东吴孙权，联合起来对付曹魏，魏明帝已经不耐，只是吴蜀乃是大敌，尚且容忍罢了。237年，公孙渊居然自称燕王，就超出了曹叡的忍耐极限了。拔掉辽东这颗钉子，是曹魏几十年来想做而没有下决心去做的事情。现在，司马懿被赋予了这个任务。238年正月，司马懿被从关中前线调来，前往辽东。行军途中，淫雨不停，十分艰难，许多人提出撤销这次军事行动。但是，曹叡却对司马懿信心满满。魏军连行军进击到平定凯旋，一年搞定，就像出发前陛见魏明帝曹叡时，司马懿所承诺的那样。
托孤与政变
239年正月，司马懿凯旋途中，被要求直接回到关中前线去，无需来洛阳陛见。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连接受皇帝嘉奖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是很蹊跷吗？蹊跷就蹊跷在魏明帝病重，曹家人大约已经忌惮司马懿了。魏明帝身边的托孤之臣是燕王曹宇（曹操之子，與曹叡关系特别亲密），以及曹肇（曹休之子）、曹爽（曹真之子）、秦朗（其母杜氏为曹操之小妻，秦朗本人在曹府长大，受到曹操特别的喜爱）、夏侯献（与曹家有特殊关系的夏侯氏之子）。这些人建议司马懿从辽东回来后直接到关中去，不必来京。这说明，司马懿一开始是被排除在中枢顾命大臣之外的。
但是，半途中，曹叡又突然下诏召司马懿，火速进京陛见。司马懿前后接到两份不同的诏书，知道朝廷情况有变。日夜兼程赶到洛阳。《资治通鉴》记载说，是孙资、刘放这两位“大内高手”（二人是曹操、曹丕、曹睿三代担任侍从秘书之职），改变了曹叡的主意。具体细节，本文无法讨论，但有一点却可以确认，尽管最后时刻曹叡决定启用曹爽、司马懿合作模式，辅佐年仅8岁的养子齐王曹芳继位，但是，曹家人对于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有所疑忌，是毫无疑问的。几年之后，随着齐王曹芳年龄的增长，罢黜司马懿的兵权，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遗憾的是，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曹爽所重用的干部中，如何晏（其母也是曹操的小妻，从小在曹家长大，娶曹家公主为妻）等人，荒诞放浪，排斥异己，朝野侧目，只会加速曹爽的灭亡。
曹爽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他想排挤的对手，远比他自己有本事有谋略。第二，他信任的帮手，都是轻佻狂妄之人。第三，有本事的人，如号称“智囊”的桓范，曹爽却不相信。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曹爽本人并不过硬，他骄奢淫逸，贪恋富贵，大权在握，却不懂得用权，自然就会给司马懿留下翻盘的机会。 曹爽兄弟经常一起出洛阳城游玩。桓范提醒他，你们一起离开京城，一旦有人把城门关了，不让你们回洛阳，控制不住局面，怎么办？曹爽说谁敢呢！
249年正月，真的就出事了。十年前的正月，魏明帝托孤，十年后的正月初六，皇帝曹芳带着曹爽兄弟，到城外高平陵去拜谒皇陵。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史称“高平陵政变”。
司马懿以皇太后的名义，关闭城门，拿出武器，给城外的皇帝送去表文，指责曹爽，背弃顾命，祸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伺察至尊，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要求皇帝罢免曹爽及其兄弟的兵权。
司马懿还给了对方一个诱饵，说你只要交出兵权就可以了，保你性命无虞，并指洛水为誓。司马懿特地派曹爽信任的官员尹大目传达这个信息。曹爽就犹豫了，第一，鱼死网破跟司马懿干的话，怕自己干不过；第二，死拼的话，我们在洛阳的娇妻美妾、金银财宝不都没了吗？曹爽犹豫了一宿，决定投降，以为若认输的话，交出兵权，也许司马懿会给他一条命，做个富家翁得了。
老谋深算的大司农桓范，号称智囊，特地跑出城外，劝阻曹爽，并且跟他讲，匹夫手握人质，还求活命呢，何况你跟着天子呢？像你现在这样身份，你怎么能够投降，怎么能回去过平静的富家翁生活？你看看，这儿到许昌，不过半宿路程，许昌有钱财、有武库，周边有屯田，大司农军印，我也带着（大司农主管屯田）。桓范要曹爽以天子的名义直接与司马懿对着干！可是，正如蒋济跟司马懿讲的，桓范虽然有智慧，但是驽马恋栈豆，曹爽一定不会听桓范的。所谓“驽马恋栈豆”，是说曹爽不想吃苦拼斗，他那点出息，就想守住现有的荣华富贵。
蒋济是对的，桓范看错人了。桓范痛心疾首地哭着说，曹子丹（曹真）何等英雄，生你这几个兄弟，真是猪狗不如啊！唐人赵蕤《长短经》（讲谋略的书）曾多处引用桓范的言论，显示出其有谋略智慧，可惜，他看错了人，栽在了曹爽手里。
最后，曹爽束手就擒，司马懿没有兑现不杀的承诺。曹爽等人都以谋反罪被杀，桓范也搭了性命。曹魏的大权完全掌控在司马懿手里了。
考察一下249年导致司马懿上位的高平陵政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司马懿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对付曹爽。除了老臣蒋济之外，永宁宫太后也为他背书。“智囊”桓范与曹爽关系密切，但司马懿最初仍然让桓范占据中领军曹羲大营，只是桓范听从儿子的话逃出洛阳城追随曹爽去了。他还派曹爽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前往游说曹爽归降。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司马懿战胜曹爽的重要原因。
淮南三叛
在司马家族掌握曹氏政权的过程中，淮南有三次反叛。
第一次是司马懿政权夺权不久的事情。淮南驻军统帅王凌反对司马懿，甚至想拥立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195-251）为帝。王凌的儿子王广坚决反对。他说，凡举大事，应顺应民情民意。曹爽骄奢淫逸，何晏等虚华不治，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改措施，不接地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为什么他们权势震天下，一朝被杀，“百姓安之，莫之或哀”，老百姓无动于衷呢？因為他们的作为失去民心了！反观司马懿，虽然居心难测，但“事未有逆”，他能“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曹爽所为恶政，必加纠正，夙夜菲懈，以恤民为先。何况其父子兄弟，并握兵要，要消灭司马氏是不容易的。王广的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司马懿做事很靠谱，高平陵政变，尽管司马懿诛杀了数以千计的反对派，但是，社会上秩序井然，因为曹爽集团不得人心。
第二次是司马师执政时期。此时，东吴方面是太傅诸葛恪执政。253岁末，曹魏方面三路伐吴，东吴老将丁奉，利用魏将的轻敌，勇敢地击败魏军东路人马，魏军其余两部也烧营而遁。朝野上下都要求严惩失败军将，但司马师引咎自责，只是削夺了担任前线监军的胞弟司马昭的爵位。当时，在北方战场上，雍州刺史提出征调并州兵力北伐胡人，引起雁门等地胡族造反。司马师也说是自己决策失误，并不诿过与人。
《资治通鉴》在这里引用了东晋学者习凿齿的评论说：“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赞扬司马师主动承担过失，事业因而兴隆。“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作为执政官，如果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别人，总是把功劳据为己有，掩盖自己的过错，就会失去人心，所谓“上下离心，贤愚解体”。一个国家领导人，明白这个道理，即使暂时有失败，最终会取得胜利的！
第三次发生在254年，淮南再一次举兵反对司马家族控制朝政。这回领头的是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毌丘俭。结果是文钦投降了东吴，毌丘俭逃窜时被村民所杀。次年，司马师去世，司马昭继续控制魏朝的大权。司马氏取代曹魏的传言也愈演愈烈。有人以这样的话去试驻守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诸葛诞断然拒绝。这引起了司马昭的警惕，于是，调诸葛诞入朝为司空，明升暗降，夺其兵权。诸葛诞立即起兵反抗。257年，司马昭奉太后及皇帝率领数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东吴方面，派出文钦父子与吴将一起，领兵救援寿春。
在战争过程中，司马昭能够收回成命，改而采纳前方司令官镇南将军王基的正确意见，取得关键的胜利。文钦在叛军内讧中被杀，文钦的二个儿子归降，司马昭不计前嫌，并且允许文钦之子以礼葬父。
《资治通鉴》仍然是引用习凿齿的评论，分析司马昭平定“淮南三叛”的成功之道，认为，创建基业，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路数，“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既不能穷兵黩武，也不应有东郭之仁。这一仗，司马昭能获得巨大成功，关键是能够刚柔兼济，通权达变，以征服人心为上。“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以武力攻之，以文德恰之，以这种方式来经营天下，谁能够阻挡呢？
司马家族为什么能赢？
公元263年，司马昭运筹帷幄，摧枯拉朽般地平定了蜀汉。战前，东吴有人对能否成功表示怀疑，议论说，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百姓未服（指淮南三叛等事），如今又劳师远征，必将大败。有识之士张悌回答说：“不然。”他从曹操数落起，“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曹操的统治，崇尚智（诈）力，忽视文教，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魏文帝曹丕只当了不到六年皇帝，自己不会打仗，却热衷于征战，无有宁岁。魏明帝曹睿统治的十三年，《资治通鉴》用大量篇幅，记载各位大臣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曹睿穷奢极侈，劳民伤财的种种行为，言辞十分激烈。他们批评“陛下不战战业业，念崇节约，而乃奢靡是务”，提出“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可见张悌的言论是完全有根据的。
与曹氏家族三代无恩信于民相反，这位敌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司马氏父子是改革了曹魏三代弊政的人，所以，淮南三叛，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司马氏父子执政期间，“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相反，蜀汉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穷兵黩武，兵民疲弊，不仅双方强弱不同，而且智算谋略，也是司马氏更胜一筹，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只是司马氏得手，对我东吴未必有利，令人担忧啊。
分析这些当时人的议论，我们得出什么印象呢？司马氏家族能够夺取曹氏政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曹家政权领导人有问题，曹操是有威而无恩德于民，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上，做得不够完善，民众畏惧而不怀德。曹丕、曹睿不仅是吃父祖的老本，而且给人民带来的是痛苦和残政，积弊很深。至于几位小皇帝（曹芳、曹髦、曹奂）都是窝囊废，曹芳“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何晏都如此劝谏，可见不是诬陷之辞）。曹髦鲁莽行事，如同匹夫。在集权时代，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对于国家安全与治理来说，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另外一方面，司马氏家族则表现得完全不一样，他们在操作层面，懂得刚柔兼济，懂得笼络人心，革除弊政，赢得人心。如果认为司马家族完全凭阴谋诡计就能够得天下，是过于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