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李四光曾称赞陇南“是一个宝贵的复杂地带”；而来自陇南的朋友提起这句话时，却总会引用为“陇南是一个复杂的宝贝地带”，珍爱之情溢于言表。陇南人还常用唐诗里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形容自己的家乡。为了印证这份热忱和珍爱，我们的报道组在这片兼具江南之秀美、汉唐之古韵的中国腹地盘桓多日，以超过2000公里的行程走访了陇南全境。将我们深深打动的，不仅是这里绝美的山川秘境、深厚的历史积淀，更是陇南呈现出的全新的时间视野：在极宏远处，这片土地守护着秦帝国最初的辉煌遗迹，在极细微处，循着村民毡帽上配饰的白羽毛，也能引出一段关于避居高山的尚武民族的隐秘往事；在极跌宕处，陇南能以一根石笋道破历代王朝兴衰的终极原因，在极静谧处，峡谷山涧旁的养生天堂，则让人完全感受不到时间流驶的些微迹象。旅行在陇南，刷新了我们对时间的原有认知；一种质地更微妙、节奏更丰富的时间感，在陇南向我们呈现了华美的宝藏。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能在陇南找到它的痕迹。”一位学者朋友这样告诉我们。的确，陇南号称“秦陇锁钥”、“川蜀门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相争之地。再加上这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融合成悠久、多彩而动荡的陇南历史，这片土地上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积淀。甚至可以说，谁彻底读懂了陇南，谁也就能由此读懂整个中国。

公元前五、六千年

　　陇南先民们就在西汉水一带生息繁衍。陇南西和县发现的宁家庄遗址、礼县发现的高寺头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遗存；而武都区发现的任家坪墓群则是寺洼文化遗存，被认为是后世氐羌文化的先祖。宋代罗泌《路史·后记》载：“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纪。”此处所说的仇夷，即今天西和县南部的仇池山。陇南无疑是华夏先祖的发源地之一。

公元前900年

　　秦人祖先大骆、非子等在古西垂地（今礼县东北部、西和县北部）一带养马；西垂还曾是秦庄公、秦襄公、秦文公等几代君主的都邑所在地；直到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秦人都邑才由西垂迁往新都。

公元171年（汉灵帝建宁四年）

　　李翕出任武都太守，修筑栈道，开始大规模矿产开采。汉代陇南为武都郡，辖区相当于今陇南市白龙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居民为氐族、羌族。

公元263年（魏景元四年）

　　魏国大将邓艾大举攻蜀。他率部至阴平（今文县），攀登小道，凿山开路，修栈架桥，越过几百里险域，直抵蜀国江油，终于攻入成都，灭亡蜀汉。

公元3世纪（东汉至三国年间）

　　氐族部落首领杨驹宝占据仇池（今西和县）。自此时起至南北朝末期（公元6世纪末），陇南处于中原王朝“失控”状态，氐族趁机扩张势力，在这里先后建立了仇池、武都、武兴、阴平和宕昌五个氐族、羌族地方政权。

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

　　大诗人杜甫移居陇南同谷（今成县）。此时安史之乱令关中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陇南则呈现出相对平和的景象。杜甫寓居同谷月余，创作了“同谷七歌”、“凤凰台”等名作，后因生活所迫，又由此入蜀，举家迁往成都。“安史之乱”后，陇南地区被吐蕃政权统治。

公元12世纪（南宋初年）

　　吴玠、吴璘、吴挺等将领以河池（今徽县）为屯军基地，在阶州（今武都区）、成州（今成县）等地抗击金兵，赢得了饶凤关、仙人关等大捷，六十多年中拒金兵于蜀口之外，维护了南宋的西部疆域。宋宁宗称许吴家为“世功保蜀”。

1236年（南宋端平三年）

　　蒙古军自大散关入川，同时率军西掠，相继攻破阶州、宕州（今宕昌）、文州（今文县）等地，陇南各州遂置于蒙古政权统治之下。

1371年（明洪武四年）

　　朱元璋决意伐蜀，颖川侯傅友德任征虏前将军，在阶州击败元军守将丁世贞。元军撤退时毁断白龙江桥，傅友德修桥渡江，又攻克文州，进军绵州（今绵阳）。当时嘉陵江涨水，明军削制了数千木牌，写明攻克阶州等地的情形，再投入江中；沿江元军见到木牌，军心瓦解、不战而溃。陇南地区自唐中叶至明初，战火连绵达六百余年，人口减少、城池残破。明初，阶州、文州、徽州（今徽县）相继降州为县。

16世纪至17世纪（明末清初）

　　番族首领多次起兵进击陇南阶州，均被明军镇压。在此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中，多股义军均曾转战于陇南山区。传说李自成过阶州时，不少士兵患上了眼疾。为消病祛疾，李自成亲往城隍庙祷告，并手书“立见报施”匾额，悬挂在庙门上；该匾一直保存到近代。李自成败后，清军尾随南下，陇南各州县全部降清。自清初起，明朝余部、张献忠起义军、吴三桂势力对陇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在此后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诸次运动中，陇南均受波及；直到清王朝灭亡为止，陇南境内风云激荡，干戈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