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历史教科书口语化的产生
　　 以前发行的书籍大多都是文言文语言，文言文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可是直到辛亥革命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对于教科书的自身要求，无论是放在当时到处充满革命和改革的背景下，还是在任何时代，教科书的首要目的都应该是启蒙。在民国，这种要求就更显的强烈。在汉语中，“启蒙”一次最早见于《风俗通？皇霸？六国》“海辄挫恤，亦足以祛蔽启蒙矣”。“启”是开的意思。而“蒙”，至少有三种意思;其一，蒙骗，与“实”相对。其二，蒙昧，无知。其三，通朦，眼明。在现代的中国语境中，启蒙的要点是“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启蒙一词，英文中是enlighten，德语中是Aufklaren，法语中是luire。他们的中心词根都是“光”、“照亮”，一般指传递知识，使人从无知变为有知。
　　 教科书发展具有局限性，白话文的发展还不完全，任何一种新语言要获得完善的基本结构和话语内涵都需要时间的磨练。书面语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介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编撰的学者还在积极探索一种适合印刷成书，便于阅读和理解的语言。教科书的发展也不完善，有很多借鉴外来课本直接翻译的部分，历史的专业性词汇还没有人人皆知。
　　 二、口语化语言的影响
　　 （一）教科书口语化语言的积极影响
　　 1.弥补传统启蒙读物的不足，便于学生理解研究。
　　 在西方教科书引进时，狄考文曾用一种戏谑的口气讲到，中国文言文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中国学生必须成为学者，才能读懂学校的课本。四书、五经、史鉴等这些传统启蒙读物有的没有教育意义，有的陈义过高，不合儿童生活，而且文字艰深，教学时除了死记硬背外，也不能使儿童明白到底读的是什么，只能虚度光阴，耗费精神，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处寥寥无几。出现这种“心界、眼界五一非三代以上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传统历史教学用书的落后，传统蒙童读物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显得“不宜教科”了。
　　 而民国教科书能更好的起到科普史实的作用，学生可能不需教师讲解自己也能很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只有在理解客观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学生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条件对一些历史事件做出价值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这就避免了学生没有一定的学科素养不能理解以前的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囫囵吞枣的现象。
　　 2. 白话文的推及。
　　 比起廉价通俗的报纸，信息量更大、内容更具思想性和深刻性的杂志和图书，以声音为媒介的广播、戏剧和电影等，教科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强制性的推广，使它的使用范围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普及，使教科书的使用有了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受众的庞大，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从而促使各大出版机构大力发展教科书编写、出版事业，而一套好的教科书可以重复使用几年甚至几十年，再版十几次、几十次，又使它具备了极为良好的传承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教科书语言的日趋完善和规范，为国语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范本。因此，在白话文传播的过程中，教科书是规范汉语、传播汉语的最佳途径，对国语的传播起到了更为基础和广泛的作用。
　　 3. 后代历史教科书的范本。
　　 民国历史教科书虽然还有许多的不完善之处，但是却是以后各个时期各个版本各个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的先驱。无论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有多简练多专业，都是借鉴或者直接浓缩以前的教科书，所以民国的历史教科书是现行的教科书的基础，为历史教材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
　　 （二）教科书口语化语言的消极影响
　　 1. 缺少专业性和专业内涵。
　　 因为口语化语言有通俗性，和平常讲话无两样。而作为要求严谨、具有教育意义的教科书而言，教材语言是需要标准专业性语言的，而不是全用口语阐述历史事件。所以教科书应当使用标准的书面语，遇到学生难以理解的词时可以用口语语言解释以便理解。这也有利于学生以后像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更有学术、也更有专业内涵。
　　 2. 语言繁杂，不凝练，缺乏重点。
　　 因为全部使用口语化语言，所以叙述出来的历史事件显得很繁絮，时间的起因、经、结果都用平实的语言交代，学生读后可能很难分出重点。所以这样的语言会使学生缺乏兴趣，学习的时候不够专注，降低学习效率。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