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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1997～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劳动参与率，贬值则提升劳动参与率;（2）实际汇率变动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3）相比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汇率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应采取适当措施来抵消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参与率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实际汇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需求
文章编号：2095-5960（2021）01-0010-12;中图分类号：F241.2;F830.73;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2010 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过去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转变为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并正在向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演变。而劳动力供给总量主要由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这两个因素决定。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口增速相对具有惯性，这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短期内趋于稳定。在我国这些特定的国情下，劳动参与率的小幅变动可能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显著变化。因此，劳动参与率对于破解“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难题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劳动参与率指一国之中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供给意愿的重要指标。就宏观方面而言，劳动参与率能够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其劳动适龄人口对该国的劳动贡献意愿。就微观方面而言，劳动参与率又能够反映个人对于收入和闲暇的选择。劳动参与率与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若劳动参与率过低，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下降，市场所需劳动力水平无法得到满足，经济活动就会萎缩，经济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而劳动参与率过高则会使得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过多，劳动力市场无法容纳过多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失业的人数就会增加，进而引起公众的不满，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1]由此可见，劳动参与率作为衡量劳动力参与意愿和劳动力市场活性的指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有关实际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汇率变动对于就业和失业影响[2][3]，且大多数为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而讨论汇率与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尚未就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参与率这一重要劳动力市场指标以及通过什么渠道影响该指标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为了从汇率的角度破解“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难题，探究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劳动参与率的研究，以探讨其影响因素为主。Bowen和Finegan认为劳动参与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市场报酬。[4]市场报酬越高，没有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机会成本就会增加，这就会促使他们放弃闲暇，转而投入劳动力市场。Shimer等通过实证研究工作年龄结构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得出老年工作人口占比越高， 那么劳动参与率就越低。[5]宋培林则在现代劳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会保障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性別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教育水平。[6]骆祚炎则认为货币政策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重大影响，且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7]一是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以降低利率、加大信贷投入，这会使得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增加闲暇的成本，提高劳动参与率。二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实施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以增加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其中，大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试图解释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8-16]
本文认为实际汇率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有关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文献较为丰富。Edwards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他认为实际汇率贬值会使得产出减少，进而降低了劳动力需求。[17]万解秋和徐涛在构建出口企业劳动力需求模型后发现，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他们认为实际汇率贬值对于劳动需求的影响在短期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则会使得劳动力需求得到提升。[18]王孝成在构建个体跨期最优模型后，利用1985年至2007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得出实际汇率贬值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需求。[19]徐伟呈和范爱军则是在行业细分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岭回归，得出人民币贬值能够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需求，而升值则会提升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需求。[20]
在研究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时，汇率变动通过哪些渠道以及如何影响劳动力需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Campa和Goldberg基于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指出，实际汇率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一国劳动力需求水平，分别为进口渗透、出口拉动和投入替代。[21]Hua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率能够通过技术渠道、出口需求渠道和效率渠道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且技术渠道的作用力度最大。[22]张德远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四大传导机制分别为：贸易、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生产效率，更进一步分析指出，贸易传导机制的作用发生在短期，资源配置作用于较长期，而生产方式和效率渠道一般在长期才能得到体现。[23]毛日昇基于汇率变化对就业市场影响的扩展理论框架，分析指出汇率变化通过贸易渠道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汇率贬值使得出口企业扩张，劳动力需求增加;二是汇率贬值会带来中间投入品成本增加，如果与国内产品为替代品，那么进口企业会增加劳动力需求，若为互补品，则会降低劳动力需求。[24] 综上所述，劳动参与率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供给能力的重要指标，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且主要以探讨其影响因素为主，鲜有学者讨论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实际汇率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有关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文献也较为丰富。此外，在研究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时，学者们对于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渠道也进行了研究。本文则在这些研究现状的前提下做进一步探索。
二、理论机制分析
（一）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渠道分析
1.贸易渠道。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厂商共同追求的目标，当企业的投入成本、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发生改变时，也会刺激厂商通过调整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等的投入结构。当汇率变动时，厂商要使自己达到利润最大化，就需要改变劳动力的需求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减少，厂商做出的最直接反应决策是减小产品生产规模，则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具体而言，实际汇率贬值，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产品需求上升，出口企业利润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要素投入增多，劳动力需求增加。不过，实际汇率贬值却会提高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导致进口需求量减少，与进口产品互为替代品的国内产品相对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从而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劳动力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实际汇率贬值提高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导致进口产品需求量减少，与进口产品互为互补品的国内产品需求量同样减少，抑制企业的生产，减小劳动力投入，劳动力需求减少。当进口产品为中间投入品时，实际汇率贬值，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相对增加，与该中间投入品互补的劳动力投入需求会减少，如果劳动力投入可以替代中间投入品，那么企业就会倾向于增加劳动力投入，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21][25]
2.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其目的一般是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用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因此企业对外投资是希望利用自身的技术、经营管理优势以及东道国低廉的要素资源禀赋等在东道国扩大市场，节约交易成本，创造产出，创造利润。汇率是连接东道国与投资母国货币价格比的桥梁，对外商做出直接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实际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东道国的商品和劳动力相对价格下降，使得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投资成本下降，资本回报率上升，从而外国投资者会增加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上升。二是财富效应，实际汇率贬值使得相同的外汇资产折算成东道国货币资产增加，外国投资者相对财富增加，从而投资上升。三是外国实际汇率相对升值，导致外国企业丧失价格优势，国外企业会调整战略布局，将企业生产部分转移到东道国，或是外国企业的进入，使得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不过，FDI的流入和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会提高劳动力需求，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能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劳动力需求。
3.资源配置渠道。实际汇率变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口依赖型产业和非出口依赖型产业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具体而言，实际汇率贬值，资本要素投入和生产技术投入成本相对提高，这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方式由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一般而言，这种由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的资源配置会使得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在消费者对该企业产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会加大劳动力投入以恢复以往的产量，劳动力需求增加。此外，一些企业会因为低效率或低利润而关闭厂房，劳动力需求就会减少。
不难发现，实际汇率能够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但是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这些渠道的正向和负向效应的相对大小。
（二）劳动力需求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渠道分析
劳动力需求的变动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影响劳动参与率，且主要影响渠道为工资渠道。1.工资渠道。通常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并非无限，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也就是工资水平的上升，闲暇的机会成本就会上升，这就会使得一些劳动适龄人口减少闲暇，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就会上升。[19]劳动力需求减少，工资水平下降，这会使得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或者放弃工作，转而增加闲暇时间，降低劳动参与率。2.雇佣标准渠道。劳动适龄人口中有一部分劳动者是因为技能素质不达标准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企业一般会降低雇佣的标准，这会使得那些技能较低的劳动适龄人口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参与率。而劳动力需求减少，企业往往会提高招聘的标准和门槛，很多劳动者会因经受打击，放弃参与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有些低技能的劳动者可能也会因此望而生却，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3.信息渠道。劳动力需求增加，企业会加大招聘的力度和广度，而劳动适龄人口中有些劳动者是因没有充足的就业信息而放弃找寻工作，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增多会吸引这部分以及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
（三）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渠道分析
综上所述，实际汇率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而劳动力需求的变动又主要通过影响工资水平进而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见图1）。
三、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劳动参与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考察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lpri，t表示i國在t时期的劳动参与率;reri，t表示i国t时期的实际汇率;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f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观察不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δi代表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εi，t为随机扰动项。 关于被解释变量劳动参与率，学术界有两种测算标准，第一种是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标准，用经济活动人口除以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第二种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用经济活动人口除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本文使用第一种测算方法所得的劳动参与率作被解释变量，用于实证研究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第二种测算方法用于稳健性检验。本文所用劳动参与率数据皆来自ILO数据库，数值区间为0至100，劳动参与率为0，表示所有的劳动适龄人口都不参加经济活动;劳动参与率为100时，表示所有的劳动适龄人口都参加经济活动。解释变量为实际汇率，指一国实际的整体汇率水平，采用大多数学者的做法，以实际有效汇率衡量。本文所使用的实际有效汇率来自IMF数据库，基期为2010年，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代表一国实际汇率升值，实际有效汇率下降则代表一国实际汇率贬值。
控制变量方面，影响一国劳动参与率的因素有很多，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闲暇与工作的偏好以及劳动者个人禀赋等都会影响一国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相关实证研究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占比、人口抚养比、失业率、生育率、产业结构共六个控制变量[8][9][26][27]，各变量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具体分述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效应，但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后，闲暇的机会成本减小，劳动参与率就会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政府支出占比：政府支出若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和保障补贴，就会使得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能够依靠社会补贴生活以及改善生活水平，而不用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劳动参与率就会降低。若政府支出主要用于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建设，则能提供额外的就業岗位，吸引劳动适龄人口进入，提升劳动参与率。
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对于劳动参与率有着负向的影响，人口抚养比越大，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去抚养老少的人就越多，劳动参与率就会降低。
失业率：失业率能够反映当前的就业形势，失业率越高，就业形势越差，更多的劳动者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
生育率：生育率提高，一方面会使得抚养成本增加，家庭压力增加，迫使更多的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女性由于需要生育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且照料孩童也会使得女性的工作时间减少，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女性会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中的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第三产业的比重日益增加时，劳动参与率会因为创造出来的大量就业岗位的增加而增加。
由于本文所用的数据都属于宏观数据，数据的波动可能会引起较大误差，为了保证计量估计结果的真实性，本文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对数处理。样本范围为涵盖了不同收入类型的58个国家1991～2017年的年度数据。控制变量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变量的说明、测度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2。
（二）全样本实证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选取的58个国家样本时间跨度存在不一致，因此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适用于非平衡面板稳健性检验的方法有IPS和费雪式检验两种，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同时选取上述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在经过对数处理后都是平稳的。
为了选择适合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通过LSDV法进行检验是否存在个体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很显著，故拒绝“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的原假设，认为存在个体效应，不应使用混合回归。其次，个体效应能以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的形式存在。通过豪斯曼检验发现，P值为0.0053，拒绝原假设，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最后为了控制样本区间内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考虑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P值为0.037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故而，借鉴以往的研究经验以及上述实证结果，本文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表4是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全体样本估计的结果。
本文通过依次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实际汇率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方程（1）表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此时，实际汇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劳动参与率有负向影响，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劳动参与率，贬值会提升劳动参与率。具体而言，实际汇率升值1%，就会使得劳动参与率降低0.035%。从方程（2）到方程（7），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在显著性水平为 1%上，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一直是显著为负的，系数在-0.054到-0.057之间，较为稳定。这说明实际汇率贬值能够提升劳动参与率，而实际汇率升值则会降低劳动参与率。
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均GDP在方程（2）到（6）中都显著为正，表明人均GDP的上升会带来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但是在方程（7）中，人均GDP虽同样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政府支出占比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政府支出占比每提高1%，就会使劳动参与率降低0.032%。人口抚养比的系数同样显著为负，抚养比越大，需要抚养的少儿与老龄人口相对增加，一些劳动力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去抚养、照顾这部分人口，进而降低劳动参与率。而失业率、总和生育率以及第三产业占比与劳动参与率之间均未表现出显著的线性关系。
（三）划分收入层次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实际汇率升贬值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会不会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以及为了检验上述全样本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标准，将58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划分为37个高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以及21个中低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并分别进行实证，结果见表5。 表5中，方程（1）、方程（2）和方程（3）是对高收入样本依次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方程（4）、（5）、（6）是对中低收入样本依次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从表中可知，高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为负，但是在第一列和第二列中并不显著，在方程（3）中也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32，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降低0.032%。而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样本而言，实际汇率前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稳定为-0.122，表明在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中，实际汇率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降低0.122%。综上所述，高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小，且没有中低收入国家显著。
根据以往的研究，实际汇率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響。高低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前的系数有较大差异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高收入国家相比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劳动力市场更加完善，实际汇率变动所能带来的厂房建设以及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限制了实际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幅度，劳动参与率相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更加稳定。第二，高收入国家的产业大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于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更小。第三，高收入国家有着更高的科技水平以及完善的劳动力制度，实际汇率变动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增加更可能通过机器代替实现，而实际汇率变动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会受到工会或者是劳动力制度的阻碍而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减小幅度。
就表5中的控制变量而言，政府支出占比在高收入样本中系数一直为负但只在方程（3）中显著，而在中低收入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政府支出占比系数却一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就方程（6）具体而言，政府支出占比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增加0.085%。这可能是因为在高收入国家中，政府支出主要用于转移支付、补贴和保障，政府支出占比越高，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可以依靠或是借助补贴维持生活，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投入国家建设如公共设施建设，政府支出占比越高，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这会吸引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而提高劳动参与率。人均GDP的系数在高收入样本中显著为正，这表明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越高;在中低收入国家中人均GDP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失业率、抚养比、总和生育率以及第三产业占比在两个样本组中均未表现出显著的线性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1.指标替换。上文已经提及劳动参与率的第二种测算方法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占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接下来我们使用该测算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并进行回归分析，对上文所得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报告了使用第二种测算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的估计结果。
由表6可知，在替换了劳动参与率的衡量方法进行回归之后，全样本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在方程（2）中为-0.032。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降低0.032%。这说明上文的结论较为稳健，并不会因为衡量标准而发生变化。在划分收入层次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和中低收入样本组相比，高收入样本的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依旧不显著且系数较小，这与本文采用第一种测量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所作实证结果相符，即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在更换了劳动参与率的测度方法后进行实证，得出的结论依然和上文保持一致，即实际升值会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贬值则会提升劳动参与率，且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更加显著，作用力度也越大。
2.内生性问题。此外，上述实证分析可能会由于遗漏变量等而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首先采用一般的处理方法对全样本、高收入样本以及中低收入样本重新进行估计，即以滞后一期的实际汇率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发现全样本中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参与率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此外，相比于高收入样本，中低收入样本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依然更大且更显著。为了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滞后一期的实际汇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可以发现，实际汇率在各样本中的系数与上文结论一致，即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有负向影响，且在中低收入国家更加显著，作用力度更大。表7是采取上述措施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的回归结果。
四、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参与率的需求机制研究
上述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升值（贬值）会降低（提高）一国的劳动参与率，且在中低收入国家更加显著。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作用机制。
（一）实际汇率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为了检验现实中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作用机制是否和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即实际汇率是否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本文采用中介变量检验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中介变量检验分为以下两步：首先，检验实际汇率对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是否有显著影响;其次，将中介变量加入原始模型（1）中进行实证，观察实际汇率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是否大幅降低。为检验实际汇率对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reri，t表示i国t时期的实际汇率;labi，t为中介变量，表示i国t时期的劳动力需求;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f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观察不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δi代表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εi，t为随机扰动项。
关于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学者们大多使用就业数来衡量。[28][29][30]本文也不例外，使用一国就业人数衡量劳动力需求，就业人数以15岁以上参加工作的人数衡量，数据来源于ILO数据库。解释变量实际汇率用实际有效汇率衡量，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基期为2010年。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代表一国实际汇率升值，实际有效汇率下降则代表一国实际汇率贬值。根据理论分析及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选取了以下五个主要控制变量，简单说明如下：贸易依存度，贸易开放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资本形成促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从而使得企业加大对劳动的需求;通货膨胀，由于工资价格粘性，高通胀能给一国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劳动力需求增加;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正向影响劳动力需求;制造业占比，制造业占国家行业比重越大，劳动力需求往往越大;政府支出占比，政府支出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建设性支出，带来额外的劳动力需求。 其中，通货膨胀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基期为2010年，其余年份以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00进行处理。人均GDP以2010年为基期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所得。贸易依存度用商品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即商品进出口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以现行美元计算。由于所用的数据都属于宏观数据，数据的波动可能会引起较大误差，为了保证计量估计结果的真实性，本文对所有变量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样本范围为涵盖了不同收入类型的73个国家1991～201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各控制变量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8。
上述各变量在取对数后首先进行IPS和费雪式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各变量都是平穩的。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表9报告了实际汇率对于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并采用依次添加控制变量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实际汇率。从表中的回归结果可知，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19][20]，这也说明本文实证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如方程（3）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为-0.17，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力需求就会下降0.17%，而实际汇率贬值1%，劳动力需求则会上升0.17%。这也验证了中介变量检验法的第一步，即实际汇率对于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有显著影响。
（二）加入中介变量的原始模型回归结果
上文通过构建包含中介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会产生负向影响，即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一国劳动力需求，贬值会提高劳动力需求。接下来将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加入原始模型（1）中进行实证，观察实际汇率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是否大幅降低。表10是按照不同的估计方法做出的回归结果。方程（1）和（2）是使用第一种测算方法得出的劳动参与率作被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方程（2）中加入了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使用第二种测算方法所得劳动参与率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表方程（3），方程（4）是额外加入了劳动力需求所得回归结果。上述回归可能会因遗漏变量等而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使用实际汇率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得出的结果如方程（5）和（6），方程（6）为加入了劳动力需求的结果。
由表10可知，加入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后，劳动力需求前的系数一直是显著为正的，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也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即劳动力需求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如方程（2）中，劳动力需求前的系数为0.427，表明劳动力需求每提高1%，劳动参与率就会提升0.427%。此外，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实际汇率前的系数显著性下降的十分明显，且系数变小。如方程（1）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下降0.057%，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的方程（2）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幅度变小，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仅下降0.029%。在采用第二种测算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的回归结果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因中介变量的加入而变得不显著，不过系数仍为负。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能得到上述同样的结果。
综上所述，实际汇率能够对劳动力需求产生负向影响，且劳动力需求增加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在加入了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进行回归后，实际汇率前的系数显著性明显降低，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也相应降低。结合上述实证结果可知，实际汇率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这一渠道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且可能存在其他传导渠道。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经验分析得知，实际汇率能够通过贸易等多个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到劳动参与率。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实际汇率与劳动参与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劳动参与率，贬值则会提升劳动参与率;二是实际汇率主要通过需求机制影响劳动参与率，即实际汇率变动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三是相比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力度更大，且更显著。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汇率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在步入新的阶段后，“人口红利”的下降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都让我们必须慎重处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实际汇率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劳动参与率又是决定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主要因素，所以制定汇率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二）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人民币倾向于非均衡升值。且在当前国情下，我国面临着人口红利下降等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须保持劳动参与率稳定均衡。故而应采用适当的方法来抵消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对劳动参与率的负面影响，如适当降低社会转移支付等措施。此外，我国也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拓宽就业信息渠道，促进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
（三）由于实际汇率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故而我国可以直接采取一定的财政措施直接提高我国劳动力需求，从而吸引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如加大财政支出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等，以提高劳动力需求，进而提升劳动参与率，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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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
关键词：实际汇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需求
文章编号：2095-5960（2021）01-0010-12;中图分类号：F241.2;F830.73;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2010 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过去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转变为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并正在向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演变。而劳动力供给总量主要由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这两个因素决定。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口增速相对具有惯性，这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短期内趋于稳定。在我国这些特定的国情下，劳动参与率的小幅变动可能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显著变化。因此，劳动参与率对于破解“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难题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劳动参与率指一国之中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供给意愿的重要指标。就宏观方面而言，劳动参与率能够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其劳动适龄人口对该国的劳动贡献意愿。就微观方面而言，劳动参与率又能够反映个人对于收入和闲暇的选择。劳动参与率与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若劳动参与率过低，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下降，市场所需劳动力水平无法得到满足，经济活动就会萎缩，经济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而劳动参与率过高则会使得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过多，劳动力市场无法容纳过多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失业的人数就会增加，进而引起公众的不满，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1]由此可见，劳动参与率作为衡量劳动力参与意愿和劳动力市场活性的指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有关实际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汇率变动对于就业和失业影响[2][3]，且大多数为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而讨论汇率与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尚未就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参与率这一重要劳动力市场指标以及通过什么渠道影响该指标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为了从汇率的角度破解“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难题，探究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劳动参与率的研究，以探讨其影响因素为主。Bowen和Finegan认为劳动参与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市场报酬。[4]市场报酬越高，没有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机会成本就会增加，这就会促使他们放弃闲暇，转而投入劳动力市场。Shimer等通过实证研究工作年龄结构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得出老年工作人口占比越高， 那么劳动参与率就越低。[5]宋培林则在现代劳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会保障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性別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教育水平。[6]骆祚炎则认为货币政策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重大影响，且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7]一是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以降低利率、加大信贷投入，这会使得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增加闲暇的成本，提高劳动参与率。二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实施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以增加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其中，大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试图解释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8-16]
本文认为实际汇率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有关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文献较为丰富。Edwards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他认为实际汇率贬值会使得产出减少，进而降低了劳动力需求。[17]万解秋和徐涛在构建出口企业劳动力需求模型后发现，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他们认为实际汇率贬值对于劳动需求的影响在短期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则会使得劳动力需求得到提升。[18]王孝成在构建个体跨期最优模型后，利用1985年至2007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得出实际汇率贬值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需求。[19]徐伟呈和范爱军则是在行业细分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岭回归，得出人民币贬值能够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需求，而升值则会提升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需求。[20]
在研究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时，汇率变动通过哪些渠道以及如何影响劳动力需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Campa和Goldberg基于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指出，实际汇率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一国劳动力需求水平，分别为进口渗透、出口拉动和投入替代。[21]Hua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率能够通过技术渠道、出口需求渠道和效率渠道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且技术渠道的作用力度最大。[22]张德远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四大传导机制分别为：贸易、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生产效率，更进一步分析指出，贸易传导机制的作用发生在短期，资源配置作用于较长期，而生产方式和效率渠道一般在长期才能得到体现。[23]毛日昇基于汇率变化对就业市场影响的扩展理论框架，分析指出汇率变化通过贸易渠道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汇率贬值使得出口企业扩张，劳动力需求增加;二是汇率贬值会带来中间投入品成本增加，如果与国内产品为替代品，那么进口企业会增加劳动力需求，若为互补品，则会降低劳动力需求。[24] 综上所述，劳动参与率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供给能力的重要指标，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且主要以探讨其影响因素为主，鲜有学者讨论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实际汇率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有关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文献也较为丰富。此外，在研究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时，学者们对于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渠道也进行了研究。本文则在这些研究现状的前提下做进一步探索。
二、理论机制分析
（一）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渠道分析
1.贸易渠道。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厂商共同追求的目标，当企业的投入成本、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发生改变时，也会刺激厂商通过调整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等的投入结构。当汇率变动时，厂商要使自己达到利润最大化，就需要改变劳动力的需求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减少，厂商做出的最直接反应决策是减小产品生产规模，则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具体而言，实际汇率贬值，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产品需求上升，出口企业利润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要素投入增多，劳动力需求增加。不过，实际汇率贬值却会提高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导致进口需求量减少，与进口产品互为替代品的国内产品相对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从而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劳动力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实际汇率贬值提高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导致进口产品需求量减少，与进口产品互为互补品的国内产品需求量同样减少，抑制企业的生产，减小劳动力投入，劳动力需求减少。当进口产品为中间投入品时，实际汇率贬值，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相对增加，与该中间投入品互补的劳动力投入需求会减少，如果劳动力投入可以替代中间投入品，那么企业就会倾向于增加劳动力投入，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21][25]
2.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其目的一般是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用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因此企业对外投资是希望利用自身的技术、经营管理优势以及东道国低廉的要素资源禀赋等在东道国扩大市场，节约交易成本，创造产出，创造利润。汇率是连接东道国与投资母国货币价格比的桥梁，对外商做出直接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实际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东道国的商品和劳动力相对价格下降，使得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投资成本下降，资本回报率上升，从而外国投资者会增加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上升。二是财富效应，实际汇率贬值使得相同的外汇资产折算成东道国货币资产增加，外国投资者相对财富增加，从而投资上升。三是外国实际汇率相对升值，导致外国企业丧失价格优势，国外企业会调整战略布局，将企业生产部分转移到东道国，或是外国企业的进入，使得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不过，FDI的流入和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会提高劳动力需求，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能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劳动力需求。
3.资源配置渠道。实际汇率变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口依赖型产业和非出口依赖型产业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具体而言，实际汇率贬值，资本要素投入和生产技术投入成本相对提高，这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方式由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一般而言，这种由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的资源配置会使得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在消费者对该企业产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会加大劳动力投入以恢复以往的产量，劳动力需求增加。此外，一些企业会因为低效率或低利润而关闭厂房，劳动力需求就会减少。
不难发现，实际汇率能够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但是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这些渠道的正向和负向效应的相对大小。
（二）劳动力需求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渠道分析
劳动力需求的变动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影响劳动参与率，且主要影响渠道为工资渠道。1.工资渠道。通常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并非无限，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也就是工资水平的上升，闲暇的机会成本就会上升，这就会使得一些劳动适龄人口减少闲暇，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就会上升。[19]劳动力需求减少，工资水平下降，这会使得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或者放弃工作，转而增加闲暇时间，降低劳动参与率。2.雇佣标准渠道。劳动适龄人口中有一部分劳动者是因为技能素质不达标准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企业一般会降低雇佣的标准，这会使得那些技能较低的劳动适龄人口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参与率。而劳动力需求减少，企业往往会提高招聘的标准和门槛，很多劳动者会因经受打击，放弃参与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有些低技能的劳动者可能也会因此望而生却，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3.信息渠道。劳动力需求增加，企业会加大招聘的力度和广度，而劳动适龄人口中有些劳动者是因没有充足的就业信息而放弃找寻工作，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增多会吸引这部分以及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
（三）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渠道分析
综上所述，实际汇率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而劳动力需求的变动又主要通过影响工资水平进而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见图1）。
三、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劳动参与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考察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lpri，t表示i國在t时期的劳动参与率;reri，t表示i国t时期的实际汇率;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f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观察不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δi代表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εi，t为随机扰动项。 关于被解释变量劳动参与率，学术界有两种测算标准，第一种是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标准，用经济活动人口除以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第二种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用经济活动人口除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本文使用第一种测算方法所得的劳动参与率作被解释变量，用于实证研究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第二种测算方法用于稳健性检验。本文所用劳动参与率数据皆来自ILO数据库，数值区间为0至100，劳动参与率为0，表示所有的劳动适龄人口都不参加经济活动;劳动参与率为100时，表示所有的劳动适龄人口都参加经济活动。解释变量为实际汇率，指一国实际的整体汇率水平，采用大多数学者的做法，以实际有效汇率衡量。本文所使用的实际有效汇率来自IMF数据库，基期为2010年，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代表一国实际汇率升值，实际有效汇率下降则代表一国实际汇率贬值。
控制变量方面，影响一国劳动参与率的因素有很多，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闲暇与工作的偏好以及劳动者个人禀赋等都会影响一国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相关实证研究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占比、人口抚养比、失业率、生育率、产业结构共六个控制变量[8][9][26][27]，各变量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具体分述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效应，但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后，闲暇的机会成本减小，劳动参与率就会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政府支出占比：政府支出若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和保障补贴，就会使得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能够依靠社会补贴生活以及改善生活水平，而不用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劳动参与率就会降低。若政府支出主要用于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建设，则能提供额外的就業岗位，吸引劳动适龄人口进入，提升劳动参与率。
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对于劳动参与率有着负向的影响，人口抚养比越大，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去抚养老少的人就越多，劳动参与率就会降低。
失业率：失业率能够反映当前的就业形势，失业率越高，就业形势越差，更多的劳动者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
生育率：生育率提高，一方面会使得抚养成本增加，家庭压力增加，迫使更多的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女性由于需要生育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且照料孩童也会使得女性的工作时间减少，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女性会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中的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第三产业的比重日益增加时，劳动参与率会因为创造出来的大量就业岗位的增加而增加。
由于本文所用的数据都属于宏观数据，数据的波动可能会引起较大误差，为了保证计量估计结果的真实性，本文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对数处理。样本范围为涵盖了不同收入类型的58个国家1991～2017年的年度数据。控制变量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变量的说明、测度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2。
（二）全样本实证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选取的58个国家样本时间跨度存在不一致，因此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适用于非平衡面板稳健性检验的方法有IPS和费雪式检验两种，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同时选取上述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在经过对数处理后都是平稳的。
为了选择适合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通过LSDV法进行检验是否存在个体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很显著，故拒绝“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的原假设，认为存在个体效应，不应使用混合回归。其次，个体效应能以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的形式存在。通过豪斯曼检验发现，P值为0.0053，拒绝原假设，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最后为了控制样本区间内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考虑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P值为0.037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故而，借鉴以往的研究经验以及上述实证结果，本文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表4是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全体样本估计的结果。
本文通过依次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实际汇率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方程（1）表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此时，实际汇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劳动参与率有负向影响，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劳动参与率，贬值会提升劳动参与率。具体而言，实际汇率升值1%，就会使得劳动参与率降低0.035%。从方程（2）到方程（7），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在显著性水平为 1%上，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一直是显著为负的，系数在-0.054到-0.057之间，较为稳定。这说明实际汇率贬值能够提升劳动参与率，而实际汇率升值则会降低劳动参与率。
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均GDP在方程（2）到（6）中都显著为正，表明人均GDP的上升会带来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但是在方程（7）中，人均GDP虽同样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政府支出占比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政府支出占比每提高1%，就会使劳动参与率降低0.032%。人口抚养比的系数同样显著为负，抚养比越大，需要抚养的少儿与老龄人口相对增加，一些劳动力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去抚养、照顾这部分人口，进而降低劳动参与率。而失业率、总和生育率以及第三产业占比与劳动参与率之间均未表现出显著的线性关系。
（三）划分收入层次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实际汇率升贬值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会不会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以及为了检验上述全样本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标准，将58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划分为37个高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以及21个中低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并分别进行实证，结果见表5。 表5中，方程（1）、方程（2）和方程（3）是对高收入样本依次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方程（4）、（5）、（6）是对中低收入样本依次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从表中可知，高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为负，但是在第一列和第二列中并不显著，在方程（3）中也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32，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降低0.032%。而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样本而言，实际汇率前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稳定为-0.122，表明在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中，实际汇率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降低0.122%。综上所述，高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小，且没有中低收入国家显著。
根据以往的研究，实际汇率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響。高低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前的系数有较大差异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高收入国家相比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劳动力市场更加完善，实际汇率变动所能带来的厂房建设以及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限制了实际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幅度，劳动参与率相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更加稳定。第二，高收入国家的产业大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于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更小。第三，高收入国家有着更高的科技水平以及完善的劳动力制度，实际汇率变动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增加更可能通过机器代替实现，而实际汇率变动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会受到工会或者是劳动力制度的阻碍而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减小幅度。
就表5中的控制变量而言，政府支出占比在高收入样本中系数一直为负但只在方程（3）中显著，而在中低收入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政府支出占比系数却一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就方程（6）具体而言，政府支出占比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增加0.085%。这可能是因为在高收入国家中，政府支出主要用于转移支付、补贴和保障，政府支出占比越高，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可以依靠或是借助补贴维持生活，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投入国家建设如公共设施建设，政府支出占比越高，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这会吸引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而提高劳动参与率。人均GDP的系数在高收入样本中显著为正，这表明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越高;在中低收入国家中人均GDP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失业率、抚养比、总和生育率以及第三产业占比在两个样本组中均未表现出显著的线性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1.指标替换。上文已经提及劳动参与率的第二种测算方法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占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接下来我们使用该测算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并进行回归分析，对上文所得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报告了使用第二种测算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的估计结果。
由表6可知，在替换了劳动参与率的衡量方法进行回归之后，全样本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在方程（2）中为-0.032。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降低0.032%。这说明上文的结论较为稳健，并不会因为衡量标准而发生变化。在划分收入层次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和中低收入样本组相比，高收入样本的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依旧不显著且系数较小，这与本文采用第一种测量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所作实证结果相符，即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在更换了劳动参与率的测度方法后进行实证，得出的结论依然和上文保持一致，即实际升值会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贬值则会提升劳动参与率，且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更加显著，作用力度也越大。
2.内生性问题。此外，上述实证分析可能会由于遗漏变量等而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首先采用一般的处理方法对全样本、高收入样本以及中低收入样本重新进行估计，即以滞后一期的实际汇率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发现全样本中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参与率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此外，相比于高收入样本，中低收入样本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依然更大且更显著。为了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滞后一期的实际汇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可以发现，实际汇率在各样本中的系数与上文结论一致，即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有负向影响，且在中低收入国家更加显著，作用力度更大。表7是采取上述措施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的回归结果。
四、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参与率的需求机制研究
上述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升值（贬值）会降低（提高）一国的劳动参与率，且在中低收入国家更加显著。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作用机制。
（一）实际汇率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为了检验现实中实际汇率对劳动参与率的作用机制是否和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即实际汇率是否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本文采用中介变量检验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中介变量检验分为以下两步：首先，检验实际汇率对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是否有显著影响;其次，将中介变量加入原始模型（1）中进行实证，观察实际汇率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是否大幅降低。为检验实际汇率对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reri，t表示i国t时期的实际汇率;labi，t为中介变量，表示i国t时期的劳动力需求;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f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观察不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δi代表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εi，t为随机扰动项。
关于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学者们大多使用就业数来衡量。[28][29][30]本文也不例外，使用一国就业人数衡量劳动力需求，就业人数以15岁以上参加工作的人数衡量，数据来源于ILO数据库。解释变量实际汇率用实际有效汇率衡量，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基期为2010年。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代表一国实际汇率升值，实际有效汇率下降则代表一国实际汇率贬值。根据理论分析及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选取了以下五个主要控制变量，简单说明如下：贸易依存度，贸易开放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资本形成促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从而使得企业加大对劳动的需求;通货膨胀，由于工资价格粘性，高通胀能给一国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劳动力需求增加;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正向影响劳动力需求;制造业占比，制造业占国家行业比重越大，劳动力需求往往越大;政府支出占比，政府支出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建设性支出，带来额外的劳动力需求。 其中，通货膨胀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基期为2010年，其余年份以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00进行处理。人均GDP以2010年为基期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所得。贸易依存度用商品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即商品进出口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以现行美元计算。由于所用的数据都属于宏观数据，数据的波动可能会引起较大误差，为了保证计量估计结果的真实性，本文对所有变量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样本范围为涵盖了不同收入类型的73个国家1991～201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各控制变量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8。
上述各变量在取对数后首先进行IPS和费雪式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各变量都是平穩的。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表9报告了实际汇率对于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并采用依次添加控制变量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实际汇率。从表中的回归结果可知，实际汇率对于劳动力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19][20]，这也说明本文实证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如方程（3）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为-0.17，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力需求就会下降0.17%，而实际汇率贬值1%，劳动力需求则会上升0.17%。这也验证了中介变量检验法的第一步，即实际汇率对于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有显著影响。
（二）加入中介变量的原始模型回归结果
上文通过构建包含中介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实际汇率对劳动力需求会产生负向影响，即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一国劳动力需求，贬值会提高劳动力需求。接下来将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加入原始模型（1）中进行实证，观察实际汇率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是否大幅降低。表10是按照不同的估计方法做出的回归结果。方程（1）和（2）是使用第一种测算方法得出的劳动参与率作被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方程（2）中加入了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使用第二种测算方法所得劳动参与率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表方程（3），方程（4）是额外加入了劳动力需求所得回归结果。上述回归可能会因遗漏变量等而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使用实际汇率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得出的结果如方程（5）和（6），方程（6）为加入了劳动力需求的结果。
由表10可知，加入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后，劳动力需求前的系数一直是显著为正的，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也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即劳动力需求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如方程（2）中，劳动力需求前的系数为0.427，表明劳动力需求每提高1%，劳动参与率就会提升0.427%。此外，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实际汇率前的系数显著性下降的十分明显，且系数变小。如方程（1）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下降0.057%，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的方程（2）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幅度变小，具体而言，实际汇率每升值1%，劳动参与率仅下降0.029%。在采用第二种测算方法衡量劳动参与率的回归结果中，实际汇率前的系数因中介变量的加入而变得不显著，不过系数仍为负。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能得到上述同样的结果。
综上所述，实际汇率能够对劳动力需求产生负向影响，且劳动力需求增加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在加入了中介变量劳动力需求进行回归后，实际汇率前的系数显著性明显降低，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也相应降低。结合上述实证结果可知，实际汇率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这一渠道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且可能存在其他传导渠道。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经验分析得知，实际汇率能够通过贸易等多个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到劳动参与率。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实际汇率与劳动参与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劳动参与率，贬值则会提升劳动参与率;二是实际汇率主要通过需求机制影响劳动参与率，即实际汇率变动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三是相比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实际汇率变动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力度更大，且更显著。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汇率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在步入新的阶段后，“人口红利”的下降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都让我们必须慎重处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实际汇率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劳动参与率又是决定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主要因素，所以制定汇率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二）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人民币倾向于非均衡升值。且在当前国情下，我国面临着人口红利下降等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须保持劳动参与率稳定均衡。故而应采用适当的方法来抵消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对劳动参与率的负面影响，如适当降低社会转移支付等措施。此外，我国也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拓宽就业信息渠道，促进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
（三）由于实际汇率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参与率，故而我国可以直接采取一定的财政措施直接提高我国劳动力需求，从而吸引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如加大财政支出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等，以提高劳动力需求，进而提升劳动参与率，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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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