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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舞会
1953年新年在即，斯大林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和他一起庆祝新年。能应斯大林之邀来到他的别墅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受到信任的标志。况且这次斯大林打破了他的小圈子，邀请了全体领导人，更使大家心绪奔放。厅堂里华灯结彩，相映生辉，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们济济一堂，享受着斯大林恩赐的美酒佳肴，频频执箸把盏，共贺新年之好。
斯大林的兴致很高，喝了不少酒，借主人之兴，客人们也开怀畅饮。
酒足饭饱之后，斯大林转向唱机，放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民间音乐唱片，人们先是洗耳恭听，接下来情不自禁的和曲而唱。此时此景，一扫斯大林晚年那种郁郁寡欢的心情。接着他又换上了舞蹈唱片，随着那轻盈的音乐节拍，大家纷纷跳起舞来。
苏联领导层中公认的舞蹈家是米高扬，他荡起“莱兹琴卡”舞步（一种高加索民间舞蹈）率先走向舞池。接着是伏罗希洛夫步入场中，卡冈诺维奇也跳了起来。赫鲁晓夫跳起了乌克兰家乡舞，布尔加宁的动作则隐约有着俄罗斯风味。斯大林也张开双臂，踏着小步进入这场群舞之中。舞场的常客们明显地看出来，他以前似乎从未跳过，足见斯大林此时是何等神采飞扬。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以“女主人”的身份（斯大林的夫人阿利露耶娃已自杀身亡），相继陪同这些长者起舞，使这个令人心醉的新年又增加了家庭式的色彩，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心旷神怡的舞会里。
舞池里，虽然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舞蹈家们极力卖弄风情讨好斯大林，但在脚底下，他们并不按照斯大林的节拍跳动，那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舞步。
最后一次党代会
斯大林提议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可是苏联自从1939年举行“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3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莫说代表大会，就是党的中央全会也很少召开。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至于政治局，也只是斯大林手中的一块橡皮图章。人所共知，长期以来，苏联是党统领一切，而斯大林就是党。共和政体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只是徒具形式的外壳。但无论如何，决定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算是个好消息。
第19次党员代表大会定于1952年10月召开。在斯大林垂暮之年，人们格外注目斯大林的最后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党代表大会有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一是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人，二是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人。
斯大林最后决定了大会议程，并宣布总结报告由马林科夫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由赫鲁晓夫作，五年经济计划的报告由萨布罗夫作，并指令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领导审查所有的报告稿。斯大林的命令立刻被记录下来，大会的议程就这样决定了。
斯大林指定马林科夫作工作报告，人们把它理解为是某种信号。日丹诺夫死后，他坐上克里姆林宫的第二把交椅，在列宁格勒案件中，马林科夫获利最多，地位进一步巩固。让赫鲁晓夫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不仅使他的同事感到惊奇，而且他本人也感到突然。赫鲁晓夫长期在地方工作，1949年，调回莫斯科任第一书记，并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这是斯大林在列宁格勒案件之后为了抗衡权势日盛的马林科夫、贝利亚所采取的措施。但对于党章，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让他作这样的报告显然表明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崇高荣誉。至于萨布罗夫，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作关于五年经济计划的报告则属例行公事。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开幕。在莫洛托夫致开幕词后，马林科夫作了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卫国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报告也揭露和批评了苏联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马林科夫的长篇报告相比，赫鲁晓夫的报告却很短，只有一小时就念完了。在审查报告时，贝利亚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太长，所以删去了大量文字，这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削弱赫鲁晓夫影响的手段。但赫鲁晓夫宣读报告稿的本事却很大，念得既流畅又有气势。最后，他声音宏亮地高呼：“党和人民的领袖，我们一切胜利的鼓舞和组织者斯大林同志万岁！”
这个口号的余音未落，全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霎时转为一片欢呼声。
代表大会结束前，斯大林发表了讲话。他只讲了6～7分钟，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高呼斯大林万岁，把大会推向高潮。
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红军的铁骑横扫东欧和北亚，社会主义联成一个阵营，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苏联的周围，把整个地球一分为二，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对垒相峙。他的赫赫功勋使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女皇也黯然失色，他是苏联胜利和强大的象征，是人民心中崇拜的偶像。
这次大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把党的名称由以往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从此，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1991年蘇联发生“8·19”政变后被解散。
党的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全会。新当选的236名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斯大林宣读了由25人组成的新的主席团人选名单以取代过去的政治局。这个名单未经讨论就获得通过。斯大林还建议组成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共有9名成员组成：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这个名单也被毫无争议的接受下来。
确定苏共最高领导集团这样的大事，据赫鲁晓夫说，他，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已经失宠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了。但斯大林自己不可能拿出这样一个名单，因为其中有些人斯大林并不熟悉，赫鲁晓夫这个名单的幕后策划人是斯大林的妹夫卡冈诺维奇。但另外也有人揭穿赫鲁晓夫，说他是有意隐蔽自己，指出这个名单里的人物正好分别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人，而且分配极为平均，这显然决不是巧合。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一点是，25人主席团的名单没有经过集体讨论，不管什么人私下对斯大林有多大影响，主席团名单只能说是斯大林的任命书而已。 根据苏联公布的历史资料，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一次长时间讲话，波兰政治传记作家撒迪厄斯·威特林根据波兰官方获得的资料对斯大林的发言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
斯大林站在讲台上，痛斥他下属的那些真实的和想象出来的偏差、过失和罪行。这位最高上司并不旁敲侧击，他逐个点名，一一批判。斯大林用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指责莫洛托夫的几项罪状，简直把他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接着斯大林开始谴责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忠诚的工作人员之一米高扬，并用最严厉的词句宣布他的错误、罪行和颠覆活动。
这还不算完，斯大林朝着那位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入党的老党员、忠诚的斯大林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的保卫者伏罗希洛夫元帅大发雷霆。斯大林宣称，伏罗希洛夫目前作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伏罗希洛夫还不是最后一个挨训斥的人，这位最高上司还谴责贝利亚向南斯拉夫叛徒、流氓告密。那时，铁托同苏联已经决裂了。
斯大林的讲话无疑是党内这些老同志的政治死刑判决书，预告一次新的清洗必不可免。
这次代表大会，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增加了一倍，并废除政治局，任命一个庞大的25人主席团，其用意据说是先让新人充实进来与老同志搀在一起，然后再把老同志清洗出去。对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证实说：“斯大林有一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他常说政治局委员必须有新人来换。”
第19次党代会是斯大林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它描绘出了莫斯科上空的政治风云图，但这风云又随时在变幻着，发展着……
最后的别墅晚餐
在斯大林晚年，党与政府的机构实际上已停止运转，但斯大林内部小圈子却定期开会。
斯大林的工作时间表是黑白天颠倒的，上午从来不工作，下午工作，晚上七八点钟睡过“午觉”之后，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官，常委们要么在中央书记处，要么到克里姆林宫书房，更多的是到克里姆林宫的电影院碰头，一边看电影，一边在换片的间隙谈论各类事情。
每次电影结束，斯大林照例建议：“走吧，让我们去吃点东西吧。”这常常是在凌晨一二点钟，众人都想去睡觉，因为早晨还要工作。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都说饿了。这种饿的谎话就像一种发射。然后他们坐车驶向斯大林在近郊的孔策沃别墅。
斯大林的别墅戒备森严，四周筑起了两道围墙，围墙之间又有看门狗。整个别墅还安有一套电子警报系统以及其他一些安全装置。
一到斯大林别墅，“会议”继续进行。在斯大林的餐桌上总有他最喜欢吃的菜，但必须按以下程序用餐：斯大林想吃什么，在他吃之前，每道菜都有指定的试味员检查菜里是否有毒。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御餐上早就有，可以想象俄国沙皇也是这样用餐的。不知斯大林是什么时期采取了这种制度，看来，他对厨子的警惕絲毫不比莫斯科大道上的伏击者差。
在斯大林家里，常常有酗酒比赛。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曾不得不让女服务员往他们的杯里倒有颜色的水，以代替酒，因为他们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一次，谢尔巴科夫竟当众揭穿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往酒里掺水的事，这着实使斯大林生气大闹了一番。谢尔巴科夫最终因酒精中毒而死。
不仅许多国家大事是在斯大林的餐桌上，在谈笑把盏之间决定的，就是克里姆林宫上层人物的进退生死也取决于斯大林的“晚餐”。能否参加斯大林的晚餐以及参加的次数就是测试受斯大林信任程度的化学试纸。斯大林挑选一批人，让他们总是待在身边，而总还有另一批人很少接到邀请，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家的常客，布尔加宁次之，卡冈诺维奇比布尔加宁更少。伏罗希罗夫则从未被邀请过。由于斯大林的怀疑，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就被打入冷宫。有人曾说，如果斯大林再活更长一些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结局将是悲惨的。
最后致他于死的“医生谋杀案”
1952年底，莫斯科笼罩在酷寒之中。一天，斯大林把主席团成员紧急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向大家宣读了一个名叫莉季亚·季玛舒克的女医生给他寄来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断言，某些著名医生，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内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企图利用手中的处方权来谋害领导人。据说这些医生已经造成了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过早死亡，而且他们正在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伏罗希洛夫元帅、科涅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以及什捷缅科将军等人。自然，如果这是真的，它将是最无法无天的罪恶，是违反天理的罪行。
所有在座的人像往常遇见这种情况一样，一句话也不说，保持沉默。斯大林终究还是接受了告密信。在他看来，敌人老是包围着我们，况且他正怀疑由美国和英国间谍网培植的犹太复国主义和铁托主义的阴谋。他还相信，在他的老同事中，有一个要取代他或者至少要削弱他权力的阴谋。
于是，他领导的最后一次清洗揭开了序幕。
与此有关的医生锒铛入狱了，其中有维诺格拉多夫、瓦西连科等有名望的教授。对医生们的审讯，是在斯大林亲自监督下进行的。他经常在电话中大发雷霆，一次，他竟恶狠狠地申斥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捷夫：“如果你拿不到他们的口供，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结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招认了他们的“罪状”。
接到审讯纪录后，主席团成员都挨了斯大林的批评：“你们就像一群小猫，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没有我，事情会怎样呢？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1953年1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医生案件”的官方公报。公报披露有9名医学教授已被揭露出来是美英间谍机关的特务，他们企图“把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的活动家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被指控按照美英间谍机关的命令，谋害了党的两个领导人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进一步打算谋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大元帅、什捷缅科大将、列夫钦科海军上将和其他人，以削弱国家的防务。这些“穿着白大褂的暗害者”大多是犹太人，这些医生被控通过犹太人慈善组织“联谊会”与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国际犹太人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在它们的唆使下行动；而另一个英国机构则“招募”维诺格拉多夫、叶戈罗夫等纯粹俄罗斯族的医生为它们卖命。这些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足以使人毛骨悚然。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带有斯大林文笔和口吻的社论。接着《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冗长的文章谴责这一罪行。与此同时，赞扬季玛舒克的文章铺天盖地。1月21日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决定奖励季玛舒克医生以列宁勋章。过了不久，正在生病的科涅夫元帅，也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声称他受到了据认为是毒死了日丹诺夫的同样药品的毒害。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不由你不信，这是铁的“事实”！
“医生案件”从何而起？它的依据何在？
在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病死后，斯大林就对给他治病的医生产生了怀疑。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31日病死，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2日病逝于莫斯科。据当时任卫生部长的斯米尔诺夫回忆，斯大林曾向他询问：
“斯米尔诺夫同志，您知道是哪位医生为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治的病？”
“我知道，是鲍里斯·科甘。”
“奇怪！一个医生治的两位病人都死了。”
“斯大林同志，医生在这件事上可没有过错……”
“怎么叫‘没有过错’？”
“我对季米特洛夫的病史和病理结论很关心。我敢向您保证，对他的病毫无办法。我还知道，是季米特洛夫向日丹诺夫推荐这位医生的。他认为这位医生医学造诣很深，是一位熟练的专家。”
斯大林沉默了。斯米尔诺夫认为他并没有说服斯大林。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最后一次给斯大林看病时发现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并在病历上写道：必须立即完全停止一切活动。应该说，斯大林死后证实，维诺格拉多夫的诊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位著名的医生为政治上的天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建议被认为是要排除斯大林的一切活动，自然包括政治活动……
贝利亚主管对斯大林的保健工作，当贝利亚将维诺格拉多夫的结论通知斯大林时，斯大林立即大发雷霆，不断呼叫：“把他铐起来！把他铐起来！”
斯大林暴跳如雷看来并不偶然。斯大林想到在列宁生病的时期，列宁受到他的监护被迫与他的事业隔绝开来的处境。而现在，他本人也碰到了相同的处境，他的主治医生也竟竭力叫他完全安静并停止一切活动……
维诺格拉多夫医生很快就被逮捕了。接着，一批最有权威的医生也被逮捕。国家安全部特别重要案件侦讯局局长柳明负责审理这一案件。这是一个毫无道德、渴求升官发财的人，当然他是按照斯大林认定的“结论”去进行审讯，挖出符合这种“结论”的材料。严刑之下，他达到了目的。
但是，医生的招供并不是这一案件的结束。作为医务人员，在政治上是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他们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夺取政权。如果按照审判者的逻辑，医生蓄意谋杀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甚至最高领袖斯大林，那么这些医生们只不过是怀有更大政治野心的人的猫脚爪，医生的招供只是等于在一场攻坚战中扫除了外围而已，因此继续发展进攻，揭露这次阴谋的“指挥中心”才是“医生谋杀案”的高潮。
但是，斯大林没有来得及把事情进行到自己设计好的结局便溘然去世。在1953年4月4日重新审查这一案件之后，全部医生获释并恢复了名誉。
所謂“医生谋杀案”是一件冤假错案，医生们是清白无辜的，这一点已为世人所公认。但这一案件的真正谜底并没有揭开。在“医生谋杀案”的背后是否隐伏着一场政治阴谋呢？
有关这一案件的内部情报，首先是由著名作家爱伦堡向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透露的，在法国报刊发表之后，各国报刊竞相转载。
所谓女医生季玛舒克的来信，现在看来显然是一个预先布置的诬告。贝利亚在斯大林实施大清洗之前抢先了一步，他决定把忠诚善良的维诺格拉多夫医生除掉，在斯大林身边安置自己的医生，或使斯大林处于完全没有医务保护之下。而斯大林轻信了这一诬告，捏造了一个医生谋杀案件，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大清洗计划。
苏共中央在1956年6月30日《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中承认：当时中央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人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组织了对抗斯大林的力量，即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早已形成的“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正在策划一场反对斯大林的阴谋。
1953年2月末，斯大林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他要求3月中旬审理“医生谋杀案”，同时把“罪行结论”的抄件分发给大家。抄件上有苏联检察总长的签名。这份文件说，战时美国人不仅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在党中央和保安部内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点；英国人战前也是这样做的，而在战争期间又扩大了通讯网；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取了中央委员库茨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吉昂诺夫等人。这一解释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口味，从而消除了对斯大林真实意图的怀疑。
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四人团仔细地研究了这一抄件，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去莫斯科郊区森林中以打猎为名，集体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决定：鉴于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已不能再参加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建议解除他的一切职务。
3月1日，卡冈诺维奇在主席团会议上作了一个紧急发言，要求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对“医生的阴谋”进行一次客观的调查，并撤回斯大林不久前决定把犹太人遣送到苏联遥远地区的命令。“老政治局委员”中，除贝利亚以外，全部支持卡冈诺维奇的这番讲话。这种不平常的和没有先例的一致，向斯大林表明，他应付的是战友们早就策划好的一场阴谋。斯大林按捺不住了，他勃然大怒，不无粗鲁地骂了一阵，并扬言要严厉地镇压造反者。但是，斯大林对卡冈诺维奇和“老政治局委员”的最后通牒作出如此反应，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他们也知道，如果斯大林还有权的话，在提出这样的最后通牒之后，他们不可能活着离开克里姆林宫的，因而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米高扬告诉盛怒中的斯大林：“如果半小时以后，我们不能自由地离开这个房间，军队将占领克里姆林宫！”在米高扬说了这番话之后，贝利亚也离开了斯大林，说他对于建立调查医生案件的委员会一事也没有异议。贝利亚的背叛最终使斯大林的情绪失去了平衡。在这当儿，卡冈诺维奇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的中央主席团委员证撕成碎片，径直向斯大林的脸上扔过去。斯大林还没有来得及召唤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就因脑溢血而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对以上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在他回忆录中认为，所谓“医生谋杀案”是个卑鄙可耻的诬蔑案，医生们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和怀疑心的牺牲品。他也没有提起他除掉的政治对手贝利亚的阴谋。
但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编辑者斯特罗勃·塔尔伯特却提出了另外的见解。他认为赫鲁晓夫在这个罪恶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可疑的。这一案件非但不是贝利亚制造的，而正是赫鲁晓夫阴谋向贝利亚开刀。因为贝利亚负责斯大林的保健工作，医生对斯大林及其他领导人的谋杀必然祸及贝利亚。贝利亚当时已为斯大林所疑惧，又是赫鲁晓夫的主要政治敌手。事实上，正是贝利亚本人在斯大林死后首先公开谴责这个骗局，要求重新审查这一案件。赫鲁晓夫关于医生谋杀案件的回忆隐匿了事实真相，这些不幸的医生们成了这场主要针对赫鲁晓夫政敌的行动的抵押品。
（2006年第7期）
1953年新年在即，斯大林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和他一起庆祝新年。能应斯大林之邀来到他的别墅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受到信任的标志。况且这次斯大林打破了他的小圈子，邀请了全体领导人，更使大家心绪奔放。厅堂里华灯结彩，相映生辉，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们济济一堂，享受着斯大林恩赐的美酒佳肴，频频执箸把盏，共贺新年之好。
斯大林的兴致很高，喝了不少酒，借主人之兴，客人们也开怀畅饮。
酒足饭饱之后，斯大林转向唱机，放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民间音乐唱片，人们先是洗耳恭听，接下来情不自禁的和曲而唱。此时此景，一扫斯大林晚年那种郁郁寡欢的心情。接着他又换上了舞蹈唱片，随着那轻盈的音乐节拍，大家纷纷跳起舞来。
苏联领导层中公认的舞蹈家是米高扬，他荡起“莱兹琴卡”舞步（一种高加索民间舞蹈）率先走向舞池。接着是伏罗希洛夫步入场中，卡冈诺维奇也跳了起来。赫鲁晓夫跳起了乌克兰家乡舞，布尔加宁的动作则隐约有着俄罗斯风味。斯大林也张开双臂，踏着小步进入这场群舞之中。舞场的常客们明显地看出来，他以前似乎从未跳过，足见斯大林此时是何等神采飞扬。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以“女主人”的身份（斯大林的夫人阿利露耶娃已自杀身亡），相继陪同这些长者起舞，使这个令人心醉的新年又增加了家庭式的色彩，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心旷神怡的舞会里。
舞池里，虽然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舞蹈家们极力卖弄风情讨好斯大林，但在脚底下，他们并不按照斯大林的节拍跳动，那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舞步。
最后一次党代会
斯大林提议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可是苏联自从1939年举行“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3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莫说代表大会，就是党的中央全会也很少召开。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至于政治局，也只是斯大林手中的一块橡皮图章。人所共知，长期以来，苏联是党统领一切，而斯大林就是党。共和政体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只是徒具形式的外壳。但无论如何，决定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算是个好消息。
第19次党员代表大会定于1952年10月召开。在斯大林垂暮之年，人们格外注目斯大林的最后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党代表大会有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一是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人，二是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人。
斯大林最后决定了大会议程，并宣布总结报告由马林科夫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由赫鲁晓夫作，五年经济计划的报告由萨布罗夫作，并指令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领导审查所有的报告稿。斯大林的命令立刻被记录下来，大会的议程就这样决定了。
斯大林指定马林科夫作工作报告，人们把它理解为是某种信号。日丹诺夫死后，他坐上克里姆林宫的第二把交椅，在列宁格勒案件中，马林科夫获利最多，地位进一步巩固。让赫鲁晓夫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不仅使他的同事感到惊奇，而且他本人也感到突然。赫鲁晓夫长期在地方工作，1949年，调回莫斯科任第一书记，并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这是斯大林在列宁格勒案件之后为了抗衡权势日盛的马林科夫、贝利亚所采取的措施。但对于党章，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让他作这样的报告显然表明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崇高荣誉。至于萨布罗夫，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作关于五年经济计划的报告则属例行公事。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开幕。在莫洛托夫致开幕词后，马林科夫作了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卫国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报告也揭露和批评了苏联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马林科夫的长篇报告相比，赫鲁晓夫的报告却很短，只有一小时就念完了。在审查报告时，贝利亚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太长，所以删去了大量文字，这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削弱赫鲁晓夫影响的手段。但赫鲁晓夫宣读报告稿的本事却很大，念得既流畅又有气势。最后，他声音宏亮地高呼：“党和人民的领袖，我们一切胜利的鼓舞和组织者斯大林同志万岁！”
这个口号的余音未落，全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霎时转为一片欢呼声。
代表大会结束前，斯大林发表了讲话。他只讲了6～7分钟，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高呼斯大林万岁，把大会推向高潮。
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红军的铁骑横扫东欧和北亚，社会主义联成一个阵营，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苏联的周围，把整个地球一分为二，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对垒相峙。他的赫赫功勋使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女皇也黯然失色，他是苏联胜利和强大的象征，是人民心中崇拜的偶像。
这次大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把党的名称由以往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从此，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1991年蘇联发生“8·19”政变后被解散。
党的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全会。新当选的236名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斯大林宣读了由25人组成的新的主席团人选名单以取代过去的政治局。这个名单未经讨论就获得通过。斯大林还建议组成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共有9名成员组成：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这个名单也被毫无争议的接受下来。
确定苏共最高领导集团这样的大事，据赫鲁晓夫说，他，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已经失宠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了。但斯大林自己不可能拿出这样一个名单，因为其中有些人斯大林并不熟悉，赫鲁晓夫这个名单的幕后策划人是斯大林的妹夫卡冈诺维奇。但另外也有人揭穿赫鲁晓夫，说他是有意隐蔽自己，指出这个名单里的人物正好分别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人，而且分配极为平均，这显然决不是巧合。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一点是，25人主席团的名单没有经过集体讨论，不管什么人私下对斯大林有多大影响，主席团名单只能说是斯大林的任命书而已。 根据苏联公布的历史资料，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一次长时间讲话，波兰政治传记作家撒迪厄斯·威特林根据波兰官方获得的资料对斯大林的发言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
斯大林站在讲台上，痛斥他下属的那些真实的和想象出来的偏差、过失和罪行。这位最高上司并不旁敲侧击，他逐个点名，一一批判。斯大林用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指责莫洛托夫的几项罪状，简直把他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接着斯大林开始谴责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忠诚的工作人员之一米高扬，并用最严厉的词句宣布他的错误、罪行和颠覆活动。
这还不算完，斯大林朝着那位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入党的老党员、忠诚的斯大林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的保卫者伏罗希洛夫元帅大发雷霆。斯大林宣称，伏罗希洛夫目前作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伏罗希洛夫还不是最后一个挨训斥的人，这位最高上司还谴责贝利亚向南斯拉夫叛徒、流氓告密。那时，铁托同苏联已经决裂了。
斯大林的讲话无疑是党内这些老同志的政治死刑判决书，预告一次新的清洗必不可免。
这次代表大会，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增加了一倍，并废除政治局，任命一个庞大的25人主席团，其用意据说是先让新人充实进来与老同志搀在一起，然后再把老同志清洗出去。对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证实说：“斯大林有一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他常说政治局委员必须有新人来换。”
第19次党代会是斯大林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它描绘出了莫斯科上空的政治风云图，但这风云又随时在变幻着，发展着……
最后的别墅晚餐
在斯大林晚年，党与政府的机构实际上已停止运转，但斯大林内部小圈子却定期开会。
斯大林的工作时间表是黑白天颠倒的，上午从来不工作，下午工作，晚上七八点钟睡过“午觉”之后，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官，常委们要么在中央书记处，要么到克里姆林宫书房，更多的是到克里姆林宫的电影院碰头，一边看电影，一边在换片的间隙谈论各类事情。
每次电影结束，斯大林照例建议：“走吧，让我们去吃点东西吧。”这常常是在凌晨一二点钟，众人都想去睡觉，因为早晨还要工作。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都说饿了。这种饿的谎话就像一种发射。然后他们坐车驶向斯大林在近郊的孔策沃别墅。
斯大林的别墅戒备森严，四周筑起了两道围墙，围墙之间又有看门狗。整个别墅还安有一套电子警报系统以及其他一些安全装置。
一到斯大林别墅，“会议”继续进行。在斯大林的餐桌上总有他最喜欢吃的菜，但必须按以下程序用餐：斯大林想吃什么，在他吃之前，每道菜都有指定的试味员检查菜里是否有毒。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御餐上早就有，可以想象俄国沙皇也是这样用餐的。不知斯大林是什么时期采取了这种制度，看来，他对厨子的警惕絲毫不比莫斯科大道上的伏击者差。
在斯大林家里，常常有酗酒比赛。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曾不得不让女服务员往他们的杯里倒有颜色的水，以代替酒，因为他们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一次，谢尔巴科夫竟当众揭穿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往酒里掺水的事，这着实使斯大林生气大闹了一番。谢尔巴科夫最终因酒精中毒而死。
不仅许多国家大事是在斯大林的餐桌上，在谈笑把盏之间决定的，就是克里姆林宫上层人物的进退生死也取决于斯大林的“晚餐”。能否参加斯大林的晚餐以及参加的次数就是测试受斯大林信任程度的化学试纸。斯大林挑选一批人，让他们总是待在身边，而总还有另一批人很少接到邀请，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家的常客，布尔加宁次之，卡冈诺维奇比布尔加宁更少。伏罗希罗夫则从未被邀请过。由于斯大林的怀疑，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就被打入冷宫。有人曾说，如果斯大林再活更长一些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结局将是悲惨的。
最后致他于死的“医生谋杀案”
1952年底，莫斯科笼罩在酷寒之中。一天，斯大林把主席团成员紧急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向大家宣读了一个名叫莉季亚·季玛舒克的女医生给他寄来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断言，某些著名医生，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内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企图利用手中的处方权来谋害领导人。据说这些医生已经造成了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过早死亡，而且他们正在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伏罗希洛夫元帅、科涅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以及什捷缅科将军等人。自然，如果这是真的，它将是最无法无天的罪恶，是违反天理的罪行。
所有在座的人像往常遇见这种情况一样，一句话也不说，保持沉默。斯大林终究还是接受了告密信。在他看来，敌人老是包围着我们，况且他正怀疑由美国和英国间谍网培植的犹太复国主义和铁托主义的阴谋。他还相信，在他的老同事中，有一个要取代他或者至少要削弱他权力的阴谋。
于是，他领导的最后一次清洗揭开了序幕。
与此有关的医生锒铛入狱了，其中有维诺格拉多夫、瓦西连科等有名望的教授。对医生们的审讯，是在斯大林亲自监督下进行的。他经常在电话中大发雷霆，一次，他竟恶狠狠地申斥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捷夫：“如果你拿不到他们的口供，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结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招认了他们的“罪状”。
接到审讯纪录后，主席团成员都挨了斯大林的批评：“你们就像一群小猫，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没有我，事情会怎样呢？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1953年1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医生案件”的官方公报。公报披露有9名医学教授已被揭露出来是美英间谍机关的特务，他们企图“把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的活动家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被指控按照美英间谍机关的命令，谋害了党的两个领导人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进一步打算谋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大元帅、什捷缅科大将、列夫钦科海军上将和其他人，以削弱国家的防务。这些“穿着白大褂的暗害者”大多是犹太人，这些医生被控通过犹太人慈善组织“联谊会”与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国际犹太人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在它们的唆使下行动；而另一个英国机构则“招募”维诺格拉多夫、叶戈罗夫等纯粹俄罗斯族的医生为它们卖命。这些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足以使人毛骨悚然。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带有斯大林文笔和口吻的社论。接着《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冗长的文章谴责这一罪行。与此同时，赞扬季玛舒克的文章铺天盖地。1月21日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决定奖励季玛舒克医生以列宁勋章。过了不久，正在生病的科涅夫元帅，也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声称他受到了据认为是毒死了日丹诺夫的同样药品的毒害。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不由你不信，这是铁的“事实”！
“医生案件”从何而起？它的依据何在？
在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病死后，斯大林就对给他治病的医生产生了怀疑。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31日病死，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2日病逝于莫斯科。据当时任卫生部长的斯米尔诺夫回忆，斯大林曾向他询问：
“斯米尔诺夫同志，您知道是哪位医生为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治的病？”
“我知道，是鲍里斯·科甘。”
“奇怪！一个医生治的两位病人都死了。”
“斯大林同志，医生在这件事上可没有过错……”
“怎么叫‘没有过错’？”
“我对季米特洛夫的病史和病理结论很关心。我敢向您保证，对他的病毫无办法。我还知道，是季米特洛夫向日丹诺夫推荐这位医生的。他认为这位医生医学造诣很深，是一位熟练的专家。”
斯大林沉默了。斯米尔诺夫认为他并没有说服斯大林。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最后一次给斯大林看病时发现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并在病历上写道：必须立即完全停止一切活动。应该说，斯大林死后证实，维诺格拉多夫的诊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位著名的医生为政治上的天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建议被认为是要排除斯大林的一切活动，自然包括政治活动……
贝利亚主管对斯大林的保健工作，当贝利亚将维诺格拉多夫的结论通知斯大林时，斯大林立即大发雷霆，不断呼叫：“把他铐起来！把他铐起来！”
斯大林暴跳如雷看来并不偶然。斯大林想到在列宁生病的时期，列宁受到他的监护被迫与他的事业隔绝开来的处境。而现在，他本人也碰到了相同的处境，他的主治医生也竟竭力叫他完全安静并停止一切活动……
维诺格拉多夫医生很快就被逮捕了。接着，一批最有权威的医生也被逮捕。国家安全部特别重要案件侦讯局局长柳明负责审理这一案件。这是一个毫无道德、渴求升官发财的人，当然他是按照斯大林认定的“结论”去进行审讯，挖出符合这种“结论”的材料。严刑之下，他达到了目的。
但是，医生的招供并不是这一案件的结束。作为医务人员，在政治上是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他们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夺取政权。如果按照审判者的逻辑，医生蓄意谋杀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甚至最高领袖斯大林，那么这些医生们只不过是怀有更大政治野心的人的猫脚爪，医生的招供只是等于在一场攻坚战中扫除了外围而已，因此继续发展进攻，揭露这次阴谋的“指挥中心”才是“医生谋杀案”的高潮。
但是，斯大林没有来得及把事情进行到自己设计好的结局便溘然去世。在1953年4月4日重新审查这一案件之后，全部医生获释并恢复了名誉。
所謂“医生谋杀案”是一件冤假错案，医生们是清白无辜的，这一点已为世人所公认。但这一案件的真正谜底并没有揭开。在“医生谋杀案”的背后是否隐伏着一场政治阴谋呢？
有关这一案件的内部情报，首先是由著名作家爱伦堡向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透露的，在法国报刊发表之后，各国报刊竞相转载。
所谓女医生季玛舒克的来信，现在看来显然是一个预先布置的诬告。贝利亚在斯大林实施大清洗之前抢先了一步，他决定把忠诚善良的维诺格拉多夫医生除掉，在斯大林身边安置自己的医生，或使斯大林处于完全没有医务保护之下。而斯大林轻信了这一诬告，捏造了一个医生谋杀案件，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大清洗计划。
苏共中央在1956年6月30日《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中承认：当时中央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人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组织了对抗斯大林的力量，即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早已形成的“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正在策划一场反对斯大林的阴谋。
1953年2月末，斯大林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他要求3月中旬审理“医生谋杀案”，同时把“罪行结论”的抄件分发给大家。抄件上有苏联检察总长的签名。这份文件说，战时美国人不仅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在党中央和保安部内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点；英国人战前也是这样做的，而在战争期间又扩大了通讯网；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取了中央委员库茨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吉昂诺夫等人。这一解释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口味，从而消除了对斯大林真实意图的怀疑。
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四人团仔细地研究了这一抄件，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去莫斯科郊区森林中以打猎为名，集体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决定：鉴于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已不能再参加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建议解除他的一切职务。
3月1日，卡冈诺维奇在主席团会议上作了一个紧急发言，要求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对“医生的阴谋”进行一次客观的调查，并撤回斯大林不久前决定把犹太人遣送到苏联遥远地区的命令。“老政治局委员”中，除贝利亚以外，全部支持卡冈诺维奇的这番讲话。这种不平常的和没有先例的一致，向斯大林表明，他应付的是战友们早就策划好的一场阴谋。斯大林按捺不住了，他勃然大怒，不无粗鲁地骂了一阵，并扬言要严厉地镇压造反者。但是，斯大林对卡冈诺维奇和“老政治局委员”的最后通牒作出如此反应，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他们也知道，如果斯大林还有权的话，在提出这样的最后通牒之后，他们不可能活着离开克里姆林宫的，因而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米高扬告诉盛怒中的斯大林：“如果半小时以后，我们不能自由地离开这个房间，军队将占领克里姆林宫！”在米高扬说了这番话之后，贝利亚也离开了斯大林，说他对于建立调查医生案件的委员会一事也没有异议。贝利亚的背叛最终使斯大林的情绪失去了平衡。在这当儿，卡冈诺维奇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的中央主席团委员证撕成碎片，径直向斯大林的脸上扔过去。斯大林还没有来得及召唤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就因脑溢血而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对以上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在他回忆录中认为，所谓“医生谋杀案”是个卑鄙可耻的诬蔑案，医生们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和怀疑心的牺牲品。他也没有提起他除掉的政治对手贝利亚的阴谋。
但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编辑者斯特罗勃·塔尔伯特却提出了另外的见解。他认为赫鲁晓夫在这个罪恶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可疑的。这一案件非但不是贝利亚制造的，而正是赫鲁晓夫阴谋向贝利亚开刀。因为贝利亚负责斯大林的保健工作，医生对斯大林及其他领导人的谋杀必然祸及贝利亚。贝利亚当时已为斯大林所疑惧，又是赫鲁晓夫的主要政治敌手。事实上，正是贝利亚本人在斯大林死后首先公开谴责这个骗局，要求重新审查这一案件。赫鲁晓夫关于医生谋杀案件的回忆隐匿了事实真相，这些不幸的医生们成了这场主要针对赫鲁晓夫政敌的行动的抵押品。
（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